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甫老师带我入牺盟会

一九三九年初秋时节，我从煤矿担煤回来，一进门看到王老师在家和爸爸聊天，我高兴的不知说什么好，站在哪里发愣，爸爸说，“看你连句话也不会说，王老师没来你经常唠叨想念王老师，现在见了面又不吭声了。”王老师指着我的黑鼻黑眼说，快去洗洗手脸吧，这时妈妈已给王老师端来了香喷喷的鸡蛋截片汤，我洗过脸后也到屋里去做，王老师一边吃饭，一边对爸爸讲，“我从岭东学校回去后就改行了，我现在牺盟会下台办事处，担任助理员，这次来，我想和你商量个事。”爸爸讲，“什么事你尽管说，只要能办到我一定帮着办。”王老师讲，我想叫补生（我的乳名）跟我去办事处当勤务员，就是整理办公室内的卫生，灯火等一些零星的事务，有时跟随领导同志下乡，事情并不繁重，爸爸妈妈同时说： “他年纪还小恐怕干不了。”王老师说，我看这孩子城实肯干，同时有我在哪里，保证不会难为他，爸爸妈妈说： “既然这样那就拜托你了。”最后王老师讲，我现在回家里一趟，返回来我带他同去办事处，隔了两天王明甫老师来引我到办事处报到，这时办事处已从下台迁往中村大庙，中村大庙一进两院，办事处住在后院，办公室住东屋，主任是申同捷（店上人）。年纪三十左右，中等身材，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办事处共两个助理员，一个是中国勋（就是在故关里当过村长那一位），一个就是王明甫老师，四名区警，连事务处共十余人，在他们中间我年龄最小（十四岁），大家把我当小弟弟看待，不久就感到无拘无束，如同在家一样温暖，申同捷主任与王明甫老师经常下乡，很少住机关，申国勋助理主持机关工作，所以我同他日常生活在一起，申国勋同志四十岁左右，个子不高，但很壮实，是个热情豪迈的人，文化理论水平高，处理问题干脆利索，对身边工作人员非常关心爱护，周围的同志对他十分尊敬钦佩。

下台办事处是第二区的派出机构，二区当时设在陈区。为了领导方便，设下台办事处分管三甲、团池、口则、中村、下台这一片。

这一期时，高平在姬明德。薄怀奇，刘湘屏等同志领导下改组了全县的区、村政权，改造了旧农会，普遍建立了牺盟会，农、工、青、妇等抗日群众团体，发动群众实行“二五”减租，分半减息，合理负担，以改善贫、倔农生活，宣传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动员群众踊跃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这期间农业、手工业有明显增长，在全县呈现出一派政通人和，经济繁荣的新景象。有诗为证：

黎明曙光照长平，丹河岸畔春意浓。

青天县长薄怀齐，抗日救国是牺盟。

减租减息千家乐，工农生产直线升。

但愿日寇早灭亡，祖国强盛人安宁。

正当全县人民高举抗日旗帜，昂首阔步前进的时候，风云突变，灾难向高平人民袭来。

十二月事变

阎锡山在山西发动的十二月事变，是蒋介石抗战以来，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组成部分，他的思想路线由守土抗战已转变为“反共，降日，拥蒋。”1939年的秋林会议，就充分暴露了他对日妥协，对内加紧独裁制造分裂的企图。我党早已识破了阎锡山的阴谋，但是，为了团结抗日，从大局出发，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当时薄怀奇县长已暴露中共党员的身份，根据太南党委指示，薄怀奇县长不便出席秋林会议，只派牺盟会张文进同志前往参加，会后张文进同志向县委汇报了秋林会议的内幕，县委立即进行了“防风”的具体部署。为即将来临的事变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反妥协。反投降，反分裂，反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浪潮。1939年秋八路军彭德怀副总司令路经高平，在石村召集党政军领导会议，彭总形象的指出：“天要下雨了，我们要准备雨伞。”会后县里在米山定林寺召开反顽大会，号召全县人民紧急动员起来，以实际行动粉碎阎锡山的反共投降分裂的阴谋，在此同时分散转移军粮，物资及重要文件，就在这时，下台办事处也开始转移了。先搬在焦家沟，在这里住了三、四天，申主任召集大家开会，他讲阎锡山的独八旅在云泉——带捕杀牺盟会抗日干部，县里的领导机关已转移到陈区一带。我们办事：处也要分散活动，申主任，申国勋，王明甫各带一组活动，当晚在焦家沟吃的羊肉饺子，第二天三个组就分头出发了，当时我分配在申国勋助理这一组，另两名区警我们一行四人当天转移到韩王山庙内住了下来，韩王山一进两院，庙宇宏伟壮观，内有和尚主持，在那里住了两天，申助理派两个区警到陈区联络，我跟着他又转移到邢村他岳母家，住在这里的第三天我大哥突然找上门来，一进门就说：“爸爸重病在床，一心要你回去见一面，你叫我找的好苦。”接着又跟申助理说：“申先生请你给我兄弟几天假，叫他回去看看父亲，过几天把他送来。”申助理非常通情达理，对我大哥说：“你不要着急，休息一下，先吃饭，我同意他跟你回去看看。”吃过午饭临走时，申助理说：“过几天就到陈区一带去找我吧。”回到家里一看爸爸确实病重，半月后爸爸病情好转。这时大哥带我到陈区去找申助理和办事处的同志们，但始终没找到一个熟人，就这样失去了联系。

由于事先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在阎锡山的独八旅打响反共的第一枪之后，我八路军115师344旅以决死队名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歼灭了独八旅十三团，反动气焰一落千丈，阎锡山一手制造的十二月事变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为了抗日形势需要，我党从大局出发，与国民党达成了有关协议，根据太南特委的安排布置，有计划主动的分批撤离高平，向壶关、平顺根据地转移，三哥所在的保安营编人115师344旅，也随之撤离高平，走时没有顾上回家告别，就匆匆地远走高飞了。这就是高平十二月事变的简单概况。

王区长叫我到抗日区公所工作

1945年初夏，抗日区公所设在三甲北头大庙内，区长仍是打游击时的区长王连生同志，大约是五月初，王连生区长派人叫我到区里参加革命工作，当时我妈妈推辞不愿让去，大哥、二哥认为不去怕王区长怪罪，只好到三甲北头大庙——区公所报到，王区长当时分配我作秘书工作，开始主要管机关事务、文字等工作，不久就把区公所的大印——钤记（长方形）、长戳、椭圆形图章三个印章也交我保管，领导对我如此信任，使我十分感动，暗下决心努力把工作搞好来报答领导对我的信任，王区长平易近人，说话幽默，文化素质高、善编歌曲快板，还编过短剧《王和尚卖妻》。这年下半年县里将旧戏万亿班改造成歌剧团，凋王连生区长上当团长，他走后调来这位区长叫张孝庭，此人四十来岁安泽县人，可能是从部队转地方工作。他穿灰军装打裹腿，身背盒子枪，身材魁梧，外表非常威武。当时的指导员是申宣（乳名顺成）店上人，此人四十多岁，文质彬彬作风民主，善于群众工作，人们都愿意接近他；六月间区公所迁往北庄村，当时主要考虑到长治尚未解放，三甲村是通长治的必经之路，为防患于未然，故将区公所搬往较偏僻的北庄村大庙里，当时区公所有十几人即区长，指导员、（即区委书记）农会主席，武委会主任，妇联主任，秘书公安助理，文教助理，财粮助理，通讯员两名，炊事员一名，到北庄后不久来了位副区长名叫杜庆华武乡人，他中等身体，抗大学生出身，性情直爽，说话办事干脆利索。当时农村开展反．奸反霸斗争，区里除张区长坐镇外，我在机关管理日常事务，其余干部全部下乡去发动群众，除干部回区里集中开会外，经常在区里的就是张区长和我，通讯员、炊事员等四、五人。区公所当时住大庙西院，东院是小学校，学校是位女教员名叫宝王身材窈窕三十来岁，眉清目秀，据说其夫是东区一个小头目，解放后外逃：我那时虽与这位教员经常碰面但从没搭过腔，那时思想单纯除工作外不管闲事，就在这期间张区长以叫女教员谈话为名二人熟识起来，经常来来往往，那时我虽然看在眼里，根本没有敢往邪处想，日子一长就弄得满城风雨，张区长就为此事调走了，杜庆华副区长升任区长，杜区长接任后非常重视机关生产，那时财政拨款供给有限，区里要改善生活，购置办公用品主要靠机关生产收入解决，那时在下台开设粉坊养猪，还请师傅在下台办了一处丝绸作坊，又在三甲投资开铸造铁器厂，区里有了钱杜区长决定每人发一套灰色棉制服使区里同志衣着整齐划一；大家十分高兴。

当时区里的秘书工作繁重，一是管理财务收支与伙食，根据供给标准每月底向县政府财政科报销并领取下月的粮食菜金，每个干部的伙食往来当月需结算的一清二楚，来往客人的招待亦得详细记载，二是结婚登记与处理民事纠纷，这本是民政助理员的业务，但因他整天在农村发动群众，这项工作自然落在了秘书头上；三是调配劳畜力支前，这项民政工作也落在自己的肩上；四是上行下达公文，那时办公用具简陋，连个油印机也没有，通讯设备更差，区县之间，区村之间根本没有电话，全靠两个通讯员跑路来沟通县村之间的信息，上行下达的请示报告，命令通知全靠秘书来一张张的写，幸亏通讯员王德华字写的不错能助我半臂之力；五是要保管印章，解放初期社会尚不太稳定，出差时还得将印章随带身边。大约是十月份，突然接到三哥李振华从部队来信，使我有说不出的高兴,三哥1939年十二月事变离开高平后一直杏无音讯，家里人都不把好处想，三哥的来信怎能不高兴呢?我折信一看，才知八年抗日战争中三哥所在的部队一直在河南、山西交界的太行山区同日本鬼子周旋，他已担任连指导员，部队就在长治苏店驻扎，在信中提到要解除在家时姨夫给他订的那门亲事的婚约，并劝我不要娶缠脚女子，要自由结婚，信内附张身着军装脚穿皮鞋，肩背盒子枪的照片，十分威武。

1946年春，区公所又迁回三甲，住在三甲村南头一个四合院，这院房子是没收地主的财产，院内宽敞明亮，北屋南屋各七间，东西屋各三间，据说此房建于抗战前夕，当时只有十几年的历史，所以还是座较新的院落，区公所迁来不久，指导员(区委书记)申宣志调县联社任主任，县联社就是后来的县供销社。新来指导员是河北邯郸人，名叫华青，年约廿六、七岁学生出身，白皙皮肤，一表人才，写钢笔宇非常流利，工作起来雷厉风行，区里的同志十分敬重这位年轻的指导员。

1945年夏，高平解放后，区里的干部就深入各行政村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反奸反霸运动，但由于长治与晋东南尚未解放，群众存在怕变天的顾虑，因而观望等待，不敢对地主恶霸进行面对面的斗争，甚至出现明减暗不减的现象，上党战役围城歼灭阎锡山部队三万五千人，解放了长治与整个晋东南地区，大大鼓舞了群众的斗志，消除了变天思想，此时在全区掀起了反奸反霸，诉苦算帐的群众运动高潮，为了便利领导，全区划分为三甲、北庄、赤祥、团池、口则等数个联防区，每联防区下属三至五个行政村，联防组长由指导员、区长、区委委员等负责同志担任，各行政村工作组定时向联防区汇报，县委侯景域政委、与组织部长孟宪云常驻三甲指导工作，各村普遍建立了农会、村武委会、妇女会，并建立贫雇小组。当时的口导是“贫雇坐天下，说啥就啥”，通过这一运动已将地主、恶霸、富农的土地、房屋、牲畜、农俱以及粮食衣物银圆等内财清算出来分配给贫雇农及下中农，实际上已是初步的土改，1948年初土地法大纲公布之后，又根据“大纲”的规定进行“填平补齐”，对扫地出门的地主与恶霸富农以及侵犯富裕中农利益的极左倾向进行了纠偏，紧密结合运动发动群众参军参战，由于群众分得了房屋土地，经济上翻了身，政治上当了主人,觉悟大大提高，普遍认识到参军参战就是保卫解放区，保卫斗争果实，从而掀起了参军参战热潮,每次下达的扩兵数字都要超过，有的村武委会主任带领本村整排青年参军，1945年下半年至1947年上半每年扩兵一至两次，最多的一次全区出了一个营的新兵，民兵、民工参战更是频繁。1947年全区组织一个民工大队伍百多人，由焦巨仁同志(当时任口则村长》住大队长、率队随太岳军区的陈谢大军强度黄河，转战豫西直到湖北交界的伏牛山，历时七个多月，在陈谢大军与进军大别山的刘邓大军会师后，民工大队才凯旋归来，并带回参战期间缴获敌人的步枪八支，轻机枪一挺，受到县区领导的嘉奖。此时边区杨秀峰主席路过三甲区公所。

1946年初冬时节，区里的同志都下乡领导运动，区里就留我与通评，员炊事员几个人；我正在办公室整理文件，通讯员进来讲；大门外来了一队人马要找区里负责人说话。我立即迎出大门，见十几人骑着一色的日本洋马，其中一人五十来岁，大高个，显得清瘦，身披呢大衣，其余人全副武装，一色美制自动步枪，我随即叫通讯员将马安排在附近一家车马店，并让他们到办公室休息喝茶，谈话间我才得知那位长者就是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扬秀峰，带一个警卫班要去晋南前线慰问，当时我向扬主席汇报，区里的负责同志都在村里发动群众，我问，是否叫指导员和区长回来，扬主席讲，不要了，我们休息一下就要赶路，休息约半个多小时，没有吃饭就朝高平方向走了。

当时三甲区是第四区，解放初期管辖范围很大，南至南李村、店上，西至秋子，箭头、三军、永禄、上扶，1946年将南李、店上划归一区，韩王山西永禄这条川划归二区。重划后的区域南至北李，北至换马，东至汤王山、西至韩王山，在两山中间的三甲这条川约二十个行政村属第四区的管辖范围，各行政村较集中联片，大大方便了领导。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区公所的成员是：指导员华青、区长杜庆华、副指导员刘月庭、区农会主席崔毓秀、农会常委王满全、区武委会主任王青山，王荣喜，区妇联主任李瑛、区委委员李培基、李天瑞、民政助理李天瑞兼，文教助理陈福生，公安助理王殿英，建设助理王培枝，财粮助理刘治国，我仍任秘书工作，通讯员王德华，郭民凤，炊事员扬振声，华青同志于1947调走，袁世宏同志来接任指导员，袁世宏同志本县瓦窑头人又年约三十多岁，太高个子，方脸庞，性格爽直，说话办事非常干脆，他在这里工作半年多，三甲四区撤销并入陈区五区、袁世宏同志不知调往何处。

1947年初秋时节三甲四区合并到陈区五区，我调往高平小报社工作，高平小报是县委的机关报，当时同县委机关住在南关所街，李国义任小报社社长，编辑梁常庆,另有干部勤杂五人，我去担任秘书工作，实际是机关事务工作，不久李国义就调走了，由常庆同志主持报社全面工作，当时报社设备简陋，石印设备是秦鸣岐又名秦家风土造而来，药墨药纸也是秦鸣岐同志研制的。印制方法是：用药墨写在药纸上，然后将写好的药纸字面朝底贴在光滑如镜的青石上，再垫一块厚布于药纸上，用硬刷子反复磨擦，这样药纸上的宇就印在了光滑的青石面上，滚上油墨铺上白纸用刷子刷过就清晰地印在了纸上，印几张滚一次油墨，印时要两个工人操作，再说排版，编辑在稿子上标明头版头杀等顺序，就将稿子交书写人，书写人在四开版面的药纸上用铅笔划成如稿纸大小的方格，然后根据编辑交给的稿子就可以按各篇稿子的字数开始写了。人工书写蝇头小楷速度较慢，每期报纸书写两天,印刷一天，所以一般是每周一期，特殊情况每周出两期。

秦鸣岐同志研制这套土石印，在解放初期不仅财政困难而且有钱也无处买的情况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县委领导对其评价很高，秦鸣岐同志城东秦庄人，民国初年师范毕业，据说解放前任过闫锡山的区长，此人为人直爽，钻研精神强，是全县有名的数学家，但性格保守，如他研制的药墨药纸从不外传，药墨纸都是在家制好后，拿来报社使用。写字工人是雇用北庄村老郭(名字不详)，他写的蝇头小楷非常工整，工作吃苦耐劳，如增加出版他夜里加班从无怨言，那时财政困难不像观在夜间工作有加班费，那时都是自己掏腰买些点心充饥，1948年初中央发布了土地法大纲，小报要转载需增出两期，时间紧迫，老郭一个人赶不出来，当时我还帮助写了半版，当然比老郭的字差的多了，不过对按县委要求时间印制出小报迅速发到全县农村还是起了点作用，那时的报纸用的是本县永禄的桑皮纸，只能一面印刷。

1947年冬，县委搬往市北街路南原检察院住的院内，报社亦随之搬往市北街与县委错对门的民房院内，占用西屋与南屋两间。1948年六月间三区的秘书张培理同志调县委组织部，我调往三区接替张秘书的工作，左三区仅三个月时间，1948年秋就调回县政府财政科任财政会计，当时的县长是程延义，秘书岳光。民政科长杨俊选，财政科长栗致荣、文教、司法、建设科长姓名不详，财政科的粮食会计牛光先，现金出纳李长生，科员赵守成、程子明、琚富生，那时县直机关、各区公所的经费每月向财政科报销一次，财政会计按供给标准审核发放经费，然后汇总向专署财政科报销，当时专署财政科设在晋城，其间我骑自行车到晋城专署结过一次帐。

选调南征开辟新区工作

一九四九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连续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特别是徐州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的这座战略古城的解放，等于打开了南京的大门，蒋家王朝行将灭亡，解放军陈兵百万于长江北岸，严阵以待，此时党中央发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同时在太行、大岳两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组成长江支队。专区为大队、县为中队，一个中队就是一个县的建制，配备有完整的县、区两级党政群团领导班子，负责接管一个县的工作，当时，高平县政府抽调南下的干部有，财政科长栗致荣，教育科长任益民、民政科长王秉太，一般干部赵守成、李治礼、李文魁，琚裕，另有勤杂人员李过成、牛福元、关长毛等个人，三月初领导谈话后我愉快地服从组织上的调配，当即回家同母亲、兄长告别，家里一听说要过长江，都忧心肿肿，特别是母亲哭得不叫我走，她说“能隔千山不隔一水：过河、过江太可怕了”，同她老人家讲明蒋家王朝即将灭亡，若不趁热打铁将其彻底消灭，我们的胜利果实就不牢靠，母亲的思想通了，并鼓励我好好工作，嘱咐我时刻要提高警惕，经常给家里通信，临别时一家人送至村外，浑泪告别。三月十日全中队在城内岳王庙聚齐整编，县委书记杨浩林任中队指导员，县长梁东初（孟县调来）任中队长，下设六个小队（县直机关为直属小队，五个区为五个小队），各区区委书记为小组长，区长为小队长，并设供卫股专管后勤供给，栗致荣任股长，任益民任副股长，李治礼和我分别任粮食会计与，财政会计，全中队共117人，编为中国人民解放长江支队六大队二中队，于3月14日从高平出发，便浩浩荡荡踏上南下征途。(责任编辑：韩玉芳）

投身革命与选调南征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