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的一个晚上，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党中央驻地西柏坡的办公室约见父亲滕代远，向他简短的传达了中央关于组建军委铁道部的决定，同时郑重的强调：“铁路工作十分重要，做好铁路工作，保证当前解放战争军事运输和全国解放后经济建设的需要，任务十分艰巨。中央决定把铁路交给你负责。”顿了一下又说：“在中央政府未成立前，你是从军队转做经济工作的第一个同志，今后还会有更多的同志转到经济战线上来。从军事工作转到经济工作，是个很大的转变，但这是革命事业的需要，也是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重要标志。”

1949年1月10日，中央军委对滕代远的正式任命下达。两天后，父亲带领相关人员赶赴石家庄。1月28日，经过充分准备，军委铁道部首次铁道工作会议在石家庄召开。朱德总司令在父亲的陪伴下步入会场，走上主席台，在热烈的掌声中，宣布成立军委铁道部的命令，并指着滕代远对与会代表们说：“中央给你们派来个‘将军大老板’。过去，他指挥千军万马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从今天开始，他要掌管铁路，指挥百万铁路大军，开山修路，遇水搭桥，抢修抢运，支援大军过江，解放全中国。”总司令的讲话激起全场雷鸣般的掌声与欢呼声。

1949年3月，父亲在西柏坡出席了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听了毛泽东主席的报告，父亲的内心掀起了巨大的涟漪，他回忆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感到无比激动和自豪。3月6日下午的会议上，有滕代远、徐特立、林伯渠、陈毅、王首道和朱德六位同志发言。父亲在《我的回忆》（未发表）中写道：当时听完毛主席的报告之后，我首先第一个发了言，除拥护主席报告外，还表示了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愿意做一辈子铁路工作。

领导平江起义

父亲滕代远是我党较早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也是苗族人民的优秀儿女。1924年入团，1925年入党。开始任中共长沙近郊区委书记、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省农民协会委员长，中共醴陵县委书记、湘东特委书记、湘鄂赣边特委书记。1928年7月22日，同彭德怀一起领导了著名的“平江起义”，创建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下辖一、四、七共三个团，两千五百多人。彭德怀为军长，滕代远为党代表，邓萍为参谋长。彭德怀在1956年9月回忆往事时写道“代远同志对平江起义帮助不小，是平江起义领导者之一，特别是军队中建立政治工作，建立党、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都起了积极作用。”

平江起义的胜利和苏维埃政府的建立，震惊了湖南省反动当局，慌忙派重兵分几路扑向平江，妄图一举消灭刚刚诞生的红五军。经与彭德怀商量，考虑到敌众我寡，据城坚守，极为不利，便决定于当日黄昏，主动撤出平江城。平江城没有守住，父亲在生前几次回忆到此事，念念不忘的说：这支部队参加红军还不过几天，还没有时间进行改造，党的领导不强，所以与优势敌人进行战斗时，就吃了亏。历史证明：平江起义确实具有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由彭德怀、滕代远缔造的红五军，后来发展壮大，成为中央红军的一支主力部队，它对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展中国革命，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井冈山会师和保卫井冈山

1928年12月10日，滕代远与彭德怀率领红五军主力部队800余人抵达宁冈砻市、新城，与红四军主力胜利会师。何长工率领北路行动委员会从宁冈出发，经永新先于红五军进入莲花县境，在道边山下隐蔽观察。哨兵报告前方发现一支队伍，不像国民党军队。何长工立即带队前去迎接，与滕代远、彭德怀紧紧握手，24岁的红五军党代表滕代远表示：“久想会师，敌人阻挡，使我们会不成，今天如愿了”。这是父亲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不禁肃然起敬，两人相互握手问候，极为亲切，而毛泽东对这位早就有名的农民领袖、平江起义的领导人也十分尊重。当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红四军前委、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红五军军委在新城举行联席会议，会议讨论研究了粉碎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会剿”的问题，决定将红五军到达井冈山的部队暂编为红四军第三十团。彭德怀为红四军副军长兼该团团长，滕代远为红四军副党代表兼该团党代表。

1929年1月4日，父亲出席了红四军前委，红四军、红五军军委、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及边界各县党的负责人在江西宁冈柏露村举行的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由红五军改编的三十团及熟悉井冈山地形的红四军三十二团王佐部留守井冈山，由红四军副军长彭德怀、副党代表滕代远统一指挥，红五军防守井冈山，籍以休息和训练。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第三十一团及军直属队3600余人向赣南、闽西进军，出发打游击，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二十五岁的滕代远在大井主持召开红五军党委扩大会议，传达柏露会议精神，并与彭德怀一起反复耐心说明接受前委指示，他对红五军干部说：“我们是党的军队，一切应该听党的，听总前委的”，彭军长也表态说：准备牺牲局部，使主力安全向外发展。从而坚决维护了毛泽东要红五军保卫井冈山，使红四军主力安全脱离敌军包围的正确决定。

这一年的井冈山，漫山遍野被大雪覆盖，天气异常寒冷，数九寒天，红军战士还是单衣裹身，凛冽寒风，刺人心肺。1月27日敌人向井冈山发起总攻，湘军以两个师兵力用大炮重点进攻黄洋界（这是继五个月前，红四军在此取得黄洋界保卫战胜利后的第二次战斗）和八面山。滕代远在战壕里号召：全体干部、共产党员和战士，一定要发扬革命精神，坚守阵地，决不能让敌人罪恶计划得逞！井冈山父老乡亲和四军兄弟们在期待我们守山的胜利消息！阵地上立即爆发出战士们“誓死保卫井冈山”的口号声。1月29日夜晚，敌军用一个营兵力从黄洋界侧后高地偷袭我哨口，李灿率军民与敌展开血战，因寡不敌众，黄洋界哨口失守。同时，八面山工事也被敌人炮火轰塌，除一小部分突围外，近八十人壮烈牺牲。1月30日晨为保存红五军力量，避免全军覆没，连续激战四昼夜后，与彭德怀率余部红三十团五百余人从荆竹山方向撤离井冈山，冒着漫天大雪，突破敌军重围，转战赣南寻找主力。奔袭于都后，滕代远负伤，在于都的小密、里仁养伤。红三十二团转入深山，以保存力量。

历史证明：彭德怀和滕代远具有坚强的革命意志，胸怀坦荡，顾全大局。他们不是一般地接受任务，而是临危不惧，受命于危难之时。如果没有大无畏的勇气和斗争精神，是不敢以七八百人的队伍，担负保卫受三万敌人进攻的井冈山这个千钧重任的。正如彭德怀所说的：“我知道这是一个严重而又危险的任务。”

成立红三军团

1930年4月，红五军军委根据上级要求，决定派滕代远、何长工为代表到上海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除出席会议外，到达上海的滕代远还于4月20日、27日，向党中央写了两份报告，详细汇报了红五军在湘赣、湘鄂赣等地转战的经过，部队党的概况，以及成立以黄公略为军长的红六军的情形。特别是在全国红军会议上，中央提出以红五军为基础，扩编成红三军团，下辖红五、八、十六军，并决定了军以上干部的配备，要求在8月1日前将红三军团扩大到5万人，准备成立第三方面军。对于滕代远而言，限于当时的思想理论水平，还无从辨别出会议所表现的“左”倾冒险错误，只是认为回去后，必须认真传达会议的决议，并坚决贯彻执行。5月下旬会议结束后，滕代远、何长工与中央派往红五军工作的彭雪枫、黄克诚、周桓等人乘船返回武汉，途中得知彭德怀率红五军已转战到大冶、阳新边境的刘仁八村和三溪口一带整训。于是他们一行改在黄石港下船，然后又转阳新太子庙，回到部队。

6月16日，红五、八军在大冶刘仁八三房村召开了两军委扩大会议。彭德怀主持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滕代远、何长工、邓萍、邓乾元等20多人，列席会议的有大冶中心县委和邻近各县县委负责人。这次会议主要有三项内容：一是由滕代远、何长工共同传达上海两个会议有关决议；二是关于红五军扩编与红三军团成立问题；三是关于进攻武昌的问题。

对于红五军扩编问题，彭德怀认为：“现在红五军不到八千人，仅三团制的一个师，即使发展到三万人，也只有一个军。到五万人再成立军团也不迟吧，何必虚张声势，搞一些空架子。实际上不能提高战斗力，反而减弱战斗力，浪费干部，干部又缺乏”。滕代远则认为：扩编是中央的决定，不是红五军一支部队的问题，至于兵力不足，以后可以陆续补充。通过讨论，多数同志认为扩编为军团，能壮大声势。最后会议根据中央指示，正式将红五军第5纵队扩编为红八军，红五、八军合编为红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委。红五军军长和政委分别由彭德怀、滕代远兼任(后分由邓萍、张纯清接任)，红八军军长李灿(因病由何长工代理)、政委邓乾元。同时成立红三军团前敌委员会，彭德怀任书记。在攻打武昌的问题上，彭德怀表示了异议。他认为应先消灭鄂东南六县的地主武装，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建立政权，伺机攻占岳阳为后方，再作攻打武昌的实际准备，否则直接攻打武昌，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滕代远也认为直接攻打武昌，确实是一种军事冒险，按照彭德怀的打法，有利无害。最后会议通过了彭德怀的方案。

会后，红三军团在大冶马蹄驿正成立，全军17000余人，士气高昂，军威大震。红三军团在彭德怀、滕代远等人领导下，成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力军团之一，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奇功。

攻克岳州架炮还击日舰

1930年6月中下旬，滕代远与彭德怀一起率红三军团一举攻克大冶城、石灰窑、黄石港，并乘胜占领通山、崇阳、鄂城、咸宁、蒲圻、通城等地，消灭罗霖师之一部；7月3日，与彭总指挥红三军团攻打岳阳，歼敌2个营，并占领岳阳。除了缴获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粮食外，还缴获七五野炮四门和山炮，红军开始有了自己的炮兵。

彭德怀回忆说：占领岳州后，英、美、日兵舰仍如黄石港一样，很猖獗，对城岸乱轰。滕代远更是义愤填膺，怒火中烧，便同彭德怀商量，命令部队向日舰还击。当时，我军还不会操炮，彭德怀和一位叫武亭的朝鲜同志将七五野战炮隐蔽架好，还击了几十炮，有十几发击中了敌舰，打了半小时，日舰退去，从此再也不敢抵岸射击了。红军战士高兴极了，不约而同喊起打到帝国主义的口号，响彻云霄。这次炮击，可以说首开我军同帝国主义军舰武装斗争之先声。

龙岗大捷

1930年8月23日，父亲与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在浏阳文家市同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军团胜利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和总前委书记，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滕代远任副总政委。

龙岗是永丰县境内一个有五六百户人家的小镇，四面高山环绕，中间有一条峡谷，镇前一条小河流过，有利于红军隐伏兵力，包围歼灭敌人。12月30日凌晨，龙岗群山雾气蒸腾，一片寂静。红军战士在大雾中埋伏到山头阵地，静候敌人“围剿”的主力军张辉瓒的第十八师进入伏击圈。上午八九点钟，敌人开始从龙岗向东出击，我红三军第七师迎头痛击，敌军依仗优势火力，用两个团猛攻，中午时分竟夺占了部分山头高地。父亲和彭德怀立即指挥我红三军全军投入战斗，战况激烈。到下午三时战斗更加激烈，滕代远亲自带领红军预备队从龙岗北面高山猛冲而下，高呼“勇敢冲锋”、“拼命杀敌”等口号。战士们见到方面军政委就在身边，士气大增，舍生忘死，杀入敌阵。天气又变，浓雾再起，对面难见人影。红军战士熟悉地形，攻势更加猛烈。岳阳缴获的野炮、山炮派上了用场，摧毁敌人迫击炮、重机枪阵地多处。我军将重机枪集中使用，猛烈的火力将敌人队形打乱。只见敌军慌不择路，在浓雾中乱窜。到黄昏时战斗全部结束，全歼敌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近一万人，缴获各种武器九千余件，活捉中将师长张辉瓒。1931年春，毛泽东同志满怀豪情，挥笔写下了著名诗篇《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其中上阕词曰：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彭德怀说：张辉瓒是主力师，他被俘之后，敌全军动摇，给了我顺次各个击破敌人的良好机会。经过龙岗战斗，敌军如惊弓之鸟，已经没有胆量“围剿”红军，不得不实行战略退却，转入防御。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被彻底粉碎了。

负伤指挥高兴圩战斗

1931年7-9月，蒋介石调集二十三个师又三个旅，共计30万人的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滕代远参加了第三次反“围剿”斗争。9月8日，在高兴圩战斗中再次负伤。彭德怀、滕代远根据方面军总部的部署，在兴国东北的莲塘地区，指挥红三军团协同红三军、红四军分三路逼近敌人，歼敌第四十七师三个团后，又乘胜北进，指挥红军攻击良村的敌军，歼灭敌第五十四师的大部，接着又指挥红三军团配合担任主攻的红四军、红十二军，迂回到黄陂东面，断敌退路。红军冒着暴雨发起总攻，迅速结束战斗，又歼敌第八师四个团。红一方面军经过莲塘、良村、黄陂的三战三捷，打乱了敌人的部署，取得了主动权。9月7日，当敌蒋光鼐、蔡廷锴、韩德勤三个师掩护敌蒋鼎文师向吉安退却时，彭德怀、滕代远乘机指挥红三军团，会同红三军、红四军在距兴国城约十五公里的高兴圩和老营盘一带，分三路设伏截击敌人。敌军先后投入战斗的部队有四个师二十七个团，总兵力达七万人，红军只有三万多人。敌我双方从接战开始，愈打愈烈，战线延长约三十五公里。这是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中规模最大、最激烈的一次战斗。

红三军团前指设在高兴圩北面山头上，父亲与彭德怀都在指挥所里。当天骄阳似火，两人不顾汗流如雨，衣衫湿透，一心观察战斗变化，指挥作战。当时红军的通信联络很差，没有电话，指挥打仗主要靠口令，靠吹号，各部队之间很不容易联络。敌军占据有利地形，凭借优良装备和强大火力，死守工事。我军发起多次冲锋，打死打伤不少敌人，但仍被阻挡在敌人工事前面，且有较大伤亡。滕代远见此情形，十分着急，他向彭德怀打了个招呼就起身跳入前沿阵地，亲自鼓动和指挥战士攻击。警卫员黄萍见此情形也连忙跟上。滕政委命令部队避开正面敌人的火力，从阵地两侧匍匐前进，接近敌人后再发起冲击。同时，抽出部分战士，利用敌人炮火暂停间隙，紧急抢救伤员。由于政委亲临前沿阵地指挥作战，士气大振，形势有了改观，滕代远在壕沟边抬起前身，探头观察敌情时，忽然前面射来子弹，击中他的右肩，鲜血渗透他的上衣，流向胸前。警卫员见政委受伤，立即上前扶住，包扎伤口，想用担架抬他下去。父亲感觉伤势不很严重，还能勉强行走。此时，在偏东方向的修屋村山梁上，红三师七团与敌人血战杀敌近千人，全团只剩下一百多人。滕代远闻讯后，用手捂着肩部，强忍疼痛，一步挨一步的来到七团阵地了解战斗情况。战士们见到滕代远，立即增添了勇气，准备再次发起进攻。滕代远摆摆手，他叫指挥员曾春鉴召集剩下的一百多名战士，聚集在山梁背后，开了个战地动员会。滕代远在会上号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要带头冲锋陷阵，坚决打垮敌人的进攻，为死难的烈士们报仇！”大家见到政委负伤不下火线，又听到他有力的号召，十分激动。大家高呼“为烈士们报仇，坚决消灭敌人！”由于敌军拼命顽抗，我军兵力不够集中，与敌血战两昼夜，敌我伤亡各两千多人，我军指挥部队撤到高兴圩西面的永丰圩，敌军也连夜撤往兴国县城。正如彭德怀回忆：“敌军是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筋疲力尽，减员三分之一，不能不撤退。”

之后，父亲伤愈归队，又参与了打赣州，黄陂、草台岗的战斗。由于“领导红军长期斗争，极有功勋”，父亲在1933年8月1日中革军委通令中，荣获二等红星奖章一枚，同获二等红星奖章的还有王稼祥、张云逸、陈毅、刘伯承、罗瑞卿等三十六人。这在当时已是相当高的奖励了。

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大敌当前，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部队编制、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服装等，基本都与国民党军队相同。

父亲从苏联回国和陈云同志一起到新疆星星峡迎接西路军人员，之后于1937年底抵达延安。1938年1月15日，中央军委发电报正式任命滕代远为中央军委参谋长，并电告正在抗战前线的中央领导人与八路军、新四军将领。父亲受命担任中央军委参谋长的时候，全国抗战已持续了六个多月，他协助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注视和指导全国抗日战争的进行，指挥我军的军事行动，主持军委参谋部的日常工作。1938年3月，八路军一二O师给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的《关于营以上干部履历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当时八路军的高、中级干部均有军衔：师长、副师长为中将；师参谋长、旅长、副旅长一般为少将；师参谋处长、旅参谋长、旅政治部主任、团长、支队长一般为上校。

1945年9月，抗日战争刚刚结束，面对中国全面内战即将爆发的严峻局势，美国总统杜鲁门调整了对华政策，派已经退休的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五星上将为他的特使，来华进行军事调停，随即成立了军事三人小组，成员是美方代表马歇尔、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在军事三人小组的领导下，10月底在北平着手筹备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为了便于同国民党军协调工作，我军参加军调部工作和派驻各地的军调部代表，也都被授予了国军军衔。授予中将军衔的4人：叶剑英、滕代远、罗瑞卿、饶漱石；授予少将军衔的17人：李克农、宋时轮、黄华、黄镇、陈赓、许光达、伍修权、耿飚、秦基伟、韦国清、赵尔陆、邝任农、方方、段苏权、陶希晋、张经武、黄逸峰。此外，还有一些军人被授予上校、中校和少校。

1946年7月以后，蒋介石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起了全面进攻，马歇尔宣布调停失败，军事三人小组也随之解散。参加各地军调部工作的中共代表陆续撤回，他们的军衔也就自然取消了。

评衔授勋工作开始

授予军人军衔，是为了确定军人在军队中的地位，便于识别和指挥，同时也是赋予军人的一种荣誉。颁发勋章奖章，是对在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表彰，是历史总结性的奖励。军衔制度的实施和勋章奖章的颁发，都表达了党和政府以及全国人民对军队的关怀，这对于鼓励广大干部上进心，激发他们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以至于更好的推动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都有重要的作用。

总干部部是在中央军委领导下掌管全军干部工作的领导机关，与总政、总参、总后并列的一个总部。部长罗荣桓（兼任总政治部主任），第一副部长宋任穷、赖传珠，副部长徐立清。评衔授勋两项要求高、难度大、时间紧的工作由总干部部具体承办、具体组织实施。

根据军官服役条例和勋章奖章条例，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历史功勋和在部队的任职情况，是应该为他们授衔和授勋的。由解放军总干部部提出的初步方案里，毛泽东主席为大元帅，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为元帅，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等为大将。同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列入授勋名单。但是，毛主席坚持不要大元帅军衔，也不要勋章。

1955年1月29日，总干部部长罗荣桓署名，向中央军委呈报了《关于地方负责干部的军衔评定和授予问题的请示》（以下简称《请示》）。建议：对于“与军队有历史联系和与某一地区有联系的代表人物”的军衔，采取三种方式办理：第一种是“须评定军衔又授予的”，第二种是“只评定军衔不授予的”，第三种是“只授予预备役军衔的”。该《请示》列出了拟评定军衔的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名单（时任职务省略），他们是：陶铸，张德生，张仲良，高峰，李井泉等22名。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与军队有历史联系和与某一地区有联系的代表人物共21人，也拟予评定军衔，他们是：乌兰夫，赵尔陆，叶飞，谢富治，王恩茂，（笔者注：此前5位均予授衔，此后人员未予考虑）王维舟、冯白驹，周保中，滕代远，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邓子恢，张鼎丞，王世泰，程子华，蔡树藩，谭启龙、何长工，张际春，姬鹏飞……等（删节号与‘等’字均为《请示》原件所示）。

有一次，在人大常委会上还为此事引发热烈的讨论，许多委员纷纷发言，认为毛泽东等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创建人，是人民军队最高统帅，为我军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声誉，给他们授衔授勋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委员长刘少奇同志主持会议，他心里是知道毛泽东同志坚决不要授衔、授勋的态度的，听了大家的发言感到十分为难。就说：“就这个问题，我也不能作结论”。委员中有位民主人士说：“人大作出决定，他有什么办法！”少奇同志讲：“我们人大可以作出决定，但毛泽东同志是国家主席，还需要他的签字同意才行，他不签字不下命令又怎么办？”下面的委员鸦雀无声了。刘少奇接着说：“你们不是经常见毛主席吗？你们当面去说服，争取他的同意，这次会议不作决定”。不久的一天，彭德怀、罗荣桓带领宋任穷、赖传珠走进中南海，向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授衔授勋工作。由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和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主谈，系统汇报了这次评衔授勋的初步方案。汇报是在一次中央会议休息时进行的。毛泽东主席听完汇报后说：“你们搞评衔，是个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呀，现在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他转向刘少奇问道：“你在部队里搞过，你也是元帅啊。”少奇同志当即表示：“不要评了。”他又问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你们的元帅军衔，还要不要评啊？”周、邓二人都摆摆手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毛泽东笑了，转过身问几位过去长期在军队担任领导工作，后来到地方工作的邓子恢、张鼎丞等同志：“你们几位的大将军衔还要不要评啊？”这几位同志也都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领导同志主动提出不授衔，对全军干部是一个很大的教育，也解决了评衔工作中的许多矛盾。最后的结果，正如大家知道的：没有评大元帅，评出10个元帅，10个大将，55名上将，175名中将，802名少将。已经到地方担任领导职务的，除了赛福鼎、乌兰夫、谢富治、韦国清、叶飞、阎红彦、王恩茂等少数人因情况特殊授予军衔外，其他到地方工作的同志，包括驻外大使，一律没有授予军衔。

1955年时的父亲滕代远，对自己的工作安排的很紧。工作细致、雷厉风行、言必信、行必果，办事有始有终是父亲的工作作风。他把军队的优良传统和规章制度结合起来，下基层检查工作的时间几乎占去三分之二。他对自己、对干部的要求极为严格，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从不含糊。在《年谱》中可以看到，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是重要的工作之一，年初召开了全国铁路工作会议，父亲作了《关于1954年铁路工作总结及进一步提高铁路运输工作的措施》的报告，提出必须把资金主要用在加强运输能力上的要求。再次率领工作组到西北、西南检查铁路新线工程，对铁路建设的造价心中有了底。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作《为完成铁路第一个五年计划和降低工程造价而奋斗》的发言，强调指出铁路在“一五”期间新增的运量大部分由既有铁路承担，铁路负担很重，后备能力不足，必须加强既有铁路的技术改造。8月份，随朱德副主席前往朝鲜人民共和国进行友好访问。回国后，即带领铁道部有关人员到东北视察铁路工作，年底，率工作组去郑州和武汉，检查长江大桥施工情况，回京后陪同前苏联专家考察丰沙线的隧道。年尾，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参加中、蒙、前苏联三国铁路通车典礼。后来，我曾向父亲了解当时评军衔的情况，父亲只告诉我：前苏联的铁道兵司令员是元帅军衔。在我看来，无条件服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评衔授勋工作对他毫无影响，他还是操心着自己所热爱的铁路工作。（责任编辑：韩玉芳）

滕代远视察工作照

滕代远工作照

滕代远：未授军衔的“将军大老板”————追忆父亲滕代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