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赴湖南剿匪顽军委担重任

　　 自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毛泽东便特别注意资本主义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在我国搞复辟，特别是注意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思想上、生活上，影响、腐蚀我们的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所以，他便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地来打击他认为危险的倾向，于是，防右、反右成为他的主导思想。  

　　 反贪污运动被称为”打老虎”。大老虎即指大贪污犯。这个运动对黄克诚来说，比镇反还要难于开展。镇反的对象是反革命，难在开杀戒这个政策问题上。中央下了决心就好办了。“三反”则是在内部清除贪污分子，一是难于找准对象；二是难于下手打击自己的同志。  

　　 “三反”运动，中央决心很大，为了避免下面走过场、敷衍了事，一方面惩治贪污从严，枪毙了两个地级党员干部刘青山、张子善以作示范；另一方面下达了数字指标，以便督促各地，认真查找，进行斗争，把贪污腐败分子挖出来。  

　　 对于中央的指示，湖南试行了几天以后黄克诚就感到有问题。镇反是敌我矛盾，目标明确，根据情况可以估计一个大约数字。在国家和党内“打老虎”，目标和数字都不易搞清楚，采用限定数字的办法，会使一些单位，一些群众，为了完成任务而硬找对象，为了完成任务，而搞变相的逼供信。这样就会扩大化，搞出冤、假、错案。  

　　 于是，黄克诚召开省委会研究，决定县里不搞三反，以免控制不了，搞出许多错误来。县里和区、乡不搞运动，基层就稳定了。基层稳定，大面上就不乱了。“三反”只有上层搞，省委比较容易控制。  

　　 陈钧，省工业厅副厅长。  

　　 黄克诚一向认为，陈钧为人正派，是个好同志，可是，在“三反”运动中，他被告发为贪污分子，省委决定他离职审查。审查结果证明，告发不实，完全是个冤案，陈钧虽在查清后，宣告无罪，但一经离职审查，他就难于回原单位工作了。对此，黄克诚深感歉疚。  

　　 当时，黄克诚正奉命调离湖南，行前匆匆，没有顾得上向陈钧当面赔礼道歉。三十多年后，在提到此事时，黄克诚曾经自责说：  

　　 陈钧不能回原单位工作，完全由于我们失于慎重，行动轻率的过失。我是书记，首先负这责任，理当面见陈钧，认错、道歉。此事未办，心中很是不安。到北京后，我曾就此事向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说及：过失在我，希望中组部在给陈钧分配工作时，照正常调动处理，将弄错了的所谓贪污问题，不存档案，不留痕迹，以免影响到他的将来。黄克诚就是这样一个勇于自责的人，一个善于改过的人！

    1952 年8 月。北上的列车上。黄克诚坐在车窗边，透过车窗，黄克诚看到铁道两旁的田野里，正翻滚着喜人的麦浪。他那饱经沧桑的脸上，不禁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嘴里喃喃地自言自语道：“真是一派丰收的景象啊！”  

　　 此次北上，乃是黄克诚奉中央调令，离湘赴京工作。三年前，黄克诚回到湖南，回到自己的家乡，从国民党统治者的手中，接过了这个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烂摊子。三年之中，黄克诚兢兢业业，不辞劳苦地工作，稳定物价、湘西剿匪、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土地改革、工业建设等等一系列繁重的任务，都在黄克诚的努力下顺利地完成了。  

　　 三年里，湖南的生产事业得到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统计资料表明：湖南省工农业总产值1950 年为二十三亿多元（按现行人民币算），1951年即达到二十七亿多元，一年就约增加了百分之十八。农村的大宗经济作物，如棉花，1950 年为一万一千吨，1951 年增加到三万吨，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六十八点八，农业的增产，搞活了农村，也搞好了城市。  

　　 黄克诚在湘三年，把一个百废待兴的烂摊子变成了百业俱兴的新局面。当中央调黄克诚回京工作时，他很有点恋恋不舍。黄克诚到京之后，于10 月奉令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副总参谋长和总后勤部长兼政委。  

　　 黄克诚先到总后工作。那是一个铺开不久的大摊子。除抗美援朝的战勤工作仍需继续进行外，已面对着统一全军后勤的重担。每天都有许许多多急待解决的问题潮涌而来，应接不暇。  

　　 原来的总后负责人是杨立三同志，他那时最繁重的任务就是战勤。抗美援朝虽有整个东北地区的支援，总后的任务仍极繁重。  

　　 黄克诚到总后时，朝鲜战争已近尾声，但全面组织建设全军后勤工作的任务己迫在眉睫。黄克诚看到工作那么忙乱，就和杨立三及其他领导成员研究，要迅速改变这种状况。  

　　 会上，黄克诚声音洪亮他说：“我一向认为，领导任何工作，都必须掌握主动，决不能被工作推着走，搞成被动应付的局面。无论事情有多么杂乱、困难，我们都要把局面迅速打开，我们应当有这个自信。”随后，黄克诚就以他那一贯的作风，雷厉风行地展开了总后工作。  

　　 在具体工作中，总后有一道难题，就是修建营房的问题。全国战争结束时，数以百万计的军队借住了许多民房，时间长了，群众有意见，军队也不方便。建设营房成为急务，而实际上却进展缓慢，麻烦甚多。当时，我们正学习先进经验，一切建筑都要先做设计，批准预算后才能动。在当时，设计是个新事物，得请工程技术人员来做，又没有一定标准，这就差异甚大，不好平衡。预算要列举大大小小各项建筑材料、设备、工价等等，很难审查。审查没有力量，不审又是失职；不批下面要骂，批了大家又吵不公平，本来好办的事，弄得非常难办，下面不满，上面头痛。  

　　 黄克诚在了解了情况后，认为：建设营房和农村建设民房，并无很大区别，没有很特殊的技术要求。农民盖房都是自己动手，请个有经验的师傅指导就行，我军战士多是农民出身，又是年轻力壮，又有组织领导，条件优越，何不自力更生？于是，黄克诚提出了“包干”的办法，得到军委同意就实行下去。包干的办法是按不同情况，规定营房每平方米造价，提倡自烧砖瓦、自出人工。 造价包干后，超过不补，节余归己。这样一办，问题就简单了。部队自力更生造营房的积极性很高，盖得又快又好又节省。军队住迸营房，退还民房，群众也感到高兴和方便多了。  

　　 黄克诚在总后工作了没有几个月，大约在1952 年12 月，聂荣臻代总长要黄克诚到总参去上班，帮助处理日常工作。于是，黄奉命前去，但那时仍兼总后的工作。  

　　 到1953 年，黄克诚把总后的实际工作交给了洪学智，黄克诚向中央作了总后工作的报告，正式结束了他在总后的工作。此后，黄克诚便把全部力量放在了军委、总参的日常工作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