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村走出的侠骨好汉

40多年前，还在山西省电力学校上学的我刚下课，有同学告我有人找，顺着同学手指方向望去，只见一位身穿军大衣，戴着一符墨色眼镜的中年人向我矫健走来，我急忙迎上前去，经过寒暄，才知道眼前这位英俊勇武，气宇轩昂的大叔，就是儿时被乡亲们敬仰的南下干部魏洛旺叔叔。他是随团到大寨参观的，专程绕道太原，想探视一下家乡在省城工作的几位前辈。

作为向导，我陪着魏叔在以后的几天里分别拜访了几位老人，所到之处，乡音浓浓，热情洋溢，他那干练，坦诚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与前辈见面，既是初次，也是最后一次。令人痛惜的是，1978年，这位铁血柔情的老战士，因劳累过度突发心梗，倒在了他为之奋斗了16年的农场场长的岗位上再没有起来，永远长眠在了祖国南方那片翠绿的土地上。

对于他颇为传奇的一生，始终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直到几个月前，通过微信联系上了他在江西九江的大女儿魏建英，通过了解，他那艰辛而坎坷的革命生涯，渐渐清晰地勾画出来，那些鲜为人知的一幕幕往事，如烟如歌，荡气回肠，扣人心弦，催人泪下。强烈的责任感驱使我拿起笔，透过历史的烟云，去追忆这位山村走出的侠骨好汉.......

魏洛旺1922年出生在太行腹地丹河流域一个贫苦的家庭，小时候家里很穷，尽管生活艰辛，他的父亲还是倾其所有，想方设法供他在村中读了几年私塾。

1932年，家乡遭遇旱灾，匪患、兵祸和天灾交织在一起，酿成了惨绝人寰的大灾荒。为了生存，10岁的小洛旺随着父亲离开家乡，一路行乞，漂泊四方，流浪在河南一带，少年的他尝尽了生活的艰辛，家仇国恨在他幼小的心灵刻划下深深的印痕。

13岁时，魏洛旺离开父母，去到距家乡15华里以外的高都镇，在一家商铺里当起了学徒工，除看店，进货，收帐外，平时还兼做搬运工。在几年的经商磨练中，渐渐培养了他灵活的思维和人际交往的艺术，深谙经商之道的他，对商铺一些棘手的生意，替掌柜处理得十分圆满，因此深得掌柜喜爱，常常把他推在前台去应酬。

有一天，魏洛旺回村探家，目睹伪村公所的人逼着各家为维持会征粮，因天旱无收成的乡亲，原本食不裹腹，却敢怒而不敢言。魏洛旺见状，抑制不住心中的愤慨，当着众人仗义执言道：“我们是中国人，不能维持小鬼子，叫他吃上中国的粮食再来侵略中国，天理难容！”谁知这句话闯下了大祸，伪村公所将他秘密报告给驻扎在泊村的日本红部。当魏洛旺从家返回镇上时，被日本宪兵派来的保安队团团围住，硬把他押往泊村关押起来。后来，村中的仁兄弟为了营救他，通过在陵高县抗日政府独立营当文书的同乡，利用其与泊村保安队队长在获泽中学曾为同窗的面子，几经周折终于获得释放。商铺掌柜担心他日后再惹事端，只好忍痛将他辞去。

在外闯荡多年的魏洛旺回到村中，受到乡亲们的器重。人们认为他见多识广，有正义感，又有文化，常常站在穷人这一边，乡邻们遇到什么麻烦事，总想让他拿个主意，日久，他身边便拢结了一些年壮后生。

那时，陵高抗日四区政府派出武委主任宋庆义，已经秘密来到河底村，暗中成立了农民协会组织，不久又秘密成立了民兵队、妇救会、儿童团。魏土金任农会主席，魏红鸟任农会副主席，任菊花任妇救会主任，魏士秀任儿童团团长。在农民协会的领导下，村中地下党组织经过考察，认定魏洛旺是一棵好苗子，开始引导和培养他。在党的领导下，魏洛旺在民族危亡之际，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道路，担任了村中民兵自卫队队长。

为了抵抗日寇，保卫家园，魏洛旺带领身边的后生踊跃参加了民兵，发动乡亲们熬硝，锻石，自制土地雷，在简陋的条件下与铁匠出生的民兵李贵得挖空心思琢磨造枪，经过几次试验，终于获得成功。民兵们高兴地把这种一响枪跨在腰间，增添了胆略和锐气，自卫队也从当初的十几人发展到36人。陵高县抗日政府为了开辟根据地，派出区干部段贵生为工作组组长，在村中协助工作。

1943年的一天，村中党小组正在西大庙里秘密开会，鬼子突然进了村。在村西头站岗的民兵李小勇发现后，立即向村中报警，敌人发现后，将他团团围住，由于寡不敌众，鬼子把他逼在赵尿过的大门口，用刺刀捅向他的腹部，壮烈牺牲。

正在开会的魏洛旺为了掩护段贵生脱险，他翻出庙院与鬼子相遇，为了引开敌人立即拼命奔跑，鬼子见状，急忙围追。他凭借地形熟悉，不断穿梭于村巷中时隐时现，鬼子朝他不断开枪，最后把他围困在一家院子里，他翻墙跳出，躲进路边一个茅厕，眼看难以脱身，便急中生智，顺着茅口跳了下去，在臭气熏天的茅池中贴墙而站。鬼子到处搜索，都没发现他的踪迹。

段贵生趁敌不备，跑进大庙旁的堡垒户魏旭成家，魏母认出他是八路军，立即把他藏到了楼上的大缸里，将楼门、房门上锁以后迅速离开。刚迈出大门，只见一群鬼子嚎叫着围了过来，凶神恶煞地向她要人，魏母冷静地回答：“没看见！”鬼子见她不肯交人，便用枪托将她击倒在地，面对暴戾的侵略者，这位山里的母亲，为了掩护革命干部，早己将生死置之度外，她忍着疼痛，一声不吭。气急败坏的鬼子正要准备点火烧房时，村南上空突然传来枪声，守卫在村南山上的民兵魏财旺和区干队，为了转移鬼子视线，故意朝村里开了枪，鬼子听到枪声，疑是八路军，惊慌失措地撤出了村庄。

鬼子走后，乡亲们四处寻找魏洛旺，人们呼唤着他的名字，此刻的他因长时间躲在茅坑下面，全身已被冻僵，异常的气味已将他熏晕，听到有人喊他，却怎么也发不出声。乡亲们发现他后，立即放下梯子，才将奄奄一息的魏洛旺救了上来。

在那个艰苦的岁月里，魏洛旺率领当地民兵，出没在高岗峻岭，丹河两岸，保护乡亲，保卫家园，与日伪及土匪展开交锋，灵活机动开展游击战，配合八路军攻击日寇据点，拔除敌人炮楼，一时威慑敌胆，声震周边。日本鬼子甚至张贴出布告，抓住魏洛旺悬赏大洋二百块。

魏洛旺白天开展武装工作，晚上同段贵生躲进山沟，山里气温低，两人抱在一起，相互取暖，抵御寒冷，在烽火岁月中，结下了生死友情。

1945年10月，一个星光璀璨的夜晚，在南山背后一片松林里，村地下党书记魏土金，秘密发展魏洛旺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这年冬天, 魏洛旺被调入鲁村任民兵指导员兼区政委。一年后，被任命为鲁村武委会教导员。

1947年元月，魏洛旺担任了晋城县二区武委会副主任，后来，又被任命为晋城县九区武委会主任。

1949年3月，魏洛旺听党召唤，舍家为国，离开挚爱的双亲，踊跃带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六大队一中队，南下福建。

到福建后，他与当地人民患难与共，水乳交融，同仇敌忾。在剿匪肃特、土改反霸、征粮征款、发展经济等工作中始终走在前列，在八闽大地留下了鞠躬尽瘁的印痕，也在老区人民心中留下了极好的口杯。他的仕途也一路攀升，先是在福安县武委会任组教科科长，后又任福安县社口区区长，1951年任福安县穆阳区区长、区委书记，1953年任福安县公安局局长，1955年任福安县检察院检察长。1956年，魏洛旺在事业上迈上了一个新的巅峰，他被任命为福安县委副书记。

让人百思不解的是，在以后的几年中，魏洛旺的仕途轨迹似乎呈弧度运行，先是到福安县委财贸公交部担任部长，又转至福安县委公交部部长的岗位履职，后来，成为溪潭区代理书记，再后来，又成为城关公社的代理书记。

从县委副书记到公社代理书记，魏洛旺始终无怨无悔，无论在什么岗位，他都兢兢业业，尽心履职，问心无愧。作为一个老党员，他向来淡泊名利，上也好，下也罢，只要是组织的决定，他都能欣然受命，愉快而毫无怨言地去执行。

1960年11月，魏洛旺迎来了他人生最黑暗的日子。他因仗义执言，为民请命，实事求是反映基层群众疾苦，揭露某些领导干部存在的官僚作风问题，被定为“违法乱纪错误”，宣布停职审查。这位当年曾被日本鬼子悬赏的民兵英雄，没有被敌人的枪弹打倒，却被自己人的精神棍棒打翻在地，原本刚强的汉子，此时却再也抑止不住酸楚的心境，任泪水奔涌而出。

在那些日子里，魏洛旺憔悴了许多，每当寂静的夜晚，心灵总是隐隐作痛，面对蒙辱，他却不能为自己辩解，只能在生命的炼狱中游走。以他北方汉子豁达的胸怀，忍辱负重，坚守信仰，他相信上级组织一定会公正地还他一个清白。

1962年，魏洛旺重新走上工作岗位，被调到了福建福鼎新创建的秦屿国营农场任场长。这对于不为名利所动的他来说，归隐田园，安贫乐道，远离世俗的纷扰，让心在静逸里回归自然，正是他的期望所在。

福鼎秦屿农场拥有人家数百户，自然村7个，土地总面积242公顷。这里远离县城，交通闭塞，环境艰苦。原本农家出生的他，一到农场就和职工们打成了一片。在革命十几年之后，解甲归田，重新拿起了锄头和镰刀做起了农民，他有种久违的亲切。人们从他身上看不到一点“官架子”，只有朴实和豁达。春种秋收，晒谷打场，他样样在行，把最累的活交给自己，把最好的谷子上交国库。

文革初始，魏洛旺被红卫兵从农场揪到福安县批斗，在县城最热闹的十字路口，红卫兵叫他把衣服脱掉，老区的群众又让他穿上，那时，两股势力交织在一起，在脱和穿的呼声中经受着煎熬。全家心急如焚，以为再也看不到他，直到第二天，他才被老区的群众代表用车护送回家。他安慰家人说：“不用怕，土改期间土匪几次想要我的命，我还不是活得好好的。”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一些地方错误地把“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变成了“以粮为纲，全面砍光”，魏洛旺非常不理解上级精神，经他手培育数年的优质茶苗，凝结着他的心血和汗水，把这些娇嫩的茶苗砍光，比割他的肉还要心疼。为了应付上面检查，无奈之下，他连夜发动全场职工、家属，把路边在视线范围内能看到的茶苗，全部移植到了山上，从而保住了大片茶苗。魏洛旺这一移花接木，为福鼎的茶叶发展立下首功，几年后，周边乡场广栽茶苗，一时成为稀缺之物，纷纷前来求购茶苗。

文革期间，他什么派也不参加，只相信党，只信仰共产主义，始终没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天天赶着牛上山，走遍了附近所有的山头，观察土壤、云雾、气候等，为后来改变荒山变茶园构想着蓝图。他听说福鼎县委书记李天瑞无端被关押后，竟不顾一切立即前往探视。当他见到李书记蓬头垢面的情景时，这位肝胆柔肠的北方汉子，眼泪顷刻奔涌而出，他二话没说转身便走，不一会，带着一位理发师再次进入。可以想象，在那个时候，他不怕受到牵连，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正直胆略和战友深情。

在农场十六年里，他始终把农场员工的困难和需求放在心上，哪家有困难，谁家办喜事，他都一清二楚。70年代流行的确良布料，成为当地结婚用的紧缺商品，场里人知道他有面子，都会来找他求得帮助。谁家办喜事，他都会叮嘱爱人送上5元的贺礼。

一次，他生病住院期间，突然遇到农场一位农民的儿子，因外伤脾脏破裂，引起大出血，当送到医院时，苦于身上钱不多，眼看生命垂危，家属焦急万分，听说魏洛旺在医院，马上过来找他，他立即过去和医生交代：“有我在，无论花多少钱都要尽力抢救孩子”。魏洛旺一直陪着该家属在手术室外静静地等候，直到手术顺利结束才放心离开。

魏洛旺一生艰苦奋斗，生活简朴，从来没有穿过皮鞋，戴过手表，甚至裤腰带都是当年行军打仗时候的绑腿带。一直生活在山区农场的全家，由于物资匮乏，为了给孩子们解谗，他教爱人学会了炸麻花。他到县城开会，一位战友从山东给他带回些水果，他却舍不得吃，全部带回去给了孩子。

那时，他的家里连一张像样的饭桌都没有，两个凳子架起一块面板算是饭桌。从福安搬到农场的家什，只有几床被子和几件旧家具。开始，农场的人不理解，曾主政过多处要害部门，握有实权的他，竟如此简朴，后来接触多了，才知道魏洛旺是个名副其实的“清官”。

他的大女儿甚至没穿过花色的衣服。有一次，爱人给女儿扯了块花色布料，想给她添件新衣服，被他看见后立即让退掉。女儿问：“为什么不能穿这颜色的衣服？”他说：“这衣服你穿过了，弟弟妹妹们还得接着穿，所以花色的衣服不适合。”

魏洛旺对子女的成长十分严厉，经常教育他们要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经常让家人忆苦思甜，每年都要让孩子们吃一两次糠窝头。只要星期天，都必须下田劳动，寒暑假期更不例外。他甚至购买了一套理发工具，亲自给几个儿子理发，有人找他剃头，他还是场里的义务理发师。

在那个困难时期，他全家在农场九口人，子女众多，未成年的孩子嗷嗷待哺，仅靠他110多元的工资维持生活，可他从不乱花一分钱，百善孝为先的美德，仍然流淌在他的血管里，只要北方老家来信，他从不怠慢，即使勒紧裤带生活，也不忘孝敬老母，尽力给予老家施以帮助。

在他的领导下，农场扭亏为盈了，群众福利提高了，场里的职工脸上开始绽放出喜悦的笑容，屡屡受到上级表彰的农场越办越好，可是，他的身体却越来越差。

1978年3月的一天，他去县里开会，正要上车，突然一个颤抖，行李袋从他无力的右手滑落在地上，大家见状，劝他别去了，他摇头说没关系，车上休息一下就可以了，他蹒跚而缓慢地登上车，在县里开会时他果然病倒了。住院刚两天，手脚渐渐有点气力，医生要给他做全面检查，他坚决不肯，说自己只是小毛病，农场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他，硬是不顾医生劝告出了院，回到农场后，便一头扎进了工作中。

1978年9月12日，这位不知疲倦的好干部，由于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因劳累过度突发大面积心梗，最终倒在了他心爱的岗位上再没有起来，离开了他奋斗了16年的农场，离开了他远在北方牵挂的亲人和乡亲。他没有给子女们留下任何家产，只留下一串串为了民族和解放，穿越岁月烽火一路走来的火红足迹。

追悼会那天，秦屿农场的职工们争先恐后蜂拥着挤上班车，亲自赶往福鼎参加追悼会，人们含着热泪，最后一次送别他们敬爱的场长。宁德地区的南下干部几乎都来给他送行。人们心中默默念叨着这位肝胆照人的豪杰之士，他一生胸怀宽广，心系苍生，能上能下，尚俭戒奢，行事光明磊落，待人热情坦诚的秉性，让人深深缅怀。

直到1981年，上级党组织终于拨乱反正，中共宁德地委（宁地委[1981]综141号）研究决定：在整风整社中，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对魏洛旺同志批斗处理是错误的，决定撤销原中共福安地委处理意见，予以彻底纠正，消除影响，恢复名誉，恢复原级别待遇。九泉之下的魏洛旺终于迎来了人生的春天，若英魂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

魏洛旺的大女儿魏建英告诉我，说她父亲在世时，曾对她说：“孩子，长大后一定要把妹妹、弟弟们带回北方老家看看，别忘了自己的家乡是山西晋城鲁村河底。”她的女儿做到了，曾先后带着母亲和兄弟姐妹都回过故乡。有次回乡看到村里正在集资修路，她义不容辞地捐献了一千元，父亲眷恋故土的那份牵挂，已让她潜移默化，情愫暗生。

岁月悠悠，星转斗移。40年过去了，对于家乡的年轻一代来说，也许这位南下干部的名字已鲜为人知。对那段烽火岁月的追思，是对走出山村的革命前辈的最好纪念。愿熠熠生辉的长江支队精神，能够发扬光大，激励后人，世代传承。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