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共产党失败的沉痛教训

---重读《第三次白色恐怖》有感

一

《第三次白色恐怖》，1988年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书不算厚，共193页，13万字。作者张海涛，新华社记者，1963年至1966年常驻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1965年，印度尼西亚发生了针对印尼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大屠杀事件。作者耳闻目睹了这一场举世震惊的人间惨剧，内心深受震撼，即使回国后也常常夜不能眠。由于受当时的各种因素制约，他始终没有将自己的见闻形成文字。1986年，随着社会逐步开放，作者本着还原真相、启迪思考的目的，终于把这一段历史写了出来。这本书披露的许多事实，在当时具有很强的爆炸性和冲击力，因而特意标注了“内部发行”四个字，发行量也很少，全国只有几千册。1988年，我在长治学习时，周末偶逛新华书店，有幸看到了这本书。作为对政治和历史的偏爱者，我仅仅大致浏览了一下目录和前言，就敏锐地感觉到这本小册子里，蕴含着大量不被人们所知的重要信息，于是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回到宿舍，我迫不及待地展卷捧读。几乎是一夜未眠，一口气将其读完。书中所披露的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一个个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血腥场面，使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这本书使我很长时间心潮难平，并思考了很多问题。但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和体会付诸文字，写成文章。后来，由于多次搬家，连书也找不见了。

最近，我在整理自己的藏书时，忽然又见到了这本书，它夹杂在另外一本书里。这使我喜出望外，如获至宝。我以激动的心情，又将这本书从头至尾认真地看了一遍。从80年代至今，已经过去了30多年，其间，发生了苏东剧变等国际共运史上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也亲身经历了国内许多交锋和斗争，可以说思想更加成熟，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也更加理性和深刻。因而不由自主地想就重读《第三次白色恐怖这本书，谈一些个人的感受和看法。

二

我想根据作者的思路，首先概括叙述一下书中关于三次白色恐怖的大致情况。

印度尼西亚是一个长期受荷兰统治的殖民地国家。荷兰从1620年成立殖民帝国机构—东印度公司开始，统治印尼长达300多年。国际洋行、慕娘公司、耶谷逊洋行、荷兰商业银行、渣打银行、大东银行等等受到印尼人民深恶痛绝的殖民垄断企业，在印尼民族躯体上任意吸血哸膏。为了进一步征服和镇压印尼民族，荷兰殖民政府在印尼国内发动了一系列战争。把广大印尼人民淹没在血泊中。为反抗荷兰殖民统治，印尼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14年5月，印尼创立了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1920年5月，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通过决议，将联盟改名为东印度共产党。印尼共产党就在这样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代诞生了。印尼共产党（为节省文字，以下多数地方简称为印尼共）在初期的力量很弱小。到1925年，才有不足3000人。但是，这个年轻的党在斗争中表现很英勇。到1965年，印尼共已发展成为拥有300多万党员、2000多万在全国各地的同情者、仅次于苏共和中共的世界第三大共产党。

印尼共走过的道路充满着艰难曲折。国内外反动派对印尼共的围剿和屠杀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1925年12月，在荷兰殖民政府的压迫下，印尼共在中爪哇的布兰班南召开紧急代表会议，决定举行反对荷兰殖民统治的武装起义。1926年11月12日夜，在荷兰殖民统治的首脑机关所在地巴达维亚（即现在的雅加达），首先打响了武装起义的枪声。人数不多的起义队伍向着市中心的监狱、警察局、电话局发起了进攻。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寡不敌众，起义很快失败。在爪哇的万丹、梭罗、谏仪里，在西门答腊的西龙岗等地先后发动的武装起义，也被荷兰统治者镇压下去。一万多名共产党员和非党群众被逮捕。党的领导骨干，有一些在战斗中牺牲，有一些在荷兰殖民主义的绞架下慷慨就义，有一些高唱革命歌曲，走向荒无人烟的利辜流放地。印尼共将荷兰殖民政府的这次血腥屠杀，称为“第一次白色恐怖”。

1926年的起义失败后，印尼共经历了将近20艰苦卓绝的地下斗争。前一段是继续反抗荷兰殖民统治，后一段是反抗日本军队占领。1948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印尼共转为公开活动。在共产党人推动下，印尼民族主义者苏加诺宣布印度尼西亚独立，成立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但旋即遭到英国干涉和荷兰军队的大规模进攻。印尼共带领群众，奋起保卫独立，保卫新生的共和国，并一度建立了自己的武装。由于印尼共的出色表现，党的领导人沙米尔.沙利佛丁一度出任印尼共和国政府总理。有的党员成为共和国武装部队的指挥员。形势一时非常可观。但是，印尼共对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反共阴谋缺乏应有的警惕和应变准备。1948年7月，美国、荷兰和印尼哈达政府代表，在东爪哇秘密集会，策划反共。9月，即爆发了骇人听闻的“茉莉芬事件”。事件起因是， 8月初，中爪哇梭罗的丹·马拉卡集团武装组织野牛队暗杀了左派武装力量国民军第四师师长苏达尔多。9月1日，驻梭罗的右派部队西利旺仪师绑架印尼共产党人，并无故扣押前往营救的第四师军官，引起双方武装冲突。9月17日，驻梭罗的左派军队被右派军队赶出梭罗，退往茉莉芬。9月18日，茉莉芬驻军两派发生冲突，左派军队控制全市。当时州长出差在外，市长生病。左派组织人民阵线推选副州长巴尔第(共产党员)代理州长职务并电告中央政府。哈达政府闻讯立即声称印尼共在茉莉芬发动政变，并调动全部军警进攻茉莉芬。9月30日，政府军攻占茉莉芬。印尼共总书记慕梭率部反抗，战死沙场。党主席沙佐诺、副主席达尔斯曼、党的著名活动家沙利佛丁落入敌手，在刑场上壮烈牺牲。34名中央委员，大多数被杀害。在整个茉莉芬事件中，印尼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被捕者达3.5万人，其中1万人惨遭屠杀。这是印尼共历史上经历的第二次白色恐怖。

这次大屠杀三个月之后，荷兰殖民主义者认为条件成熟，遂出动大批军队再次向印尼共和国发动全面进攻。由于印尼共遭到严重打击，印尼反抗侵略的力量大为削弱，致使荷兰军队长驱直入，迅速攻占了当时的印尼首都日惹，逮捕了总统苏加诺和副总统哈达。在国家危亡的紧急关头，身陷囹圄的大批印尼共党员、干部焦急万分，纷纷设法逃出监狱，奔赴战场，率领群众向荷兰侵略者冲锋陷阵，用自己的躯体保卫了新生的共和国。1950年9月，印尼共在中爪哇梭罗地区为1948年茉莉芬事件中惨遭杀害的11名领导人隆重举行了移葬仪式。次年，着手重建党的组织，选举形成了艾地为总书记、鲁克曼为第一副总书记，约多为第二副总书记的新的党中央。从1949年到1965年，印尼共经历过一些曲折和尖锐的斗争，但基本上处于一个和平发展时期。在这15年的过程中，印尼共与苏加诺总统和印尼政府建立了较好的合作关系，总书记艾地等党的领导人在政府多个部门担任了不掌实权的领导职务。党的力量达到空前发展，党员数量达到300万人，同时还拥有300多万人民青年团团员，350万工会会员，850万农民阵线会员，还有几百万妇女协会会员，成为印尼社会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形势一时非常可观。

但是，在大好形势下，却隐藏着严重的危机。只是由于印尼共自上而下对形势过于乐观，失去了对危机应有的判断和警觉性，以致在危机骤然袭来时，毫无招架之力，竟在一夜之间轰然倒下。

危机是从1965年9月30 日开始的。这天夜里，发生了一个以苏加诺总统与印尼陆军将领之间的矛盾为主要线索的重大事件。具体经过是：9月30日晚上，总统警卫部队第一营在营长翁东中校率领下，由印尼武装部队其他两个营配合，在市内发起逮捕据称是美国支持的“将领委员会”成员的行动。当夜逮捕了6名亲美反共反苏加诺总统的高级将领，并立即处死。一名拟逮捕者接到告密电话后逃脱。这就是著名的“9.30事件”，又称“9月30日运动”。第二天，即10月1日，发生了另一个重大事件：印尼陆军战略后备司令苏哈托少将率领大批士兵，由在茉莉芬反共事件中一度被解除武装的西利旺仪师紧密配合。占领了首都雅加达。翁东中校率领的警卫营一触即溃，翁东本人被捕。“9月30 日运动”昙花一现，不满一天即夭折。总统苏加诺也被孤立起来，政令出不了总统府。事件表明，这是一场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军事政变。

苏哈托站稳脚跟后，其亲美反共的真面目立即暴露出来。他诬称印尼共与9.30事件有牵连，后来干脆把印尼共说成是9.30事件的主谋和后台。并通过严刑拷打，把这种污蔑逼迫从翁东中校之口说出来。为了彻底抹黑印尼共，苏哈托的政变班底还开动一切舆论机器，大肆造谣。他们或伪造一个印尼共机密文件，或弄几支枪，几颗手榴弹，派人藏到已逃亡的共产党员家里，然后让军队带上记者去到现场搜查、拍照，再把这些假证据登到报纸上，以激起人们对共产党的愤恨。一时之间，各种媒体上每天都是这种离奇古怪的新闻，让人们感到共产党真是坏透了，是十恶不赦的恶魔。随着铺天盖地的舆论丑化，一场针对共产党员、工农群众、爱国知识分子、以及其他革命人士的、空前规模的大屠杀也紧跟而来。当年11月中旬，政变首领苏哈托发出一道紧急、详细的命令，要求全国各军区从“肉体和意识形态上”摧毁印尼共产党。12月中旬，又派遣一些军官下去实地检查这道命令的落实情况。于是，这个千岛之国的大小岛屿上，从爪哇岛南部的火山高原地带到北部滨海平原，从苏门答腊岛著名的种植园区石油矿区，到边远的帝汶岛渔村，从森林密布、浓荫蔽日、号称绿色海洋的加里曼丹，到山岳连绵的苏拉威西，从风景如画的巴厘岛，到龙目、松巴哇、佛罗勒斯岛，到处传出残杀印尼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志士的骇人听闻的消息。在这个岛国里，几个月中，大白天每天都有大批的革命者被拉出监狱，公开屠杀。一到晚间，陆军官兵便在各地纷纷出动，把一批又一批共产党人和嫌疑分子从牢房里提出来，用卡车运到野外，排列成行，残酷地加以杀害。他们不仅要杀害革命者，对那些善良的妇女，天真活泼的孩子，襁褓中的婴儿，也毫不留情地进行屠杀，妄图斩尽灭绝，让革命者绝种。即使是富人，只要和共产党有牵连，也要被杀。巴厘岛一个世袭土王仅仅有通共嫌疑，就被活活打死，全家老幼一个不留，就连一群仆人也被敲碎了脑袋。一些村庄，仅仅因为村长加入了共产党，全村男女老幼就被全部杀死。在许多地方，被害者的尸体躺在公路沿线的壕沟、田野、河道里腐烂，许多河流被受害者的尸体堵塞，但却无人敢去收尸。而那些对共产党怀着深仇大恨的凶恶的刽子手，却把杀人当成乐趣，面对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也能嬉笑如常。一些满口“真主”、“上帝”的所谓宗教徒，居然为了杀人举行宴会。革命者被绑在酒席宴前，宾主肆意狂欢戏弄。酒足饭饱后，主人邀请每一个客人砍下一名受害者的人头。在东爪哇农村，最凶恶的刽子手是由陆军训练的宗教团体安索尔青年团屠杀队。他们手里拿着名单，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到处抓人，抓到就用镰刀和甘蔗刀砍杀。

几乎与这场疯狂的大屠杀相同步，一场反华排华的恶浪也迅速泛起。其行动目标，一是指向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等各类代表机构，二是指向200万华裔印尼籍公民和100多万华侨。中国驻印尼大使馆、领事馆由此遭到多次袭击，新华社雅加达分社被烧毁，驻雅加达总领事馆和商务参赞处被洗劫。赤手空拳的中国外交人员在反抗中一个个都被打成了伤员。广大华侨和印尼籍华人更是遭到暴徒的大举进攻。在雅加达，在爪哇，在其它岛屿，抢劫华侨财物，强奸华侨妻女，焚烧华侨店铺、工厂、学校、住宅，殴打和逮捕华侨的暴行每天发生。在东爪哇、巴厘、苏门答腊、加里曼丹、苏拉威西，不断发生大规模屠杀华侨事件。其凶残程度，令人发指。中国政府先后8次照会印尼外交部，强烈抗议迫害华侨，印尼军方和报纸却矢口否认。这种无耻行为在国际关系上实属罕见。

在成功清除了苏加诺所倚重的印尼共后，苏哈托动用了陆军伞兵团直逼总统府，苏加诺总统乘直升机逃走。从此时起，苏加诺正式被赶下台，苏哈托成了印尼共和国第二任总统。    

这场大屠杀究竟死了多少人？1965年底，苏加诺曾成立过一个搜集委员会，调查后说死了8万多人。知道内情的人说死了20万人。一个西方国家大使认为30万打不住。而雅加达和万隆的150个大学生经过详细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全国死亡人数不下于100万。

这就是印尼共经历的第三次白色恐怖。经过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印尼共精锐力量几乎损失殆尽，从此一蹶不振。

三

通过以上简述，人们可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印尼共作为全球第三大党，资本主义世界第一大党，为什么会不战而败？为什么在白色恐怖面前，反动派已经将刀架到脖子上了，党却不去带领党员和群众奋起自卫，勇猛反抗，反而束手就擒，坐以待毙？这也是本人起初感到纳闷、困惑的问题。作者张海涛同志就此进行了大量的论证和论述，使我茅塞顿开。下面我结合自己的理解，将其梳理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党的指导思想出现了严重偏差

这个偏差就是，离开了当时印尼的具体国情，不顾国内还处于尖锐的阶级对抗的严峻现实，醉心于和平过渡，议会道路，热衷于与资产阶级搞调和，和平共处。而且这一偏差由来已久。早在1954年，印尼共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的纲领就提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已经参加并将积极参加议会斗争。……印尼共产党并没有在党内也没有在党外宣传过，搞社会主义必须走向流血和内战。”1956年2月，印尼共总书记艾地参加了苏共20大。受这次大会关于“某些国家具有通过议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论断影响，艾地回国后立即在雅加达召开报告会，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理想的形式，就是和平的形式，议会的形式。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选择和平的道路，因为共产党人是不喜欢杀人的。”当年7月，印尼共召开五届四中全会，艾地重复了报告会的观点。党的领导人一再强调的这些观点，逐步成为党的政治路线。1959年，印尼共举行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党章，第一次写上了和平过渡、议会道路的内容。

在印尼共中央提出和平过渡、议会道路后，国内的资产阶级，包括同印尼共结成统一战线的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代表苏加诺总统，手里就有了一张王牌，用来向印尼共领导人施加压力。1961年4月，苏加诺总统和他指定的监督政党活动的三部长委员会成员，同印尼共及其他政党代表举行了一次会议，提出了一些重大政治要求，作为准许这些政党合法存在的条件。次日，艾地即代表印尼共中央写了一封信，其中最要害的地方，是艾地提出，印尼共的纲领“不打算更改国家的基础和目标”。这对苏加诺总统和三部长委员会来说是正中下怀。13天后，艾地就收到了总统决定书。在决定书中，承认了印尼共的合法地位。此后，印尼共遵照协议，将部分党员名单和印尼共的财务收支账簿拱手交了出去。这种沉醉于和平过渡、迷恋于议会道路的行为 给印尼共带来了严重危害，它麻痹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 削弱甚至瓦解了全党的斗志。正如1966年9月印尼共中央在自我批评中指出的那样：过去十五年来，印尼共“越来越陷入到议会斗争和其他合法斗争形式中去。党的领导竟把这些斗争形式作为印度尼西亚革命战略目标的主要斗争形式。”“在实践中，党的领导不是使党的整个队伍、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做好准备，以应付非和平道路的可能性。最明显的证据是九月三十日运动发生和失败以后的最令人痛心的悲剧。反革命在短短的时间内，就能够逮捕和屠杀几十万处于被动情况下的共产党人和非党革命人士，并且瘫痪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团体，假如党的领导没有离开革命道路的话，这种情况就肯定不会发生。”

二,把苏加诺学说与马克思主义相提并论，甚至加以取代

苏加诺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是反抗殖民压迫的斗士，也是一个出色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带领他的民族结束了荷兰长达350年的殖民统治，建立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为此深受印尼人民爱戴，被尊称为朋加诺。苏加诺很有思想和理论水平。善于演说和宣传鼓动。1926年，他提出了著名的三元（即民族主义、伊斯兰教、马克思主义）联合理论，并以此为指导，团结各派政治团体。印尼独立后，经过不断完善和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极强苏加诺印记的“纳沙贡”（印尼语“民族主义”、“宗教”、“共产主义”三个词的词头）思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17日，苏加诺发表《独立宣言》，提出了建国五原则，即民族主义，人道主义，民主协商、社会公正和信仰神道。由于苏加诺的巨大功劳和威望，印尼共对他也十分尊重。虽然如此，在1955年以前，印尼共对于处理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关系，包括处理同苏加诺的关系，是很注意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做到了有团结，也有斗争。比如：1955年2月，艾地在雅加达地方法院审判庭上就1948年茉莉芬事件所做的辩护词中，对苏加诺在那次白色恐怖中发表反共演说，就点名做过批评。对以苏加诺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跟随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在1949年接受同荷兰政府签订的、丧权辱国的海牙圆桌会议协定，印尼共也做过公开的揭露和反对，并推动政府单方面废除了这个协定。但是，从1956年以后，印尼共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在处理同苏加诺的关系方面，便一步步发生了失误。党中央领导人在理论工作中，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渐行渐远，并且荒谬地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与苏加诺学说的三个组成部分（即民族主义、宗教徒、共产主义者）硬捏在一起，作为党的理论基础。到1964年，已发展到用苏加诺学说代替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地步。在这一年的10月14日，艾地在一个干部训练班上讲话，突然提出了一条新的、引人注目的、让许多人感到惊讶的总路线。艾地说，印度尼西亚革命的总路线是以《政治宣言》为基础的。“这就是说，通过以工农为支柱，以纳沙贡为核心，以建国五原则为思想基础的民族阵线，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走向印度尼西亚式的社会主义。”在这条总路线中，马克思主义基本找不到了，他表达的几乎完全是印尼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苏加诺的学说。总路线的基础---《政治宣言》，是苏加诺1959年在庆祝印尼独立14 周年时的一篇演说，此后被作为国家方针大纲。宣言中所讲的“建立全体人民的政权”，实质上是资产阶级专政。所讲的实行“有领导的民主”，就是苏加诺领导下的国家形态。所讲的“建立全体人民的政权，互助合作的政权”，就是不得更改的“国家的基础和目标”。所讲的社会主义，也不是共产党提倡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总路线规定“以纳沙贡为核心”，实际上是与民族资产阶级、买办分子、官僚资本家、封建地主这些革命对象的无原则融合。印尼共以赤城之心对待与自己相对立的阶级，但在白色恐怖中，屠杀共产党最起劲的，恰恰是这些阶级。总路线规定“以建国五原则为思想基础”，也显得极不慎重。建国五原则是苏加诺在1945年提出来的。印尼独立后，这五条被写进宪法，又称为“建国五基”。苏加诺作为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提出这么五条完全可以理解。印尼共将此作为具体政策看待，也没什么不妥。问题是党的领导人将其全盘接受并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则大错特错。关于民族阵线，这是苏加诺总统亲自建立、亲任主席的一个正式国家机构。民族阵线的实际活动，主要是在政府有事时，就一些问题同各政党和其他有关方面进行协商，有些类似于总统直接掌握下的各政党、团体的联络委员会。印尼共在总路线中规定，通过这样一个民族阵线，“完成民族民主革命，走向印度尼西亚式的社会主义”，这就意味着党不仅把目前的民族民主革命领导权，而且也把未来走向社会主义的领导权，拱手让给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苏加诺，也分给了在“纳沙贡”中代表买办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政党、团体。事情还不止如此。1965年4月，印尼共庆祝建党45周年时，在庆祝大会主席台上，在党中央门前，在中央党校的会议厅里，苏加诺总统的画像和艾地主席的画像，都是并排悬挂的。这种挂像方式极为不妥，也极不严肃，因为它含有重大政治内容。这是印尼共的党庆，而不是国庆庆典。这些问题连资本主义国家的记者也看出来了。“9.30事件”发生以后,日本一个报社驻雅加达的记者发表了一篇评论指出:“印尼共产党正处在生死关头。共产党靠着策略的转变，持续地、惊人地发展了自己的力量。但急剧的发展中隐藏着两个重大缺陷。其一是，只要印尼共产党采取支持苏加诺体制的统一战线的方式，他就没有展开自己独立政策的余地。另一个缺陷是，许多农民和工人参加了共产党，但他们似乎弄不清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苏加诺总统的形象之间的区别。”应该说，这个日本记者看问题是很准的。印尼共在1951年重建时，也曾多次指出，印尼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苏加诺等人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动摇性、妥协性和甚至叛变这样的两面性；指出党在与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时，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必须保持独立自主，必须又团结又斗争。甚至到1963年，艾地还讲过印尼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两面性，以及党对这个阶级的两手政策。可是后来，党把自己作过的正确的分析判断，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三、错误地把印尼共和国武装部队当成自己可信任和依赖的力量

1959年9月，印尼共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艾地在报告中第一次提出，印尼共和国武装部队是一支好军队。他列举了两点根据：第一，和人民团结在一起的苏加诺总统在军队中有强大的影响，而苏加诺拒绝当军事独裁者；第二，印尼共和国武装部队是人民革命的亲生子，因此印尼武装部队中的中上级军官、下级军官和士兵的大多数，是不会轻易被迫执行旨在通过建立军事独裁或个人独裁来取消独立宣言共和国的命运的。话说得很拗口，但意思很清楚，就是把资产阶级性质的军队当成“人民革命的亲生子”。1963年，艾地访华，在北京市举行的欢迎大会上，艾地作了《题为印度尼西亚革命的若干问题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艾地就印尼武装部队讲了很重要的一段话。他说：“在印度尼西亚，没有敌人的武装部队，只有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武装部队。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以及具有民族民主性质的革命中迅速诞生的。工人阶级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建设这支武装部队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不是反动的武装部队。从它诞生的角度来看，它具有反法西斯的、民主的和反帝的特点。因此，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责任便是密切人民和武装部队两位一体的关系，以便在任何事变中，武装部队或它的大部分能坚定地点站在人民一边，站在党的一边。”在这里，艾地更加明确地得出结论：“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不是反动的武装部队。”1962年5月，在庆祝印尼共建党45周年会议上，艾地再一次提到印尼武装部队，也就是印度尼西亚国民军。他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并没有像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所希望的那样反对印度尼西亚国防军。对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来说，印度尼西亚国防军就是武装起来的农民。”艾地还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并不反对印度尼西亚国民军。如果举行大选，我确信，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将在印度尼西亚国民军中获得大部分选票。”这段话再一次释放了这样的信号:印尼国民军就是大多数拥护印尼共的武装起来的农民，印尼共不会反对。这里很明显的错误是把军队的性质和军队的成分混为一谈。一支军队的性质，不是看这支队伍里有多少农民，多少工人，而是看军队的领导权掌握在谁的手中。由于对印尼武装部队基本性质的判断出现重大失误，也就顺理成章地产生了另一个错误，认为印尼共和印尼国民军是“两位一体”的，而且这种“两位一体”还应该“万岁”。11964年5月，艾地在中爪哇一个群众大会上讲话，有一部分的标题就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国民军两位一体万岁”。在这一部分里，艾地是这样说的：“有人喜欢诽谤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说仿佛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反对印度尼西亚国民军。我号召全体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对这种诽谤予以驳斥，并继续用行动证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国民军是战友。每个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必须贯彻这一口号：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亜国民军两位一体万岁。”这一系列虚幻的、不切实际的错误思想在党内长期蔓延，带来的严重后果是，印尼共用几乎全部精力致力于合法斗争，而忽视甚至放弃了武装斗争，也没有打算建立一支由自己掌握的人民军队。1959年，印尼共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的总路线，这就是：“继续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继续进行党的建设，以彻底完成1945年8月革命的要求。”根据这条总路线，印尼共提出了高举党的三面旗帜的口号。这三面旗帜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党的建设的旗帜，1945年8月革命的旗帜。可以看出，无论是总路线还是三面旗帜，都是把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放在首位的，看不到武装斗争的半点影子。而党的领导人解释说，高举1945年8月革命的旗帜，就包含了武装斗争的意思。在具体阐述武装斗争问题时，党的领导人曾多次强调：“党不可以抄袭外国武装斗争的理论，而必须采取三种斗争形式相结合的方针，即：农村的游击战争（参加者主要是雇农和贫农）；城市中的工人（主要是运输工人）的革命斗争；在敌人的武装力量中间的有效工作。”印尼共领导人在这里讲的“不可以抄袭外国的武装斗争的理论”，主要指的是不要抄袭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关于武装斗争的理论。这就说明，印尼共基本上没有打算在国内开展武装斗争，并在斗争中建立一支人民军队，也没有切实准备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最终在“9.30事件”中吃了大亏。当苏哈托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屠刀时，曾经被印尼共视为“亲生子”的印尼武装部队，并没有“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站在革命一边”，甚至也没有站在苏加诺总统一边。这支武装部队用残酷屠杀共产党人的行为，粉碎了印尼共领导人的幻想。

四、缺乏应对复杂局面和重大危机的远见与方略

在经受两次白色恐怖后，印尼共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较好地保持了危机意识。党的领导人在各种演说、讲话中，常常讲要防备万一。1964年2月，印尼共副主席约多在北苏门答腊一个党的会议上指出：“党要在政治和思想上做好准备，不仅是为了迎接明朗的天空，而且也是为了对付急风暴雨。”同年5月，印尼共主席艾地在泗水市庆祝建党44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说，艾地说：“我们应当进一步提高警惕。我们不能松懈，我们不能骄傲。由于形势的发展，遭到失败的反革命集团将会更加设法利用我们的弱点和松懈，借口打击共产党，对整个的革命力量疯狂地发动突然袭击。我们必须时刻准备应付万一，我们必须随时警惕。”1964年，艾地会见亚非拉作家代表团时说：”印度尼西亚人民很愿意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但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绝不会袖手旁观。因此，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将同其它革命者一道，继续努力巩固进步力量和统一战线，孤立和粉碎反动势力。”应该说，这些话讲得都很好很正确。但是，讲得好是一回事，做不做则是另一回事。后来的事实证明，印尼共领导人对于可能的危机，只是嘴上说说而已。由于长期处于和平环境，由于和苏加诺建立的良好关系，印尼共压根也没有设想过危机会出现，更没有制定过任何应对危机的措施。1965年秋，印尼国内已是危机四伏，险象环生，一场大的斗争已不可避免。苏加诺及其政府和其他几名军、政领导人一再公开发出警报。这时，党主席艾地却去了苏联，副主席约多也到非洲访问，随后也到了苏联。党的领导人似乎对国内的紧急局势毫不在意。苏哈托率兵占领雅加达四天后，美联社一名记者发出一条消息，消息中援引西方外交人士的话说：“如果苏哈托少将和国防部长纳苏蒂安将军（两人都是主要右派人物）现在不采取行动，他们就会失去一个今后很可能不会再出现的机会。事实上，如果他们不采取行动，他们很可能是在签署自己的处死令。”这些西方外交人士的用意和意图很明白，就是煽动、促使印尼陆军抓紧反共。但也点透了一个问题：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谁能够抢占先机，谁就掌握了主动权。否则，就会被淘汰出局。苏哈托当时发动的政变，事实上也是在冒险。他当时立足未稳，信得过、调得动的兵力有限。他的嫡系部队---陆军战略后备队，只够防守雅加达。他手里最锋利的一把刀，只有一个陆军伞兵突击团。到处调来调去执行剿共任务的，就是这支部队。如果印尼共中央能够当机立断，充分发挥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领导全党和2000万同情者坚决反击反革命势力的猖狂进攻，印尼革命形势可能是另一个样子。可惜，印尼共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当苏哈托站稳脚跟后，空前的白色恐怖随之开始，形势对印尼共已经很不利，其领导人仍然没有着手组织抵抗和反击。在危险来临时，印尼共只是寄希望于苏加诺的调解和保护。他们并不知道，苏加诺此时已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他已经丧失了权力，剩下的只是一张嘴巴，加上那一面装潢门面的金黄色的总统旗。由于印尼共的妥协退让，无所作为，结果真像西方记者所说的那样，他们亲手签署了自己的死亡令。1965年12月，9.30事件后的第三个月，印尼共中央主席艾地，由于身边出了叛徒，住处暴露，在中爪哇被印尼陆军逮捕，旋即遭到杀害，牺牲时年仅42岁。随后不久，艾地的妻子苏坦蔕也在雅加达被捕。

四                  

印尼共产党失败的教训是极其惨痛的。它再次说明，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央领导是否正确，党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是否正确，党中央在紧急、关键时期的总方针和战略决策是否正确，是革命事业成败的决定性因素。这个方面发生重大失误，党只能长期在黑暗中苦斗，甚至遭到毁灭。

印尼共产党失败的教训，将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过程中的前车之鉴。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