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我党我军灵魂革命的圣地

闽西大山深处，龙岩市上杭县古田村廖氏祠堂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伟大现实意义的“古田会议”召开之地。1961年3月，国务院公布古田会议会址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6月，又被中宣部公布为“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试范基地”。几十年来，前往参观学习的人们络绎不绝。尤其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之后，这个山中小镇更加成为红色旅游圣地的热中之热，前来瞻仰、考察的团体和组织更是人头攒动、如水如潮。

吸引人们的并非古田优美的自然风光，也不是廖氏祠堂玲珑精巧、极富夸张的飞檐翘角，而是它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着里程碑意义的政治内涵，让它像一块吸力强劲的磁铁，令无数对我党、我军革命历史与前程充满信仰和追求的人们无限地向往。引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古田是我党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的地方；是我军政治工作奠基的地方；是新型人民军队定型的地方”。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在古田廖氏祠堂召开了由全军各级党代表、士兵代表和地方党组织代表以及妇女代表等120多人出席的第九次党代会。

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党代会决议草案》，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会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确定了党指挥枪的原则，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等重大思想性、方向性问题，是我党我军灵魂革命脱胎换骨的一次华丽转身。为今后我党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向着全心全意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发展，领导和保障中国革命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回顾历史，古田会议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契机下召开的，既有它的必然性，也有它的偶然性。

1928年4月，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与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第四军，5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11月，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书记。在短短3个月内，红四军在朱德、毛泽东、陈毅等领导下，打破了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多次围攻。 为了扩大根据地等战略目标，红四军于1929年1月开始向赣南、闽西进军，在行军中战斗，在战斗中行军，艰苦异常。

恰在此时，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与桂系军阀为了争夺两湖的控制权，爆发了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军阀之战，蒋介石率闽西地区的大部分国民党部队南下广东征剿桂系部队。几乎与此同时，土生土长的邓子恢在龙岩领导当地农民暴动，开展了斗地主、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运动。为了巩固当地运动成果以及壮大土地革命运动的势头，邓子恢悄悄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告知闽西龙岩一带正是国民党统治的空虚和薄弱之时。来信正中红四军下怀，立即指挥部队朝龙岩方向挺进。5月下旬，朱、毛率领的红四军与闽西暴动领导人在庙前孔清祠研究部署攻打龙岩城，5月23日攻克龙岩陈国辉部300多人。为了诱敌深入，红四军下午就立刻撤出龙岩，向永定进发，给敌人造成红军拟撤回江西的假象，敌军以为红军不敢久留，又“收复”了龙岩。6月3日红四军一鼓作气出其不意第二次攻占龙岩。二克龙岩后红四军在新泉休整，将闽西红军扩编为第四纵队，佯装返回江西，吸引在广东参加蒋桂战争的陈匪主力撤回龙岩，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回马枪三克龙岩，除陈国辉带亲信潜逃外，歼敌2000多人。

三克龙岩的战役取得了红四军前所未有的胜利成果，开创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后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基础。客观地讲，闽西这片根据地的建立，一方面是朱毛的用兵如神，另一方面也是红四军钻了“蒋桂战争”的空子。正如毛泽东在《清平乐•蒋桂战争》一词所描绘：“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字里行间跳动着一股按捺不住的喜悦和兴奋。

但是，此时的毛泽东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胜利掩盖不住红四军党内和队伍里存在的严重矛盾和问题。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革命队伍的扩大，红四军及其党组织加入了大量农民和其它小资产阶级的同志，加上环境险恶、战斗频繁、生活艰苦，部队得不到及时的教育和整训，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根据地、军队不受党的领导、流寇思想和军阀作风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内滋长严重。打骂士兵、枪毙逃兵的现象时有发生。凡此种种，不仅严重妨碍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也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

作为红四军党的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早就忧心忡忡。在红四军“七大”、“八大”上，毛泽东曾经力图纠正这些错误的思想和倾向。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红四军党内，特别是领导层存在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毛泽东的主张不仅没有被大多数领导同志接受，就连“前委书记”的职务也名存实亡,毛泽东处于被“架空”状态。

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红四军迎来了自改编以来少有的“宁静”和“空闲”，为部队总结经验教训，反思整肃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时间和空间，尤其作为“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更把部队“整训”看作“十万火急”的大事，摩拳擦掌，志在必得。

8月下旬，陈毅绕道香港秘密潜回上海，向党中央如实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研究讨论红四军的问题。经过一个月的讨论，形成了由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后来称作“九月来信”。九月来信肯定了红四军建立以来取得的成绩和经验，也指出了所存在的错误。同时还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明确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在“九月来信”的精神指导下，红四军于12月3日至20日在新泉进行为期18天整训，为“九大”（古田会议）的召开作准备。

整训期间，朱德抓军队整训，陈毅抓思想政治工作，毛泽东集中精力搞调查研究，召开各纵队领导人和连队支部书记及士兵座谈会、农民座谈会。与会人员毫无顾忌地发言，揭发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及表现。士兵座谈会上提到一个叫陈铁民的副大队长三天两头打骂士兵，士兵给他起外号叫“铁匠”，有的士兵经受不了打骂，只好开小差回家。毛泽东抓住这些典型事例进行启发教育，和大家一起分析这些错误思想作风的根源和危害，研究纠正和解决的办法。

毛泽东在收集大量素材的基础上，在望云草室的油灯下，分门别类地梳理，定出纲目，起草三万多字的“九大”决议草案，好像在黑夜中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勾画出建设人民军队的蓝图，为“九大”的召开奠定了基础。12月22日全体指战员向古田进发。

12月末的闽西山区阴冷潮湿，古田村廖家祠堂（当时为曙光小学）120多名“九大”代表将百十平米的厅堂和天井坐得满满当当，他们大都身着单衣，脚穿草鞋，为了驱寒，院内天井及四周还点燃了几处火堆。然而，更能驱赶人们内心寒冷的是厅堂山墙上“中国共产党红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会标以及四根柱子上“中国共产党万岁”、“反对机会主义”、“反动盲动主义”、“反对逃跑主义”的手写标语。他们仿佛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在这里将要翻开崭新的一页。

12月28日至29日仅有短短两天的古田会议之所以能够振奋人心，彪炳史册，是因为它通过的八个决议草案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个军队必须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的建设工具。从根本上划清了新型人民军队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明确了军队同党的关系，指出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党指挥枪的原则。批评了那种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对立的，军事不需要服从政治，或者以军事来指挥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同时作出了关于反对平均主义，反对极端民主主义，反对流寇军阀作风以及“废止肉刑和枪毙逃兵”等决议。另外还指出：“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它除了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重大任务，从根本上规定了红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八十八年过去了，廖氏祠堂的檐角依然朝天空高翘着，厅堂柱子上的标语墨迹未退，天井四周三合土地面上人们烤火留下的黑色印记仍然清晰可辨。流连其中，仿佛还能够听到毛泽东的浓重湘音在屋宇和院坝里回荡，还有那阵掌声和表决时齐刷刷举起的手臂。在这里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完成了一次浴火涅槃和灵魂重铸。站在历史的今天，似乎还能听得到它那骨骼矫正的“咯嘣”声和血脉贯通的汩汩流淌声，像一首节拍雄壮、和声优美的进行曲鼓舞着人民军队向前、向前、向前！

几十年来，我党从幼稚走向成熟，我军从弱小走向强大，正是遵循古田会议精神，用先进的思想理论作武装，开辟了思想建党、政治治军的成功之路，形成了党和军队建设独特的政治优势。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以来古田会议对加强各级党建工作和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之后，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牢记历史，不忘初心，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铲除腐败，割除毒瘤，打造新时代人民军队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更是古田会议精神的延伸和创新。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