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厉风行的罗瑞卿

    公安人员都要看《十五贯》

　 　1956年4月，浙江省昆苏剧团到了北京，演出《十五贯》。罗瑞卿连着看了两次，不绝叫好。他请剧团到公安部大礼堂演专场。认为这是为公安人员上的一堂大课，公安人员人人都要看《十五贯》。

　　 罗瑞卿为什么这么喜爱《十五贯》呢？他认为剧中主要人物苏州知府况钟，不仅是一位公正无私的清官，而且在办案中重视凋查研究，搞清案情，又敢于坚持真理，不怕丢乌纱帽，向巡抚周忱据理力争，终于获准，刀下留人，使蒙冤者得到平反，使原凶难逃法网。他说，像况钟这样的好官，不是值得我们学习吗？难道新中国的公安干部不应该个个是况钟式的好干部吗？同时引以为戒的是剧中知县过于执，虽不是贪官，但固执己见，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办了错案冤案，险些错杀好人。

　　 周恩来总理很重视《十五贯》，他在一次讲话中说道：“这个戏，公安人员看后感动极了。”他认为，《十五贯》有着丰富的人民性，相当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一针见血地讽刺了官僚主义、主观大义，是成功的；对党政各级干部，对广大人民群众都有教育意义。

　　 罗瑞卿在工作中很注意发挥戏剧、电影、小说对干部的教育和对群众的宣传作用。他推荐老舍的《龙须沟》，要人民警察向电影中热心为人民服务的好警察学习。他亲自请曹禺到茶淀劳改农场体验生活，写出《朽木长出了绿芽》的文章，清茅盾写反映镇反运动的剧本。他还鼓励公安部有文艺才能的赵明、陆石、张志民等人写电影剧本、小说、诗歌。他认为公安部必须重视公安文化，不仅是为了树立公安人员好的形象，更重要是可以陶冶公安人员高尚的情操。他希望新中国的公安人员，不仅政治上坚强，业务上过硬，作风上文明，而且在灵魂上也是清澈的。他把加强公安宣传，加强理论学习和业务学习，培养德才兼备的公安人员，培养一支公安理论队伍，列人了第九次全国公安会议《关于今后公安工作部署的决议》中。

    险些下不了黄鹤楼

　　 人们都说，罗瑞卿是毛泽东的“大警卫员”。此话一点也不夸张。保卫党和国家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的安全，是罗瑞卿最最关心的大事。“五一”、“十一”节日，毛泽东上天安门，每次都是罗瑞卿亲自接送。毛泽东在北京出席群众性集会，罗瑞卿都要亲自过问。道路警卫和会场警卫，连毛泽东的座椅，他都要亲自试坐，保证万无一失。毛泽东到外地视察，罗瑞卿往往陪同，布置和检查安全保卫工作，不允许有一点漏洞和隐患。

　　 毛泽东告诉罗瑞卿的原则，是既要保证安全，又要不脱离群众。这个原则看起来容易，实行起来难度不小。保证安全就要求严密控制，保证不脱离群众就要求宽松开放，两者在政治上是统一的，在措施上有时又是有矛盾的。加上毛泽东往往突破约束，喜欢自由自在活动，就更增加了罗瑞卿在保卫工作上的难度。

　　 1953年2月，罗瑞卿和陈毅、杨尚昆、汪东兴陪同毛泽东乘坐长江舰由南京上溯到武昌。时值春节，毛泽东到东湖疗养院看望一位老同志。返回住地时，经过武昌蛇山黄鹤楼旧址，毛泽东突然让停车，步行向蛇山走去。罗瑞卿事前没有估计到，也来不及作布置。大家轻松地陪同毛泽东登上在黄鹤楼旧址上建的奥略楼。1927年毛泽东曾到过此地，并写了著名的一首词《菩萨蛮•黄鹤楼》。如今旧地重游，兴致很浓。下楼后走到一位卖油炸豆腐的老人摊位面前，询问价钱和生意如何。说话间被旁边两位小姑娘看出来了，她们惊喜万分，不禁高呼“毛主席，毛主席！”这一呼喊，立即把人群吸引过来。大家围住毛泽东不断地欢呼“毛主席万岁！”纷纷和毛泽东握手。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把个蛇山围得水泄不通。罗瑞卿见势不妙，保护毛泽东向山下走去。罗瑞卿同大个子武竞天（铁道部副部长）两人一左一右，像两个门神似的，走在毛泽东前面开路，其他陪同的人在毛泽东身后形成护着毛泽东的半圆形人墙。人群拥挤的压力越来越大，在这种紧急状态中，罗瑞卿沉着冷静，在前头一面开路，一面高喊：“请同志们让开一条路，让毛主席过去！”毛泽东在大家护卫下，微笑着边走边向欢呼的群众挥手。好不容易走到附近轮渡码头上，请毛泽东上了渡船，满头大汗的罗瑞卿心头一块石头才落了地。在船上，陈毅开玩笑地说：“今天差一点下不了黄鹤楼。”罗瑞卿颇为后怕地说：“好险啦！万一毛主席出个什么差错，我这个公安部长该怎样向党向人民交待呀？”毛泽东却高兴地说：“有什么好怕的！今天这一场充分证明了，中国人绝大多数是好人。”这话也说对了，如果当时有人不听阻拦，大群人挤过来，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五十岁学游泳

　　 罗瑞卿不会游泳，也一直没有下决心学游泳。有一件事深深触动了他，使他觉得非学会游泳不可。

　　 这件事发声在1956年初夏，毛泽东畅游长江的壮举，轰动了中外。原来毛泽东有一个愿望．就是要游遍祖国的大江大河。几次打听长江可不可以游，答复都是否定的。罗瑞卿从安全角度考虑，也不赞成。但是，毛泽东坚持可以游。终于在5月31日实现了他的愿望。当时毛泽东在水中游，罗瑞卿坐在船上随行接应。毛泽东在水中喊罗瑞卿也下来，罗瑞卿很尴尬地摇头，喊道：“我不会。”这时他真后悔少年时代没有学会游泳。毛泽东在水中游了两小时零三分钟，上船后对大家说：“谁说长江不能游？我一游就是十几里！罗部长不让我游，我偏游。明年我还要来，还要把他拉下水。”罗瑞卿觉得非下决心学会游泳不可。这时罗瑞卿已年过五十，要学会游泳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他回到北京，立即开始。天冷时在室内游泳池练，夏天在北戴河海滨浴场练。经过艰韧努力，终于学会了。1959年6月陪毛泽东到韶山，毛泽东在韶山水库游泳，罗瑞卿也敢下水了，毛泽东高兴地说：“你也会游泳了”。

　　 罗瑞卿生长在嘉陵江边，少年时代为什么没有学会游泳呢？这里面也有一段故事。原来罗瑞卿有个哥哥，年轻时在嘉陵江游泳不幸淹死了。奶奶痛心之极，坚决不许罗瑞卿游泳。每天上学时．用墨笔在罗的肚皮上划上记号，下学回家，奶奶要亲自看他下水游泳没有？从小有此经历，所以罗瑞卿一直没有学会游泳。

    在热潮中保持头脑清醒

　 　1957年12月20日，罗瑞卿和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率领代表团参加苏联国家安全机关成立四十周年的庆祝活动，1958年l月20日回国。罗瑞卿一下飞机就面临全国一片跃进形势，心情很受鼓舞。2月24日，他看到一份题为《把北京市搞得像水晶石、玻璃板一样干净》的材料，立即指示可以在公安刊物上刊登。25日，他向公安部全休干部作报告，提出比干劲、比先进，促进公安工作大跃进的号召。当天，他看到了贵州省公安厅关于公安工作跃进的报告，其中提出了全省开展“七无”运动（无火灾、无积案、无匪、无盗窃、无骚乱、无烟毒流行、无聚赌），三好（工作质良好、联系群众好、兄弟部门关系好）的口号。罗瑞卿看了这一报告，深为广大公安干警高涨的积极性所感动，亲自起草批语，以公安部名义转发各地。批语提出：“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情况，我们的公安工作应该赶上去，应该在加强政治，加强业务，改进作风，改进工作方法等方面，也来一个大跃进，以便保证我国建设大跃进的安全。”但对于贵州省公安厅提出的“七无”没有表态。

　　 面对全国经济建设大跃进和公安工作大跃进的热潮，罗瑞卿认为这是促进公安工作大进步大发展的好机会。用什么口号来推动公安跃进？他对各地提出的一浪高过一浪的各种口号和指标，感到眼花缭乱，下不了决心。遇到这样新形势、新事物、新问题，自己没有绝对把握，罗瑞卿的“高招”就是下去调查，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于是在3月11日到4月28日，他先后在上海、福州、广州和武汉开了小型片会，听取了华东、中南九个省、市、自治区和几十个专、县公安机关负责同志的汇报，研究公安作跃进的情况和出现的问题。沿途还同一些县公安局、派出所的基层工作同志座谈。

　　 越到下面公安机关热情越高，干劲越大，口号也越脱离实际。从几无到十几无，到几十无、上百无，最多的提出一百四十二无。不仅无盗窃、无火灾，甚至提出无夫妻吵架、无浪费粮食、无损人利己。基层公安同志头脑越热，罗瑞卿头脑越冷静。他告诉人家，公安跃进，其志可嘉，但口号要务实，经过努力能办到的就提，经过努力办不到的就不要提。公安工作是一门科学，要合乎斗争长期性的客观规律，不能凭主观臆想。罗瑞卿一方面通过耐心解释，及时对各地公安跃进中提出的一些不切实际、不科学的“左”的口号和提法提出纠正，另一方面在不断探索既保护群众积极性，又能使公安跃进的切实可行的形式。

　　 从江苏、上海到浙江，一路上与省、市公安机关负责人探讨中，罗瑞卿已经酝酿出一个用安全运动的提法和作法来代替几无口号和提法的设想。1958年4月下旬，罗瑞卿在广州考察，知道广东省公安厅和广州市公安局已经用开展安全运动的形式搞公安工作大跃进，把妨碍安全的问题都放在安全运动中逐个地有序地切实地加以解决。罗瑞卿便下了开展安全运动的决心，从而把公安跃进的热潮，从几无引向正确的轨道。

　　 罗瑞卿告诉我们，遇到这样的群众性跃进热潮，心情可以兴奋，头脑必须冷静。决不能盲目跟着走，也不能指手面脚泼冷水，而要把群众性热潮引导到正确方向。

   “四大秀才”

　　 毛泽东十分重视公安部的工作，在公安部成立初期，由于没有直接向他送工作报告，他很不满意，把罗瑞卿找去当面严肃批评了一顿，他说：“我是中央主席，你们公安部为什么对我封锁，不给我送报告！使我根本不了解你们的情况。罗瑞卿作了检讨，说明报告是送到政务院了，没有直接毛主席。主席在气头上，责备罗瑞卿：“公安部报告今后要直接送给我，你们烧香要找准庙门嘛！”自此，罗瑞卿十分注意给毛主席送报告。毛泽东看公安部的报告，经常圈圈点点，不仅批示意见，还修改报告的错字、白字和标点符号。对公安部报告不太满意，几次批评思想性不强，材料和观点不统一，文字冗长。尤其是句子太长，几十个字，不见一个句号，叫人看不下去。

　　 公安部按照毛泽东的教导，努力改进报告的质量。对于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或及时、或定期（例如每月、每季度）向中央和毛主席写专题报告或综合报告。其程序是：由罗瑞卿在党组会上提出问题，大家展开讨论，然后由几个人集中大家意见进行研究，充实必要的材料，写成草稿，印发党组各同志；党组再讨论，修改形成初稿，最后由罗瑞卿仔细阅改后发出。毛泽东看到公安部报告质量有提高，又告诉罗瑞卿要着重培养几个“秀才”，让他们比别人多看一些书，增强分析能力，提高文字水平。要做到三性俱全，这三性就是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让人能看下去，喜欢看。

　 　这样一来，公安部在工作中逐渐形成了一批写报告的人才。罗瑞卿直接抓得比较多的是刘复之、凌云、王仲方和尹肇之。刘复之是办公厅主任，王、尹是副主任，凌云是一局局长。当年公安部一些重要的报告、文章，都要经过这几个人之手。“秀才”们接受了写报告的任务后，先是集中研究，拟出大纲章目，然后分章起草，再互相传阅修改，最后由一人统稿，送部党组、罗瑞卿定稿。按照这个程序，公安部报告和文章的质量陆续有所提高，得到中央和毛主席的表扬。毛泽东看到好的报告，就以中央或他个人名义批转全国。毛泽东不仅表扬了公安部，也表扬了公安部的“秀才”，于是这四个人就成了所谓公安部的“四大秀才”。

　　“秀才”也不仅是我们四个人，席国光、季宗权、陆石等人也经常参加起草文件。召开全国公安会议还有一个大班子，包括办公厅研究室，各局办公室，以及各省、市公安厅、局办公室主任，共同组成一个会议秘书处，分头参加小组会议，记录每个代表的发言，当晚汇集情况，编写简报印发党组领导同志，重要会议情况同时报送中央领导同志。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大家一样紧张，甚至比几个“秀才”更紧张，几乎每晚灯火通明，加班加点。但是看到会议开得很成功，代表们很满意，中央加以肯定，并在全党、全国公安系统发生积极影响，大家虽然忙累，仍深感获益匪浅。通过会议全过程，每个人都有长进。这也是公安部以及全国公安机关培养人才的一个渠道。许多同志都是从这个渠道中成长起来的。

   罗瑞卿下派出所

　　 1957年12月至1958年3月，罗瑞卿在北京、上海两市考察了四个分局、七个派出所。

　 　罗瑞卿去派出所考察，是以平等的同志的身份去访问基层公安人员。他在北京考察时，无论是远是近，都不坐汽车，不带警卫，只是我陪着他。近的步行，远的坐电车。他的个头高，身材魁梧，很多人认识他。为了不让人认出，他穿上一件当年在解放军一十九兵团时穿过的旧大衣，带上大口罩就出门了。去东安市场派出所要经过繁华的王府井大街，行人拥挤，他的步子大，别人步子小，他得常常让着别人先走。在电车上，他总是站着，似乎觉得自己个子高扶着扶手更方便。有一次从南池子坐电车到西单，车上人面对面挤在一起，他也满不在乎。下了电车，沿路问路才找到横二条胡同派出所。分局和派出所的同志怪他不坐汽车，有些冒险。罗瑞卿笑着说：我这是“下马观花”，有什么险！老百姓对首都治安放心，难道我公安部长反倒不放心吗？

　　罗瑞卿到了派出所，所长、民警围着他，欢迎他。他首先挨个问姓名，多大年纪，什么地方人，结婚没有。有个派出所长说他有六个孩了。罗瑞卿听了哈哈大笑地说，看来你同我犯了一样的错误、大家原来对部长到来考察有一种紧张心情，这一下就消失在融洽的气氛中了。

　 　罗瑞卿对派出所和民警的工作和生活很关心，问得很仔细，仔细到每个民警拿多少工资，每月工资是怎么花的。听到一位民警还没有结婚，钱没有地方花，一次买了好几条裤子，罗瑞卿就劝他把钱储蓄起来，不要乱花。罗还问民警下班后做什么。看电影买不买票，下馆子有没有白吃白喝的，同街道群众关系怎么样，老百姓见民警称呼你什么。同群众中积极分子接近怎么样，有没有同女积极分子“吊膀子”的。使民警觉得十分亲切。

　　 罗瑞卿的谈话，贯穿着一个中心、就是公安机关一定要搞好警民关系，以此为标准来加强基层工作，建设人民警察队伍。他认为这是公安机关和公安工作的一个根本问题。搞好警民关系，人民群众喜爱我们、拥护我们，公安工作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是危险的。

　　 罗瑞卿说，人民警察要给群众办好事，时时刻刻关心群众，为群众谋福利。为群众办了好事，群众是不会忘记的；对群众办了坏事，群众也是不会原谅的。每个民警都应该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母亲，不应该把自己看成群众的上司。不能对群众摆架子，发脾气。罗瑞卿讲到这里有些激动，他严肃地告诫大家：人民警察对人民群众发脾气，不满在什么情况下都是不对的。

　　 罗瑞卿在三强调，派出所、人民警察绝对不允许有特权思想、高人一头的不平等思想。不允许看白戏，不允许坐车、下馆子、理发不给钱。他说：这些事你们也许当成小事一桩，甚至换自鸣得意，但是有觉悟的人认为这是耻辱。买几斤花生不给钱的事，是不守规矩，违反纪律，败坏人民警察形象大事。是个态度问题，政治问题。这种事不仅自已不该去做，就是人家送上门请你去干也不能干，应该严正拒绝。对于不守规矩的派出所、人民警察，要进行教育，坚决纠正。屡教不改或情节严重的，必须严肃处理，不能故息放纵。

　　 罗瑞卿每到一个派出所，总要问：老百姓看到你们与缺点，敢不敢批评你们？他认为老百姓敢不敢批评警察，也是区别于人民警察与一切旧的警察的一条标准。群众敢于向我们提意见，是爱护我们，把人民警察当作自己人。有了群众监督，派出所人民警察就没有什么危险了，公安部、市公安局也可以放心了。

　　 罗瑞卿每到一个派出所，总要问：你们派出所办公室门口挂过“非公莫入”的牌子吗？他说：这个牌子不能挂。为什么呢？因为派出所的最大公事就是为人民群众办事。老百姓来找你，对他自己是私事，对你们是公事。“非公莫入”岂不是把人民群众拒之于门外，那你这个派出所还是人民公安派出所吗？要热情欢迎老百姓进来，让老百姓把派出所当作自己的家，把民警当作自己的亲人，这是我们派出所的光荣，人民警察的光荣。当然，民警和派出所对坏人也要保持警惕。

　　 罗瑞卿很重视培养女民警，他认为女民警往往更易接近群众。他还专门去看望了广西一个女子派出所的全体同志，鼓励她们好好学习，努力工作。

   要做真正勇敢的人

　 　50年代，有一天，北京市东城区某派出所，突然闯进一个疯子。手拿菜刀要行凶杀人。有几个民警看到大吃一惊，吓得到处躲藏，有的竟然爬到屋顶上去了。幸好屋里冲出几个民警，把疯子制服。这件事深深震动了罗瑞卿。他严厉批评了这件事，要公安局认真检查，清除麻痹胆小的人，表扬勇敢的人。

　　 罗瑞卿说，人民警察的对头是各种害人的犯罪分子。他们既然要害人，总是有些厉害的。你不动他，他还要害你；你要动他，他一定要反抗。老百姓说，你捉蝎子就不怕被蝎子蛰。胆小怕事的人，看到犯罪分子，不敢惹人家，甚至逃避人家，这样的人是不能当人民警察，也不能当治安保卫委员的。但是，人民警察和治安保卫委员的勇敢，不是一种普通的勇敢，不是俗话说的只是胆子大的人，而是勇敢里面有机智的人，所谓智勇双全的人，像《三国志》上的赵子龙，而不只是一个猛张飞那样的人物。

　　 罗瑞卿说，我们需要的勇敢，也不是只有一股劲，像老百姓常说的程咬金三板斧，砍完了就拉倒。我们需要的勇敢，是同坚定结合在一起的。正义的事，不干则已，要干就干到底，不怕任何困难，不怕任何阻碍。

　 　勇敢加机智再加坚定，才是真正的勇敢，才能最后战胜敌人。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同机智、坚定相结合的勇敢，这种勇敢是任何敌人都害怕的。

    纠正违章先敬礼

　 　现在，在北京和各个城巾街头，都可以看到一种景观，骑自行十的人和汽车司机在行进中违反了交通规章，值勤的交通民警挥手让他停下，走到而前，先敬一个礼，然后告诉行人和司机，你违反了那条交通规章，轻的教育，重的按章给以处罚。

　　 这个“纠正先做礼”是发生于50年代初期的北京。那时，随着自行车和汽车的增加，违反交通规则的事也多起来了。交通民警在纠正违章时，态度往往比较生硬粗暴，动不动就训斥一顿，扣执照，扣车子，老百姓不大满意、有一次，罗瑞卿在路上看到一辆三轮车翻倒在地，影响了交通，交通民警对骑车人训斥一顿就不管了。罗瑞卿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在办公会议上提起这件事，认为交通民警看到这辆三轮车翻倒了，应该热心帮助他扶起来，告诉他以后要小心，不能训人家一顿就不管了。我们是人民警察，是为人民服务的，应该尊重人，有礼貌，文明执勤。此后，北京的交通民警改进了工作，出现了纠正违章先敬礼的新风气。

　　 毛泽东知道后，对这件事很感兴趣，他在几个地方讲：“这可厉害呢？这个比粗声粗气、耍态度、不和气厉害得多。”罗瑞卿在全国公安会议上肯定了这个新经验。认为警察纠正人家违章先敬一个礼，然后再批评，是个好办法，要在个全国普遍推行起来，有些人不以为然，说这是芝麻大的小事，不值得小题大做。罗瑞卿说：我看这不是芝麻，是西瓜。要向我们的警察同志把道理讲清楚，这个问题要从政治上来看。历来警察是压迫人民的，我们的警察是受人民管的，不是口头讲，而是处处表现出来。首先是先受人民管，然后受人民委托，来维持秩序。

　 　“纠正违章先敬礼”是一个创造。做好公安工作，除了党的领导，就是要与人民搞好关系，使群众有进一步的发动。没有这个，你那些事都办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