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屡次在革命的历史关头发挥了关键作用

   一、与日本教官比武　“不爱财”的师长

　　1917年夏，叶剑英回国，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即云南讲武堂）。

　　叶剑英在云南讲武堂勤学苦练，成绩优良，除学好炮兵课程外，还练就一手精湛的劈刀技术。当时，讲武堂有一名日本教官，常找人比试劈刀，取胜之后，便目中无人，得意忘形。为了给中国人争口气，叶剑英决心打败这个骄矜的日本人，他和一个名叫金至顺的朝鲜人，天天提前半小时起床，两个对劈练习，一直坚持了半年。一天，他和日本教官比武。叶剑英娴熟的刀法，使日本教官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连说：“不要太重！不要太重！”承认比输了。事后，这位教官还将比武时使用的指挥刀送给了叶剑英。

　　国民革命军北伐，打下南昌以后，蒋介石十分欣赏叶剑英的才干，在自己的官邸，亲自接见他，并许诺他当嫡系的第一师师长。叶剑英由于没有弄清蒋介石的面目，婉言谢绝了。后来，蒋介石还是任命他当新编二师的代理师长。按照当时委任经理制的规定，一个师的军费每月15万块，除去开销，每月节余3万多块，这样两三年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但叶剑英作为一师之长，克勤克俭，从不克扣军费，从不喝“兵血”。他告诫军需处长不能贪污，每月发完饷，要清理帐目，向他报告。他关心部属疾苦，经常用节余的钱和自己薪俸接济有困难的人。有些老同学、老同事、老下级，这个结婚，那个报丧，每来一信，他都寄给几十元、上百元，毫不吝惜。大家说他是个“不爱财”的师长。

　　二、甘棠湖献计

　　1927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北伐半途而废，革命转入低潮，各种力量重新组合。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开始进行你死我活的较量。在历史的这一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作出了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这个时候的叶剑英毅然辞去蒋介石委任的师长职务，只身来到武汉，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出任张发奎属下的第四军参谋长。这就如同一颗定时炸弹安放在敌人的首脑指挥系统中。

　　盛夏的九江，炎热如火。江面上过往的兵船鱼贯而行，城内外驻扎的军队整装待发，处处充满了火药味，本来就热得难受的天气这时更叫人透不过气来。共产党秘密活动的某种迹象和贺龙、叶挺部队的行动，已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汪精卫在“七一五”以后又在与张发奎等人酝酿一个新的阴谋。他们先以“东征讨蒋”的名义，命令贺龙的二十军和叶挺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为先锋，将其调离武汉，移至九江，接着又在庐山秘密策划，妄图以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名义，诱骗贺龙、叶挺上山“开会”、“避暑”，借以解除其兵权。与此同时，将贺、叶指挥的部队迅速集结于九江与南昌之间的德安一带，并拟用3个军的兵力将其包围，以防万一。然而，他们没有想到，这个阴谋很快被叶剑英得知。

　　军情紧急。叶剑英机智敏捷地找到叶挺商议，由叶挺立即通知贺龙到九江第四军驻地附近的甘棠湖烟水亭会面。叶剑英、贺龙、叶挺等人乘坐的小划子荡漾在碧波之中，他们以划船赏景为掩护，听取叶剑英所掌握的有关情况，并共商对策，作出具体的行动方案。

　　7月26日，叶挺、贺龙的部队依次向南昌方向开进，其间，张发奎几次电催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并严令其限期将所属部队撤回九江，均遭贺、叶拒绝。贺龙、叶挺坚持兵进南昌，举行起义。汪精卫不甘罢休，下令催促第二方面军各部队立即“清共”，阴谋加害一些共产党人。叶剑英在庐山会议上直接得知这一内情后，立即派人转告有关人员迅速离开九江，赶赴南昌。随后，张发奎下令将在九江的教导团缴械，这个团是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原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改编而成的，此时，正要准备执行共产党赋予的特殊任务。叶剑英眼看这支由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共同建立起来的武装力量，有被敌人摧垮的危险，心里十分着急。于是，他利用自己同张发奎等人的老交情，设法把这支队伍重新武装起来，保留下来，并亲自兼任团长，在复杂的斗争中，他把这个团一直带到广州，后来成为广州起义的主要骨干力量。

　　八一南昌起义的枪声划破了夜空，震撼着中国，中国历史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时候。叶剑英甘棠湖献计，密商对策，史称“小划子会议”，它对在紧要关头保证有关领导者脱险，并将部队及时带到南昌，以及在低潮时期保留革命的火种，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潘州镇化险

　　潘州，地处川北巴西，是明代的一个古镇。红军长征路过此地时，曾出现过惊险的一幕。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党中央在两河口会议上确定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随后将一、四方面军混编成左、右路军，北上通过大草地，于8月分别到达阿坝和班佑地区。这时，在左路指挥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与党中央就“红军战略方向的选择”问题上，分歧越来越大，公开打出分裂的旗帜。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要他率领左路军向洮河以东发展的命令，以及在甘南创建根据地的指示，借口涨水、缺粮，不仅在阿坝按兵不动，而且提出要红军主力南下川康。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为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的红军前敌指挥部率领右路军继续北上，于8月底攻占包座之后，进驻潘州。党中央及军委纵队随右路军行动，驻地离前敌指挥部不远。

　　这时，陈昌浩对执行中央北上的方针，明显地消极，迟疑起来，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多次劝其改变态度，陈仍止步不前，坚持要等张国焘电示。9月8日、9日，党中央接连两次致电张国焘，认为红军正处在最紧要关头，并具体分析说明左路军向南行动极端不利，指出其电令右路军南下完全不适宜之后，强调红军北上的方针不可改变。张国焘不仅不听，而且给徐向前、陈昌浩发出专电，要右路军暂停前进，立即做好南下的准备。

　　南下与北上，尖锐对立，必取其一。就在9日中央致电张国焘这天，前敌指挥部召开会议，陈昌浩作报告。突然，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参谋长叶剑英。叶见是张国焘发来的，而且语气很强硬，企图分裂、危害党中央和红军，觉得事关重大，必须马上去找毛泽东，报告中央。这时，叶剑英虽然很着急，但表面上仍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自然地把电报装进口袋里，在陈昌浩讲得正起劲时，他悄悄走出去，朝军委纵队驻地跑去。毛泽东看完电报后，迅速用铅笔将内容记在一张卷烟纸上，然后对叶剑英说：“你赶快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里来了。”叶剑英赶回来，会还未散，陈昌浩还在讲话。

　　此时，党中央那边，毛泽东当即与张闻天、周恩来等领导紧急磋商，一致认为张国焘既然已背着中央搞分裂活动，如果还在此地继续说服、等待他率部队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于是便一起赶到彭德怀指挥的三军团开会研究，并决定立即率领三军团迅速脱离危险地区。考虑到叶剑英的安全，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在前往三军团之前，通知他以到三军团参加直属队会议为由，迅速离开前敌指挥部。叶剑英这边，最要紧的是如何将中央直属队带走。他考虑到大家的安全，毅然决定自己先留下来。他利用张国焘的电报，在得到徐向前总指挥的同意后，以备粮南下为名，要各单位于次日凌晨两点出去打粮，借机将直属队带走。

　　在东边天空出现鱼肚色的时候，叶剑英率领直属队赶上三军团，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见到叶剑英，这才松了一口气。队伍到齐后，又朝俄界进发，与一军团会合，踏上继续北进的征途。

　　四、怀仁堂除害

　　1976年，是个不幸之年，京津唐发生大地震，河南发生大水灾，开国元勋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但又是个有幸之年，作乱多年的“四人帮”被粉碎。

　　9月、10月，原是北京的金秋季节，但这一年的9月、10月，北京乌云密布，形势异常。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举国哀痛，但江青反革命集团却认为时机已到，迫不及待地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

　　此时此刻，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还处于被打击迫害的境地，受到“四人帮”的严密监视；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华国锋，一时又难以断然处置“四人帮”。叶剑英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工作，成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同时他又是正义一方的中坚，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和几位老帅及其他老同志无不对他抱着殷切的期望。叶剑英自己也充分意识到，在同“四人帮”的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身负党和人民之托，责任重大，于是，他勇敢机智地置身于惊涛骇浪的斗争漩涡之中，毅然挑起历史赋予的重担。

　　在斗争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叶剑英密切地注视着“四人帮”阴谋活动的动向，不论是公开的还是暗地里的，都一次又一次地识破了他们的诡计，一回又一回地顶住了他们的要挟，使其计谋一次又一次落空。这当然也引起了“四人帮”对他的进一步仇恨和恐惧。为了监视叶剑英，王洪文特地搬到西山紧挨叶帅的住处住下。叶帅心里明白，处之泰然，表面上照旧“闲庭信步”，优哉游哉，但也知西山不可久留，几天之后，他便搬到了新的住处。王洪文跟踪不成，无可奈何。

　　9月下旬，斗争趋于白热化。不是中央政治局党委的江青，居然要求政治局召开紧急常委会讨论“重大问题”，并无理提出不让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党委叶剑英参加，而不是常委的姚文元、毛远新必须列席会议。张春桥在北京接见徐景贤等人，专门听取他们密谋武装暴乱的情况汇报。王洪文打电话给王秀珍，要上海搞40万民兵，还提出要用大炮武装民兵。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王洪文和张春桥一唱一和，要求“安排江青的工作”，实际上想要她当党中央的主席。与此同时，中央政治局及许多老同志同“四人帮”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除在会上针锋相对地舌战外，叶剑英还经常与华国锋接触交谈，取得共识，并继续同一些老同志保持联系，随时听取他们的建议

　　，周密思考斗争的策略。他认为，“四人帮”作恶多端，人心丧尽，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中央政治局同他们的斗争，已经超出了党内斗争的范围。他与华国锋等领导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在适当时机，用断然处置的方式，先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再召开政治局会议，然后向中央全会报告，揭批他们的反革命罪行。

　　国庆节后，双方准备就绪。这边，除害决心已下定，关键时刻，武装控制重要舆论工具等措施，叶帅也已具体部署落实。那边，“四人帮”已将国务院部长以上名单内定，政变得手后的告人民书已拟好，10月7、8、9日将有特大新闻的信息正在散布，上海已开始争购“准备庆祝胜利”的鞭炮和红纸。10月4日，《光明日报》署名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发出了“四人帮”要政变的信号。叶剑英看后，果断决策：“以快打慢”，提前行动。

　　10月6日晚间，怀仁堂似乎与往常不一样，灯光好像特别明亮，气氛显得格外肃穆。根据中央办公厅的通知，8点将要在这里召开“政治局常委会”。8点未到，叶帅和华国锋就事先来到。叶剑英这位战争年代长期在统帅部出谋划策、运筹帷幄的“参座”，此刻，好像一名法官在怀仁堂正厅端坐，就像要传唤被告到庭受审似的。先来的是王洪文，接着是张春桥，姚文元可能是因为列席的原因，故意来得晚一些。他们都是从怀仁堂正厅东侧门进入“会场”的，进门时，一一被警卫人员带至叶帅面前，由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宣布他们的罪状和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与此同时，另外一个执行特殊任务的小组，来到江青的住处，向她宣布了中央对她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就这样，前后不到一小时，没有费一枪一弹，没有流一滴血，就从组织上清除了“四害”，从而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内乱，使历史又揭开了新的一页。

　　粉碎“四人帮”，山河换新貌。叶剑英这位年届80的老帅，又一次在历史危急关头为党为人民立下了新功。

　　五、为荣毅仁的“中信”题名

　　1979年初，邓小平、叶剑英和王震交谈，说到荣毅仁等过运河的实业人士有丰富的经济工作经验，海外联系又十分广泛，应当积极发挥他们的作用，做到人尽其才，以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邓小平以其雷厉风行的作风随即找到荣毅仁征询意见，希望他在吸收和利用外资，以及企业管理方面发挥作用。

　　荣毅仁十分高兴，表示要尽快拿出方案。为了筹办此事，荣毅仁几次到叶剑英那里请教交谈，听取他的意见。叶剑英对荣毅仁比较了解，也十分器重，曾提议他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对荣毅仁这次筹办国际信托投资事业非常关心和支持，极力促进其早日成功。

　　荣毅仁不负邓小平、叶剑英之厚望，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创办了中信公司，在召开第一次董事会时，叶剑英亲自到会表示祝贺并题写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十个大家。中国各式各样的公司不知有多少，共和国元帅亲自光临，又有几人能获此殊荣！荣毅仁及其同仁喜不自胜。

　　这是邓小平、叶剑英共同培育、托起的一朵含苞待放的经济花蕾。（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