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元老黄克诚的最后岁月

    作者简介:肖思科，蒙古族，中央军委法制局首任局长、少将、法学家。“文化大革命”中遭爱迫害，以四种莫须有的罪名被审查、关押。1979年平反。曾参与审理过许多大案要案，包括林彪、江青批革命集团案；主持修改、起草、审查几十件军事法规和军事规章；撰写发表过150余万字的军事法学方面的文章。

    “刘少奇同志是被诬陷的，是林彪、江青一伙搞的鬼，事实清楚，但还有人突破不了禁区，这就不是实事求是，我们要主持正义！”

　　 “文革”结束后，黄克诚复出，担任中纪委常务书记之职。黄克诚一出山，就开始致力于对党内重大历史问题的审查。

　　 邓小平、陈云曾在中纪委常委们面前交待：要解放思想，把一些重大的党的历史问题弄清楚，必要时像当年在延安一样，搞个“历史决议”，使之把党内思想搞统一。

　　 邓小平还特别强调：“当年把刘少奇同志打倒，是不合法律程序的。一个国家主席，一张大字报、几个小将就把人弄下来了。还有中央专案组，在当时情况下也是不正常的，背着毛主席、党中央搞了不少名堂，不然情况不会这么复杂，要认真审查。”

　　 根据邓小平、陈云的指示，黄克诚一直在调查刘少奇的案子。

　　 在此之前，中纪委和中组部组成联合调查组，对刘少奇的案子进行了基本调查和复核，发现当初中央专案组在刘少奇的案子上搞了不少名堂，明显存在着不实之处。为此，黄克诚亲自指导调查工作，并同中央领导层中阻碍给刘少奇平反的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

　　 很快，刘少奇一案的情况经过复查基本弄清。这次复查，充分证明“文化大革命”中作出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中强加给刘少奇的种种罪名没有一项属实。

　 　黄克诚对有关领导讲：“刘少奇同志是被诬陷的，是林彪、江青一伙搞的鬼，事实清楚，但还有人突破不了禁区，这就不是实事求是，我们要主持正义！”

　　 从事实真相上看，为刘少奇平反有着充分的依据。但是，由于中央内部有人阻碍，平反工作还有相当阻力。对此，黄克诚决心把这件事一抓到底。

　　 １９７９年初，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申诉引起黄克诚的注意，他首先支持中组部先对王光美的问题作结论，并赞成增补王光美为五届政协委员。

　　 １１月底，他又派中纪委的徐岚前往河南了解和核实当年刘少奇被武装监护、惨死在开封的情况，以备日后为刘少奇平反昭雪时使用。

　　 不久，黄克诚便将了解到的情况向陈云、邓小平和叶剑英作了汇报，并全面分析了形势，对刘少奇的平反问题提出了详细建议。

　　 黄克诚清楚地认识到，刘少奇案件不是一个普通的问题，它涉及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内两种不同的态度：一方面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一方面还是有人僵化教条，坚持原来“既定”方针。黄克诚明白，不解决这个矛盾，刘少奇的平反工作是不会顺利的。所以，他在给陈云汇报工作时，也谈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希望中央加快进程，加大力度。

　　 １９８０年１月７日至２５日，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总结了一年来的工作，确定了１９８０年的任务。在讨论处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几个重大是非问题时，黄克诚明确提出要做好刘少奇案件的复查平反工作。

　　 １月１６日，邓小平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所作的《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宣布中央将在不久为刘少奇恢复名誉。

    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前，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会上，陈云代表中央政治局对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进行了批评。同时，华国锋也感到了压力，表示支持为刘少奇彻底平反。

　　 事情到此，黄克诚知道为刘少奇平反的时机已经成熟。这时，他又组织复查组对刘少奇复查作最后的补充，并正式用报告的形式上报中央。

　　 ２月２３日，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开幕。在这次会议上，选举胡耀邦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同时免去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所担任的领导职务，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干部进入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

　　 伴随着组织调整，会议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撤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他“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会议向全党宣布：因刘少奇问题受株连造成的冤假错案，由有关部门予以平反。

　　 当这一重大决定形成时，黄克诚露出了笑容。因为这不仅仅是为刘少奇平反，事实上是对新中国历史上最大冤案的纠正，从根本上否定了“文革”所谓的摧毁“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中心内容，进而为彻底否定“文革”扫清了道路。

　　 “什么叫路线问题？”“这些问题远远不止是个路线问题……”黄克诚率先提出了用法律手段解决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件

　　 １９７９年初，新成立的中纪委全面展开工作，落实党中央的部署，下大力处理历史积案。

　　 作为党内的一个老同志，黄克诚那阵很是辛苦。由于积劳成疾，他的视力下降十分厉害。于是，他便让秘书给他读文件，继续坚持工作。

　　 中组部大楼五层，新挂了一块“中纪委二办”的牌子。牌子不大，但来来往往的人却很多，黄克诚也常去这个地方。

　　 作为中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的工作千头万绪。在诸多头绪的工作中，他把“中纪委二办”的工作放到了重要位置。

　　 经过“文革”岁月的人，对“二办”这两个字不会感到陌生。当时，中央专案组“二办”掌握着许多重要人物的命运，许多人对“二办”谈虎色变。

　　 “中纪委二办”与过去“文革”中的“二办”的作用恰恰相反。它主要承接建国以来，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中所有历史事件的清查和审理工作，包括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这就是后来提到的“两案”。

　　 一天，黄克诚来到“中纪委二办”，听取负责人曹广化关于林彪反革命集团涉及到的刑事问题的汇报。

　　 在此之前，曹广化已根据黄克诚的指示调看了所有林彪集团的罪行材料。

　　 曹广化一条一条地讲，黄克诚闭目静听着。疑问之处，他的手便会像指挥棒一样，顺势劈下，马上叫停，然后同大家一起分析。

　　 曹广化讲完，黄克诚当即夸奖道：“时间不长，基本问题弄清，这就使实事求是有了基础。现在我们力量有限，要调动各方面力量弄清详情、真情。过去办案靠‘逼供信’，我们办案，要对得起子孙后代。所以，只有彻底弄清才能定案。你们现在讲的这些，先作为一个基本，等把客观的历史背景打进去，把过去带着条条框框看的问题剔出去，再把件件事情弄它个水落石出，这样才叫弄清了。”

　　 接着黄克诚的话，曹广化说：“许多重大问题正在深入调查。比如过去讲同苏修勾结，还有在林彪逃跑前夕北兵南调，另外有些问题从联系上看，也同毛主席晚年的失察联系在一起……这不是个一般路线问题，的确是非常复杂的。”

　　 “什么叫路线问题？”黄克诚问，“这个概念过去这样用，很模糊。从现在调查情况看，林彪集团最主要在于它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谋害毛主席、武装政变、分裂国家。这些问题远远不止是个路线问题，它是破坏宪法，践踏法制，属于刑事问题。一旦情况属实，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

　　 黄克诚看问题高瞻远瞩，率先提出了用法律手段解决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件。

　 　顺着黄克诚的思路，“中纪委二办”又开始了高效的运转……

　　 １９７９年夏天，陈云主持召开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会议。

　　 在进行几项议程后，由黄克诚和王鹤寿代表中纪委领导班子向大会汇报了“两案”情况的审理问题。

　 　紧接着，会场上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关于“两案”如何定性，黄克诚说：“现在，‘两案’情况基本清楚。对林彪集团的案子我清楚些。刚才听了江青集团的案子，对两个案子有了了解。两个集团，目的是一致的，中间有矛盾，这叫‘分赃不均’的矛盾。‘两案’合一就可以看出，这是我党一场夺权与反夺权、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是一场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

　　 接着他话锋一转，表达出自己的意见：“‘两案’问题，有党内错误，也有路线问题，但就基本罪行来看，它们是两个反革命集团。这两个集团已触犯了国家法律。这不是一般违反党规党纪，要交司法部门处理！”

　　 话音未落，会场上已掌声响起……

　　 国庆节后不久，中纪委正式报告中央：认定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已经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建议提交司法机关处理。

　　 “搞准则，关键要突出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文革’中取消党委，那是多么深刻的教训啊，这一条很重要。”

　　 在那段紧张而又繁忙的日子里，黄克诚每天凌晨５点左右起床，然后散步，边锻炼身体，边思考问题。

　　 那一阵，黄克诚开始思考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问题。

　　 黄克诚知道，过去我党曾形成一套很好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后，我党处于执政党地位，致使一部分人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加之领导人的晚年错误，导致党的民主集中制不够健全；也由于封建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党内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独断专行、特权等不良倾向有所发展，同时在党内斗争的指导上发生了一系列缺点和错误，使党的政治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损害。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很好的证明。所以，中央提出起草一个文件，重申党内政治生活的几条标准，他举双手赞成。

　　 这项工作尽管不是由黄克诚主持，但他作为中纪委常委，感到责无旁贷。

　 　不久，以胡耀邦为负责人的起草小组拿出文件初稿后，黄克诚认真地进行了研究和思考。吃饭、散步，包括同人谈话，他都会提出问题让自己或请别人回答。待思考清楚，他便让秘书起草意见，准备在适当机会表达出来。

　　 一天，他叫来秘书，又口授了他的几条补充意见：

　　 “搞准则，关键要突出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八大党章有规定。所以要重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用其他形式的组织取代党委会及其常委会的领导。‘文革’中取消党委，那是多么深刻的教训啊，这一条很重要。

　　 “要杜绝派性，坚持党性……

　　 “要坚持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过去把认识问题任意扣上‘毒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种种政治帽子，任意说成敌我性质的政治问题，不仅破坏了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造成思想僵化，而且容易被野心家所利用，破坏国家的民主秩序，这种做法必须制止！”

　　 “有一个同志曾问我：‘不让毛主席一个人承担错误的责任，你承担不承担？’我说：我也要承担一些责任……”

　　 １９８０年的秋日多雨。

　　 黄克诚的咳嗽一直没停，再加上战争年代和监护时落下的关节炎，使他感到极不舒服，躺着、坐着，都不能减轻症状。他感到很着急，刚有机会做些工作却又力不从心了。

　 　为了摆脱病魔，黄克诚一直在做自我按摩，有时把腿按得通红，但还是不能如愿。

　　 但只要症状稍微减轻，他就叫秘书给他读文件。

　　 一天，有两则情况他听得特别仔细。

　　 一是内部情况上反映最近北京西单墙上的部分言论过激，有人贬低毛泽东，把矛头直接指向共产党。

　 　一是在一个颇具规模的会议上，一些人的言论中，也有攻击毛泽东的倾向……

　　 黄克诚听了，许久没有说话。过了好一会儿，他嘱咐工作人员，要多注意这方面的情况。

　　 在绵绵雨季里，黄克诚靠自我按摩渐渐能下地走动了。他拄着拐杖来到书架前，从书架上抽出那套《毛泽东选集》，认真读起来。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中纪委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会议。黄克诚不顾年迈体弱，抱病出席会议。会议安排他讲一讲，他没有客气。

　 　早在会议之前，他就确立了要讲的主题――谈谈评价毛泽东的问题。针对党内和社会上一度出现肆意诋毁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他要以马列主义的科学态度，以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事实，对毛泽东思想作出科学的评价，批判某些人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采取的轻薄态度和不负责任的做法。

　　 “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表示过原则性的意见。小平同志讲：（毛主席）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小平同志还说过，‘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他多次从危急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在谈到毛主席晚年的错误时，小平同志说，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老一辈子的人，也是有责任的。我们今后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在评论和处理党内的某些历史问题时，小平同志曾讲过‘宜粗不宜细’。就是说，对那些不太重要的问题，不要过分纠缠。小平同志的这些原则意见是代表中央讲的，我完全赞成。所有共产党员应该本着这些精神去考虑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

　　 接着，黄克诚针对社会上个别人对毛泽东的谩骂和丑化行为，从历史的角度讲述了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功绩。然后，他激动地说道：“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远远不止我讲的这些……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多次在危急中挽救了革命，这是我们党内任何人都不能比拟的。”

　　 接着，黄克诚又实事求是地指出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但话锋一转，他尖锐地指出：

　　 “有些同志把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党犯的所有错误都算在毛主席身上，让他一个人承担责任。这样做不符合历史事实，也违背了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小平同志讲了包括他自己在内，我们这些老同志都是有责任的。有一个同志曾问我：‘不让毛主席一个人承担错误的责任，你承担不承担？’我说：我也要承担一些责任。但对搞文化大革命我不承担责任，因为那时我已不参加中央的工作，没有发言权了。我认为，凡是我有发言权的时候，我没有发表意见反对错误的决定，那么事后我就不能推卸对错误的责任。比如反右派扩大化，错整了很多人，就不能只由毛主席一个人负责。我那时是书记处成员之一，把有些人划为右派，讨论时未加仔细考虑就仓促通过了。自己做错的事情怎么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全国为什么错划了好多右派？我看各级党委都要负一定的责任。‘大跃进’中，许多做具体工作的人盲目地浮夸，将事实歪曲到惊人的程度，使错误发展到严重地步，也是有责任的。”

　　 “是不是这个道理？”他继续说道，“毛主席逝世了，给我们留下宝贵的财富，也留下消极因素。他的消极因素只是暂时起作用的东西，经过我们工作是可以克服的，而毛泽东思想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现在有些人要丢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或要批判毛泽东思想主要部分，我认为这是危险的，是要吃亏的，是会碰得头破血流的！”

　　 他意犹未尽，坦诚直言：“我的话可能对某些同志是逆耳之言，请同志们对于一个有几十年生活经历的老人的讲话予以考虑，想想是否有道理！”

　　 “完了！谢谢大家！”他终于长舒了一口气。四个小时的讲话，会场几乎鸦雀无声。一阵沉寂之后，会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黄克诚的讲话引起了轰动。这就是著名的“黄公讲话”。

　　 黄克诚的讲话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后，在党内外引起注目。许多人看到这篇文章后，感动地流出了热泪，他们被黄克诚这种出于公心、不计前嫌、顾全大局、光明磊落的品德所折服。

1937年，黄克诚同杨尚昆（前排坐者）等在陕西三原县云阳镇。二排左起：李伯钊、邓小平、杨奇清、陆定一；三排左起：罗荣桓、黄克诚。

抗日战争初期，黄克诚（左一）同邓小平（左二）、傅钟（左四）等在一起。

1949年9月21日，黄克诚（右）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