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左权是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最高指挥员。名将阵亡，太行山为之低咽，全党为之悲痛。朱德总司令为悼念左权的壮烈殉国写了一首诗“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周恩来称他“足以为党之模范”。彭总亲点将，为左权报仇， “同志们，让我们擦干眼泪，咬紧牙关，为参谋长报仇！为牺牲的战友报仇！为惨死的同胞报仇！”彭总那坚定的、愤怒的吼声让八路军指战员永远牢记这一天。（编者：韩玉芳）

1942年5月末的延安，天气感到有些燥热。26日黎明时分，毛泽东在枣园窑洞里面色冷峻，略露倦容。桌上的一碗麦片粥热了又热，也凉了。到现在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入睡，一直在等候太行前线的消息。

5月25日午夜，一二九师报告，八路军总部遭敌袭击，北方局总部人员分路突围。总部电台中断，情况不明。

从4月开始，日军就开始散布假消息，声东击西。5月1日，日军以5万余兵力对冀中区实行“铁壁合围”。冈村提出：破坏中共组织，中枢机关乃为至要，应尽量逮捕其主要人物。他们将目光从冀中又转向了太行山。日军第1军司令长官岩松义雄费尽心机，制定出“C号作战计划”，决定集中所属各兵团主力3万余人，从15日开始，进攻太行、太岳，对八路军和一二九师首脑机关实行袭击。岩松从日军精锐部队第36师团挑选了两个联队，组成两支“挺进队”，每队含4名军官，100名士兵，担负执行特殊任务。一支叫“益子队”，由步兵第223联队益子重雄中尉为队长，其任务是破坏八路军总部，刺杀彭德怀、左权等，一支是“大川队”，以步兵第224联队大川桃吉中尉为队长，任务是破坏一二九师师部，刺杀刘伯承、邓小平等。这些敌人身穿八路军军服，配发了便衣和雨衣，全副武装，携带电台和信鸽，携带八路军首长的照片和履历，不走大路，绕过村庄，均在夜间活动，有时不惜攀登岩石、绝壁。

当年为了适应搜集战略情报需要，太行军区各军分区（除三分区外），其他五个分区相继建立了情报站，业务关系均由总部情报处领导。林一当时担任八路军前总情报处一科（派遣）科长，科内有张箴、刘岱、路展、周光耀等同志。在化装、派遣业务工作中，与太行、太岳、冀南军区情报部门关系密切，并且做到了情报联动与共享。

但是，日军“挺进队”行动极为隐蔽，人员身着便衣，自带粮秣行李，不许宿村住店，每队还配有20名伪军骨干加入。为掩护作战意图，在发动进攻前，狡猾的日军以部分兵力向正太路和平汉路发动“扫荡”，来转移八路军的视线。由于敌人的精心伪装，使得我军广泛的群众情报关系受到干扰。

总部最近接到的情报引起彭总注意，这些情报是：“一名‘八路军战士’在小曲峧村帮助‘土改’，被当地群众识破系日军特务化装而成后逃跑。”、“一名民兵在桐峪西北老林圪洞附近发现一支来路不明的武装队伍，身着便衣，携带小型电台，约有100人，后去向不明。”、“黎城、涉县发现一支自称是八路军新6旅的部队，每人手里都有八路军首脑的照片、简历和我兵力部署图。”、“潞城发现一支部队，身着便衣，面涂褐色，自称是我党政军工作人员，自带数日粮秣和雨衣行囊，脚穿草鞋，背大背包，不走大路，不生火做饭，不宿庄住店。”、“武安发现一支‘八路军部队’，或分散，或潜伏于大道两侧之麦地、窑洞、山谷内窃听电话，或捕我单个行走人员询问前总地址，或用小型电台侦察报告我军动向。”种种迹象表明：的确有一支或一支以上可疑的八路军小分队在太行山谨慎行动。

随后，彭总指示各军区情报系统开始声东击西，散布各种假情报，造成八路军总部西撤武乡的假象，掩护总部向北转移。

5月24日夜，云幕低垂，星月无光，八路军总部机关开始转移，由于机关庞大，还有许多妇女和老人，后勤部队携带骡马辎重行动，物资过多，翻山越岭，在崎岖狭窄的山路上摸黑移动，行动迟缓，未按原计划分路进行，一夜只走了20多里路。至25日拂晓，总部司、政、后、北方局机关和特务团的一万多人、上千匹牲口，不期同时进入麻田东北部的南艾铺、窑门口、偏城地区。情况对我十分不利。

开始进行转移时，25岁的林一和战友们每人带着文件箱、行李、马匹，向南艾铺和十字岭走去，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颠簸，接近南艾铺天已微微亮起来，不知是谁的命令，炊事员在村外山沟里支起大锅，煮了一锅小米稀饭。大家对即将到来的危险估计不足，还没有来得及吃饭，日军的数架红头飞机在头上掠过，狂轰滥炸，机关炮扫射的子弹打在山岩上，溅起层层白烟。正当队伍一阵慌乱人们四下躲藏时，东西两侧的山岭上响起敌人的枪声，敌人在山下嚎叫着向十字岭山上冲来，总部机关中了日军的埋伏。八路军战士们非常清楚，这次日军来头不小，采用“铁壁合围”战法将我军团团围住。总部首长彭德怀同罗瑞卿、左权等人商定，总部直属队和北方局向北突围到太行2分区；野政到太行6分区。下达突围命令后，彭副总司令纵身上马，挥手高喊：“马上按指定方向突围！”率先向北山口冲去。

林一和战友们迅速将文件箱和行李扔到村里的枯井中，上面又盖了许多树支和树叶，她自己的身上仅有一支小手枪和最为机密的小本本，上面记有由她单线派往敌占区情报人员的代号、秘密通讯地址和接头暗号等内容。考虑到当时的情况，林一已经感到这次冲出包围较困难，不是牺牲就是被俘。想到我军情报工作人员的职责与任务，宁可牺牲自己，决不能被俘虏。紧急情况下，她一人在梯田旁边的土坡上伏下身子，用手扒开一个洞，把小本本和文件夹埋入洞中，仔细把土压实，做好伪装。心里想到：人不在了文件在，绝不能落入敌人手里。埋好后，和其他战友一起顺着梯田向山下冲去，为了缩小目标，他们分散开来，几乎与日军擦肩而过。冲到山脚下时，日军已经到了山顶，哇啦哇啦叫着向山下胡乱射击，子弹就在身边将地面打得火星四溅。林一藏在树枝下丝毫不动，由于天色已晚，日军不善夜战，胡乱打了一阵枪后，就撤走了。

夜幕降临的时候，独自一人的林一遇见了彭总夫人浦安修和另外两个男同志，和他们结伴摸黑走了很久，看到山坡上有一个小洞，爬进一看，是当地老乡放羊避雨的洞子，他们四人挤进去，在这个狭窄的洞中呆了一夜。夜晚山风很硬，气温很低，他们又冷又饿又疲惫，大家挤在一起谁也不说话。此时的林一有些困了，慢慢地进入梦乡。她回想起爱发脾气的彭总，盘腿坐在土炕上，认真的听取情报部门刚从敌占区回来的工作人员汇报，拿个小本本认真记录，写上几个他自己能看懂的字，并不断的插话作指示，有时大家笑老总的湘音太浓，听不懂，他也从不生气。在司令部驻地武军寺一个农民院子里，彭总住北房，林一和译电员住南房，东房就是老乡一家住。夏天来了，林一她们从山上採了一些五颜六色的野花回来放入玻璃瓶里。趁她们不在时，彭总悄悄将花瓶拿到自己屋里摆在办公桌上。林一和译电员回来一看花瓶没有了，就找到彭总问询。彭总哈哈大笑说：“承认错误，原物奉还。”林一说：“还是送给你吧。”大家都笑了，这些事情给林一留下难忘的记忆。

嗷呜……嗷呜，嗷呜……嗷呜，一阵凄惨的野狼嚎叫声音，扰乱了林一的梦境，让她从美好的回忆中走进现实。山区夜晚的天气温度很低，还下了一阵小雨。四人挤在一起冻得直打哆嗦。

第二天是26日，天还没有完全亮，他们走出洞外，顺着山坡走，远远观察村子里的动静。见到有几个人来来往往，不像农民，也不是军人，估计不是好人，为了保存自己的原因，幸亏没有进村，仍旧返回洞内。事后得知：日军潞安特务机关截获我军一二九师“左权阵亡”的电报后，命令益子挺进队重新返回十字岭，到处挖，到处找，终于找到并挖出左权的棺木，给遗体拍照，将相片刊登在日伪报纸上。

第三天是27日，弄清敌人已经撤走，他们开始向村内走去，恰巧碰上八路军总部派出的搜寻队，把他们带回了总部集合地。因为饥疲过度，奄奄一息的倒在一间小破草房里昏昏睡去，没有人发现……。

这次袭击造成的损失是惨重的。北方局秘书长张友清失踪后被俘，在太原监狱中牺牲，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壮烈牺牲，总部通讯科科长海凤阁牺牲，新华社华北分社社长何云与四十多名记者牺牲，其中一名女记者的丈夫藏在对面山洞里，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妻子和战友被敌人包围，奋勇还击打光子弹后，砸断手枪跳崖殉国，北方局调研室主任张衡宇和全室十余名工作人员牺牲，朝鲜共产党的领导人金白渊亦在突围中不幸牺牲。这是抗日战争以来我军遭受的最大一次损失。

27日拂晓，延安接到一二九师发来的电报，得知左权阵亡。毛泽东在极度悲哀中复电，提出为安全起见，考虑将八路军总部机关移到晋西北去的意见，但是，彭德怀坚持要留在晋东南，中央综合考虑后予以同意。

27日夜，总部和北方局突围人员在小南山村集结。彭德怀站在打麦场上点着名字一个个问：×××，到了吗？×××，到了吗？周围的人一个个回答着。可是他就是没有问到自己的妻子——浦安修。彭总在想：总部、北方局队伍被敌人冲散了，安修身体那么瘦，一定是牺牲了。左权和数十位战友的牺牲给大家带来了巨大的悲痛，场里场外都有人在抽泣、落泪。大家望着彭总默默地想，他关心每一个同志的安危，唯独没有自己的妻子。这是一种无产阶级革命家多么伟大的、无私的爱！

一声集合令，人们马上振作起来，列队聚集到打麦场上。皓月当空，万籁无声，只听到彭德怀那不改的湘音，一字一句，震人心弦：“同志们，让我们擦干眼泪，咬紧牙关，为参谋长报仇！为牺牲的战友报仇！为惨死的同胞报仇！”彭总的话扫除了悲观，除去了阴霾，八路军指战员永远牢记这一天，也记住了彭总那坚定的、愤怒的吼声。

浦安修和林一被带到彭德怀面前，看到自己的丈夫，看到敬爱的副总司令疲惫的面容，他们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还活着？”。就是这一句话，代表了多少深重的情谊；就是这一句胜过万句话，表达了我军领导人对普通八路军战士的深情厚谊。

24岁的浦安修因为跑路跑得满脚打起了水泡，走路一瘸一拐的。见到疲惫不堪的浦安修，彭德怀转悲为喜，嘘了一口气，急切地攥着妻子的手，说：“我想你的身体是坚持不下来了，正要派人去寻你的尸体呢。”突然他似乎骄傲地又说：“八路军副总司令的老婆，死活都不会落到鬼子手里啊！”晚上，浦安修同志洗过脚，坐在坑沿上，彭总亲自为她挑脚上的水泡，很心疼地埋怨说：“往后你走路，可要找平坦路走啊!”

林一抬起无力的手臂向彭总敬礼，尽力报告说：“彭总，我回来了。”滕代远时任抗大总校副校长，是与彭德怀一同搞“平江起义”的老搭档，看到老滕的妻子毫发无损，彭德怀心里放下一块大石头，他眼眶里含着泪水，激动的说：“好，好，回来就好！”就在那一刻，浦安修、林一感到自己是真正的幸存者。

过了几天，林一和情报处的同志们返回十字岭，到那块梯田附近寻找埋藏的文件，居然始终未能找到。但是，凭着派出敌占区工作的同志都很安全这一点，估计秘密文件没有被敌人发现，可能还埋在梯田里面，成为永远的迷，永远的秘密。1943年5月，因为丢失秘密文件没有找到，北方局组织部部长刘锡五找到林一谈话，宣布给予党内劝告处分，1956年撤销处分。

当年的腊月，我军情报系统得知：春节时益子挺进队有一个小队要在祁县参加庆功会。在这里笔者多说一句，由于日伪频繁的“扫荡”，祁县的环境非常恶劣，我们的县长、独立营营长、公安局局长等先后叛变投敌，而这些叛徒就在县城公开替日伪做事，祁县的党政机关不得不移到榆社办公。留在县里的情报人员都是林一派遣进去的，分别与林一保持单线联系。林一马不停蹄赶到祁县，把掌握的情报向时任祁县抗日政府县长29岁的共产党员刘秀峰交底，任务是摸清宴会时间与地点；设法将我军暗杀队人员带进城；为暗杀队提供匕首，不响枪完成任务。彭总亲自指定总部特务团团长欧致富精心挑选30名指战员，由参谋处参谋刘满河负责，经过严格训练后，伺机行动。机会终于到来。大年三十晚上，刘满河经过化装，带人大摇大摆进入大德兴饭庄，有的化装成朋友异地重逢，有的化装成商人洽谈生意，有的化装成跑堂忙前忙后，分别贴近布置在益子挺进队队员周围。当晚十点，以刘满河摔酒杯为号，暗杀队队员们亮出匕首，同时动手。日军特务们喝的酩酊大醉，毫无戒备。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事情会发生得这么快，更没有想到，他们的对手竟敢来到日军的据点里面，找上门来和他们算账。清醒过来的日军特务开始反抗，桌子、椅子、盘子……凡能拿到手的东西都成为他们反抗的武器，整个饭庄打成一团，狼藉满地。我军战士机智勇敢，个个身手不凡。过了不到一袋烟的功夫，日军益子挺进队的特务已被全部杀死，头颅已被割下装入面口袋，刘满河一挥手，下达了撤退命令。时隔一日，长治城、祁县城、太原城等地分别挂出日军益子挺进队队员的人头。

八路军在祁县暗杀益子挺进队一个小队的行动，引起益子挺进队其他特务的恐慌。为避免八路军继续追杀，日军第1军司令长官岩松义雄经请示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同意后，下令解散了益子挺进队。

1943年5月，距上次五月大“扫荡”仅仅一年之后，穷凶极恶的日军对我太行区发动了最后一次大规模“扫荡”，再次向麻田扑来。等待它的只是一座空村，彭总率领部队转入太岳地区指挥外线作战，北方局、总部和一二九师的后勤人员、体弱病号，包括彭德怀、刘伯承、滕代远、邓小平等领导人的妻子，都坚壁于黎城以北的南委泉一带高山之上。敌人在山下搜索，呼叫声在山上清晰可闻。老百姓再也不会上当，日军想要再演去年“铁壁合围”八路军的一幕，只能是痴心妄想罢了。

彭总夫妇照片

后记：

浦安修

浦安修女上海嘉定人，1918年生于北京，青年时代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十二•九”爱国学生运动，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妇女救国会，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她受党的派遣，奔赴山西抗日前线，参加组织群众武装训练以及部队政治工作。1938年4月去延安，任陕北公学党总支妇女干事和中共中央组织部训练班秘书。1938年10月10日，在延安经组织介绍与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同志结婚。当年赴山西抗日前线，为保卫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贡献。1943年秋，她回到延安，任中央妇女委员会研究员。解放战争时期她先后参加了陕甘宁边区陇东土改工作团和晋西北土改工作团。其后，到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工作。全国解放后，她服从组织分配，先后担任西北局国营企业党委副书记，纺织工业部技术司副司长、轻工业部劳动工资司司长。1957年她调至北京师范大学，先后担任政治教育系系主任兼党总支书记、学校党委副书记。作为彭德怀同志的夫人，彭德怀同志受到错误批判后，她受到株连，被免去党委副书记职务，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浦安修被列为全校批斗的重点对象，遭受迫害。但她顾全大局，襟怀坦荡，忍辱负重，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改革开放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她获得彻底平反，恢复了学校党委副书记的职务。党中央为彭德怀同志平反以后，她积极协助组织为受彭德怀同志株连的冤案平反，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她参与彭德怀同志史料的收集工作，到老根据地访问老党员、老干部、老房东，在她的主持下，将彭德怀同志在受审查和“文革”时期写的生平简历和材料，整理成《彭德怀自述》一书，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彭德怀同志光辉的一生，为向青年一代进行传统教育，提供了珍贵史料。她还把彭德怀同志平反后补发的部分工资和《彭德怀自述》稿费、分别捐给彭德怀同志家乡和左权县、武乡县的学校建设校舍、购买图书，把自己的稿费捐给中小学幼儿教师基金会。

1979年至1987年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988年3月任全国政协常委，1991年5月2日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73岁。

林一女河北武邑人，1917年8月生于黑龙江省依兰县，1935年5月，在依兰中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5月由团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秋，党组织派她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八分校学习。1938年8月学业期满，经新疆返回延安，在位于枣园的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培训后，分到机要科工作，后担任科长。经组织介绍，1938年12月在延安与时任中央军委参谋长的滕代远同志结为革命伴侣。之后曾任中央社会部秘书长，同时负责保管社会部特别经费的领取、发放、结算。1940年12月，中央社会部派出以林一为组长的情报工作保卫组，前往晋东南八路军前方总部，执行反敌特任务。1941年6月，携带彭德怀亲笔信到邢台浆水村的抗大总校选调一批拟从事我军隐蔽战线工作的干部，短期培训后，迅速派往敌占区开展情报工作。当年秋被任命为前总情报处一科（派遣）科长，直接受左权副参谋长领导。派出人员均取得合法身份，利用关系不断送回有价值情报，为延安中央军委和八路军前总制定抗战战略部署起到关键性作用。1942年5月反“扫荡”中，林一奉命携带大量情报工作绝密文件转移，在辽县（今左权县）十字岭山区突围时被敌人冲散，在枪林弹雨中冒着被俘危险，用双手扒开一个洞，将文件埋藏好，保证了党和军队秘密文件的安全。1944年11月至1945年1月，林一化装后只身前往开封、北平和天津等敌占区检查工作，看望情报工作者，使战斗在敌人心脏部位的同志们深受鼓舞。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央局城市工作部组织科科长，后奉命参加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负责收集军事情报，因工作出色，受到李克农同志表扬。全国解放后，林一曾任中央军委铁道部人事局干部处处长，劳动工资处处长，北京铁路分局副分局长，北京铁路局副局长，北京铁路局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文革”受到冲击后，恢复工作任北京铁路局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党委第二书记。1984年底光荣离休，同年，由于对中央和军队隐蔽战线工作的组织和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被国家安全部聘为“特邀咨询委员”。

2007年8月7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彭总亲点将 为左权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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