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厉风行的罗瑞卿

    他自己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1953年，全国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已经取得伟大胜利，为了总结运动的经验，规划下一步的公安工作，罗瑞卿亲自到东北三省进行考察。第一站先到大连，听了大连市公安局领导同志汇报，感到满意，说了一些勉励的话，大家都很高兴。正在离开时，罗瑞卿发现会议室内墙上挂着几幅领导语录，在毛主席语录旁边有罗瑞卿关于公安工作的一条语录，大家当时并没有在意，而罗瑞卿突然脸色大变，觉得很不舒服，就对大连市公安局长说：“我的语录不能与领袖语录挂在一起，我不是数次说过要对号入座吗？请你们把我的这条立即撤下来。局长也是个老资格，一下子还不理解罗瑞卿对这件事看得这样重，就笑嘻嘻地说，我们是公安机关，在机关内部会议室挂公安部长关于公安工作的一条语录，算不得不对号入座吧。罗瑞卿生气了，临走时命令我们告诉局长，必须立即取下来。回到招待所，他仍然耿耿于怀，晚上亲自给局长写信，说明道理。第二天早饭后，就要我亲自去市公安局把信交给局长，一定要去会议室看看，是否把他的那条语录取下来了。我到了公安局，局长看了信，不禁感叹地说：“罗部长这种谦虚谨慎的精神，我是真的相信了。他昨天走后，我已经将那条语录取下来了，请他放心。我去会议室一看，确实如此，回来即向罗瑞卿作了汇报。我说这件事何必搞得这么紧张，局长们都下不了台。罗瑞卿说，我就是要他们紧张一下，不然，他们会不当作一回事，以为我不过是口头上说说而已。我就是要他们懂得，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是一点不能随便的。

　 确实，罗瑞卿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态度从来使很严肃的。1952年1月21日，罗瑞卿在东北公安部一份报告上亲笔批示：“以后各地报告，只准提中央、毛主席，不准提罗部长，尤其要把罗部长与中央或毛主席放一起，更是严重错误。这个报告就是典型。别的地方似乎也有，请你们严重加以注意，哪里有了，就向那里提出要他们纠正。这个报告的错误也要发电报或打电话批评并要他们纠正。”

　　 1955年4月，罗瑞卿考察东南、华南几省的公安基层工作。从浙江杭州乘汽车沿公路经绍兴、宁波、温州，到福建的福安、福州、厦门、漳州，到广东的汕头、潮州、惠阳，最后抵达广州。从杭州出发时，省公安厅要派警卫车开道，被罗瑞卿拒绝了。他说，我是到各县基层考察，警车开道，把老百姓都吓跑了，还搞什么调查呀？结果是浙江省公安厅派一辆“华沙”牌小轿车，公安厅长坐在司机旁边，我陪罗坐在后排，一路上边走边谈。到了浙江与福建交界处，浙江公安厅长带车回去，我们上了福建公安厅的小车，还是厅长坐在司机旁边，罗和我坐在后座。中午，走到那里，就在路边摊子上吃饭，倒也舒服畅快。可是车到福建、广东两省交界处时，正逢毛主席到广州，公安厅长们忙于警卫，罗不让他们来接，而让送的车直接开到广州。到达广州天已经黑了，司机不认识路，找不到我们要去的省厅招待所。转了一大圈，最后找到派出所的同志领路，才找到了。但罗瑞卿却一点儿也不在乎，说是不要警车开道，更有趣。

   罗瑞卿和他的孩子们

　　 罗瑞卿常说，他犯的一个人错误，是孩子生多了。到1953年，罗家里有八个孩子。最大的是罗瑞卿参加革命前，老家的前妻生育的女儿玉华，在延安时代前妻生育的儿子小青。郝治平生育有四个女儿——峪田、峪书、峪治（朵朵）、峪平（点点），两个儿子——猛猛、了了。点点出生时才七个月，只有四斤重，放在协和医院的暖箱里，连吸奶的力气也没有，奶水需一点一点往她嘴里滴，罗瑞卿因此给她起名叫“点点”。了了出生在1953年，是罗瑞卿最小的儿子。他们不准备再要孩子了，因此为他取名“了了”。罗瑞卿自己个子高，郝治平也不低，所以孩子们都很高。男孩子一米八左右，女孩子大部一米七左右。只有一个女孩比较矮，她叫邓金娜，是革命烈士邓发的后代，由罗代管。

　　 罗瑞卿家九个孩子，既有罗家的，又有邓家的。罗家的八个孩子，又出自三个母亲，但是这些孩子相处十分和睦融洽。罗瑞卿和郝治平对孩子们不偏不向，一视同仁。只要孩子们在家，罗必定要同孩子们一块吃饭，把在饭桌上同孩子们谈话看成是一种乐趣。

　　罗瑞卿对孩子要求严格，他从不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家属和子女谋取私利，他经常教育孩子们：“你们出生在这个家庭里，没有什么可特殊的。你们要特殊就是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为国家多做贡献。”他的大女儿大学毕业分配到内蒙古工作，一呆就是十年。大儿子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大戈壁滩上的国防科工委某基地工作。一心为公，不谋私利，生活俭朴，就是罗瑞卿的家风。“文化大革命”中，罗家被抄，抄家的人发现，他家一无金银财宝，二无额存款，三无名烟名酒，四无绫罗绸缎，连这些人也不能不认为罗瑞卿真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总嫌自己房子住大了

　　 罗瑞卿在北京，一直住在南池子南湾子缎库胡同甲1号。这是一座二层小洋楼，有一个院子，还有几间平房。原是国民党某特务人员的房子，解放后被没收，由北京市公安局管理。1949年公安部成立后，分配给罗瑞卿全家居住。楼下是会客室和餐厅，楼上有几间可作卧室。罗瑞卿、郝治平夫妇当时有七个子女，幸好子女还年幼，再加上邓发同志的遗孤女儿邓金娜，共十口人，楼上几间勉强可以住下。1951年我担任罗的政治秘书，他又把楼下餐厅腾出来让我办公，一家人挤到会客室吃饭。

　　 就是这样，罗瑞卿总是认为自己住的房子多了，公安部干部住的房子太挤了，再三要求让办公厅的几位青年同志搬到院中平房来住。直到以后由于罗的兼职多，增加了两位秘书，才让办公厅的几位同志搬回公安部机关宿舍，我和几位秘书住到平房去。

　 　1954年大区撤销，大区公安局一部分干部调到公安部工作，公安部办公楼立即紧张起来。罗瑞卿号召公安部同志们挤出房子让新来的同志办公。他说了就做，亲自腾出自己的办公守，搬到礼堂楼上工一间小房子办公。直到1955年公安部新办公大楼建成，才搬回原处。

　　 罗瑞卿家中的家具都是旧的，只是每个孩子添了一张小铁床，被子是公家发的。他的汽车也是旧的，是李克农同志送的一辆没收来的美国“别克”牌小汽车。因车子太旧，经常出故障。有一次去中南海开会，正逢大雨，车刚过南长街就抛锚了。幸好上去开会的其他领导同志的车，才没有误事。后来从苏联进口一批“吉姆”车，他才坐上新车。以后，国务院有关部门要给他换一辆大一些的“吉斯”车，他坚决不要。就是这辆“吉姆”车，后来又随着他离开公安部到了总参谋部。

　 　50年代，公安部请了一批苏联专家。有一次，首席顾问伊凡诺夫和夫人要带着孩子到罗瑞卿家里作客。这一下可把罗瑞卿难住了。连忙由办公厅帮助搬来一套沙发、一块地毯，把会客室布置起来，把院子打扫干净。苏联朋友来了，罗瑞卿夫妇和孩子们热情地接待客人，气氛非常融洽。这一次家庭聚会．增进了双方的友谊，彼此都很满意。事后，办公厅的同志建议这套沙发和地毯就留在罗家中，以后再接待客人就不用搬来搬去了。可是罗坚决不同意，办公厅的同志怎么说也没有用，第二天只好又搬走了。

　   一个至清至察的人

　　 罗瑞卿办起事来雷厉风行，对人对己要求严格，别人有错，严格批评，自己有错，自我批评。十年中，公安部的领导班子始终是团结的，是同心协力的。大家感到在罗领导下工作，虽然紧张但很舒畅，因为罗作风正派，办事公正。大家在一起共事，难免意见有不同，但都能讲出来，谁对谁有意见，都能摆到桌面上当面谈，不搞背后议论，不搞小动作。罗瑞卿遇到有人到他那里去议论别人时，总是劝他把意见直接找对方谈，或提到会上谈。他从不与人在背后议论别人。大家知道他的这个脾气，很少有人到他面前去打小报告。我在罗瑞卿部长领导下工作了十年，感到他门前很清。毛主席曾提醒他：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罗也经常以此自惕。但是他从来不愿意任何人把水搅浑，他尽力保持在他领导的部门里大家要心里清清楚楚，同志间的关系要清清楚楚，就能搞好工作，搞好团结。

　　 他每天坐汽车上下班，只有一个收发文件的秘书小刘跟着他。其余秘书，包括我以及罗的夫人到公安部上班，都是自己步行（好在从缎库胡同到公安部也不远）。这种情况十年如一日，大家习以为常。

　　 罗瑞卿不仅不搞任人唯亲，对同他比较亲近的身边工作人员，要求比一般人员更严格。每逢提职提级，总是让这些同志排在最后。他说，这不是他的发明，毛主席、周总理对身边人员就是这样做的。大家对此毫无怨言。但遇有上大学深造或下去锻炼的机会，他总是支持的。梁思萃原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她在这工作二年后有意回校继续学化学专业，罗很高兴地送她复学。佟静秋是大学肄业，1951年调到罗办当秘书。1955年公安部送一批青年干部到苏联学习人民防空，佟静秋在罗同意下出国学习去了。罗瑞卿特别关心从部队转业来的老战士，主动安排他们到文化补习班学文化，又送他们去速成中学学习。警卫员吕麟阁、于盛龙、赵文歧等人，都学习成才。这些人每逢过年过节，都回来看望。罗瑞卿也亲切地接待他们。真是人至察也有徒啊！

   严而有情

　　 江苏省公安厅老厅长洪沛霖，生前同我谈起罗瑞卿说，好多公安厅局长都挨过罗部长的当面批评，有时简直让人下不了台。但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他去世后，却没有听到过有人因挨过他的批评而怪他骂他。

　　 他对同志要求很严，看到问题就及时批评，有时态变很严肃，批评得很不轻。，目的是防止你犯错误。但是如果有人一旦犯了错误，甚至犯了严重错误，他倒反而不那么严厉了，而是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去了解错误的情节，帮助这个人认识自己的错误。同时向过去与这个人共过事的上级和同事，了解这个人的历史表现，然后从既坚持原则又爱护同志出发，作出正确处理，给以改正错误的机会。还是洪沛霖同志说得好：罗瑞卿同志虽然很严，但严得有道理，严得可亲，不使人觉得害怕。

　　 洪沛霖提到过这么一件事。1955年12月，参加第七全国公安会议的代表们住在北平饭店。其间，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宴会厅宴请外宾。有一位厅长大概喝了几杯酒，有点迷糊，披着大衣从宴会厅穿过，有失礼貌，周总理看见，提出了批评。当晚开会时，罗瑞卿严肃地批评了这件事，说军队要听话，公安更要听话，任何人都不得傲慢无礼。人家有些紧张。这位厅长知道自己闯了祸，更是惶恐不安。第二天，罗端卿批评了这位公安厅长，又循循善诱地告诉他，现在不是在农村，是在大城市，应该反对游人习气，提倡讲礼貌。公安有了成绩，更要注意谦虚，不能大意。这位厅长受到了教育，大家也觉得罗部长虽然态度严肃，批评严格，不讲情面，但还是有情有理，让人心服。

　　 讲起严而有情，我有一个至今记忆犹新的故事。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总参谋部拍了一部内部纪录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放映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看。当时我已调到青海省委，担任省委常委，也在北京开会。有人告诉我：你向罗总长说一下，也去看看吧！这样的事，我在他身边工作十年中是从没有干过的。这次由于被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所吸引，同时也想到我已不在他身边，他也许可以稍加通融吧，于是我就到罗总长那里去说明了我的想法，谁知立刻碰了一个大钉子。他劈头就问：你现在是省委书记吗？我说不是。他说你不符合规定，不能去看。我就带着一鼻子灰出来了。过了一天，他又找我去，说是总参制作了一部简短的对外公映的原子弹纪录片，要他去审查，“你不是想看吗？我可以带你去”。在三座门小礼堂，我坐在他身边看片子时，不由的想起来，这个人真是严而有情啊！

　　 其实，罗瑞卿在工作之余，同大家一起也是有说有笑，和蔼可亲的。1951年夏天，罗瑞卿夫人带孩子先去了青岛度假，罗一个人留在家里。星期天，我和李广祥同志带上一群年轻人邀请他去颐和园游玩。在昆明湖上，罗与大家替划船，谈笑风生，极为欢畅。

   谁也不能违犯的戒律

　　 公安部成立后，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协商，聘请一批苏联专家到中国，帮助建立各项公安业务工作。这批专家工作认真，热心帮助年轻的中国同志学习公安业务。罗瑞卿重视专家工作，交待公安部的同志要认真处好同苏联专家的关系，按照刘少奇同志说的，只准搞好，不准搞坏。因此，彼此相处是融洽的。

　　 但同时，罗瑞卿也依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说明中国有自己的情况和经验，不能照抄照搬外国的东西。他特别强调有几条界限必须注意：

　　 必须坚持党委领导，不能搞垂直领导。他多次拒绝专家的建议，耐心向他们说明中国党在30年代革命根据地建立政权时期，在王明路线影响下，实行过中央国家政治保卫局垂直领导，结果犯了许多错误，遭受严重损失。后来在毛泽东领导下，实行党委领导、依靠群众的正确路线，纠正了错误，取得成绩。因此，根据中国党正面和反面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中国公安工作上只能实行党委领导，而不能搞垂直领导。1953年，罗瑞卿陪同苏联专家首席顾问到外地考察时，发现一位公安局长工作很不得力。苏联专家建议立即撤职，罗瑞卿认为不可，耐心告诉他中国同苏联不同，不能按照苏联的做法。到了后来，不少苏联专家亲眼看到了中国公安关实行正确路线在肃反工作中取得的巨大成绩，也加深了理解。

　　 严格遵守中央决定，绝不允许把侦察手段引入党内。罗瑞卿常以斯人林时代在党内搞侦察，造成许多冤假错案的严重教训，告诫公安部和全国公安机关，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必须绝对遵守这条戒律。“文化大革命”中我被关押在监狱，说是林彪亲自点名抓的。在审问才知道他们就是要我证实罗瑞卿布置公安机关对江青、林彪、叶群搞窃听，侦察他们的活动。我就告诉他们公安部有这条戒律，不可能对党内搞侦察。他们不相信，把我关了六年才放出来。

　　 要走正道，绝不允许搞“美人计”。罗瑞卿1957年12月访问苏联，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展览室看到一些使用“美人计”破案的案件，苏方认为这是一个重要手段，一些到中国来的专家过去也亲自使用过“美人计”。罗瑞卿看了不以为然，他告诫同志们不能宣扬件事。他认为公安工作的正道是走群众路线。在对待狡猾敌人的斗争中，当然要使用各种有效的手段，但是“美人计”这种手段是不正当的，即使打击了敌人，却也腐蚀了自己，有时甚至赔了夫人又折兵，得不偿失。罗瑞卿从当公安部长第一天起，就旗帜鲜明地反对孤立主义和神秘主义。他换在1958年第九次全国公安会议的总结报告中，用新中国公安工作的成功经验，说明我们的公安工作路线，不同于苏联安全机关的做法。历史证明，我们的经验使正确的、先进的，是战无不胜的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