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3年3月21日晋城党史网邮箱中收到了湖北省宜昌市青年作家刘军的来稿，标题为《高风亮节的圣贤们》。编者阅读后很是感动，当前全社会都在进行“学党章、守纪律、转作风”宣传活动，我们只有深入学习圣贤们的高风亮节，从根本上转变工作作风，脚踏实地，为早日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一首《石灰吟》刊于此与广大网友共勉。　
石灰吟明·于谦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编者：韩玉芳）

狄仁杰冒死请谏

狄仁杰，唐大臣，先后两次任宰相。
唐高宗仪凤年年，狄仁杰出任大理丞一职。在处理武卫大将军权善才一案中，充分显示了他执法不阿的高尚品质。
当时，武卫大将军权善才领兵驻扎在唐太宗昭陵附近。唐高宗的一个侍卫军士在陵区犯法，权善才依据条例责罚了他。这个皇族出身的军士怀恨在心，乘机求见高宗，故作悲泣，状告权善才擅自在太宗陵区伐木，这是对先皇的大不敬，是有意陷皇上于大不孝。高宗一听，有人竟然砍伐先父陵上的林木，真是又悲又恨。在欲泄私愤的军士的鼓煽下，他下令将权善才关入大理寺，处以死刑。皇上金口一开，举朝皆惊，但谁也不敢站出来说一句求情的话。只有狄仁杰连夜赶写了奏章，依理以情说明权善才罪责虽重，但依大唐法令，只应免职，不该处死。唐高宗看了奏章，气得龙颜大变，说：“权善才砍伐陵上柏树，陷朕于大不孝境地，一定要处死。”因此，反而命令大理寺立即执行皇命。
然而，作为大理丞的狄仁杰并未执行皇命。他乘着上朝又面奏高宗：“皇帝制定法律，作为臣下就要谨慎地守护它，怎能为了陵上几株小小的柏树就违背法律去杀死大臣呢？”唐高宗知道若从法律上与狄仁杰论辩，不仅杀不了权善才，而且会使自己在众臣面前下不了台。于是，他流着泪说：“权善才砍掉先皇陵上柏树，我作为儿子，已经担负了大不孝的罪名，不杀权善才，实在难以告慰父皇在天之灵。我也知道你是一个好官，能执法不阿，但事到如此，权善才必须处死才行。”狄仁杰完全不为高宗的眼泪所动，依然恳请高宗收回成命，弄得高宗极为难堪。
狄仁杰的一个好友，见气氛紧张，暗暗挥着手上的官笏，要狄仁杰不要再多说。但狄仁杰却镇静地说：“我听说对逆龙鳞、忤人主的事，自古以来大臣都感到为难，可我不这样认为。因为这种事倘若在夏桀、商纣之时的确很难。而我现在有幸身处尧舜之世，因此我不怕遭遇忠臣比干请谏被杀的危险。今天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树杀死一位将军，千载之后，后人会说陛下是什么样的国君呢？这也是我之所以不敢奉旨诛杀权善才的原因。我不忍陷陛下于无道之君的境地啊！”
唐高宗见狄仁杰神情决绝，又说得入情入理，只得免除了权善才的死罪。狄仁杰被当时人称为“海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意在盛赞他一生执法严明，是捍卫法制尊严的国家栋梁。

于谦清白留人间

于谦，明永乐进士，历任山西道御史、兵部右侍郎兼巡抚河南、山西都御史、兵部尚书等职。
明景泰八年正月的一天，锦衣卫的一队人马全副武装，向于谦家扑来。几日前，明英宗发动夺门之变杀害了景帝，现在又以“莫须有”罪名来逮捕于谦。到门口，一帮人犹豫起来：普普通通的房子，门口也没有成队的卫兵——这难道是兵部尚书于大人的住所吗？兵部尚书，可是正三品的官位。
锦衣卫冲进于谦的卧室。这是一间偏房，室内简简单单，床上是布被，蚊帐已半旧，只有桌上放着好些书。锦衣卫找不出值钱的东西。
突然，有人叫起来：“那边正屋锁着门！他一定是把金银细软藏在里面了。”待到把门打开，锦衣卫又吃了一惊。里面确实有不少宝物，但那是景帝历年赐给于谦的，于谦推辞不了，原封不动地藏在屋中。看屋的老头说，就连景帝赐给他的一所宅子，他也没有去住。
这时，门口围了不少老百姓。有人偷偷地说：“于大人上任时坐着普通的骡车，车上放着简单的行李，既无锣鼓旗仗，又无卫兵随从。平时也从不见他前呼后拥，鸣锣开道。于大人说过‘但令名节不坠地，身外区区何复求’，到他家来抄家，抄得出什么！”
正月二十二日，于谦惨遭杀害。老百姓无不失声痛哭，都去祭奠他。在祭奠的人中甚至还有迫害于谦的那些奸臣的部下。奸臣看到这么多人祭奠，就用棍棒毒打驱赶，但老百姓依然前去。大家说，于谦为国家做了那么大贡献，又一生清廉，我们能不怀念他吗？
于谦生有写有一首著名的《石灰吟》：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于谦巧妙地将石灰采矿、冶炼到粉碎成材的过程，与人生的锻炼成长、生死考验结合起来，表现出高尚的品格和节气。于谦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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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罢撤迎送宴

欧阳修，北宋天圣进士，曾任县令、知谏院、知州、参知政事等职。
宋神宗熙宁元年，欧阳修调任京东路安抚使。京东路治所在南京，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商丘市。南京地处汴河中段，地理位置极其重要。汴河是北宋经济大动脉，大量物资通过汴河源源不断地运到国都汴京，仅粮食每年就达六百多万石。
汴河是交通干线，南京是必经之地，官员往来无虚日，其中不乏大臣权贵、世家子弟。因而任职南京的官员便与他们有较多接触的机会，接待好坏也就成了升迁、贬职的重要原因。所以，历来在南京做官的人都把迎来送往作为头等大事，生怕招待不周得罪权贵。久而久之，成为一种风气。
欧阳修上任后，决心破除陋习。他作出规定：今后对路过南京的人，不管是贵臣权要还是世家子弟，都不准设宴招待，一律由驿站按国家规定接待。欧阳修的这一举动，使他的僚属大吃一惊。因为，得罪权贵可不是一件小事。
有个僚属对欧阳修说：“此事要慎重，否则会招惹不必要的麻烦。”欧阳修回答：“如果是因为不招待权贵而被罢官免职，我宁可不要这顶乌纱帽。”
欧阳修对所有经过南京的官员和世家子弟都不宴请，引起了轩然大波。汴京城内议论纷纷，有人甚至状告欧阳修傲慢无礼，轻视大臣，居心叵测。
宋神宗闻此大吃一惊，于是派遣宰相陈升之调查此事，以判明是非。
陈升之匆匆赶到南京。但他并没有大张旗鼓，而是微服私访，就连欧阳修都不知道。陈升之暗访数日，非但没有听到一句说欧阳修的坏话，反而听到百姓对他交口称赞，有人甚至称他是"照天蜡烛"，烧去了多年的弊政陋习。
陈升之回京后，如实向宋神宗作了报告。宋神宗十分高兴，下诏肯定欧阳修的做法，并予以嘉奖。
欧阳修曾写过一首《奉答子华学士安抚江南》的诗，诗称：
优游以为高，宽纵以为仁。今日费其小，皆谓不足论。
明日坏其大，又云力难振。岁月浸隳颓，纲纪遂纷纭。
这首诗把革除地方弊政比作治病，小病不治则会延误而成大病，小弊不除则会酿成大患。欧阳修正是以这种良医的心态，除弊兴利，宽政养民，成为北宋一代名臣。

司马光上书辞赏

司马光，北宋著名史学家和政治家，宋英宗即位后不久的一天，天刚蒙蒙亮，还是万籁俱寂之时，可是平时十分宁静的待漏院，也就是百官上朝的休息室里，一场争议悄然而起。知谏院司马光慷慨陈词，说：“西夏边衅已久，朝廷耗资巨大，皇上刚登大位，不宜耗巨资赏赐百官。”
原来，宋英宗的父亲宋仁宗临终前立有遗诏，要重赏司马光等大臣。可宋王朝由于与北辽、西夏的长期战争，财政开支日益窘促，因此司马光正力劝同僚一起推却这次赏赐。
这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待漏院里顿时议论纷纷。有人说：“司马大人的话虽然言之有理，但是皇上的赏赐不在钱财多寡，而是臣子的莫大荣耀，却之不恭，是不敬、大不敬！此次赏赐是先帝遗训，如果不接受，就是对先帝的大不敬！”司马光听了很难受，平时满口仁义，以江山社稷事业为重的同僚，在名利钱财面前，怎么竟会如此失态，心中不由泛起一阵凉意。
景阳钟敲，龙凤鼓响，早朝时间到了。司马光傲岸独立，向英宗上书，陈说国家财政窘据，不宜大量颁赏，如果一定要赏，请允许他把自己的那份献给宗庙作祭祀之用。对司马光的奏请，响应者寥寥无几，宋英宗也没有准奏，只是淡淡说了一句：“先帝之命不可违。”司马光十分失望，但他也深知宋英宗的无奈。
赏赐还是颁发下来了。司马光心里早有打算。他将其中的大部分送给谏院，作为办公费用；剩余的全部接济了有困难的朋友。消息传出，人们无不敬佩，连那些曾竭力主张接受赏赐的同僚也暗自羞愧。因为司马光家中并不富裕，正如他自己所说，是“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有帛”，即使寒冬腊月朋友来访，也不设炉火，只以一碗栗汤待客，而其住所则在陋巷之中，仅能避风遮雨而已。
司马光在《读颖公清风集》一诗中这样写道：
人生百岁隙中光，唯有高名久不亡。千古但令编简在，清风养物一何长。
意思是人生是短暂的，如果缝隙中的一缕光芒，唯有高名永远不会消亡。千古之后只要这本清风集仍然存在，那么作者的高风亮节滋养后人将是何等的长久。

范仲淹裁撤庸官

范仲淹，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北宋庆历三年，范仲淹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主持新政。经过一番察访思考后，他首先从整顿吏治下手。因为当时不问政绩，论资排辈，按部就班升迁官位，以致一批贪官庸官横行于地方。他亲自阅览记载各路官员政绩的班簿，对那些贪官自然是毫不犹豫一笔勾销，对那些碌碌无为的庸官，他也决不手软。一时，朝廷上下像捅了马蜂窝，哭的、闹的、求情的，纷纷找上门来。
一个颇有声望的前辈也来找范仲淹，为他的一个门生求情：“仲淹啊，我那个门生，虽无什么政绩，但也没有什么劣迹。请看在我的份上，留下他的官位罢。”范仲淹恳切地说：“做官不能辜负国家给予的俸禄荣誉，政绩品行当与俸禄荣誉相称。在公正的考核前，美丑善恶是非常清楚的啊！”一番话，说得那位前辈不得不点头。
一些和范仲淹一起负责裁官的人，被那些哭哭啼啼的家属弄得心软了。他们对范仲淹说：“您勾销一个人的名字很容易，但您是否想到，这些被罢了官的人，他们一家都在哭啊！”
范仲淹毅然答道：“罢去官职，固然会使人伤心哭泣，但我罢撤的都是贪财害民、无才无德之人，如果让这些人继续留任，那就会使天下百姓哭泣。”
在范仲淹的主持下，一批富有才干、公正廉明的官员被选拔出来，派往各地任转运兼按察使。那些有劣迹的、碌碌无为的官员，看到朝廷上下“动了真格”，纷纷如丧家之犬，或是自动解职，或是到期不敢上任。范仲淹雷厉风行整饬吏治，政风为之一新。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对古代忧国忧民、品行高尚者的赞誉，同时，也是他为官、做人的准则。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以百姓的利益为尺度，他才得到了百姓的爱戴。

作者简介：

刘军，湖北人，久居宜昌。70后，已婚写字男。供职于兵工装备集团下属某军企。业余创作十五载，现专写财经地产、家庭情感文学。作品散见于《读者》、《演讲与口才》、《意林》、《人民网》、《辽宁青年》、《万科周刊》等。（责任编辑：馨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