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厉风行的罗瑞卿

    作者简介：王仲方 －－中国著名法学家，社会活动家。1921年出生于安徽省芜湖市。曾就读于浙江大学，毕业于延安军政大学。王仲方同志1937年参加革命，曾任抗日军政大学、泽东青干校、延安民族学院教员、华北局社会部科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罗瑞卿部长政治秘书、青海省委常委兼省委秘书长、省政法领导小组组长。“文革”中受到林彪集团迫害，被关进监狱。粉碎“四人帮”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兼法学研究所所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主任，国家对外文委副主任，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会长。中共十三大代表、全国政协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王仲方还担任过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总顾问，海峡两岸法律问题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兼职教授，中国法律咨询中心理事长，《中国法律年鉴》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民主与法制》杂志社名誉社长，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法律协会中国理事，美国全美律师协会荣誉会员，法国比较法学会会员。

   著 作： 《中国法学的现状和展望》、《罗瑞卿的故事》、《炼狱》、《延安风情画》等。主编《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罗瑞卿公安工作论文集》。)

    故事开始

  “罗长子”的由来

　 　1929年3月，中共中央军委派罗瑞卿从上海到闽西，参加当地游击队的武装斗争。不久，这支游击队与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四军会合。在一次干部会上，毛泽东注意到了罗瑞卿，看到这位同自己差不多高的长人，便问道：

　　 “你是北方人吧”

　　 “我是四川南充人。”罗瑞卿回答。

　　 毛泽东略微惊讶：“哦，川湘子弟身材大都不高，可你我都是长子。”

　　 从此以后，罗瑞卿便得了“罗长子”的外号。

　　 罗瑞卿身高一米八零，在南方人中称是高个子了。可个子高也给他带来了灾难。1931年5月14日，担任红十一师政委的罗瑞卿，在指挥红军与敌军的激烈战斗中，一阵密集的机枪子弹扫射过来。个子高的罗瑞卿首当其冲，头部右颊中弹，由于动脉血管被打断，倾刻间满头满脸都是血，眼睛被血糊住了，头发也是湿漉漉的，很快血就把上衣也染红了。师长一面指挥作战，一面命令赶快把政委抬下去。这时罗已昏迷不醒，左侧颞颌关节已经击穿，颞动脉受损，出血严重。经过紧急包扎，罗瑞卿被抬上担架，翻山越岭，向后方转移，走了9天，才被抬到后方医院。在当时严重缺医少药的条件下，因伤情危险，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医生为罗瑞卿做了手术。手术基本上是成功的，但由于给颞颌关节复位时没有抬起来，落下了嘴不能张大的后遗症。讲话时只能咬牙切齿，没有笑容，于是罗瑞卿又得到了“咬牙切齿”的外号。到解放后，经过精心调养，面部肌肉有所缓解，也有笑容了。

　　 进京后，毛泽东经常会见罗瑞卿，还不时在一些场合称罗瑞卿为“罗长子”。50年代，每个“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在天安门广场，白天要组织游行，晚上有焰火晚会。毛泽东到场后，罗瑞卿就站在毛泽东的身后，负责保卫毛的安全。毛泽东常常风趣地说：“罗长子在我身边，天塌下来，有他顶着。”“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这些话充分表现了毛泽东对罗瑞卿的信任。

　　 这就是“罗长子”的由来。

毛泽东与罗瑞卿

    第一任公安部长选对了

　　  1949年1月31日，北平市和平解放。3月2日，党中央、毛主席离开河北平山县西柏坡，23日到达北平，积极筹备建立新中国和成立中央人民政府。

　　  罗瑞卿此时正在太原前线，他是华北野战军第十九兵团政委。太原攻克后兼任太原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为徐向前）。1949年4月25日，中央军委决定，第十八、第十九兵团编入第一野战军，向西北进军。罗瑞卿正准备率领部队出动，5月14日接到毛泽东的电报：“部队开动时，请来中央一叙，部队工作找人代理。”6月初，罗瑞卿向已经到职的继任政委交代了工作便乘火车到达北平。

　　 几天后，周恩来找罗瑞卿谈话，要他出任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在政府成立之前称为中央军委公安部长）。罗提出，希望能随军南下，并认为由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出任公安部长更合适。周恩来对他说：各人有各人的事，李克农有李克农的事，你就不要讲价钱了。并告诉他，中央已经决定，今晚毛主席还要接见你，你就不要再提上前线的事了。

　　 当晚，毛泽东在西山双清别墅接见了罗瑞卿。毛泽东一见面就对罗瑞卿说：听说你不愿意干公安部长，还要去打仗？现在就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我们都不干，都去打仗，那行吗？罗瑞卿认识到让他当公安部长是形势的需要，是党的决定，便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当时，党中央和毛主席是怎么选定罗瑞卿的呢？

　　 其实，毛主席已经一语道破：现在就要建立国家政权了，我们都不干，都去打仗，那行吗？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战略转变，由打仗转变到建国，建立国家政权。而在国家政权中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又是首先要考虑的，因此正确选定一位能够足以担当此任的公安部长，就不能不是中央和毛泽东优先考虑的大事。在选定公安部长人选上，中央和毛泽东一定是设想过多种方案的。比如罗瑞卿推荐的李克农，党的保卫工作历史最久、经验最丰富，长期担任中央社会部部长，领导全党全国的保卫工作。但是也正如周恩来所说的“各人有各人的事，李克农有李克农的事”。当时中央已考虑把社会部一分为二，安全保卫归公安部，情报工作归情报部。比较起来，罗瑞卿更适合当公安部长，而李克农更适合当情报部长（以后李克农又担任外交部副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全面统管情报工作）。

　　 我认为中央和毛主席所以选定罗瑞卿当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长，显然还考虑带他本人的经历和才干。

　　 罗瑞卿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是中国工农红军和人民解放军身经百战的杰出将军，是毛泽东非常信任、亲自培养的好学生。公安和军队是保卫国家安全的两个拳头，彼此关系密切，第一任公安部长只能从解放军的杰出将领中选择。但是，公安部长又不同于一般的军事将领，他需要有更高一些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罗瑞卿参军前是高级师范的学生，在军队中又长期担任政治工作，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出过专门的著作，可谓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才。

　　 公安部长除了有打仗的经验，还要有广泛的社会经验。罗瑞卿不同于一般工农出身的干部，他在参军前有丰富的社会经历，进过黄埔军校，在“西安事变”中随周恩来处理过复杂的局面，在解放战争初期的北平军调处执行部担任参谋长，与国民党和美国军方打过交道。所有这些，都使罗瑞卿具有极丰富的社会经验。

　　 公安保卫工作是一项特殊的工作，关系到惩治坏人，保护好人的十分尖锐复杂而又十分细致的专门工作，有人说，是在刀尖上跳舞，不是轻易就能掌握的。而罗瑞卿恰恰是具有红军中担任中央保卫局工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熟悉党的保卫工作的路线和政策。

　　 然而仅有这些经验还不够，正如毛泽东在进城前说的，革命虽然胜利了，但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所以，新中国的公安工作，不能墨守陈规，要继往开来，在新的实践中善于接受新事物，掌握新经验，开拓新局面。这也是第一任公安部长必然遇到的巨大压力。而党中央和毛泽东相信罗瑞卿，这个身高一米八零的“罗长子”的双肩，可以承受这个压力，为新中国公安工作开拓一个新局面。

　　 果然，罗瑞卿不负众望，经过十年的日夜辛苦，成为新中国公安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历史已经证明，中央和毛泽东当初选定罗瑞卿任第一任公安部长的确是选对了。

   “国家安危系于一半”

　　 多少年来，在公安系统中传诵着一句名言：国家安危，系于一半。就是说，国家安危，公安机关和全体公安人员担负着一半的责任。这使大家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多么重大，也感到这一责任对是多么光荣。

　　 这句名言是从哪里来的呢？

　　 公安部成立之初，罗瑞卿主持召开全国公安高级干部会议（后称为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1949年10月15日开会，11月1日结束。结束前，即10月30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罗瑞卿部长陪同下接见了与会同志。对公安工作的任务、方针、政策和业务建设做了重要指示。

　　 在座谈中，周恩来对到会公安代表说：“国家安危系于一半，国家安危你们担负了一半的责任，军队是备而不用的，你们是天天要用的。”

　　 这就是当时周恩来讲话的原文，也就是这句名言的出处。当时，办公厅副主任刘复之和我列席了这次会议，由秘书科长裴嘉担任记录。1994年公安部组织编写罗瑞卿传记和编纂《罗瑞卿论人民公安工作》一书时，编辑组还特地从档案馆调卷查阅了当时的原始记录，核对无误。

   “要学南方人插秧”

　　 公安部筹建之初，干部奇缺。尤其是需要一批高级干部作骨干。罗瑞卿报告中央军委，请求调军级干部五十名到公安部工作。毛泽东没有批准这个请求。他对罗瑞卿说：你的胃口也太大了，一下子要五十名军级干部，我一个也不给。你们要学南方人插秧，不要学北方人播麦子。用干部要少而精，不要一下子调许多人。

　　 罗瑞卿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在筹建公安部的机构和人员配备上，力求精干。经过周恩来总理的同意，公安部设政治保卫、经济保卫、治安行政、边防保卫、武装保卫、人事六个局及办公厅。政治保卫局局长由杨奇清副部长兼任。经中央军委批准，从军队抽调几名军级政治干部到公安部任局级领导职务：徐子荣任办公厅主任兼人事局局长，雷荣天任经济保卫局局长，卓雄任治安行政局局长，邓少东任边防保卫局局长，蔡顺礼任武装保卫局局长。稍后又成立了警卫局，调刘伟任局长。为加强公安部内集体领导，经中央批准建立公安部党组，由罗瑞卿、杨奇清、徐子荣、雷荣天、邓少东、蔡顺礼、卓雄组成，罗瑞卿任党组书记。

　　 关于公安部的机构和人事配备，在公安部成立后，随着业务发展，作了多次调整。1952年4月，杨奇清调任中南公安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徐子荣、陈龙为公安部副部长。1954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决定，撤销大行政区一级行政机构；9月29日，根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毛泽东主席再次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部长；11月1日，国务院任命杨奇清、徐子荣、许建国、汪金祥、周兴、陈龙、王昭为公安部副部长。

　　 公安部成立时，以华北公安部和中央社会部人员为骨干，先后又从华北补训兵团、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苏南公学以及各地党委系统抽调一批骨干分子和青年知识分子，全部共有干部486名。这是遵照毛主席要学南方人插秧的指示组成的一个精干有力的公安部。

　 　1950年1月经政务院批准，在原华北人民公安学校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央人民公安干部学校，即现在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前身。

   “进了公安门，死了埋在公安坟”

　　 人民警察光荣吗？当然是光荣的，有什么好怀疑的呢？确实是有人怀疑的。

　　 警察，在解放前的国民党时代，往往是欺压老百姓，为老百姓所痛恨的。新中国成立了，不设警察不行，没有警察维持社会治安，还不乱套了吗？因此，新中国一成立，公安部即着手建立新的警察，叫人民警察，以区别于国民党时代旧警察。但是在老百姓眼里，一时还分不清新旧警察的区别。调来公安部工作的干部中也有一些同志认为当警察不光荣，会被人看不起。一批从军队转业到公安机关的同志，虽然嘴上说服从组织分配，心里却是不安心公安工作，总想着有一天改行，离开警察这一行。

　　 罗瑞卿运用他多年带兵的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在多种场合宣传人民警察与国民党警察的区别，回答了“做公安工作体面不体面”的问题。反复说明人民警察是人民自己的队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为人民所喜爱，为敌人所惧怕的人民警察队伍。有了这支新的人民警察队伍，才能保障国家安全，社会的稳定，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

　　 为了让大家关心公安工作，罗瑞卿在公安部成立大会上，讲他自己原来不想离开军队干公安，但是国家需要，党的决定，他就下了决心：“进了公安门，死了埋在公安坟，干一辈子公安工作。”他的这番话深深打动了同志们的心，纷纷表示，罗部长都下了这么大的决心，我们一定要做到。

　　 罗瑞卿说到做到，从1949年到1959年整整干了十年，直到中央决定调他去军队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公安部。在1959年9月公安部全体干部欢送他的大会上，他临别赠言中还勉励大家坚持公安工作岗位，坚持党委领导与群众路线，把公安工作做得更好。

　 　1999年11月初。在公安部召开的纪念公安部成立50周年大会上，一批历经磨难而幸存下来的老同志，激动地表示：我们没有辜负罗瑞卿部长在公安部成立大会的誓言，干了一辈子公安，由当年的小字辈干到现在的老字辈，头发虽然白了，心始终是红的。英雄无悔，我们献身的事业就是英雄的事业。虽然许多同志已为公安事业献身，埋在公安坟，但是我们的队伍后继有人。全国公安民警前赴后继，正在努力奋斗，迎接新的世纪、新的挑战，做出更大的成绩。这一点是可以告慰先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