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湾改编”时任特务连党代表

1927年9月29日，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

乍雨初晴的三湾显得格外清新明亮，村头的大枫树下，排立着一支六七百人的队伍，众人聚精会神在听报告。高高瘦瘦的毛泽东正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铿锵有力地演说着。这就是毛泽东在对这支部队进行着永垂青史的“三湾改编”，他将一个师编为一个团，指定罗荣桓担任特务连的党代表。同时宣布，为了加强党的领导，要把支部建在连上，连以上设党代表。从此，罗荣桓跟随毛泽东在人民军队建设和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开始了军队政治工作的实践道路。

井冈山时期，罗荣桓作为一个基层党代表，努力去实践毛泽东提出的建军思想和建军路线。他认为，只有发挥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才能体现“支部建在连上”的战略意义。因此，罗荣桓从当连党代表开始就坚持了一条：凡是要求同志们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作为无声的命令。他实施领导和指挥，不是只靠命令和权威，而是靠对人的理解、关心和信任。正是依靠强有力的政治工作，罗荣桓带出了一支又一支打不垮、拖不烂的红军队伍。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罗荣桓非常重视培养提拔新生力量。他常讲：“培养干部只在老干部中打圈子，路子会越走越窄。我们配备干部，不能一律看资格，要重视德才，只要有发展前途，就要认真培养，大胆使用。”他经常把青年干部放到基层去锻炼。经受了锻炼的干部，茁壮地成长，很快就被提拔为中高层的领导。有的师政治委员，仅20岁左右，而作为红四军军委青年委员的肖华，年仅15岁。

1931年春，由于“左”倾错误的危害，红军有些部队采用逼供信的方式到处抓AB团，搞得人心惶惶。当时担任红四军政委的罗荣桓对此非常气愤，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一批被诬陷为AB团分子的干部战士。

二、因丢掉伤兵、俘虏和枪支，主动承担责任

1930年端午节前，正在红四军二纵队任政委的罗荣桓突然接到前委命令，要他出任红四军军委书记和四委政委。

罗荣桓的新任命，是毛泽东提的建议。当时，红四军的军长是林彪。林彪虽然打仗有些办法，但高傲自大，个性太强，谁和他在一起都很难共事。林彪担任二十八团团长时，几届党代表都被他闹得不欢而散。下井岗山时，上级又从三十一团调来何挺颖任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是一位非常好的同志，在打大余时，不幸负了重伤，毛泽东知道后，特意嘱咐陈毅转告林彪，要好好照顾，想办法把他抬走。可是林彪根本不听，也不派担架运河抬，仍让何挺颖骑马，结果因伤势过重，从马上摔下来牺牲了。

后来，二十八团改为一纵队，党代表是谢唯俊。林彪对谢唯俊又是一肚子意见，三番两次到前委告状，硬是把谢给挤走了。四军代理军委书记熊寿祺走后，毛泽东就反复考虑四军政委的人选，考虑来考虑去，觉得必须选一位立场坚定、观念正确，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有宽广胸怀，善于忍让、谅解又能坚持原则的同志去担任。最后选后了罗荣桓，前委也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上任后，罗荣桓深入部队调查研究，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抓得紧，很快就解决了部队中的团结和作战能力较差的问题，使四军的工作很快走到了前头。

在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中，罗荣桓率红四军打开莲塘和良村后，又奉命转向东面运河攻打驻黄陂的毛炳文师。

由于时间紧迫，良村战斗刚刚结束，罗荣桓就带着四军主力部队，火速向黄陂赶去。在良村只留下了政治部、供给部和卫生部打扫战场，安置伤员，收容俘虏，运送枪支。

就在我四军主力离开良村不久，敌十九路军紧追了上来。在良村打扫战场的我军机关人员来不及疏散，结果一些俘虏、枪支又被敌人夺了回去，我军的一些伤员也被敌人抓走了。

罗荣桓在行军途中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十分悲伤。虽然在敌人大军压境，敌我犬牙交错的情况下，很难避免丢掉一些俘虏、枪支和伤员。但是，罗荣桓并没有因此而原谅自己。他觉得，丢掉一些俘虏和枪支固然可惜，而丢掉在战斗中拼命杀敌流了血的伤员则不可饶恕。

罗荣桓历来都非常重视伤病员的救护工作，这一次由于军情急迫，没时间具体安排，只好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政治部和供给部，却不料出了差错。罗荣桓心情非常沉重，好几天吃不好饭睡不好觉。

在黄陂消灭了毛炳师的四个团以后，红军主力转移到兴国枫边、城冈地区，隐蔽休整。

在休整期间，罗荣桓等同志在城冈召开了四军军委会议，毛泽东和中央局的一位负责人也出席了这次会议。罗荣桓在会上深刻检讨了在良村战后丢掉伤兵、俘虏和枪支的问题，自己主动承担了全部责任。可是，作为军长的林彪，却装成没事人一样坐在一边，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会后，中央局在没有做深入调查的情况下，免除了罗荣桓的军委书记，让林彪接任了这一职务。

罗荣桓对于中央局这一过重的处分，一点也没有计较，他觉得自己应该负责。

三、“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抗日战争胜利之际，罗荣桓率领山东部队主力6万余人告别了山东大地和人民，开进了东北战场，也奏响了我人民解放军战略大决战的第一个音符。

1948年夏季，在中原、华北和华东战场上，我军连续取得五路大捷，蒋介石已无法再分兵东北。同时，东北野战军冬季攻势结束后，东北战场上敌我力量对比也发生了根本变化。敌东北“剿总”卫立煌集团遭我军连续打击后，处境非常困难，14个军共55万人，被我军分割包围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互不相联的地区，企图集中兵力，重点守备，牵制我东北野战军于关外。与此相对应，我东北野战军有12个步兵纵队、1个炮兵纵队和17个独立共60万人，加上机关和地方部队，总兵力已达100万人，“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条件已经成熟。在这种形势下，为了加强作战行动前的政治动员工作，罗荣桓和谭政召集政治部的同志一起商讨，起草了战前政治动员指示，明确提出了“全歼东北敌军，解放全东北”的口号。

从9月11日四纵、九纵切断义县之敌向锦州的退路，至10月1日攻克义县的第一阶段作战中，我军已先后攻克了北宁线上和锦州外围的重要敌军据点，切断了辽西走廊，为我军攻击锦州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就在此时，作为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的林彪却私自以林、罗、刘的名义给中央发电，准备放弃攻锦。罗荣桓听说后，心情非常沉重，来不及吃早饭，就同刘亚楼一起到了林彪住处。罗荣桓在军事上对林彪的意见一向是尊重的，但这次却被林彪的轻率行动所激怒。这样一个事关战略决策的大问题，林彪私自决定，既是组织原则所不允许的，也是完全违背上级作战方针的。因此，罗荣桓同林彪进行了争论。最后，在刘亚楼的支持下，终于说服林彪，拍电报向中央承认错误，确定了攻锦决心。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了罗荣桓对林彪的批评以及他力争攻锦、劝说林彪改变念头并及时向军委表明攻锦决心是完全正确的。

毛泽东同志在《吊罗荣桓同志》诗中写道：“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再次肯定了罗荣桓坚持原则，对党忠诚的高尚品格。

锦州一役对于辽沈战役的胜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使我军掌握了战争地的主动权，保证“关门打狗”战略意图的实现。它不但使辽沈战役干净彻底地歼灭了全部在东北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完成了解放全东北的伟大任务，而且对全国战争的胜利发展，也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四、三反时，因加盖的一间房子和车库……

建国初期，因工作需要，罗荣桓一家搬进了北京南池子18号。这所房子原为一个不大的官僚所有。北京和平解放前夕，此人匆匆南逃，留下了房子连同房里的全部陈设。这里要住上罗荣桓一家，加上秘书、司机、警卫员，显得太小了，但罗荣桓自愿地搬了进去。搬入新居后，他马上让秘书通知有关部门搬走原主遗留下来的所有古玩摆设。

房子太挤了，管理部门看不过去，为了办公方便，在院子里为秘书加盖了一间房子，在院房盖了一间车库。房子盖好不久，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始了。罗荣桓在要求部队和总政机关认真检查的同时，对自己院子加盖房屋的事也做了检讨，计为这是浪费。总政副主任傅钟、肖华等都认为房子不是他叫盖的，不同意他做检讨。他却说：虽然不是我叫盖的，可是我没有阻止。仍然向中央写了书面检查。

然而房子小是客观存在的，到过罗家的许多人都有这种感觉。1953年底军委高干会议期间，邓小平去看望他，看到罗荣桓建国后连得两女，老家的大女儿、女婿、外孙也到了北京，又收养了一些无依无靠的孩子，人口日繁，房子实在太拥挤了。在邓小平的建议下，1954年春，罗荣桓举家搬到东交民巷新8号，与贺龙、陈毅、张鼎丞为邻，一直住到逝世。

五、“罗荣桓给了你们什么贿赂啊？”

抗战初期，延安出版了《八路军军政杂志》。以后，各抗日根据地也出版了类似的刊物。1941年，一一五师政治部也决定出版《战士月刊》。那时，有的根据地出版的杂志，封面上刊登当地领导人的头像。于是，宣传部决定在《战士月刊》创刊号的封面上刊登罗荣桓政委的头像。但罗荣桓坚决地加以拒绝了。

1955年，我军实行军衔制，在酝酿10大元帅的提名中，就有罗荣桓。他知道后，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自己参加革命较晚，贡献不大，不要提名他为元帅。但党中央、毛泽东深知罗荣桓在革命中做出的巨大贡献，觉得他为元帅是当之无愧的。罗荣桓十分感慨、十分真诚地说：“这主要是党中央和人民给予政治工作者的崇高荣誉啊！”

1956年，湖南衡山中学给罗荣桓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学校为了表达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敬，准备将校名改为“荣桓中学”。他立即亲自写信婉言谢绝，并希望学校引导学生努力学习，多宣传人民群众的英雄事迹。

有一次，《解放军报》发表了一则关于我国民兵工作的消息，有几次提到罗荣桓元帅的活动和指示。他看了后，就给总编辑欧阳文打电话说：“罗荣桓给了你们什么贿赂啊？为什么左一个罗荣桓元帅，右一个罗荣桓元帅的宣传，这样做没有必要嘛！工作又不是我一个人做的。”（责任编辑：韩玉芳）

罗荣桓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