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成补台是山西晋城人，是一名南下干部，是1949年南下福建的太行、太岳两个专区抽调的4000余名干部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其中的一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是解放战争时期三大战役后，从太行、太岳革命老区抽调4500余名地方干部组建而成的。长江支队南下先后途经8省63县，千里转战，于1949年8月胜利到达福建。他们参与组建福建大部分市县区党政群团领导班子。无论是在接管和巩固政权，还是在领导人民进行反霸剿匪、土地改革、民主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长江支队的同志们都立下了汗马功劳。

爷爷走了，那是一种说不出的痛......

爷爷走了，一向很疼爱我的爷爷在2008年元月25日凌晨5：30分突然走了，在这个全中国50年一遇的大雪灾的日子里，我的心也被冻成了冰块……

小时候我常常挨打，但爷爷却从未打骂过我，我也从来没看见爷爷发火生气，爷爷当了一辈子领导干部应该是个从不发火的好领导吧。小时候我和爷爷、奶奶、父亲、姑姑都住在宁德县政府大院里。院子里种了许多果树，一到秋天，这里就成了我和小伙伴的天堂。在政府一栋办公楼前，有棵好大好大的荔枝树，每年果实还未成熟，孩子们就垂涎三尺，开始行动了。福建没有煤，所以烧火做饭都是用柴，政府大院里常年堆放着一人高的柴火用于食堂，我们就用柴火棍甩到树上打下荔枝。因为不愿意让大人们看见，我们总是等中午大人们休息时行动。有一天中午，我和几个玩伴看看四周没人，就开始用柴火打荔枝，突然听到哐当一声，原来是我把柴火棍甩到了对面办公楼的玻璃上，当时吓的我们四处逃窜，心想如果有人看见告诉我爸爸，那一顿痛揍是免不了。过了几天平安无事，我想应该是无人看见，一颗心也就放到了肚里。许多年后爷爷和我聊起我儿时的顽皮，我才知道当时就有人看到，他告诉了爷爷，是爷爷用工资赔付了公家的玻璃。

在我印象中，爷爷是个很忙碌的人，当年的领导干部似乎也没有经常在外面吃饭的习惯，所以，每次吃饭的时候就能看见爷爷。当时宁德县政府的几个常委和家属都是住在政府大院里。厨房是单独修得一排平房，挺大的，每次我们吃饭，全家人都围着一个四方饭桌，只有爷爷例外，他是背对着饭桌。厨房里永远预备着两三张长条凳，每次还没到吃饭的时候就有人来找爷爷解决问题，等到爷爷回家开饭，长条凳上已经坐了一排人，于是爷爷每次吃饭只能是背对着饭桌，一手端着腕，一边吃饭一边谈工作，为百姓办事，因为谈完一个又来一个所以早饭、午饭一直谈到上班，然后和来访的人一起到办公室；晚上只好在厨房谈到深夜。

爷爷虽然为官数十载但我却从未见他收过百姓一件东西，那时候家中也经常有人提着东西来送礼，但东西总是被退回，爷爷不在家的时候，东西就被奶奶退回去，爷爷在家就由爷爷退回。只有一次我见到一个客人送来一个南瓜，奶奶死活要退回，那个客人死活不让退，说是自己家后院里种的，又不是买的。最后奶奶只好留下南瓜回赠了一包糕点，就这爷爷回来知道后还说了奶奶一顿。

等我十几岁的时候，爷爷的身体就积劳成疾很不好了，那一年爷爷有四次在开会作报告的时候突然昏倒被送到医院抢救，每次通讯员跑来报信全家就乱成一团……

爷爷离休本来想就在宁德安置，后来奶奶闹着要回晋城，爷爷想叶落归根也好，于是全家就决定回晋城。当时宁德当地政府是批了地皮和买了平价水泥、钢筋准备盖房子的。最后决定回去的时候，地皮退回了、水泥、钢筋也按购买的价格还给了政府，而在当时价格双轨制的年代如果一倒手价格就可以翻倍啊……

1990年，爷爷回晋城市四年了，宁德县政府邀请爷爷回宁德看看。本来爷爷的级别是应该坐飞机或软卧的，但爷爷不舍得花政府的钱，只买了最便宜的硬座，火车到郑州以后因为只能坐第二天的火车，爷爷就和我找了一家便宜的旅馆住下。晚上出去我们吃饭，爷爷说厕所的灯还没有关，我说：“管他呢？又不是我们掏钱!”爷爷说：“国家的钱就是一分也要节省!”结果爷爷以年近七旬的高龄从郑州连续坐了3天3夜的火车到了宁德，到宁德以后两条小腿都坐肿了。从宁德回晋城的时候宁德政府知道来时的情况后，偷偷买了飞机票，这是爷爷这辈子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坐飞机。

爷爷每次生病住院，总是要求住普通大众病房几元钱的病床，我说反正您的级别住高级病房也是实报实销，爷爷说公家的钱也是钱，能省就要省。每次用药爷爷都怕用贵的，爷爷前年不小心摔断了大腿骨，最后一次住院30天都是躺在7元一天病床上……

爷爷是一个老革命，也是一个老干部、一个老领导，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爷爷您一路走好啊！每年的清明我都会去看您的，从小到大您给我的爱我一辈子都无法报答，爷爷您一路走好，相信好人都一定会上天堂的......（责任编辑：韩玉芳）

回忆我的爷爷成补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