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源，地处太岳抗日根据地腹地，四面群山环抱，是太岳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日本侵略者把这里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曾八次闯入沁源疯狂扫荡。1942年冬，日军又纠集两万兵力对太岳区实施全面攻势，同时以一个大队兵力占领沁源县城及交通要道，并确定将沁源作为“山岳剿共实验区”，妄图长期“驻剿”，以达到其摧毁抗日根据地的罪恶目的。为了粉碎敌人的毒辣阴谋，太岳区党委指示沁源县委：“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依靠广大群众，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实行长期围困，战胜敌人。”并以八路军一部配合地方武装和民兵对日作战。中共沁源县委根据太岳区党委的指示，立即成立了以县委书记、县大队政委刘开基、县长张学纯为总指挥的“围困日寇指挥部”，对长期围困敌人进行统一部署和指挥。从此，一场长达两年半时间的著名的“沁源围困战”，就在全县军民中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一）用“没有人民的世界”，断绝鬼子的生存条件

围困战首先是从全县转移、空室清野开始的。各区村按照县围困指挥部的命令，从11月下旬起，用了短短六天时间，将安沁和二沁大道两侧23个村镇、3200户人家、16000多口人，全部疏散隐蔽到沁河两岸的深山密林中，把总长100余里、宽20余里的地方，变成了无人区。广大群众坚决响应党的号召，忍痛丢下世代相守的房屋和土地，摔掉家里的坛坛罐罐，把水井填死，碾磨砸毁，一时带不走的东西全部深埋起来，然后仅带着必需的粮食、衣物、用具，转移到上级指定的山沟和距敌较远的村，使敌人在其占驻的城关、阎寨、交口、中峪镇等地方，成为空村、空地、空房，使敌人找不到人，找不到粮食、水源和实物。

全民大转移时值数九寒天。整村整户的大搬家大迁居，对沁源人民是极其严峻的考验。风雪交加中，有的群众身着单薄的衣服，冻得浑身发抖，有的没有备用衣服，浑身湿透了也无法更换，只能靠自身体温慢慢烘干。有时忍受不下去，很想烘个火暖和一下，又怕点火冒烟被鬼子发现，只好咬紧牙关坚持下去。

转移出来的群众，多数没有住处，只好露宿在山林间厚厚的落叶和枯草丛中。时间一长，不少人病倒了，年老体弱经不住寒气的袭击，病得更多。由于反“扫荡”以来，人们一直生活在潮湿寒冷的山林中，栉风沐雨，餐风露宿，除感冒伤寒外，很多人生了疥疮，得了疟疾病。这两种病又容易传染，只要一个人病倒了，很快就传染给全家、全庄，人们成批地躺下，痛苦地呻吟，却一无医、二无药，一连几个月都爬不起来。除此之外，由于露宿野外，时有狼吃人的事件发生。

面对这些困难的挑战，各级指挥部领导心上像千斤磐石一样，沉重地压着。政委刘开基、县长张学纯以及城关镇公所的干部们，按照组织分配，分别和城关及其它村的“难民”吃住在一起。其它各区指挥部以及县区干部，也都生活在当地“难民”中间，随时帮助他们解决各种问题。县区村干部们白天到一个个山庄上，逐户进行登记。出来几口人，多大年纪，男女各多少，是否有粮食、被褥、棉衣及其它等问题，晚上就和难民们背靠着背挤大炕，有时睡晚了没地方，就靠着墙角打盹。由于“难民”问题很多，干部们一黑夜不知要被叫醒几次，遇到紧急情况，就得冒着刺骨的寒风，踏着冰雪去察看解决。山大沟深，林密路陡，居住分散，他们又没有固定的地方，“难民”中发生重大问题，如老弱病死、孕妇难产等，往往因找不到干部而急得直哭。于是各级指挥部便在难民居住集中的地方固定办公地点。县围困指挥部和城关镇公所就在难民居住较为集中的永宁沟和乌木之间的西塔子沟，作为固定的办公地点。人们有事就来这里反映、解决。时间一长，难民们就给镇公所所在那块高地，起名为“镇圪塔”。无论刮风下雨，白天黑夜，敌情险恶与否，群众总能看到县、镇指挥部的干部们紧张而有序的办公场面。

群众转移出来2个月了，难民中除了住的、穿的和疾病等燃眉之急外，又出现了新的问题，群众反“扫荡”时带出来的粮食也快吃完了，困难日益增多。

强烈的责任感和阶级感情，驱使着各级围困指挥部去想尽一切办法解决群众的吃、穿、住等问题。办法从哪里来？县指挥部的领导经过多次召开干部会议以及和群众商量，决定先采取以下措施：（1）根据围困斗争的长期性，决定组织群众先在避风向阳而又有水源的地方，利用山洞、石崖搭建石棚草房、打窑洞；（2）在难民中开展互借互济、解决口粮问题，特殊困难户可由政府出面向当地群众借粮救济，同时开展采集橡子、榛子、干蘑菇等野果、野菜，代粮充饥；（3）组织商人到洪洞、霍县等地贩运棉花、布匹；组织民兵保护商人回去开挖窑洞，取出埋藏布匹和急需物资，解决群众冬衣问题；（4）在难民集中的地区，组织民间医生开办简易诊所和药铺，给群众就医看病。

这些措施一出台，很快变成“难民”们的行动。短短几天时间，各种各样的草棚茅屋就在山林里和石崖下盖起来了。这种战时“茅屋”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全部被枯枝、野草、石头和种种杂物掩盖得严严实实，里面铺着厚厚的干树枝和黄蒿、白草，躺在里面舒适暖和。由于伪装巧妙，远远望去，与大自然浑然一体，如果没人导引，完全看不出这是一片居民区。

面对粮食极度困难，指挥部停灶号召互借互济，共渡难关。还有点粮食吃的就主动供给已停灶的，多则百二八十斤，少则三升五升不等。阎寨村一干部，一次拿出250斤粮食，分送给本村转移出来的群众。这样，全县先后共供出6000多斤粮食，暂时缓解了群众吃饭问题。

相对饥饿、寒冷、疾病来说，最大的灾难和威胁是敌人不甘心死守一座空城，不断进行疯狂的搜山、抢劫和屠杀。

自从敌人发动秋季“扫荡”以来，沁源人民就一直处在异常紧张和险恶的战争环境中。根据地群众一方面为了生存要克服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一方面还要对付敌人疯狂的搜山和袭击。有一首沁源民谣真实描绘了当时根据地转移出来的群众的艰苦生活：

半夜就起身，

鸡叫就爬山，

铺黄蒿盖白草，

冷水拌炒面，

啃树皮吃野菜，

就是家常饭。

艰苦险恶的斗争环境，磨炼着根据地人民的意志。处在冰天雪地中英勇不屈的沁源人民，他们在敌人的淫威面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自己的热血润沃了家乡的土地。他们当中曾产生了许许多多平凡而伟大的英雄人物，就在敌人开始搜山的时候，云盖山下的永宁沟里有一家难民，孩子冻得哇哇大哭，大人看着实在忍耐不下去了，就捡了些干树枝，点着让孩子取暖，不幸被敌人发现了，全家四口人全被敌人捆缚住，敌人挥动着明晃晃的刺刀逼问：“八路的哪里去了？”“干部的哪里的有？”父亲、儿子、媳妇三个大人默不作声。敌人先把老人杀死，逼问儿子和媳妇，仍是一气不吭，敌人野狼似地嗥叫着，又用洋刀劈死了儿子，再逼问媳妇，仍是一言不发。穷凶极恶的敌人气极了，对年幼的孩子下了毒手。日军采用硬的不行之后，企图以软的诱骗孩子的母亲说出八路军的去向，但得到的除了孩子母亲愤怒的仇视之外，仍是一无所获。疯狂的敌人杀害了这位伟大的母亲。普普通通一家难民，在民族危难之际，如此坚贞不屈，成为满门忠烈，使人闻之无不涕泪纵横，肃然起敬。

（二）坚决不维持，誓同敌人斗争到底

日军伊藤大队“占领”沁源城后，企图利用从外地裹胁来的一些苦力和搜山时零星抓进去的一些群众建立起伪政权——维持会，达到“以华治华”的目的。但是无论敌人怎样威胁利诱，也没有一个群众答应维持。沁源的老百姓清楚地认识到维持敌人就等于认贼做父，给祖先丢脸，是天下奇耻大辱，在凶恶的敌人面前，为了保持民族气节，他们不惜牺牲自己的宝贵生命。城关北街一对年青夫妻，他们被抓回据点后，敌人发现这对夫妻在被俘群众中很活跃，有一定威信，就千方百计逼迫其出面维持。敌人还答应，如果建立起“维持会”，可以给他们房子，让他们夫妻团圆。可是敌人看错了人，有血气的沁源人绝不干那号卑鄙的事，小俩口没有一个为其所动。日军原形毕露，轮奸了媳妇，媳妇不堪受辱，投井而死。那青年得知妻子受辱身亡后，发誓报仇雪耻，一天夜里，在乡亲们的帮助下，他打死一名站岗的敌人就跑，但没跑多远就被敌人发现抓回，敌人将他严刑拷打，他决不屈服，最后，在其妻子殒身的地方，他也投井而死。

城关据点被俘的群众中，还有一个从马森大林区抓回来的妇女。敌人搜山的那一天，她一家3口人赶忙钻进灌木丛中，她用奶头紧紧堵住孩子的嘴巴，结果敌人过去了，孩子也气绝身亡，夫妇俩把孩子掩埋后，双双参加了民兵，他们发誓要给孩子报仇。一天，这个妇女正披着被子看守“树树哨”，突然被便衣敌人包围了。“树树哨”倒了，她也被捕了，敌人把她带进据点后，她不吃不喝，敌人企图侮辱，她又踢又咬，日军指使那些穿和服的慰安妇去“开导”劝诱，遭到她的痛骂，在一个滴水成冰、寒风刺骨的晚上，敌人用尽酷刑拷打之后，将她浑身浇透凉水，头朝下吊在树上，这个坚贞不屈的妇女终于被活活冻死。根据地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一方面发誓，“坚持不维持，同敌人斗争到底”，“不赶走敌人决不回家”；一方面揭露日伪诱骗阴谋，严厉打击汉奸分子，举行反“维持”大会，识破日伪军的“维持”用心。日军采取诱骗的手段，将被抓群众放回来。有一次，县指挥部在被释放回的群众中，抓住一个汉奸叫张子川，是洪洞县人，曾混入太岳区造纸厂当过厂长。当时，纸厂驻在北园村，离县城三五里地，他和北园的群众被俘后，便在群众中煽动维持，并向敌人许诺要亲自推举一人当维持会长。回到山上后，群众一致检举揭发，抗日政府就地处决了这个民族败类，大长了人民的志气。在整个围困战期间，转移群众中没有一个当汉奸的，没有一个村组织起维持会来。

（三）坚持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嚣张气焰

全民转移、坚壁清野，仅仅是围困战的一个方面。围困指挥部还根据敌人困守孤城、实力下降，并对群众实行屠杀政策的情况，主动实行军事进攻，加紧组织对敌斗争。

在“无人区”周围300余里的边界地区划分18个战斗地区，由沁源基干民兵中的强壮青年，组成相应的18个游击集团，每个集团45人，分为三个轮战队，每队15人，在指定区域脱产打游击。10天轮换一次，每个轮战队分3个战斗小组，每个小组5人，其中有主力部队和县大队各派一名机智勇敢，射击技术好，政治觉悟高的班排干部当组长，带领3个民兵打游击。每个战斗地区固定一个轮战队。各队在前后左右10至15华里范围内，面向敌战区，抵进敌占区，昼夜游击活动，监视敌人行动和寻机杀伤敌人。

为了切断敌人运输线，1942年12月12日，我太岳军区38团6连连长张振华，带领县游击大队和民兵轮战队200余人，在周西岭伏击由沁源城关返回中峪的日军驮骡运输队，歼灭敌中队长以下60余人，缴获步枪40支、弹药和牲畜全部物资。15日，我沁源民兵轮战队300余名配合25团1个排，深夜大闹阎寨日伪军据点，贴传单、安草人、埋地雷、鸣放土枪土炮、吹冲锋号，闹得敌人惊恐万状。

粉碎敌安沁运输线后，敌为了摆脱困境，于1943年1月强征沁县民夫加宽改建二沁（沁源至沁县）大道。用1个月的时间，把这条路修成了能通汽车的公路。此后，二沁大道成为日军从沁县到沁源运输白面、大米、罐头、枪支弹药的唯一补给线。为了切断敌人的“血管”，县围困指挥部组织12个轮战队，对这条公路进行大规模破袭战。地方游击队和民兵在38团的配合下，在二沁大道旁的山头上，用自制的地枪、榆木炮、五子炮、石雷袭击敌人的运输队，尤其是当地民兵在战争中摸索创造的石雷对敌杀伤力最大。轮战队员们携带石雷（包括部分铁雷）日夜守护在这条运输线上，他们晚上埋雷打据点，白天打运输队，打得敌人日夜不得安宁。日军胆怯地把二沁大道称为“鬼门关”，发出“过了圣佛岭（沁县到沁源的边界岭）进了鬼门关，如若死不了，就是活神仙”的哀鸣。

民兵伏击战中充分发挥群众智慧，利用滴水成冰的寒冷气候，在敌运输车辆必经的斜坡上，发动民兵将几百担水泼在这段斜坡上，结成一层冰坡，并在上面作了伪装。一次敌人从沁县开来3辆满载物资的汽车，当行至白狐窑村附近这段斜坡上，敌人几次加足马力想冲上去，都未能成功。正在无可奈何时，山头上的枪响了，埋伏在路旁、山上的民兵包围上来。敌人看形势与己不利，便窜到离民兵很远的一个小山包上。民兵控制住敌人后，又用手榴弹将汽车发动机炸毁。15辆汽车的物资一下变成了给民兵、游击队员的慰劳品。当敌人的援军赶到时，我民兵和游击队早已转战别处。

从1942年10月20日至1943年1月24日，沁源民兵共作战872次，毙伤敌444人，缴获大牲畜123头，羊1000多只，从据点夺回粮食5.25万公斤。

在沁源根据地军民的围困下，日军为缩短补给线，由第36师团之斋藤大队接替原驻沁源之伊藤大队，将补给线由同浦路改到白晋路。当围困指挥部得知敌换防消息后，遵照陈赓司令员“只打巧仗，不打硬仗。不做赔本买卖，要积蓄力量，准备大反攻”的精神，决定将主力部队、县区基干队和民兵轮战队，都调近二沁大道（沁县至沁源）和安（泽）沁（源）大道两侧，摆开百里长蛇阵，打敌换防兵。当敌斋藤大队长亲率本队进入我伏击圈后，被我伏击部队洪赵支队一部迎头痛击，踏响地雷，炸伤日兵数人。敌行至漫水至白狐窑30华里地区又被伏击，击毙日伪军40余人。日军被我连续打击之下，不得不改换战术，由换防的部队向两侧派搜索掩护部队交互前进，掩护本队。我设伏部队和轮战队民兵随机应变，除派部分民兵打击敌掩护部队，使它无暇顾及外，把部队进一步分散，同民兵一道打“麻雀战”。选择神枪手，单兵飞击敌人，利用地形地物，出敌不意，飞抵有效射程内，一枪撂倒一个，百发百中，弹无虚发，打了就跑。三五成群的“麻雀兵”，轮番阻击敌人，使敌在突如其来的子弹射击下，一慌乱就踏响地雷。神气十足的斋藤大队从交口至沁源，尽管行军组织得很严密，掩护部队也派出不少，但一路还是被神枪兵、“麻雀兵”钻隙杀伤70余人，大大挫伤其锐气。

驻守城关的伊藤部队，也已成为惊弓之鸟，急于离开这个“鬼世界”（无人区），敌派出去警戒接应新来换防的几个小队，个个垂头丧气，趴在简易掩体内，头也不敢抬。伏击部队、民兵轮战队看到疲惫不堪的敌人如此胆小怕战，就乘势向敌发起攻击，在部队民兵呐喊追杀声中，敌50余人的两个小队，除7人逃回据点外，其余全部歼灭。我缴获敌重机枪2挺，掷弹筒2个，步枪30余支。

敌69师团伊藤大队和36师团斋藤大队，饱受我部队、民兵打击后，才于1月24日正式换了防，继续搞“剿共实验”。

为了打击日军四出突袭包围、强迫群众“维持”的气焰。沁源围困指挥部于4月19日夜组织百余人乘夜强袭城关据点，毙伤日伪军100余人。6月1日，城关民兵史载辕、宋宝元等在38团主力配合下，夜袭城关守敌中枢机关一日军大队部，解救出被俘群众142人，击毙日伪军32人。

日军为了分散太岳第一军分区围困沁源的力量，二次派出一个中队进驻霍登，构筑据点，企图修通沁源至屯留的公路。

日军第二次占领霍登后，马上实行军事封锁，不准外村的老百姓进入。当天即召集全村老百姓开大会，大讲“中日亲善，共存共荣”。要大家推选“维持会长”，成立“维持会”。半天没人吭声，又让指出谁是村干部，还是没人吭声。日军翻译官反复说教就是没人吭气。于是日军撕下伪善的假面具，兽性发作，从人群中揪出一个老太太，要她供出抗日干部，不说就是狼狗吓唬，打耳光，老人家横下一条心，大骂敌人：“鬼子们，你打吧，杀吧，我活了80多岁，不怕死，叫我说出干部，你休想！”气急败坏的日军将老太太捆在树上让狼狗咬，以此威胁群众。但英雄的人民宁死不屈，表现出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天黑了，敌人一无所获，把老百姓统统关在李小娃的大院里，继续找干部。由于汉奸张峰殿告密，敌人把副村长霍仲文叫出来，要他成立“维持会”。敌人对霍仲文采取软硬兼施，多方许愿的办法，但霍仲文坚决不答应。敌人威胁说，你不干就把你活埋掉，霍仲文知道难逃敌人魔掌，就破口大骂：“小日本，来吧，要杀要剐由你去，想教老爷维持万不能，中国人你杀不完，埋葬你们的还是中国人。”敌人当夜就把霍仲文和他60岁的母亲、妻子和8岁的女儿，连同游击队政治主任胡奋之的妻子和6岁的女儿，两家老小共6口人，拖到村外山沟里活埋了。敌人在霍登仅几天时间，就活埋、刀砍、枪杀我同胞52人，这就是著名的霍登惨案。

日军如此惨绝人性地杀害无辜同胞，激起围困部队和根据地军民的愤怒，个个义愤填膺，怒不可遏，纷纷上书请战，要求歼灭这群野兽。围困指挥部经过周密研究部署，决定偷袭霍登之敌。5月1日凌晨3时之前，我25团3营带领柏木、学孟、南北石和姚家沟等八九村的民兵共200余人，秘密开进霍登南沟以南的山沟里，三点钟准时发起战斗。主力3个连（缺3个排）由霍登民兵带路，避开敌巡逻兵路线，拣僻静小巷，直奔敌住的五个庭院。敌哨兵先开火，先头班猛扑上去杀死敌人。敌人在睡梦中惊醒，穿着睡衣往外冲，被我封住大门，堵在院子里。已登上房顶和窑顶的民兵和部队，用密集的手榴弹向院里砸，用冲锋枪横扫，大门口的部队用机枪扫，敌人大多数被消灭在院子里，夺取岗楼的部队，同时消灭了敌人三个班哨，战斗进行一个半小时，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共打死打伤敌中队长以下100余人，在得知城关敌人已出援的情况后，主力部队和民兵撤出战斗。

38团一部和民兵轮战队为阻击增援霍登敌军，于1日凌晨也与霍登敌人的一个中队接火，在我猛烈阻击下，敌伤亡30余人，被阻于有义村外，不能前进，敌人最终失败而归。在部队和民兵勇猛打击之下，敌人伤亡惨重，傲气十足的斋藤垂头丧气，于5月3日放弃霍登，收拾残兵，窜回城内。

（四）在围困斗争中抢耕抢种

4月25日，县围困指挥部召开扩大会议，落实太岳区党委“劳武结合，游击生产”的指示，决定动员群众在武装保护下，在二沁大道和城关交口周围进行抢耕抢种。经历残酷斗争考验和生存严峻锻炼的难民们，也在议论，种不上沁河两岸敌据点周围这三四万亩好地，秋后生活怎么办，不能老靠政府救济，我们能抢粮，我们也能抢种，只要能看住敌人不出来捣乱就行。围困指挥部经过细致研究以后，认为只看住敌人是被动消极的掩护，敌人不会不出来破坏抢种，这样抢种人心不安。决定扩大声势，强袭城关和交口，压制杀伤敌人，解救被扣压群众，掩护抢耕抢种，并就点线周围的抢耕抢种作了具体周密的布置。

5月1日，在日军占领的点线周围开始了有组织抢耕抢种斗争。在部队和民兵游击队的武装掩护下，抢耕抢种进展顺利。在接近敌据点的第一线由部队和熟悉地形、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民兵掩护，抢种群众一切按照军事化行动，听从部队指挥。在远离据点的二线，由民兵直接掩护群众。白天由山沟里向山沟外种，夜间由山沟外向山沟里种。二沁大道两旁距路边5丈宽以外全部种上了高粱、玉米、谷子、小麻等高杆作物，形成青纱帐，以便利游击活动。在高杆作物中间套种豆子、山药蛋。经过20天的紧张战斗，日军占领的点线附近已全部突击下种，一直种到距碉堡2公里的地方。抢种期间，感人的事迹很多。王家沟一妇女和参加轮战队的丈夫竞赛说：“你能杀一个鬼子，我就能开一亩荒地”。河西村一对60多岁的夫妻，男人是个当医生的老秀才，从来不参加劳动，这时老俩口也没明没黑地和全村人一起抢种。区党委委员任彦的妻子住在离村子20里以外的山沟里，每天回村种二亩半地，晚上还要赶着做军鞋。

为了支持沁源人民的围困斗争，岳北专署指示各县要干部带头，动员群众给安置在当地的沁源“难民”让地。绵上、沁县、安泽、屯留等县为安置“难民”让出了土地，仅绵上县即让出2000余亩，沁源除敌占点线村庄外，一区让地2600亩，二区让地1000亩，三区让地3900亩，全县总计调剂给“难民”土地8000余亩，这样转移在山里和安置在各地的15000多名沁源群众，虽然离开了自己的家园，每人仍然平均种下2亩秋禾。种上庄稼，大家心里踏实了，围困到底，不赶走侵略者不罢休的斗争意志更坚定了。

围困指挥部为狠狠打击敌人，保护群众抢耕抢种，于5月6日凌晨，38团、25团和民兵游击集团同时向驻城关、交口日军据点进行了强袭。英勇的部队指战员和民兵在炮火掩护下，冲进城内。英雄连长胡尚礼率领三连进抵城东门后，指挥两挺机枪猛烈扫射，掷弹筒也打到碉堡门口，将日军打死在坡上的不少，部队在城门里依托民房，封锁敌人，敌人钻进碉堡不敢出来。民兵战士乘机潜入进去，将被押群众全部解救出来，胆大的人还在敌仓库内拿了不少东西，最后放火焚烧了仓库。

此次强袭城关和交口共打死打伤日伪军250多人，缴获步枪160余支，轻机枪两挺，烧毁仓库4座，草料场3个，房屋20余间，救出全部被扣押群众1000余人。

（五）大摆“地雷阵”，狠杀鬼子兵

敌人为了永久占据沁源，进行“山岳剿共实验”，为其它山岳剿共示范，以实现它对山西加强军事活动和经济掠夺野心，对沁源大力经营，用带进来的民夫大修碉堡和公路（二沁大道），以保证其军事物资的及时供应。因此，对敌交通的破击，就成了围困战的焦点，能不能完全切断敌人对外一切联系，是围困战成败的关键，既要断绝敌人后方的补给品，又要打断它就地掠夺生活品，只有广泛开展地雷战，结合游击战才能保证达到这个目的。

7月23日至8月4日，沁源县军民在县对敌围困总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出敌不意地开展了地雷战。群众发明了“雷下雷”、“踏拉雷”、“踏板雷”、“连环雷”、“滚雷”、“手雷”、“拉雷”、“绊雷”、“弹弹雷”（集束手榴弹）、“石雷”、“水雷”。接连不断的爆炸运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破击战、地雷战、麻雀战和各种伏兵阻击下，打死打伤日伪军280多人，炸毁敌汽车32辆，缴获敌大批武器物资。

地雷战的胜利，群众受到极大鼓舞。敌人交通线可以切断，它出来偷袭、夜袭、奔袭，翻箱倒柜掳掠东西，能不能在村里、家里摆“地雷阵”呢？群众发挥智慧，民兵自卫队发明了“坛坛雷”、“罐罐雷”、“陶瓷雷”，只要有空腔可装火药的物件或能凿成空腔的东西，群众都可以拿它造雷。民兵又把这种雷，统称之为“百花雷”。在地雷使用技术上，群众也有好多新创造。如：“看门狗”、“守门神”、“热板凳”、“灶王爷”、“吊死鬼”、“活人靶’等名堂很多。敌人进村后，挑水做饭，开柜取物，一举一动都要碰上“五雷轰击”，弄得敌人草木皆兵，提心吊胆。一次敌奔袭支角村扑空后，准备挑水做饭，一提水桶就被炸死了一个。

8月初，太岳一军分区总结沁源二区官军村民兵开展地雷战和冷枪战结合，炸毁日军汽车的经验。在柏子镇举办石雷训练班。石雷运动很快在全县展开了，在区村干部组织领导下，家家造石雷，人人造石雷。官军村民兵郭三奎、韩相虎以他们亲手用石雷杀伤日本兵的经历，现场表演示范，传授造雷和埋雷技术。每个村男女老少，都动手造石雷，连十来岁的儿童也参加推碾子碾木碳，碾火硝、搬石头，你问他碾木炭做什么，他答的很幽默：“做带馅馒头去慰劳‘皇军’。”在农忙里，男人下地劳动，妇女就成了制造石雷的主力军。她们造石雷积极性相当高涨，群众还编有石雷运动歌：“一颗石头蛋，中间钻个眼，别看个头小，本事不简单，轰隆一声响，鬼子就完蛋，缴他几条枪，保卫咱家乡。”仅8月份一个月的时间，就制造石雷近万枚。二沁大道敌人的补给线上，日军据点附近，村口、路口、河滩到处都布满了地雷，使日军八面受阻，处处挨炸，寸步难行。

（六）发动总围攻，赶走日本侵略者

1945年春，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发出了“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反攻号令。3月初，太岳区党委和军区指示，决定在岳北各县支持下，沁源党政军民总动员，对困守城关、交口之敌发动总围攻，第一军分区代司令员李成芳，政委(地委书记兼)顾大川，政治部主任刘有光，带着区党委和军区的决定，到沁源围困指挥部召开了区以上干部动员会。干部分头到各村、到围困前线发动群众，指挥部进一步组织力量对敌展开猛烈围攻。3月8日，为了统一组织和动员全县军民紧张投入最后围困。在县指挥部领导下，又组织了城关、交口两个指挥部。3月11日，全县大围困开始了，广大民兵争先恐后，积极踊跃报名参加前线围困。连年过半百的老太太也要求到二沁大道前方去给参战民兵做饭、烧开水。二区有个60多岁的老汉非要到城里亲自杀个鬼子出气。参战的民兵英雄们更是摩拳擦掌，要与敌人决斗一场。民兵英雄李德昌当众宣誓：“不困走敌人不回家!”三区武委会主任崔秉亮和民兵英雄王进凯出发前都向家里交待了后事……自愿参战的民兵大大超过了需要的人数，劝他们留在后方，反成了村干部难办的事。许多不能满足要求的民兵着了急说：“公家不管吃，我们背上粮也要去!”他们毅然地踏上征途，从四面八方向城关、交口和二沁大道集中、汇合。

根据围困指挥部的统一作战部署，除给各主力部队组成的混合连和县游击大队分配了作战任务外，又从参战民兵中，选出有丰富作战经验的300名优秀爆破手，组成12个爆炸队，另有30名爆破能手，组成一个机动爆炸队，其余参战民兵和自卫队，也都组成石雷组、机动组、砍圪针组、笼担组和担架队到前方参加铺地、断路和埋雷工作。为了保证前线围困部队、民兵和游击队能够无忧无虑消灭鬼子，各区村指挥部负责后方工作的干部和各救会，积极开展了支前和后勤工作。首先，帮助参战民兵和干部家属解除家庭困难，亲自到参战民兵家里去了解烧柴、吃水、种地等需要多少工，然后安排他的亲戚朋友和老实可靠的人去设法解决，最后到村公所按工算。使参战的干部和民兵，彻底解除了后顾之忧，从而鼓舞了杀敌勇气。二是动员群众收集捐献武器弹药和赶造石雷。全县仅群众中收藏的零星子弹就收集了5000余发。二区龙泉村的劳动模范王三管把自己珍藏了好久的四颗看家地雷亲自担到城关指挥部去。三区蔚村有个倔脾气老汉，听说前方围困埋水雷，需要松油，便慷慨地把祖坟上一颗老松树砍倒捐献出来。三是组织慰劳、慰问，每个区捐献的粮食、蔬菜、柴火、麻绳等物资都在数万元（冀钞）以上。崔庄半沟是一个不到10户人家的小庄子，就捐出蔬菜480斤，炒面15斤，干柴20多担，还有鸡蛋、拉雷绳等一大堆东西。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有许多群众宁愿自己勒紧裤带不吃不喝，也要支援前方围困。妇女们有的送鏊糕子（玉米面做的饼子）、炒面，有的送绿豆米汤，还有送黄蒸、油糕。城关的妇救干部宋爱香，从她居住的韩洪镇担上60多斤豆腐送到前线，还非留下来做饭。二区崔庄村的妇女在妇救会干部郭福媛的带动下，全村人人捐赠慰劳品，有一位60多岁老太太拄着拐杖，提着一篮豆芽，走了几十里山路，送到交口附近民兵驻地。民兵们感动得流下泪来，当下表示：“吃了大娘的豆芽菜，要狠狠打鬼子，不把鬼子赶出沁源决不回去”!

在县围困指挥部的领导下，在全县人民的支援鼓舞下，从3月14日开始，民兵、游击队在沁源城关与交口敌据点周围和二沁大道两旁，埋设了1.5万颗地雷，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麻麻密密，形成了多层的地雷网和地雷阵。交口分指挥部任璜、王鹏飞、郑士威还组织民兵把铺街战术和爆炸运动结合起来，推广为铺地运动。城关至交口之间40里以内的路面，挖了许多“陷马坑”，下面埋设各种地雷，上面全部铺上柴草、灰土，进行伪装。并在各交通路口和沁河滩上，凡能通行的地方都埋上了密密麻麻的酸枣圪针。明雷与暗雷相结合，造成一片令敌恐惧的气氛。民兵游击小组则挺进到敌人据点附近，以冷枪袭击、夜摸等手段，昼夜向敌进攻。白天，他们在山头上插上红旗，点燃团团狼烟，吹号、喊话，夜间，遍地篝火，放爆竹、扰敌休息。将敌人死死困在城内西山陡坡上下的两个碉堡和一排窑洞中，吓得敌人惶惶不可终日。迫使敌人喝不上水、吃不上饭，在城内也不敢走动，叫苦连天，度日如年。城关、交口两据点的日军在人无粮、马无草的困境下，如热锅上的蚂蚁，从3月24日至29日，日军每日组织向外突围，但均被我部队民兵阻击。4月1日至8日，日军被困得寸步难行，闭门不出了。4月9日，日军再次冲出城关，刚出城门即在北禅堂触响雷群，一连爆炸7颗，紧接着北园、河西、粉刺圪塔雷声轰隆。城关至河西仅10里路即触有60颗地雷，死伤30余人。4月9日，由沁县前往沁源救援之敌1000余人在二沁大道触炸地雷90颗，受到重大杀伤。敌由沁县派来的队长也在距城5里的北园被民兵击毙。

4月1日，陷于绝望之中的被困日军在沁县联队部1000余人的接应下，于拂晓仓惶弃城出逃。沁源军民闻讯沿路英勇阻击，沁河两岸、二沁大道上万颗地雷大显神威，枪声、炮声、锣鼓声、号角声混合在一起，响成一片。日军在付出死伤300余人的惨重代价后，终于狼狈不堪地逃出了沁源。历时二年半之久的围困斗争取得最后胜利，沁源城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

沁源围困战是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是人民战争的伟大创举，当时就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和表彰。1944年1月17日，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特地发表了《向沁源军民致敬》的社论，指出“模范的沁源、坚强不屈的沁源，是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面旗帜，是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责任编辑：韩玉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