我出生于民国91年(1930年)阴历6月。“七七事变”爆发后,我已8岁了。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事情,经常听大人们议论,虽然不是完全明白,但也初步知道了日本人是坏蛋,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当时,山西军阀阎锡山正与共产党、八路军合作抗日,山西的牺盟会在全省各地也很活跃,经常有穿工人装、学生装、灰布军装的人到村里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还在墙上写抗日标语,给大家演文明戏。我们一群小伙伴感到很新奇,宣传队走到哪儿就跟到哪儿,也从中受到初步的抗日启蒙。“12月事变”后,共产党八路军为顾全大局,主动实行“太南撤军”,退往临屯公路以北地区。日本人乘虚而入,占领了山西许多地方,我所在的阳城县就在这一年沦陷。但是,共产党、八路军并不愿放弃原来的根据地,阎锡山守不住,也不能让它落到日本人手里。于是,经常派出部队到这一带活动,逐步地进行重新开辟和发展,又夺回了许多地方。到1942年太岳支队重返太南、晋豫,阳城抗日局面更是大为改观。从阳北地区来说,从八甲口到町店这一带,以芦苇河为界,以南为敌占区,以北为解放区(根据地);从町店至芹池一带,以西为敌占区,以东为解放区(根据地)。阳北单独设县后,为了使各抗日村能够灵活机动地与敌周旋,上级根据一些村编制过大的情况,重新进行了区域划分,我所在的大宁编村被一分为二,即在保留主要部分的前提下,将石旺沟、后深沟、上下土沟等边缘小庄划出,与刘家腰的黍地、中峪沟的玉则、白家庄、东岭山等数个村庄,合并组建为西山编村。我们那个小庄子由于靠近芦苇河,在西山村来说属于边缘区,加上靠近芦苇河,进出方便,因而经常有八路军、县大队、工作队驻扎,仅县大队(后来改编为独立营)就驻扎过三次。我还记得部队出操时,全村群众站在山坡上围观。县抗日政府组织的工作队、宣传队,更是频繁到庄上进行抗日宣传,还有文化教员前来书写抗日标语,并给人们宣讲抗日救国道理。这年我12岁,可以说基本懂事了,我和小伙伴们都参加了儿童团,扛着红缨枪和大人一起站岗放哨,盘查行人。同时,只要有部队和工作人员进村,我们一群小伙伴就特别兴奋,一直跟着他们跑,也很乐意为他们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提石灰桶了,拿纸研墨了、搬凳子抬梯子了,等等,可以说从那时起,我就接触了抗日工作。同时,因为年纪小,有时也闹出一些笑话。下面略述几件小事:
一、刷标语。一次,县里派出的文化教员到我村搞宣传,并在佛堂庙后墙上写了两条标语,一条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条是“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写的时候,我和卫书贵、卫毛毛、王卫祥等小伙伴就跟在后头围观。文化教员走后,我们也照着墙上的字在地上比划着写。那时,大家只上过几天私塾,只能读写一些简单的字,复杂的字就不会念,也写不来。文化教员刷的这两条标语,我们能念会写的只有“打倒日本”四个字。大家在地上比划了一阵,有人提议说,把这几个字写到咱们大门上吧,我说行,大家也都起哄说行。于是,我提着石灰桶,“小秀才”卫书贵拿着笔,先来到我住的高头院,在两扇大门上,一边写了个“打倒”,一边写了个“日本”。刚写完,我父亲正好回来了。他一看我们在大门上写的四个字,立刻大声训斥道:“谁让你你们这么干的?”小伙伴们不敢吭声,我说,是我叫写的。我父亲骂道:“胡闹。日本人要是来了,不写这些还不要紧,一看你大门上有这字,还不杀你全家?"我嗫嚅着抗争道:“那文化教员不是在佛堂庙后墙上也写了这些字吗?"父亲说:“文化教员写在哪那儿可没事,那是在公共地方,日本人来了,也抓不住咱的把柄。你这明晃晃写在自家大门上,不是自寻死路吗?我不是不赞成抗日,我是说不能自家往日本人枪口上送,懂吗?“我和几个小伙伴觉得父亲说的也有道理,于是自动把把写在大门上的字洗掉了。
二、玩躲兵。一次,几个小伙伴在一起,谈起日本人来了后,应该怎样躲藏。议论了一会儿,有人提议说,咱们试一试吧,大家都赞成,当下推举毛毛当日本人,我们扮躲兵的。我们先把毛毛的眼睛用布捂住,然后分散藏起来,让毛毛找。我藏在一棵3米高的树上,其他人有的藏在草丛里,有的藏在地埂后。过了一会儿,毛毛问:“藏好了吗?”有人回答:“藏好了”。于是,毛毛取下蒙眼布,开始四处寻找。陆续找着了几个,但就是找不到我。一会儿,他到了我藏身的树下,四处张望。我忽然想和他玩个恶作剧,于是掏出自制的小手枪,装上火药,把火捻点着,照着他的脑袋打了出去,虽然没有杀伤力,但却使他的脸变成了大花脸,也把他吓了一大跳。毛毛恼了,扬起手中的钩镰,向我藏身的树上投去,正好掷在我的脚上,当即把我的脚面割出一寸多长的口子,鲜血直流,我“哎哟”一声,一下子从树上摔了下来。毛毛和其他小伙伴见状,赶紧围上来,有的捏住我的脚脖子,有的从身上撕下破布为我包扎,忙乱了半天,才止住血。晚上回去,父母看我一瘸一跛,问我怎么了,我撒了个谎,说是不小心碰了一下,才遮掩过去。
三、驯牲口。1942年以后,阳北大部分地区虽然成了根据地,但驻县城和刘村据点的日军还是经常出发扫荡,对根据地人民进行烧杀抢掠。因此,躲兵(也有的叫跑反),就成了当时群众的家常便饭。躲兵时不仅人要跑,还要把牲口带出去,因为这是老百姓的半份家当。当时,各家的牲口基本都是各家孩子照料。在大牲口里面,骡、马、驴一般跑得是比较快的,但牛却跑不快。我的小伙伴中,有一个叫卫书润的,他家就养的是牛,因走的慢,差点落到日本人手中。一次,我们小伙伴聚在一起,讨论怎么能让牲口跑得更快,躲过日本人的毒手。当说到卫书润的牛时,大家七嘴八舌说了许多办法,其中一人讲到,可以在牛的尾巴上拴上一挂鞭,点燃后牛受了惊,一定会跑得很快。大家都认为这个办法可行。第二天,大家把牲口都赶在山坡上,其中也包括书润的牛。小伙伴们七手八脚,有的牵牛鼻子,有的在牛尾巴上绑鞭炮。弄停当后,一个人划着火柴,把鞭炮点燃,顿时噼里啪啦一阵爆响,牛受到惊吓,猛然窜了出去,撒开四蹄,不要命的跑。小伙伴们见状,高兴得拍手大笑。牛一直到跑累了,才自己停了下来。自此起,只要谁摸一下这头牛的尾巴,它就会不要命的跑。其它养牛的家户知道后,也照葫芦画瓢试了一下,果然很管用。1942年秋,日本到后河一带扫荡,我庄民众都往在后深沟躲兵,我们小伙伴牵着骡马驴,紧紧跟在大人后面。书润及其他几户养牛人家,因为把牛驯服,一抹尾巴它就跑,所以也跟的很紧,没有受到损失。
四、值夜班。1942年秋,在主力部队帮助下,各抗日根据地均实行了联防制度。具体要求是,各个所属村庄,不论大小,一律建立值班制度,将村民排出先后顺序,按户轮流站岗放哨,防止鬼子偷袭。我所在的西山村,也按联防要求,加强了夜间值班。一天晚上,轮到我父亲和王卫祥值班,我父亲有些不舒服,当卫祥去喊他的时候,我父亲说今天晚上去不了,让卫祥一个人去,卫祥说自己一个人不敢去,非要我和他一块儿去。我父亲答应了。于是,我和卫祥来到岗哨位置——离村半里地的原坡。原坡是一块二亩大的庄稼地,站地边上,就可以居高临下,俯视芦苇河的动静,一有情况,就能够及时发出警报,通知乡亲们迅速转移。因为日本人到后河扫荡,一般要涉过芦苇河才能进村。当时正是雨季,芦苇河漲得很大。我和卫祥一边盯着河面情况,一边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话。当两人说到,原坡虽然居高临下,但晚上看不清晰,万一日本人来了后怎么办时,我的心里猛然动了一下,想道:芦苇河现在水深浪急,日本人即使来了,也不能渉水而过,而是必须走木马桥。要是把木马弄坏,日本人即使想过河也要费许多时间。这样,乡亲们不是就可以安全转移吗?我把想法和卫祥一说,他很同意。于是,我们两个迅速下到芦苇河边,把木马使劲撬松,将其连接的地方断开,然后再回到原坡。果不其然,拂晓时分,我们听见芦苇河方向传来“哎呀”一声惊呼,果然是日军趁人们熟睡之际偷袭来了,叫声是走在最前面的伪军踩塌了撬松的木马发出来的。我们一听声音不对,赶快跑回庄上,大声喊叫:日本人来了,乡亲们快跑。乡亲们本来就有准备,每天晚上连衣服也不脱,整晚和衣打盹。听到喊声都迅速出门,扶老携幼,向后深沟一带躲避。日本人过河遇阻,只好返回到老山沟庄,搜寻到一些门板,重新搭好桥才过了河,但当他们进庄后,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避免了一次祸害。
五、闹误会。1943年6月,传来一个消息:日军要大举出动,到阳北根据地进行报复性扫荡。阳北县委和县抗日政府要求各村严密警戒,防止敌人的偷袭和破坏阴谋。各根据地村和边缘村的站岗放哨,尤其是夜间值班,就抓得更紧了。一天晚上,轮到我和闹闹(王国珍,后任西山村武委会副主任)值夜班,地点还是原坡,监视方向仍为芦苇河。这天晚上,天气特别晴朗,月光特别亮堂,芦苇河两岸的情况基本都能看清楚。到后半夜时,我们忽然看见对岸出现了一排人,肩膀上扛着一个长长的东西,在月光下明晃晃的,很像日本人的三八大盖。我们两个断定是日本人偷袭来了。当时,我和闹闹每人带了一颗日式手榴弹(这是日本人扫荡时故意留在群众家中的,椭圆形,有半颗鸡蛋大。目的是让群众捡到后,不懂的人或小孩子摆弄时,就会发生爆炸伤人事故。但我们的群众很有觉悟,捡上后交给了民兵)。我们生怕警报发迟了,乡亲们跑不出去,闹闹先把手榴弹掏出来,在膝盖上一磕,然后使劲向下扔去,我也紧跟着掏出自己的手榴弹,磕了一下扔了出去。只听“轰”、“轰”两声,两颗手榴弹先后爆炸。不料,爆炸声还未消失,就听河对面有人高声喊道:“老乡,别误会,我们是前河孙王庄村和李丘村的,给阳北政府送公粮来了。”我俩一听,才知道出了差错。闹闹立刻叫我赶快回村报信,告诉大家弄错了,不要往外撤,他自己亲自跑下河边检查核实。一阵忙乱后,庄上群众才安静下来,已跑出去的又掉头回了家。闹闹通过仔细询问,也弄清河对面出现的人,确实是前河群众到阳北送公粮的,之所以深更半夜出来,是为了躲避日本人。虽然闹了一场虚惊,但也说明在当时那种形势下,根据地军民始终对日伪偷袭保持着高度警惕。
总之,我的童年时代是在战火纷飞中度过的。这以后,我在组织的关怀下,又先后到阳城五高、晋豫中学读书,期间还担任过西山村青年抗日救国会(青救会)主席,一直到抗战结束。我们那一代人,既经历了血与火的的战争考验,也从中锻炼出机智勇敢、不畏强敌,敢打敢拼的斗争精神。而今,中国人民伟大的、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已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永载史册。我作为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也对当时的情景留下了永恒的记忆。我为自己经历了伟大的抗日斗争而自豪。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