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厉风行的罗瑞卿

    东长安街四号

　　 军委公安部成立于华北公安部原址——北京东城区东堂子胡同28号（后改编为49号）。这是解放前国民党法院的职员宿舍，一座破落的四合院。军委公安部成立后，罗瑞卿部长的办公室设在东堂子胡同对面的无量大人胡同一座很旧的小楼上。

　　 由于机关逐步扩大，人员增加，北京市军管会又增拨一座办公楼，在天安门广场西南的西皮市街，是原来的北平市银行公会。这是一座三层小楼，是北京银行家聚会的俱乐部，房间有大有小，相当精致，却不适应机关办公之用。有一个小礼堂，可容纳三百人。1949年11月5日公安部的成立大会，就是在这里召开的。现在保存的惟一的一张公安部成立大会时全体人员的合影，就是三百多名干部密密麻麻挤在楼顶平台上照的。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华北各省市和山东省公安会议，第一次全国经济保卫工作会议，都是在这里召开的。由于地方小，只能容纳公安部部长、副部长和办公厅在此办公，造成部属局级机构分散在几处，很不方便。

　　 经过罗瑞卿的申请，1950年4月，北京市军管会将收回的东长安街四号（后改编为14号）原英国驻华使馆的兵营，拨给公安部办公使用。所谓英国兵营，是英同政府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向清朝政府强迫征用的。兵营北临长安街，南邻东交民巷原俄国驻华使馆，东接原英国驻华使馆（解放后为英国驻华代办处），西靠公安街，邻近天安门广场，是一个很大的院子，用围墙围着，而向长安街的围墙上，还留有作战用的枪洞。解放前，英国人从不许别人进入，也没有人敢到墙外走动，更不用说向里张望，显得很神秘。院子里面树木甚多，房屋较少，都是使馆低级职员和工人的宿舍。作为公安部办公处，其优点是位置好，面临长安街，不足之处是没有一座像样的办公楼。罗瑞卿部长的办公室设在一座绿色平房里、大家叫它“绿房子”。平房周围是一片绿地，1951年召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时，毛主席就在这里接见了与会的同志。1958年建造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时占用了大院的西半部分，这座平房及其南北的房子都拆了。1953年至1955年，在院内先后建造了一座大礼堂、两座三层办公楼、一座四层办公大楼。此时，除预审局和监狱在秦城，公安学校设在复兴门外木樨地，基本上都在一个院子里办公，方便多了。

　　 但是，英国驻华代办处与公安部办公楼仅隔一座矮墙，墙上装着铁丝网，彼此可以看到对方。工间操打羽毛球，一使劲就打到那边去了。1958年，北京市政府另辟使馆区后，英国代办处才迁走，公安部大院向东扩展到正义路。这个区域是北京市的黄金地段，中心的中心。使馆区花草树木丛中，有几座像样的楼房，其中大使楼建造精美，有小花园，住起来很舒畅。大家认为这座楼让罗部长住最适合。但是，罗瑞卿坚决拒绝了。他认为自己现在住的房子已经很好了，这座小楼应该接待客人，或者让工作需要的人去住。直到罗瑞卿离开公安部时，这座叫做“五号楼”的楼房一直空着，成为公安部住在部外的女局处级干部们夏天午休，以及“秀才”们写报告的地方。

　 这座大院，自从公安部进驻，结束了多年屈辱的历史，焕发起新的青春。新中国的人民公安工作在此开篇，奠定了全国公安系统的指挥中心。“文化大革命”中它没有被砸烂，如今又充满生机屹立在光辉的天安门的东南方。

    四块金匾

　　 1950年12月，罗瑞卿看到辛苦一年多，公安部和全国公安机关已经建立起来了，工作开始有秩序地运行起来了。1951年新的一年即将来临，用什么形式来迎接新年呢？他想出一个主意，制作一本《工作手册》送给全国公安机关的领导干部作为新年礼物。他亲笔写了序言，用了毛泽东为全军保卫工作会议的题词，又请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题词。1951年初，这本在当时来说装订精美实用的《工作手册》就制成了。各地公安机关的领导干部收到这份礼物，十分高兴。1953年，公安部建成大礼堂，就把毛、刘、周、朱的题词放大，高高挂在礼堂讲台的左右侧。左侧第一幅是毛泽东的题词：“保卫工作十分重要必须尽力加强之”。第二幅是朱德的题词：“要反对骄傲与和平麻痹的思想情绪，正确的执行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政策，坚决与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以彻底消灭一切暗藏的敌人。”右侧第一幅是刘少奇的题词：“加强人民国家的威力，坚决肃清残余的反革命分子，保卫人民。”第二幅是周恩来的题词：“加强人民公安工作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这四幅大红金匾为公安部礼堂和全国公安机关增加了无限的辉煌。

    不要做“吴下阿蒙”

　　  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显得很有本事。其实，他的秘密只是四个字：勤学苦练。

　　  罗瑞卿一到公安部，即号召大家要认真读书，并建立了党组学习制度，按计划读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每周要集休讨论，每月要写学习报告。还设立两个学习秘书，组织和检查学习。罗瑞卿特别注重学哲学，要求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形势、研究工作。强调公安部出的文件，特别是向中央的报告，一定要在理论上站得住，不能在原则问题上出差错。他还经常把学习心得写成文章在报刊上发表。

　　 对于公安保卫工作业务，他本来是比较熟悉的，是有些经验的。但是对新的情况下公安的主要业务，如政治侦察、行政治安、经济保卫、文化保卫、军队保卫、劳改等工作，他还是抱着从头学的态度，听汇报、看资料、做调查，向有知识的人虚心学习。对于各项重要业务会议，总是亲自出席，了解情况和听取意见，并同到会的来自第一线的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一起讨论。他在会上的报告，从起草到定稿，要反复修改多次，务必抓住问题，切中要害，推动工作。他历来反对说空话、套话、应付门面的废话。

　　 罗瑞卿在毛泽东的指引下，认真读历史。他读了《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史记》和其他史类书籍。毛泽东还不时有针对性地选出古人的传记，让罗瑞卿读，并鼓励公安高级干部阅读。有一次，毛泽东让罗瑞卿找出《三国志》中的《吕蒙传》，请人译成白话文，一同印发公安部局以上高级干部学习。罗瑞卿在学习会上传达毛泽东的话，说吕蒙是孙吴大将，周瑜去世后，他协助孙权都督三军，日夜很忙。孙权对他说，你现在执掌大事，不可不学。吕蒙推辞，说他“军中多务”，没有时间读书。孙权说，我不是要你整天读书当博士，但是应当涉猎书籍，见往事。你说公务繁忙，能比得过我吗，我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吕蒙听了孙权的话开始发愤读书。后来鲁肃见到吕蒙，经过彼此交谈，鲁肃大为惊讶，说吕蒙才略大有长进，已经不是当年吴下阿蒙了！吕蒙笑着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你老兄何见事之晚乎！”鲁肃非常感动，拜见吕蒙的母亲，与吕蒙结友而别。

　　 毛泽东引用这个故事告诉罗瑞卿，公安部高级干部工作再忙，还是要读书，读书知事后，就不是当年“吴下阿蒙”了。

　　 罗瑞卿和公安部的领导干部，形成一种自觉的、浓厚的学习风气。下班以后，常在办公室读书。当时，公安部南大楼晚上灯火通明，成为大院中动人的景观。许多老同志回忆当年的情景，印象还是深刻的。

   不能比国民党的吴国祯差

　　 北平市和平解放，国民党潜伏特务、散兵余勇和土匪不甘心失败，到处搞破坏。不是这里放火，就是那里爆炸，新中国公安工作面临严峻考验。

　　 解放初期，北平的公共交通主要靠有轨电车运行。敌人为破坏公共秩序，扰乱人心，竟然在电车公司总场纵火，烧毁了五十多辆电车。周恩来获悉后，立即赶赴现场考察，指导查处。有人说，这是市公安局管的事，首长不一定要亲自去。周恩来则很严肃地说，吴国祯当国民党上海市长，遇有重大事故，必定亲赴现场。我们共产党管理下的北平市，出了大的事故，首长不去现场，难道我们还不如吴国祯吗！

　　 不久，罗瑞卿从太原到北平，担任军委公安部长，经常以这件事教育公安人员，要学习周恩来的作风。遇有重大事故，主管部门主要人员，必须亲临现场考察指导，并迅速写出报告。从此成为公安部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有一次东华门翠明庄招待所失火，这里曾是著名的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办事处，虽然楼不大，但有文物价值。大火发生，立即报告了罗瑞卿，他正在主持一个重要会议，不能抽身，但立刻让办公厅主任赶赴现场考察，把情况向他报告。

　　 罗瑞卿事必躬亲的作风是一贯的。他担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期间，走遍了国防前沿，爬山涉水，登上海拔200多米的高山哨所，深入到舟山某部视察国防工作。

    雷厉风行不许马虎

　　 罗瑞卿办事雷厉风行，对人对己都很严格，他要求要各部门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不允许办事拖拉，不负责任。在他领导下工作，真是战战兢兢，稍有差错，稍有马虎，就立刻受到批评。他对在他身边工作的办公厅的同志，要求更加严格。我们挨了批评，就检讨改正。有一段时期没有听到罗瑞卿的批评，正当我们自以为还过得去的时候，罗瑞卿突然在办公厅送给他阅的一份报告上对我们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评：“王仲方同志并转徐、刘、李：你们三位办公厅主任一位秘书处长，这样的事自己不动手，随便交给一个秘书办，办了以后，你们又不严加审查修改，不管要得要不得，就一下子推给我，实际上是你们指挥我办，好像你们是首长，我是你们的办公厅主任或者秘书一样。我对于这事是不满意的。请你们以后不得再这样。我之所以要这样严格批评你们一次，是因为类似这样的情形，实在不只一次了，有好多次了，我早就提批评了。”办公厅的领导看了也很震惊，做了认真系统地检查，提出切实改进办法。

　　 罗瑞卿批阅文件，都是亲自动笔。凡是要他批示的文件，他都写上自己的意见，态度鲜明，文字准确，没有模棱两可、含含糊糊让人无法捉摸。下级送他审阅的文件，他也要求注明自己的意见，不能敷衍偷懒。有一位同志初来不久，按照一般机关办事的习惯，老是在送阅文件上写上“请部长审阅”。罗瑞卿就批评他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对人触动很大。雷厉风行，不讲客气，这就是罗瑞卿的作风。

　　 这个作风也不是罗瑞卿独家树立的，是从毛泽东那里继承下来的。1950年10月9日．毛泽东指定彭真、罗瑞卿等同志代中央起草《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后简称“双十指示”）。罗瑞卿同彭真等同志一起连夜起草，于I0月10日凌晨一时写成指示稿，送交毛主席，主席立即审改，于晨八时批准付印，当天就向全国发了这个文件。这样的范例，这样的言传身教，深深地教育了我们，终身难忘。

 　炸弹不许过韶关

　　 1951年5月，全国镇压反革命运动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公开的反革命分子反动气焰被打下去了。但是隐蔽的反革命特务破坏又日益猖獗起来，在武汉、汕头、广州、西安、油化（乌鲁木齐）等地放火破坏，造成很大损失。6月15日罗瑞卿亲自起草批语，以公安部名义，向全国发出通报，指出各地务必加强对于隐蔽反革命之侦查破案，对捕获现行破坏之反革命分子，必须严加惩处。万万不可松懈，给反革命分子进行破坏的空隙。

　　50年代中期，国民党特务机关在美国间谍机关的支持下，网罗、训练了数以百计的行动特务，制定了各式各样的爆破计划，准备在“五一”、“十一”等节日到大陆、首先是到北京搞爆破，大有想把大陆炸个天翻地覆之势。罗瑞卿十分关心全国特别是首都的节日安全，指示公安机关一定要把好祖国南大门，“炸弹不许过韶关”！

　　 这是一场十分紧急、激烈和复杂的斗争。各地公安机关紧急动员起来，侦察与情报相结合，充分发挥秘密工作和群众工作配合的优势，把运进大陆的炸弹运转渠道、落脚点和行动特务的绝大部分控制了起来。1956年到1958年，同民党特务陆续运入大陆的定时炸弹和纵火器等四百余件，都落入“如来佛”手掌之中。行动特务六百余人，或被捕获，或投案自首。炸弹只响过三颗，一颗在广州深圳铁路线上，破坏一根铁轨；一颗在中山县石岐镇，都未造成大的损失；只有一颗由于检查不严，在缴获后运送途中爆炸，江门市公安局一位副局长牺牲。此外，有些特务不敢到大陆来，便在与大陆交界处的香港、澳门一侧引爆几颗炸弹，港澳报纸一登报，特务就可以向台湾特务机关“邀功请赏”了。经过广东省和广州市以及各地公安机关的共同奋斗，罗瑞卿的命令得到彻底完成：炸弹一颗也没有过韶关。

   活捉段云鹏

　 　罗瑞卿一出任公安部长，即着手部署隐蔽战线的斗争，斗争对象是美帝国主义和台湾蒋介石集团派进来的特务、间谍，还有原来就潜伏在大陆从事破坏活动的特务、间谍。

　　 这批特务中一个最厉害的家伙就是号称“赛狸猫”的飞贼段云鹏。他从小练武，能飞檐走壁。北平解放前夕，北平市长何思源家里被安放定时炸弹爆炸，何思源夫妇受重伤，何的一个女儿被炸死，这起惊动中外的爆炸案，就是段云鹏干的。解放后，他曾经三次奉命潜入大陆，在京津地区组织特务策划了北京火药库爆炸案和天津无轨电车爆炸案。

　　 1954年6月，段云鹏又将潜人大陆，密谋行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罗瑞卿知道后，亲自指挥北京、天津两市公安局，严密监视，妥设圈套，指示这次一定要活捉段云鹏。

　　 段云鹏十分狡猾，在一次偷渡失败后停留香港，待机而动。国庆节快到了，罗瑞卿认为不能再消极等待，要巧设圈套让他进来。于是侦察部门选择秘密人员在段云鹏身边建立“内线”，及时掌握他的企图和行动，并取得段云鹏的信任。在我秘密力量诱导下，1954年9月，段云鹏完全按照公安部门为他设计的路线潜入广州，落入我们预设的圈套。段云鹏终被我们活捉了，除掉了一个大祸害。罗瑞卿立即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风趣地说：“他不是飞贼吗？让他飞一个样子看看嘛！”

   “三不”原则

　　 第一是不居功。公安部工作取得很大成绩，每次总结工作，罗瑞卿总是把成绩归功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归功于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归功于全体公安干警的努力，“这些成绩，在座同志都有份”。他从不宣扬，也不允许别人宣扬他的功劳。恰恰相反，他总是强调自我批评，每次会议报告，在讲了成绩之后，必然要讲工作中还有那些缺点错误。他认为，只讲成绩不讲缺点错误的报告，不是好报告。每次开会，他都要反复征求到会同志的批评意见。第九次全国公安会议时，他还发动到会代表给公安部提意见。1956年他在党的八大一次会议上的发言，论述我国肃反工作的主要情况和若干经验，全文不到一万字，自我批评部分占了一千二百多字，我们曾建议可否压缩一些，他却说检查缺点错误，一个字也不能少。

　 　1959年9月，罗瑞卿调到中央军委工作，不做公安部长了。他原来为纪念建国10周年而组织起草的一篇文章《十年来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已经写好，准备发表。他认真审阅了这篇稿子，精心做了修改，但是不同意署他的名字，他说他已不是公安部长了。而且他认为十年公安工作，也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他提议由别的同志署名，或用公安部署名。公安部党组同志经商议，认为还是该署他的名，他仍然不肯。后来党组的同志们说，这10年是你当公安部长时期，署名表示你对这十年公安工作负责嘛！他才同意署自己的名字。

　　 第二使不重官衔。罗瑞卿任公安部长时，还同时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委员、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不久任副主任），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委，被授予大将军衔，等等。他只是做事，到处奔走，从不注重这些官衔。他认为自己是公安部长，公安部的同志都叫他“罗部长”。后来，他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大家一下改不了口，还是叫他“罗部长”，很少有人称他“罗副总理”，他从不在意。他说，一个人的官衔有时有变化，但是只要基本职务没有变，称呼就不要随便改。你们一会儿喊我罗副总理，一会儿喊我罗大将，把我弄糊涂了。还是叫“部长”吧，又熟悉又亲切，不是更好吗！

　　 第三是不计待遇。罗瑞卿任公安部长，享受国务院部长级待遇。他的孩子多，每天一大家人吃饭，生活上是紧张一些。他同时又是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委，又是大将，按部队规定的待遇要高于国务院的行政待遇。有同志几次建议把他的工资关系转到军队，享受军队待遇，他一家的生活就比较宽余了。这的建议虽然是合理又合法的，但都被他拒绝了。他说，同在公安部，我不能搞特殊。1959年4月，罗瑞卿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当时副总理的行政级别一般是行政三级，而罗瑞卿在50年代定级时为行政四级。于是有同志提出，罗瑞卿应调为三级，罗’坚决反对。直到他逝世一直是行政四级。

   对号入座夹着尾巴做人

　　 罗瑞卿在红军和解放军中，有很高威望。到了公安部，领导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又取得很大成绩。特别是在中央、毛泽东领导下，发动了伟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取得了伟大成绩。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的声望更高了。罗瑞卿在成绩面前十分警惕，再三告诫自己，告诫公安干警，千万不能骄傲，要警惕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两句话，是从《后汉书•黄琼传》上引来的。他读了《黄琼传》后，觉得很好，又介绍公安系统的高级干部学习。《黄琼传》上说：“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阳春白血，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他经常提醒自己并告诫别人，要对号入座，不要抢先。要夹着尾巴做人，不要翘尾巴。有些人有了成绩就骄傲自大，尾巴翘到天上，是一定要摔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