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支队1949年入闽的历史细节

原标题：南下，南下！

“老人家包了一块黄土，叫我们带上走。如果水土不服的话，把黄土放在水里泡一泡喝了。许多人就带这个东西。”长江支队干部、山西屯留人秦光，年近90依然精神矍铄，教员出身的他，解放后曾任《福建日报》社副总编辑，离休前为福建省体委主任。

在64年前奉命南下的长江支队干部中，多数是在太行、太岳（山西、河北、河南等省）两个老解放区土生土长的，秦光回忆当时上级这样动员他们：“我们这个地方是怎么解放的？就是老红军——南方那些老革命，他们万里长征到了北方把我们解放了，我们能不去解放他们吗？”

出武安城，遇上“黄道佳日”

武安地处太行山东麓，晋冀豫三省交界，今为河北省邯郸市所辖县级市，当时是太行、太岳两区南下干部的集结地和出发地。

1949年3月21日下雪，戈锐（福建省林业厅原厅长）在日记中记着他们这批来自太岳区的南下干部坐运煤小火车去武安，每节车厢坐六七十人，次日抵达并受到太行区干部热情欢迎时，下车的人却相见不相识，个个脸上像“包公”，衣服行李又脏又臭，大家哭笑不得。

这年元旦，新华社发表毛泽东撰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号召“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此前，中共华北局已决定从太行、太岳两区，选调4000多名得力干部，组建南下区党委随军南下，开展新解放区工作，对外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下属6个大队30个中队。

南京刚解放，4月24日一大早，集合军号响了，在父老乡亲敲锣鸣炮的欢送声中，长江支队南出武安城。天开始下起雨，先是毛毛细雨，后来越下越大，有人开玩笑说：“今天是黄道佳日，一出武安城，就是清水洒地，黄泥铺路。”雨整整下了一天，黄土路又黏又滑，不少人鞋子被粘掉了。

南下征程中，有新婚的青年、手有点残疾的农会主席、孩子还没满月的女同志……

绕过河南新乡等尚未解放的敌据点，赶到黄河北岸的老田庵车站，5月初，一天内的急行军，足足跑了65公里。杨廷英三时起床，随五大队四中队一路小跑，下午到了黄河边，回头已看不见巍峨的太行山……

进军福建，许多人倒在三伏天

5月24日，长江支队由南京乘火车抵达苏州待命，其间接到“继续南下，进军福建”的命令，由于先前宣布的接管地点是沪宁杭地区，又听说福建有“三多”（雨多、山多、蚊子和蛇多），许多人思想一时转不过弯。

6月12日，时任中共华东局组织部长的张鼎丞跑来作动员，他说：“福建话难懂，工作不好做；福建穷，是事实。但是，福建山大，不比太行山大；福建山清水秀，山上有木材、竹子、茶叶，是富山。福建人民坚持红旗不倒，盼到了解放，欢迎你们去。”这位农民出身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回避矛盾和困难，用朴素的语言，阐述实实在在的道理，让人听得心服口服。

7月13日从苏州出发，又遇小雨。“到了苏州以后，一会儿一阵雨，一会儿又出太阳，这个天气我们在北方没遇到过，衣服湿了再干，很多人生了病但都不说有病，大家互相搀扶着，都能坚持住。”长江支队干部陈兰英说。

酷暑行军，太阳似火；山高林密，闷热多雨，这群从北国初春走来的同志，初尝南方三伏天的厉害，有的地方气温高达39摄氏度，队伍中痢疾、疟疾的发病率很高。当时陈兰英左胳膊长了个毒疖子，发炎红肿发烧，病得头重脚轻。她咬着牙，每天死跟着前面一个人，一步也不落。

沿途铁路、公路遭受战乱，只有几段可以坐上运煤车、敞篷车、闭罐车、木炭车，这样大跨度的行军，绝大部分时间只能靠两腿行走。福建省原副省长温附山的妻子吴克勤怀孕也上路，后来肚子痛了，流产了。她说：“流产了那也要照样走。”

不时遇上土匪、特务打冷枪，还碰过敌人飞机扫射，五大队的车厢被打穿，张振业当场牺牲。在路过仙霞岭的前一天，三野十兵团曾和大批残余敌军交火。二大队的侯林舟等人路过仙霞岭时，还觉得气氛紧张，“被击毙的残余敌军尸体沿路可见，腐臭难闻”。

曙光初照，越过闽浙交界的仙霞岭，看到了武夷山，四大队二中队通信员、年仅17岁的刘奇一头栽下，再也没起来。途中他已身患疾病，领导几次要他待在留守处，但他坚持要跟着部队。

建功八闽，老战士书写“不死”传奇

8月4日，再过4天就是“立秋”，张辛到了浦城，这是进入福建后遇到的第一个县城，当时所见“周围环山，一条长街，物价高，一碗面要三百元（旧币）”。他在当日的行军日记中写道：“由于赶路，人很疲劳。入夜，风雨大作，臭虫又多，难以安眠……”

8月11日，在建瓯大戏院召开大会，长江支队干部与福建地下党干部胜利会师。初入福建，满目疮痍，范敬德等人从浦城前往建瓯，一路看到敌军溃退时留下的战争伤痕，房屋被烧倒塌，汽车翻在沟里……8月17日晚，五大队四中队的张民权行军进驻建阳城东童游镇，次日看见隔河的建阳城被敌人一把火烧了，整条街道及两边的店铺民房只剩下断壁残垣和碎瓦砾堆。

长江支队和三野十兵团、华东南下干部，以及南下服务团、长期坚持地下斗争的本地干部，这五路人马可谓天南海北、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相互配合，仅用3个月时间，就基本完成了福建的接管工作，其中长江支队6个支队主要接管了当时福建的6个地区。

解放初期的剿匪斗争中，有30多位长江支队干部牺牲。当年的古田县杉洋镇杉洋村是国家粮库，长江支队干部关麒麟等人被300多个土匪困在一户人家，打了三天三夜。土匪抓来村民，威胁要把全村的房子烧掉。为保全粮库和百姓，关麒麟等人开门出来，当晚被土匪活埋了。

1949年10月，长江支队干部、时任南靖县第一区区委副书记的王世禄，在船场镇月眉村受到匪首李开瑞纠集的百人围攻。王世禄身边仅有三四位同志，自己身中数弹仍激战不止，最后一枪打到了他的额头。为了纪念这位烈士，月眉村改名为“世禄村”，村小学也改名为“世禄小学”。

更多的长江支队干部则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福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默默奉献，树起了一座座不朽丰碑，谷文昌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武安集训时，谷文昌被任命为长江支队五大队三中队五小队队长，认识了教唱《国际歌》的女战士史英萍。这对革命伴侣后来扎根福建，和福建人民结下不解之缘。

回首64年前那一路风雨兼程，跨越8个省份65个县，行程2000多公里，历时180多天，长江支队留给今人怎样一笔精神财富？

“长江支队精神概括一句话来讲：就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当年的长江支队干部，如今的福建省长江支队研究会会长吕居永坚持一个信念，“忠于党就是始终要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到哪里。”

（责任编辑：杨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