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骄子孔祥桢

孔祥桢同志，又名孔叔东，化名吴维德，1904年11月15日出生在泽州县巴公镇北堆村一个中农家庭。1912年至1918年在本村小学读书。1919年至1921年在晋城县立高小读书。1922年至1925年在晋城获泽中学读书，就接受进步思想，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25年11月经周玉麟（周麒书）、陈立志介绍，在晋城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在中共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领导下做地下工作。1926年初在太原第一高中工作，同年2月至8月在太原地执委（中共山西省委前身）任秘书。1926年9月至1930年7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认真钻研马列主义革命理论和军事指挥知识。1930年8月回国后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和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一同开展游击战争，为建立陕北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1931年4月至1931年7月，抗日战争时任唐山市委军委书记。1931年7月，到北平找河北省委汇报工作时被捕， 8月被转押到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行营军法处，9月被押送到北平军人反省分院（草岚子监狱）。1933年初，申请保外就医，病愈后回晋城休养。出狱后，分配到太原市工作，后调北平工作。1936年后半年调西安市张学良部下做兵用工作，后到杨虎城38军做高级参议，1942年任129师情报处长。1944年调豫西皮定均、徐子荣支队任宣传部长、统战部长。1947年8月随刘伯承、邓小平跃进大别山，从事地方工作。全国解放后，分别在中南局、国家建委、交通部、轻工业部任职。文革时期，因受“六十一人案”牵连，蒙受冤狱达8年之久。1978年12月平反昭雪后，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1984年他高风亮节，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1986年10月26日，因病治疗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抗日战争前期，忠诚赤胆，两次入狱

孔祥桢同志抗日战争、文革时期先后两次入狱，时间长达10年之久。

第一次是1931年7月，孔祥桢到河北省委汇报工作时，由于叛徒的告密，被国民党布控的人员逮捕入狱，被捕的还有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革命同志，都被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北京草岚子监狱）。

在狱中，监狱当局对他们展开轮番审讯，从精神和肉体上对他们进行双重折磨。为了有效地与敌人展开斗争，他们在狱中秘密成立了中共党支部，孔老被推选为党支部书记。成立了狱内学习委员会，把监狱变成了学习马列主义的课堂，经常给同志们讲解马列主义，进行政治思想教育，领导和组织狱中的党团员及进步分子与敌人展开机智顽强坚决的斗争。充分提高了同志们与敌人长期斗争的勇气和思想准备。

在敌人的严刑拷打和生死利诱面前，孔祥桢威武不屈，大义凛然，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人崇高的共产主义信念和英雄气概。他在狱中针对敌人的审讯，要求每一个人都要保持坚定的政治立场，绝不能动摇、变节、自首、叛变。他还要求同志们在审讯过程中，不要把自己的案情扩大，不要牵扯到别人，口供越简单越好。为此，同志们严格地按照他的要求办事，成功地应对了敌人的审讯。

当时，在草岚子监狱中，监狱当局定了一个“反省政策”，犯人不管刑期长短，必须经过“写反省材料、履行有关手续、在报刊上登反共启事”三个步骤，才能够被释放出狱。而且这种“审查”每半年一次，如果三次“审查”后，仍不反省者，就要被执行枪毙。对此，孔祥桢要求大家一定要坚决反对敌人的“反省政策”，并号召大家要利用写“反省材料”的机会，利用写自己的家史、村史的机会，揭露和控诉反动当局残害人民的滔天罪行。这样，当监狱当局看到同志们这些材料后，都深感难以应对，就只好不让他们再写了。

1933年初，孔祥桢同志因病申请保外就医，离开了暗无天日的草岚子监狱。期间，获泽中学校长李质先曾代表其叔父李生达前去探望，并资助孔老1000元银币帮其治病。薄一波同志回忆狱中生活时，总是称赞道，孔祥桢同志是当时的支部书记，在他的带领下，狱中工作开展的非常好。虽然时间已经远去，历史已经尘封。但薄老一个“好”字，却涵盖了他们当年在监狱斗争的悲壮历史。它所折射出来的天地正气，为我们勾勒出了孔祥桢一个机智勇敢、威武不屈、对党无限忠诚，对同志满腔热忱的铮铮硬汉形象。孔老是这样，同志们都是这样。

1936年，当中共中央得知，草岚子监狱中有一批优秀共产党员，因不肯履行国民党的出狱手续，一直被关押在狱中的消息。经过党中央决定，根据目前抗日救亡运动形势，急需大批干部开展工作，为此党中央同意狱中的人员可以履行国民党有关手续出狱，并不视为自首变节分子。党中央考虑到孔祥祯同志对狱中情况比较熟悉，当时中央组织部长柯庆施同志通知徐冰，并有徐冰通知孔祥祯代表党中央前往狱中传达这一决定。为此，铁骨铮铮，刚直不阿的孔祥桢，冒着生命危险，疏通多种渠道，历经千难万险，两次向狱中同志送达党中央的两封信，最终才成功营救狱中难友出狱，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为党保存了一批优秀干部。

第二次是1967年12月，就是因上述抗战前的“六十一人案”，在文革中轰动全国而入狱的。文革期间，林彪、江青“四人帮”集团为了篡党夺权，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康生、陈伯达等利用其篡夺的“文革”宣传武器，企图把从草岚子监狱中营救出的党员定性为“叛徒、内奸、特务集团”。说什么“六十一人”履行出狱手续时登的“反共启事”，不是当时的党中央决定的，是刘少奇的个人意见。而当时的当事人大多过世，唯一在世的当事人就是孔祥桢。孔祥桢同志为了党的利益，敢于讲真话，说实情，实事求是，保护了61名同志的政治生命。但就是这么一件伟大的功劳，却给孔祥桢本人带来了八年的牢狱之灾，变成了四人帮关押批斗孔祥桢的一大罪行，在狱中轮番批斗。致使漫长的狱中生活使孔祥桢在身心上受到了严重伤害，身体上受到了极大的摧残，最终导致了他的下肢瘫痪，并患上了小脑病变的疾病。孔祥桢同志在狱中立场坚定，光明磊落，爱憎分明，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他不畏强暴，不受威胁利诱，以牺牲的决心，坚持真理，勇于抗争，不讲违心话，为以后“六十一人”的冤案平反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铁骨铮铮，无私无畏的精神。值得我们向他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大智大勇，瓦解敌人

忠实的回顾，真实的记忆。孔祥桢第一次出狱后，一直从事党的地下秘密工作。1934年9月，他在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下，积极参与了创办《世界论坛》及《国际政治》等进步刊物，广泛宣传我党我军的抗日主张和革命理论。随后，他被党中央派到东北军学兵队任教官，十二月发动学兵队学员参加了“西安事变”活动，在腥风血雨中，向学兵队学员传授马列主义思想，他忍辱负重，秘密为党培养了一批干部。

期间，党派孔祥桢同志到原来就有我党秘密组织工作的杨虎城部三十八军工作，孔祥桢任高级参议兼茅津渡干部训练班教育主任。在工作中，他善于准确掌握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善于做教育和团结工作。他深入该军的官兵中，大力宣传抗日救亡，大呼疾呼一切抗日力量联合起来，实行抗日统一战线。这对以后这支旧军队变成人民武装力量起了积极作用。1942年6月，孔祥桢任一二九师情报处处长时，经过艰辛曲折而细致的工作，促成了国民党三十二师参谋长率参谋处人员起义。

1943年10月，孔祥桢到中共北方局党校参加整风学习。审干阶段，孔祥桢接替谢富治担任学习组长。当时因受康生报告的影响，审干工作出现了严重偏差，一批共产党员、干部被错误地当作国民党特务而遭到严重伤害。为此，他根据自己在工作中多年的经验教训认识到，这是错误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我们不能把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学生、知识分子、军人和文化人、技术人员都看成国民党的特务分子、坏人；更不能把一切敌后或大后方的党组织或“左“倾革命组织看成是特务组织。孔祥桢认为这是一种“左“的错误，它既伤害了同志，也伤害了党组织。但因此北方局党组织以”领导不力“为由，撤销了孔的组长。孔祥桢对组织给他的处分，虽一时想不通，但他为了党的利益，实事求是向杨献珍校长，提出了自己的保留意见，给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4年夏，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邓小平，根据皮定均的要求，把熟悉统战工作的孔祥桢加派去豫西参加战斗。孔祥桢为了搞好与群众的关系，他发挥自己的特长，参与起草了支队与群众的约法五章，并召开群众大会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宣传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很快改变了对部队的看法。

孔祥桢对建立豫西抗日民主政权充满信心，根据支队和地委的安排，召集军队和地方干部布置寻找中共地下党的工作。1944年9月至1945年11月，他先后任豫西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等职时，主要负责豫西的统战工作，为争取联合抗日爱国力量，他发动群众，为开辟扩展豫西抗日根据地工作做出了贡献。那时，孔祥桢第一次在豫西到裴子明家拜访，裴拒不见面。皮定均、徐子荣和孔祥桢再次到裴家拜访，裴仍不见，难度之极。之后，孔祥桢等就转向裴的亲属做工作，三顾茅庐，终于将裴说服。孔祥桢还率张清杰多次和临汝县一位号称“南霸天”的大地主李足五谈判，要求他共同抗日，让出大峪店地盘。李足五不同意，孔祥桢则率张清杰转向李部的下属四个中队长做争取说服工作，终大峪店得到和平解决，成立起了临汝县抗日政权。登封县位于豫西的中心，县城由一个日军中队驻守，村村有枪，处处设防，乡镇为大小地主武装控制。白栗平有400多支枪，为地主梁敏之所控制。孔祥桢也曾多次邀请梁敏之谈判，梁拒而不见。登门拜访也无济于事。为此只好采取果断措施，于1944年11月17日一举将梁敏之部消灭，彻底消除了抗日隐患。1945年11月，孔祥桢随王树声到了宣化店。新四军五师在数十万国民党军包围之中，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当时，李先念任命孔祥桢为五师临时交际处副处长，他干练地、应对自如地顺利完成了向国民党66军防地运粮的疏通工作。危难之时挽救了党的军队。

解放战争时期，满腔热血，组织起义

1946年6月23日解放战争时期，经组织决定，孔祥桢换了便衣，经地下交通的帮助，乘火车转移到邯郸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中央局副书记薄一波通知孔祥桢任晋冀鲁豫边区城工部部长，中共汝南地委书记、中共中原局常委、组织部副部长等职。党的工作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重点活动范围是开封、郑州、许昌、武汉、商丘等城市。期间，他抽调得力干部，增加派遣力量，秘密组织领导对敌军的分化瓦解工作和战地的起义工作，积极参与了淮海战役的准备工作，获得了国民党的军事部署和重要情报，对保证我军在这一战役中取得伟大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因而受到中央军委的通令嘉奖。

1947年孔祥桢在开封时，经过艰苦卓越工作，在学生和文化界领导开展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发动群众同破坏机器的特务作斗争，坚决保护了公共设施，电信局；为了进一步瓦解敌人，孔祥桢和宋任穷向中央局领导人建议，组建西北民主联军三十八军，由孔从洲任军长，汪峰任政委，得到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的肯定。年底，经孔祥桢和8军副军长刘威诚介绍，孔从洲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河南省保安5团，兵力2000余人，是一股地方武装，城工部通过战前饯行，军中慰问、实地感化等，把这个团的团长、副团长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团长要求战场起义。孔祥桢权衡利弊后，决定保安5团留在敌人内部，长期埋伏，伺机而动，从而壮大了我军力量。1946年4月，孔祥桢秘密联络，千方百计将参加过台儿庄战役的国民党85军110师师长廖运周（党的地下党员），通过徐任持靖仁秋的介绍信，巧妙与廖接上了关系，以此确认了廖运周的党籍。同时，通过廖运周的关键身分，采用“埋得下、看得过、记在心”的特殊工作方法，为我党提供了大量国民党的兵力部署、军事情报，并将蒋介石在国民党统帅部确定的1947年重点进攻解放区的计划抄下来，派徐任同志星夜送往邯郸。

1947年8月6日，孔祥桢随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当时刘邓决定孔祥桢和杜润生带20多名干部和一个仅十几条枪的警卫连，在金寨的吴家店蹲下来，不再随军行动，开展地方工作。为打击地方反动势力，在孔任中共汝南县委书记、中共汝南地委书记时，也领导了地方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1948年8月，孔祥桢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常委兼组织部副部长，重点仍然是做国民党军的策反工作。11月，110师起义的时机水到渠成，经过与解放军周密联络，通盘安排，廖运周率部宣布战场起义。此次起义轰动了国民党军界，廖运周为淮海战役的胜利立下了大功。同时，在淮海战役胜利感召下，利用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的亲自过问，写信联络，孔祥桢又经过多次耐心地做刘汝明、刘汝珍的策反工作，最终促成了1949年5月4日，国民党68师副军长王志远、81师师长率7000人的投诚起义。1947年，孔祥桢通过分析国民党十九兵团司令张珍，战场屡战屡败，多次受蒋介石通缉，又于共产党多位高层人物有过接触的实际，张珍有争取起义的可能。加上周恩来直接派人做张珍的工作，于1949年5月15日，张珍便率军25000人在武昌以南举行了起义，届时毛泽东、朱德致电对他们的起义表示欢迎。

和平建设年代，淡泊名利，鞠躬尽瘁

全国解放后，孔祥桢同志先后任中共中南局常委兼组织部副部长、劳动部部长、城工部部长、中南总工会主席，他为中南地区的城市接管、恢复生产、民主改革等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1954年12月，在他担任国家建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期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为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落实苏联的援建计划，决定派以孔祥桢同志为团长的中国政府工业谈判团赴苏谈判。

1955年12月，该谈判团抵达莫斯科开始谈判。 在谈判过程中，孔祥桢同志既坚持党的原则，又机智灵活地处理各方面的关系。他一方面耐心细致地指导各小组的活动，另一方面经过他的精心比较选择，对苏方所提供的技术落后项目，他敢于当场力争，据理陈述，并努力争取调换了新的项目；对于苏方报价较高的项目，他也敢于实事求是，讨价还价。结果经过谈判，在中方原提的78个援建项目，增加到了109个，并增加了一大批技术专家来华指标，谈判取得了圆满成功。时任副团长的李强在追忆孔祥桢同志的业绩时感慨地说，“孔祥桢同志有能力、有办法，能坚持原则，力争有利于我方，对谈判做出了很大贡献。”

1957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孔祥桢同志任交通部常务副部长、党组书记，他上任后，充分依靠群众，发扬民主，发动了热火朝天的兴修道路、疏通河道等工作。1958年下半年，国务院六办撤销，王首道同志回交通部任部长、党组书记，孔祥桢同志改任党组副书记，主持常务工作。虽然他的职务有了变动，但他高风亮节，毫无计较，没有半点怨言，而是积极协助王首道同志在部内建立起了团结的领导班子。1960年3月，他任轻工业部党组书记、第一副部长时，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领导制定了《轻工业技术管理条例》。为当时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做了探索，为我国的轻工业发展做出了显著成绩。他是我国公交战线上的奠基人、卓越领导人。

对此，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郭林祥同志，在得知孔祥桢同志的职务后，有点打抱不平。他说：“这么老的一位同志，风风雨雨60年，对党的贡献那么的大，怎么才安排个副部长呢？”是的，也许与他为国家和人民所做的贡献相比，孔祥桢的职务是低了点，但他的功劳却不会被遗忘。

据庄玉铭同志回忆说，孔祥桢同志心中始终装着人民，装着党的事业。他是一位求真务实的好领导。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时，中央各部委都在自己院子的空地上架起炼铁高炉。星期日，他带我和孩子们到动物园广场看炼钢炼铁高炉。当看完离去时，他对我说：“这些铁全是废铁，不能用的。这简直是用群众运动来搞工业，我们追求数量，更要注重质量。生产废物等于不生产，还浪费了人力、物力资源。欲速而不达“。这次参观对我的印象很深。在60年代初，孔祥桢同志每次参加周总理主持的国务院会议时，都要交2角茶水费。每次到基层调研时，他都要按规定交饭钱和粮票，而且从不收礼。这些事情虽小，却表现了老一代革命家的优良作风。另1960年上海手表厂生产出第一块上海牌手表，送到轻工业部报喜，我将手表送给孔部长看，孔说，好，送其他部领导传看吧。我照办了。而1968年，文革期间我在河北固安“五七干校”时。四人帮却派人来向我询问，查询当年那块手表的下落，我就如实地说了。轻工业部的曹鲁副部长后来和我说：“那块手表已查清了，当时那块手表退到行政处总务科后，是被总务科的一人拿到外边私卖了”。 曹还说“孔部长对自己要求那么严格，他怎么会要那块手表呢”？ 的确，在孔祥桢同志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任劳任怨，鞠躬尽瘁，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好评。在他逝世后，《人民日报》曾发表了纪念文章，盛赞他为新中国工业战线上的卓越领导人。这正是对孔祥桢同志淡泊名利、一身清廉、无私奉献的最好诠释。

纪检工作大如天，坚持原则，刚正不阿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孔祥桢坚决拥护党中央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对三中全会后的中央领导充满信心，对国家出现的欣欣向荣的景象由衷地高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虽然他身残多病，但以毫无退却的革命精神，顽强刚健的革命毅力，为端正党风、维护党纪、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不知疲倦地工作，做出了积极的努力，挽救了大批党的领导干部。之后，他又根据中央的决定，积极主动退出领导岗位，为废除干部终身制带了好头，做出了榜样。

在中央纪委的档案中，对孔祥桢同志的工作品质是这样记录的：

1977年他向中央写了申诉信，讲述了给国民党统治时期监狱送信一事……“因为张闻天、柯庆施都去世了，亲身经历其事者只有我一个人，当年是柯庆施同志代表中央通知我孔祥桢传达61人进行假自首任务的。我若不如实说真话，谁还能把狱中的真实经过说出来呢？”经孔祥桢同志如实报告中央内情后，随即中共中央就批准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对61人案的复查报告，到1978年这个长达10余年石沉大海的冤假错案，才终于重见天日，平反昭雪了。

1979年1月，在中纪委第一次全会上，孔祥桢同志说，有人说北京市在彭真同志的领导下，是一个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但据我了解，文革前北京市各条战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干部和群众也是十分满意的。孔祥桢同志并尖锐地指出：彭真同志被关了10年，最近才放出来，他犯了什么罪？希望中央尽快对彭真同志的问题能查清事实，为他平反。

1981年9月，在中纪委第九次常委会上，孔祥桢同志针对处理“四人帮”集团中康生老婆曹轶欧的结论，严厉地提出：她政治品质恶劣，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资格，这些我同意。但说什么“鉴于年纪老，材料装入档案后，不作其它处理”，这是很不对的。她亲自指使他人杀了4个人，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资格。难道她年纪老了，就可以马马虎虎，对她不作处理吗？我建议开除她的党籍。如果不开除，我保留意见。

孔祥桢的这些话，如宏钟巨铎，震耳欲聋。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当时乍暖尤寒的政治时节里，孔祥桢就以“置生命于不顾”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为了革命，坚持真理，毫不妥协，光明磊落地发表自己的观点，他始终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坚强不屈、无私无畏的高尚气节。这是多么难得可贵啊。

孔祥桢同志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好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和从事地下工作期间，他出生入死，不畏艰险，励精图治，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注重调查研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淡泊名利，忘我工作、呕心沥血、任劳任怨，树起了一座人间丰碑。1986年10月26日，在北京逝世后，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邓小平、李先念等为他敬献了花圈。《人民日报》在报道中予以他崇高评价。他的生前友好纷纷来电来函、发表文章、题词赋诗，以示沉痛悼念和深切怀念。

当年，晋城人民在编辑《太行骄子》一书时，薄一波得知后，让秘书胡长水当即嘱咐编辑部，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办好。胡秘书说，薄老说他和老孔都是山西人，他们是1926年在太原认识的。当时孔祥桢入党比他还早，思想比他进步。解放后他和孔又在国家建委工作，孔祥桢同志工作能力强，为人正直，团结同志，坚持真理，工作卖力。为此，薄老欣然为孔祥桢写下了“实事求是，刚直不阿”八个大字。这是薄老对战友革命生涯的高度总结，是对孔祥桢革命一生的肯定。刘澜涛同志的题词是：“孔祥祯同志是坚贞不屈、出色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终生忠于革命，捍卫真理，不畏强暴，刚正不阿，他的崇高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安志文的题词是：“待人宽厚，处事坦荡，长者风范，永志难忘”。 孔祥桢逝世后，中共中央组织部对他的评价是，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

记得，孔祥桢同志诞辰一百周年时，在北京曾召开了盛大的纪念大会。好多人都是慕名而来。在座谈会上，人们纷纷发言，追忆这位伟大共产党人的革命业绩。特别是他的老战友徐仁同志，在发言时泪流满面、语不成声。的确，孔祥桢同志的逝世是我党的一大损失。他虽离开我们30多年了，可他留给我们的却是挥之不去的精神财富和永久的思念。这些评价不是人们追封他的，而是孔祥桢同志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是他的党性和人格铸造出来的。孔祥桢同志是太行山的骄子，是晋城人民的骄傲。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踏着先烈的步伐勇往直前。

今年，是抗日战争七十周年纪念日，我们缅怀孔祥桢同志，就是要学习他任劳任怨、恪尽职守、鞠躬尽瘁的革命精神；学习他追求真理、坚持原则、光明磊落的做人风格；学习他襟怀坦荡、矢志不渝、刚正不阿的民族气节；学习他革命至上、呕心沥血、忘我工作的高尚品质；学习他廉洁奉公、淡泊名利、勤政为民的工作作风；学习他公道正派、耿直厚道、平易近人的为世之道；学习他纪律严谨、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做人原则；学习他团结同志、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做人风范。

孔祥桢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本文记述了孔祥桢同志一生的光辉思想、革命精神、优良作风和辉煌业绩，他的这些高尚品质永远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的。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要铭记历史，不忘先辈，以此激励全市人民在建设经济强市、小康社会中的革命斗志，进取精神，励精图治，与时俱进，奋发有为，革命永驻。以此来纪念孔祥桢同志。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