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 年2 月，在国民党政府策划下，重庆、南京等地发生了大规模的反苏游行。鉴于局势变化，斯大林下令苏军从东北各大城市撤走。当时国民党军主力集中在沈阳，一时无力去接管东北的所有大城市，只好由他们在各地收编的伪军、地主土匪武装去接管。这是一个有利时机。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黄克诚命令部队做好夺取大城市的准备。夺取大城市，既能壮大发展我军力量，又能扩大影响。这个意义，黄克诚向部队讲得很清楚。

　　 3 月12 日，苏军撤出沈阳。黄克诚命令钟伟把第十旅带到四平附近待命，相机攻占四平。

　　 3 月14 日，苏军一撤出四平，十旅立即发起攻击，占领了四平。此战，共俘虏了伪军数千名，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接着，黄克诚命令十旅在开原一线布防，阻止敌人北进。4 月中旬，苏军开始从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撤退。黄克诚立即电令刘震率三师第八旅一部和特务一团，在东满部队一部的配合下，向长春发起进攻。4 月18 日，攻克长春，消灭伪军“铁石”部队一万多人。

　　接着，黄克诚又命特务团北上，攻克齐齐哈尔，歼灭伪军数千人。此后，兄弟部队也攻克了哈尔滨。

　　这一系列连续攻城作战，共消灭和俘虏伪军两三万人，缴获的军用物资堆积如山。国民党以为苏军撤出东北会对他们有利，却没有料到会促成我军进占大城市的局面。

　　我军进占大城市后，装备得到大大改善，给养也不成问题了，部队得到了休整的机会，从而也加快了根据地的建设。然而，形势又发生了变化。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已经做好了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他的刀已经磨快了，要向人民扑过来了。

　　国民党第五十二军从苏军手中接管沈阳后，随即配合新一军，新六军，以沈阳为中心，向沈阳以南、以东、以北展开进攻，相继攻占辽阳、抚顺、铁岭。

　　接着，蒋介石又把云南部队六十军和九十三军调到东北，使进攻东北的兵力增加到七个军。敌人进攻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他们以五个师的兵力向中长路南段之海城、营口和安沈路上之本溪进犯，妄图驱逐南满我军主力；以五个师的兵力向四平进攻，狂叫要于4 月2 日前攻占四平。敌人企图利用有利态势，一举夺取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城市。与此同时，国民党收编的土匪武装，也积极展开活动，策应国民党的正面进攻。

　　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3 月24 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为配合我党同国民党的和平谈判，保卫北满，东北我军必须以敏捷手段，在苏军撤退的同时，不惜牺牲，夺取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三市及中东路全线。为此目的，我军应力争阻敌于四平以南，尽量求得歼敌一部。

　　于是，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决定，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于四平地区阻止国民党军北进。从此，一场惊心动魄的四平保卫战开始了。

　　四平，地处京哈、平齐、四梅（梅河口）三条铁路的交汇点，为东北重镇。对于当时的局势，黄克诚非常明确。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固守大城市已没有意义，应该让出大城市，让敌人背上这个包袱。中央和东北局已经决定，在四平打一次大仗。怎么办？黄克诚心中非常沉重，仿佛有一块千斤巨石压在心头。黄克诚找到了林彪，向林彪谈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议。

　　不久，敌人兵分三路攻打四平。激战在四平展开。

　　我军集中相对优势兵力，山东部队梁兴初的第一师，罗华生的第二师和新四军第三师彭明治第七旅、钟伟第十旅、吴信泉独立旅以及张天云第八旅，在八面城以南大洼一带，将国民党陈明仁的第七十一军第八十七师歼灭，俘敌四五千人，击落敌机一架。

　　国民党军队组织的对四平的第一次进攻，遂被击退。不久，敌人倾其全部主力再度猛攻四平。整个阵地都震动起来，炮弹爆炸声连成一片，冲锋的喊声和抗击的杀声搅成一团，步枪已分不出点数，机枪像狂风怒号。整个阵地成了一片翻滚咆哮的海洋。

　　此次，国民党军集中了八个军的兵力投入战斗。其中新一军、新六军和青年军第二○七师（相当于军）全是美械装备。其余的五个军，也都是半美械装备，都有相当强的战斗力。

　　相比之下，在四平一线我军兵力要小得多。虽然后来又调来山东部队的第七师和新四军第三师八旅一部参战，但仍未能改变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的态势。尤其是当时我军的装备远不如国民党军。

　　战斗还在继续。黄克诚虽然没有在前方指挥打仗，但战事时时刻刻都在牵动他的心。

　　白城子。西满分局驻地。黄克诚在起草给林彪的电报。

　　黄克诚建议适可而止，不能与敌硬拼。敌人一开始进攻的时候，打它一下子，以挫敌人的锐气，这是完全必要的。现在敌军倾巢出动，要与我军决战，而我军现在还不具备决战的条件，因此，应当撤出四平及其他大城市，到中小城市和乡村建立根据地，积蓄力量。等到敌军背上的包袱沉重得走不动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逐步消灭他们。

　　给林彪的几封电报，均不见回音。这天，随着一声响亮的“报告”声，一位青年推开了黄克诚的门。

　　“是小张啊！快进来，你怎么来了？”黄克诚一看，忙招呼道。

　　小张名叫张桂森，听到黄克诚喊他的名字，禁不住有点惊奇。

　　黄克诚看见他的样子，笑道：“怎么？你忘了？我还点过你的名字呢！我们是老朋友了！”张桂森一想，红了脸。

　　原来，在苏北时，张桂森曾奉命带领一队民工运送军用物资。由于天气很冷，他又没有注意安排好民工的生活，冻坏了几个人，黄克诚为此在一次干部大会上点名批评了他。这件事，张桂森当然不会忘记，可他没有想到黄克诚还记得。

　　见到张桂森有点发窘，黄克诚把茶杯往他那边一推，说道：“先喝口茶。怎么？有事吗？”张桂森喝了一口茶，接着说明了来意。

　　原来，由于四平保卫战消耗过大，部队缺少战斗骨干，便从后方医院动员接收可以出院的伤病员归队。张桂森就是负责来带这批伤病员的。他带领五十多名同志集结到白城子，准备去四平的时候，带的经费用完了，吃饭成了问题，把他急得团团转。这时候，有人提醒他怎么不去找黄师长，于是张桂森敲开了黄克诚的门。

　　 “你们从哪儿来？现在住在哪儿？共有多少人？每天开支多少粮食？大家的身体怎么样？”黄克诚问了张桂森一连串的问题。张桂森一一作了回答。

　　听完情况后，黄克诚稍稍思考了一下说：“这样吧，拨给你们一万元（当时苏联红军货币），每人二百元左右，基本伙食、营养补助都有了，也够你们花上半个月。不过，可得注意节约啊！”说着，黄克诚写了一张条子，要张桂森去领款。

　　张桂森见事情十分顺利，非常高兴。他领了钱之后，来向黄克诚告别。“报告师长，我已经领到款了！”

　　黄克诚点过头之后，又递给张桂森一封信：“你拿这个去找郑县长，他会给你想办法解决粮食的。”

　　还想什么办法呢？不是已经有钱了吗？张桂森一边想，一边连忙打开信看：

　　 郑介民同志：

　　 请想法拔给七旅十九团六十个人半个月的食粮，以应急需。由来者（张桂森同志）负责和你接洽。

　　此致

　　敬礼

　　 他们都是负过伤的有功之臣，粮宜细不宜粗。又及。

　　张桂森看着看着，眼睛湿润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老首长考虑得这么细。他望着黄克诚，久久说不出话来。黄克诚和蔼他说：“去吧，去照顾好这些同志。他们身体刚恢复不久，要让他们吃好休息好。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噢！”接着，他又问张桂森：“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回四平？”“办完事，过两天就走。”张桂森回答说。

　　 “走以前，一定来找我一趟。千万记住！”

　　 “是！”

　　原来，黄克诚知道坚守四平的部队快要撤离了，他担心这些伤病员匆忙回去找不到部队，就设法与总部联系，并了解了十九团撤离的时间和去向。

　　后来，这五十多位同志安心休养了一周，就在白城子车站跟自己的部队会合了。

　　前方激烈的战斗，我军重大的伤亡，使黄克诚忧心如焚。关于四平保卫战的问题，一直在黄克诚脑中盘旋。5 月24 日，黄克诚给中共中央发了一封电报：

　　（一）由关年进入东北之部队，经几次大战斗，战斗部队人员消耗已这一半，连、排、班干部消耗则达一半以上。目前虽尚能补充一部新兵，但战斗力已减弱。

　　 （二）顽九十三军到达，如搬上大量炮兵及部分坦克用上来，四平坚持有极大困难。四平不守，长春亦难确保。

　　 （三）如停战短期可以实现，则消耗主力保持四平、长春亦绝对必要。

　　如长期打下去，则四平、长春固会丧失，主力亦将消耗到精疲力竭，不能继续战斗。故如停战不能在现状况取得，让出长春可以达到停战时，我意即让出长春，以求得一时期的停战也是好的，以争取时间，休整主力，肃清土匪，巩固北满根据地，来应付将来决战。

　　 （四）东北已不可能停战，应在全国打起来，以牵制国民党军向东北调动。东北则需逐步消灭国民党兵力，来达到控制东北的目的。

　　 （五）我对整个情况不了解。但目前关年不打，关外单独坚持消耗的局势感觉绝（对）不利。故提上面意见，请考虑。

　　 黄克诚

　　5 月12 日

　　一封封电报，飞往林彪，飞往东北局，飞往中央，均无回音。

　　四平这场正规阵地防御战，从4 月中旬开始，一直打到5 月中旬，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敌我双方攻夺异常激烈。国民党军队虽被我大量杀伤，但依仗其兵力雄厚，仍然疯狂地轮番向我军阵地进攻。

　　 5 月15 日，国民党集结了10 个师，分三个集团向四平发动全面进攻。5月18 日，敌军突破我军防线。经反复争夺，我军终因伤亡过大，被迫放弃阵地，于当日午夜撤出四平。

　　持续一个月的四平保卫战，我军虽然迟滞了敌人的进攻，杀伤敌人一万余，但我军伤亡非常惨重，付出了八千多战斗骨干的代价。四平保卫成彻底消除了人们心中的和平幻想，使我党我军在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问题上统一了认识。

　　四平之战后，黄克诚来到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找到林彪，拍着桌子质问：“为什么你不及早从四平撤出？部队主力遭到如此惨重的损失，你何以交待？”可是，林彪坐在椅子上，始终不发一言，神态安然。

　　直到十二年后，1959 年庐山会议时，一天，毛泽东约黄克诚和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到他住处，谈到当年的四平保卫战问题。

　　毛泽东问黄克诚：“难道四平保卫战打错了？”

　　 “开始敌人向四平推进，我们打它一下子，以阻敌前进，这并不错。但后来在敌人集结重兵寻我主力决战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应该固守四平了。”黄克诚回答，多少有点激动。

　　 “固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毛泽东又说。

　　 “是你决定的也是不对的。”黄克诚坚持说。

　　 “那就让历史和后人去评说吧。”毛泽东用劲抽了一口烟，微笑着说。

　　通过这次争论，黄克诚方明白林彪既不撤兵也不给他回电，乃至他当面① 见黄克诚著《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第204、205 页。质问林彪也端坐不动的原因所在。

　　国民党军队占领四平、长春之后，为了固守已经占据的地盘，不得不分兵把守，致使其兵力分散，暂时无力向我发动进攻。这正是我军休整部队，放开手脚建设根据地的大好时机。

　　 1946 年5 月24 日中午。初夏。东北的原野。天上一片云彩也没有。太阳似乎一动也不动地挂在当空，空气停止了流动，几乎凝滞着。水面没有一丝涟漪。看来又是一个干旱的夏天。

　　黄克诚正坐在屋里，挥毫写着什么。汗水从脸上流了下来。他拿起毛巾，揩了一下，又接着写下去。

　　 中央：

　　 从我所了解的东北部队部分情况及地方情况和我对今后作战意见，略报如下：

　　（一）从3 月下旬国民党军进攻起，到长春撤退，我军除南满外，总伤亡一万五千人，仅西满四个旅及一部地方部队，伤亡达七千左右，七、十旅连排干部大部换了三次，部分营级亦换三次，团级干部伤亡尚小，有些部队元气受到损伤，不经整训已难作战。

　　（二）部队从四平撤退尚无计划，长春撒退则已有些混乱。西满四个旅，一个旅到北满，一个旅到东满，两个旅到西满，其他各部情况不明。部队非常疲劳，有些战士撒退时走不动，干部因长期支持作战亦极倦怠。

　　（三）干部中一般情绪不高，特别是营以下干部一般有很大厌战情绪，负伤到后方抢扰打人嫖赌（表现）很坏，伤愈后不愿归队。比较好的则要求到地方工作。坏的很多逃跑、做生产、做手工等。有些干部则装病到后方。

　　 这些现象是抗战八年所未有。主要是由于后方工作太差。但干部在长春撤退前逃跑的尚少，在战场上一般均积极勇敢。

　　 （四）地方工作在西满只有法库、康平、昌图、通辽几县比较普遍的有基础，其他各县除县城外，乡村中有些则有了点工作，有些则完全没有工作。

　　土匪问题尚未解决。长、哈、齐占领后，西满散匪达一万以上，因为集中兵力于四平，亦无较多部队进剿。地方武装有部分尚不巩固。地方工作进展迟缓，是由于时间短，干部少，土匪多及干部恋着城市不肯下乡，工作作风亦有毛病等。分配土地农民情绪很高，但提得很迟，一时难普遍开展。故从西满说，我们尚无广泛的、有组织的群众基础。

　　（五）整个军队与地方干部，除一般先进者外，一般渴望和平而厌战，希望在城市享乐、腐化。从承德来之干部，几无愿在乡村工作者，都要求到长春、哈尔滨去。军队干部则很多要求休养，做后方工作、做地方工作。一般的战士艰苦精神比之内战与抗战时代都差了很多。

　　 （六）上面我对东北部队及地方情况的部分了解。我是一个从坏处设想的人，所看到的现象亦是坏的方面较多，故或许有片面之处，但都是事实。

　　顽军占领长春之后东北停战的可能性更少了。估计敌人要利用我主力一时不集中及疲劳之机会，将继续向我进攻，向哈尔滨及吉林进攻，甚至分一支部队向白城子进攻。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作战方针不能死守城市，因在近代炮火、坦克、飞机攻击下，我军现有技术是无法守住一个城市的。故虽不能完全放弃消耗敌人部分的防御战，应以消灭敌人为主。应避免被动的守城战，争取主动的歼敌。而目前争取一个时间来整理部队，恢复疲劳，提高士气，肃清土匪，发动乡村群众，为最有利。待敌分散后作战，即失掉一些城市，这样做亦较稳妥。

　　 上述情况与意见供中央参考。

　　 黄克诚

　　 5 月24 日

<_fainp/>

　　在四平失守后的一片悲观气氛中，在科尔沁大草原东部的白城子，黄克诚向中央剖白了他那颗赤子之心。根据中央和东北局的指示，黄克诚集中力量建设西满根据地。

　　当时，东北各地土匪猖獗，人民群众深受其害。匪患对建设根据地是一大威胁。名目繁多的各类土匪，或几十人一股，或几百人上千人一帮，到处为非作歹。他们不但凶残，而且狡猾。他们对地形非常熟悉，出没无常，消息灵通，行动诡秘，且全是马队，很难对付。我们用大部队进剿，他们就逃窜到深山老林里隐蔽起来。把他们包围起来，他们很快会分散逃脱。

　　在东北以各种名目出现的土匪武装，不下十万之众，大多都接受国民党的委任、收编、纵容和指挥，是一批很反动很嚣张的国民党别动队。除南满的土匪被我初步清剿以外，盘踞在北满、东满、西满的土匪仍有七万余人。

　　西满在争取东北的斗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它背靠苏联、蒙古，进可攻，退可守。这里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盛产木材、煤炭、黄金和粮食，工业也有一定基础，可以保证军需民用。大部分地区是非铁路沿线的中小城镇和辽阔的农村，迂回余地大，适合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当时，国民党进攻的重点，是与我争夺南满和一些大城市，这就使我党有可能争取时间创造西满根据地。西满根据地是指中长路沈阳至长春线以西的洮安、开鲁、阜新、双辽、郑家屯、扶余、嫩江和齐齐哈尔。这个地区，地理环境复杂，境内草原无垠，沙丘连绵起伏，重山叠嶂，森林茂密，交通十分不便。

　　日本投降后，齐齐哈尔和嫩江地区的土匪十分猖狂。一个严寒的夜晚。月亮藏了起来。当空一抹淡淡的白云，磷光闪闪。一切都已经寂静无声了。

齐齐哈尔政府大门外停留着一辆囚车。一伙由伪警察和特务组成的“光复军”，收买了警卫连的门卫，切断了电话线，预备谋杀省长于毅夫和逮捕我党政干部。他们突然闯进省政府于毅夫的房间，误认为住在外间的马识途是于毅夫，接连向他开了两枪，马识途身负重伤，倒在地下。这时，我警卫人员发现，立即向敌人开枪。住在里间的于毅夫和民政厅长刘靖拔枪而起。匪徒无奈，被迫退出房门，仓惶而逃。

　　土匪不除，根据地难以安定！

　　经此一事，黄克诚更加坚定地把剿匪作为巩固根据地的措施之一。同时，① 见黄克诚著《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第206、207 页。

　　他主持开展反奸清算和土改，建立人民政权，发展革命武装。早在1946 年2 月，我军两个团击溃土匪和地主大排，收复长岭县城。团政委严达人任县委书记，组成第一届长岭县委，隶属西满分局辽西省委第二地委。当时，长岭县内土匪遍地。

　　二分区三团奉命积极追剿，活捉匪首“天帮”，公审枪决。1946 年11月30 日，国民党七十一军八十八师一部进犯长岭。我军北撤。

　　长岭县委集中区村武装，组织长怀武工队，建立了以三家子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

　　以后，长怀武装工作队多次到陈家圈子、终家窝堡、岗岗屯一带，袭击地主大排和土匪武装，镇压了反攻倒算的地主许作亭、李显以及反动道德会会长张志文。不久，又解放长岭县城。为巩固根据地，县保安大队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对盘踞在全县的大小几十股土匪追剿。

　　经夏秋两季的清剿，大股土匪已被肃清，剩下的多是老、惯匪和土匪中的“四梁八柱”，约一百余人，在“老头好”、“七国”、“六合”、“北来红”、“老北洋”、“东来好”等匪首的带领下。逃窜到农安和长春郊区，经常骚扰前郭、乾安和长岭的边缘地带，捕杀农会干部，抢劫人民财物。蒙古骑兵团和县保安队奉命跟踪追剿这股顽匪。

　　这是一个严寒季节，天空是灰的，好像刮了大风之后，呈着一种混沌的气象，而且整天飞着轻雪。人们走起路来是快的。嘴边的呵气，一遇到严寒，好像冒烟似的。一股土匪窜入长岭县伏龙泉区西山上屯。

　　县政府命令驻军和伏龙泉区队迅速前往。当部队赶到西山上屯，“老头好”等给子土匪又逃亡长岭县马鞍山屯。

　　县政府命令保安大队骑兵三中队连夜出发，直奔马鞍山。在这正下雪的夜里走路，就像一只小船飘荡在大海中。腿一拔出，雪马上就填平了留下的痕迹，什么都看不到了。整个山村，已经成了无限幽静的银白世界。

　　我军强攻失利。英勇的中队长郝长贵和指导员张资平先后中弹牺牲。一排长立即接替指挥。战斗僵持到黎明。匪首“老头好”被击毙。

　　县大队一中队奉命赶到。正在追剿这股土匪的蒙古骑兵团和农安县地方武装也闻声赶来。三支队伍合力围剿这股土匪。匪徒大部分被歼灭，但仍有一部分匪徒突围，向洼中高逃去。

　　十天后，蒙古骑兵团在洼中高苇塘中，彻底打垮了这伙顽匪。这样，在黄克诚的亲自主持下，西满境内的伪军、伪警察、特务、地主流氓武装，一一被收拾干净。除了同国民党部队作战和剿匪以外，黄克诚所部还遇到了艰苦考验。

　　刚进东北时，群众对我军还不大了解。国民党特务造谣说：“八路军是专门扒铁路的军队，比土匪还坏。”老百姓不明真相，听信国民党的欺骗宣传。

　　我军一到，老百姓就纷纷躲藏起来。来不及躲藏的，也紧闭房门，怎么敲也不开门。部队搞不到粮食，搞不到柴草，又缺乏应付严寒的经验，吃了不少苦头。有的南方战士冻伤了脚，便急忙用热水烫，结果把脚趾头给烫掉了。在乘火车时，有的战士伸手去扶铁把手，结果一下粘掉一层皮。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援，没有根据地，部队不要说打仗，连立足也很困难。

　　在剿匪的同时，黄克诚派出一批干部，深入农村，组织清匪反霸和土改，建立各级人民政权。

　　到1947 年5 月，西满地区有一千八百万亩土地，分给了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经过一个时期的工作，人民群众对我党我军有了实际的了解，认清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大不一样，共产党所领导的部队是真正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

　　紧闭的房门打开了，群众脸上露出了微笑。老百姓把部队看成是自己的子弟兵，问寒问暖，照顾得十分周到。逢年过节，群众杀猪宰羊，拿出陈年老酒招待指战员。部队缺医少药，群众主动用土方为战士治病。翻身群众踊跃支前，部队得到发展壮大。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有了群众的信赖和支持，部队的兵员和物资都有了保证，战斗力更加提高了。

　　由于李富春调到东北局负责财经工作，黄克诚代理了西满分局书记，全面负责西满地区的工作。

　　在前段的基础上，黄克诚发动干部群众，广泛深入地进行土改扫尾工作，组建地方武装，发展经济，大力支援前方作战。又是军事，又是政治，黄克诚肩头上的担子更重了。

　　关外的冬天，寒风刺骨。1946 年12 月29 日。齐齐哈尔市府大礼堂。千头攒动，人声鼎沸，热气腾腾。主席台上，黄克诚正在作报告。那湖南口音，在礼堂里回响着。讲什么呢？在讲朱德总司令的生平。

　　朱总司令的六十大寿，引起了全国人民的重视。齐齐哈尔市也成立了“庆祝朱总司令六秩大寿筹备委员会。”这件事，黄克诚早就放在心上了。他把这看成是一次进行教育的好机会。他同朱总司令相识已有二十多年，对朱总司令的历史、功绩和伟大的品格都极为了解。他觉着有责任把这些告诉给西满的同志们，并以此激励下一段的斗争。

　　黄克诚为庆贺朱总司令大寿，挥毫题词道：

　　 学习总司令坚决顽强艰苦奋斗的精神，来粉碎蒋军进攻，巩固独立民主和平根据地，来庆祝米总司令大寿。

　　 黄克诚

　　这题词，正是黄克诚报告的基调。他在简述了朱德的生平后喝了一口水，又接着讲道：

　　“总司令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不屈不挠，不疲不倦奋斗了四十年，为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他的思想、言论、行动、工作态度，都是我们共产党员和干部的榜样和指南，都是要尽心研究和学习的。” 会场上爆发了一阵阵掌声。

　　等掌声过后，黄克诚那高亢的湖南口音又响彻在礼堂里：“希望同志们好好学习他，造就成大批朱德式的干部，来加速革命斗争的发展和胜利的到来。”

　　黄克诚强调要学习朱总司令这样几点：一、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二、超人的宽宏度量；三、团结教育干部；四、密切联系群众；五、学习精神特别好；六、生活简朴。

　　黄克诚的报告，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一方面是由于朱总司令的崇高威望；另一方面是由于他讲述生动，由于人们对他的尊重。

　　黄克诚是这样讲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处处事事都表现出共产党员的优良品质。要说朱德式的干部，许多人都会把目光投向黄克诚。

　　黄克诚献身革命，无限忠于党的事业。他只知道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而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地位。考虑和处理问题，从来都是从全局出发，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军进入东北的部队，来自几个不同的根据地，编制番号不尽统一。当时，有三、四千人就可编为一个师。有的地方部队收编了当地部分游击武装后，就升格编成团或师一级的单位。

　　黄克诚率领的新四军第三师主力，是以红军骨干为基础的老部队。全师四个旅又三个特务团，共三万五千余人。各旅都是三个大团的编制，八九千人以上。按当时的情况，第三师部队编成四个师绰绰有余。当时，有些同志向黄克诚提出这样的建议，但黄克诚说什么也不同意。

　　黄克诚语重心长他说：

　　 “我们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部队编制由中央军委决定，我们自己没有权力也没有理由擅自扩大编制。共产党人是干革命的，不能做草头王。”

　　黄克诚的话铿锵有力，荡气回肠。一个共产党人的典范！

　　黄克诚想，东北民主联军处于初创阶段，重任在肩。而当时东北情况复杂，困难重重，战局又瞬息万变。在这样的情况下，骨干部队必须置于统一指挥之下，以便随时应付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而骨干部队分散编制之后，会削弱部队战斗力，又不利于作战统一指挥。

　　因此，黄克诚一方面耐心地做部队的思想工作，同时主动将新四军第三师部队交给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由林彪直接指挥。这样，总部手中直接掌握主力部队，便于作战。黄克诚自己，则只带少量部队，在西满开辟建立根据地。

　　新四军第三师部队的编制番号，一直保留到1946 年东北民主联军统一整编。

　　原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第十旅和独立旅，共同组建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后来改称东北野战军第三十九军），由刘震任司令员，吴信泉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原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与山东部队第七师，合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后来改称东北野战军第四十三军），由洪学智任司令员，杨国夫任副司令员。

　　在西满，以原新四军第二师的三个特务团为基础，加上地方部队一部，组建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后来改称东北野战军第四十四军），由邓华任司令员，陶铸任政委。

　　 1947 年4 月，邓华率第七纵队再次攻占通辽，歼灭了在通辽一带的国民党军队。到夏季攻势结束后，整个西满地区完全打通，成为连成一片的巩固的根据地。到此，建设四满根据地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黄克诚看到形势在飞速发展，这时再保留西满分局和西满军区的意义已经不大了，而应由东北局来统一领导部署东北地区的工作。

　　黄克诚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建议撤销西满分局和西满军区。原来由西满分局领导的各省的工作，全部集中到东北局直接领导。

　　不久，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复电，接受了黄克诚的提议。黄克诚光明磊落，处处一心为公。

　　有一次，一位英俊的青年军人找到了黄克诚处。黄克诚一见，非常高兴。这位青年军人，名叫黄克云。

　黄克云是黄克诚的堂弟。按辈份是同辈，可是年龄相差二十多岁。黄克云刚出来参加革命不久，是要到哈尔滨去学习，路过西满分局驻地白城子。

　　黄克诚多年没见到他了，又是问寒又是问暖。他拍拍黄克云的肩膀，笑呵呵他说：“好！好！长得越来越像个军人啦！”

　　黄克诚留他住了一个晚上，细细打听家乡的情况。临行时，他问黄克云：“怎么样？你还有什么困难吧？”

　　 “没有什么困难了。就是..就是能不能帮我刻个私章？”黄克云吞吞吐吐他说。

　　 “要那个干吗？”黄克诚不以为然。

　　 “有用呗！”堂弟还挺坚决。

　　于是，黄克诚叫来警卫员，吩咐他上街看一看，刻一枚章需要多少钱。

　　 “你给他五毛钱就是了。”警卫员笑着说，“今天你弟弟来了，刻个章还不多给他点钱？”

　　“那不行，刻个章要多少钱就给他多少钱。从我的津贴费里给他。”黄克诚很严肃。

　　黄克诚就是这样一个人。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军队的后勤工作，在争取胜利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有人说，战争的胜利是打后勤。话说得可能过分一点，但从战争中看，没有后勤，战争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东北战争初期如此，辽沈决战也是如此。东北局把后勤提高到了战略的高度。当时，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曾为此发表社论，号召全军加强后勤工作建设，并建议各级政府支持后勤工作，认为这是富有战略意义的。

　　进军东北初期，当时有十万部队、两万干部、二十个中央委员出关，这中间就有长期做后勤工作的领导人。

　　叶季壮、张永励、方志浩、王锡元、高文智、孙仪之、张汝光..后来，又来了杨至诚、贺诚。他们在红军时期就做后勤工作。

　　东北是个新区，群众未发动，政权未建立，部队都是轻装来的。有的甚至没有穿棉衣。而当时遇到的敌人是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有时候要一面行军，一面打仗，其困难可想而知。当时，部队给养是筹一顿，吃一顿，伤兵也没人抬。这种情况相当普遍。部队痛感后勤供应保障工作的重要。

　　有鉴于此，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成立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部长叶季壮。下辖供给部、卫生部、军工部、兵站部、铁路管理局、东北银行总行等。

　　后来，东北民主联军撤出沈阳，在梅河口成立了前总后勤部，仍由叶季壮任部长，副部长贺诚，政委是从苏联回来的杨至诚。另外，还组织了野战后勤部和后方司令部。

<_fainp/>

四平保卫战开始，后勤工作虽然有很多困难，物资还不丰富，但仍尽了最大努力支持前线。这一时期，后勤工作虽然比较稳定，前后方也有了明确分工，但由于战争形势紧张，国民党军队不断进攻，我军处于且战且退的状态，后勤供应仍然改善不大，兵员不足，装备陈旧。尤其是无根据地作战，部队士气大大受到影响，少数部队竟丧失了战斗力。我党我军处于最困难的时期。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敌人逐渐收缩，有的地方变为守势，我军则逐渐变为攻势。这样，运动战开始了。我军长途行军，更需要后勤的有力支持。

　　原有的一套兵站组织机构，已不能适应部队大规模决战的要求。大规模的战争，要求后勤跟随部队前进。否则，就增加了前线的困难，不能进行持久的作战。

　　为了着手准备同国民党军队的战略决战，进一步加强东北我军的后勤和支前工作，便提到了日程上来。

　　中央军委指示东北局，扩充原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为后勤司令部，任命黄克诚为司令员兼政委，统管整个东北我军的后勤工作。

　　在结束了中共西满分局和西满军区的善后工作之后，黄克诚马上赶到了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驻地哈尔滨，主持后勤司令部的工作。后勤司令部由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委，钟赤兵、贺诚任副司令员，杨至诚任副政委，李聚奎任参谋长，陈沂任政治部主任。

　　为了使后勤工作跟上战争的需要，以原后勤兵站部及西满军区、辽东军区后勤为基础，分别组成东、西两线后勤司令部，并在北满、南满广大地区部署了兵站线，担任由北满到南满作战部队的运输和补充工作。

　　同时，地方党政机关也派负责干部组成人民支前委员会。这就形成两条绵长的兵站线，更广泛地发动了群众，获得了广大人民对我军的更大支援。

　　随后，又征集了地方和历次缴获的车辆、马匹，各纵队相继建立运输营，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和有机联系的运输队伍，加强了野战部队的运输力量，解决了长期存在的部队运输力不足的问题。所有这一切，都体现在夏季攻势和尔后的秋季攻势中，以及辽沈决战中，并经受住了考验。可以说，在黄克诚的领导下，这时东北的后勤工作，已经比较能适应大规模作战的需要了。

　　在秋冬两季攻势中，数以万计的民工、担架、车辆、马匹，日夜不停地往返在前线和后方的交通线上，运送粮食、弹药、伤员，以及缴获的物品。这些数量非常大，又需要及时。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后勤工作，要保证作战的胜利，简直不可想象。大规模作战，而且是连续持久的大规模作战，这不像过去几百人、几千人打游击，到处可以吃饭，只要有少量弹药就可以作战。现在不同了。仅就秋冬两季攻势所需弹药消耗量来说，就比过去中央苏区内战总消耗还要多得多。

　　黄克诚会同原来负责后勤工作的钟赤兵、杨至诚等，主持召开了两次后勤党委扩大会议，总结了这一时期的后勤工作，对我军后勤工作的任务、方针、政策、组织机构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制订了一套规章制度，以适应未来更大规模的作战。1948 年4 月，又召开了全军后勤会议。

　　这次会议是在东北局、东北军区的直接领导下召开的。罗荣桓到会讲了话，提出把后勤工作提高到战略高度。黄克诚作了工作报告和总结报告。这次会议，在东北军区后勤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会议提出了当时后勤工作的中心任务，要求建立统一的正规的后勤工作，提高后勤工作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现有物质基础上保证前线最好的物质需要，保证部队健康，保证伤病员的救护、医疗和归队，密切支援和配合各军作战，争取东北战争的全部胜利。这样，在黄克诚的主持下，东北我军后勤工作基本上走上了正规化，为保证以后的辽沈决战对后勤的需要，起了很关键的作用。辽沈决战，黄克诚功不可没。

　　 1948 年4 月的一天。毛泽东一边抽着烟，一边看着东北局的来电：

　　冀热辽是今后作战的要地，需要做好群众工作，负责繁重的补给基地与战勤任务，又要指挥地方兵团作战。因此，我们一再考虑结果，认为派黄克诚到冀热辽任书记兼政委比较适当。

　　毛泽东看着看着，脸上露出了微笑。东北局的想法与毛泽东的思路不谋而合。

　　 4 月12 日，毛泽东复电同意。

　　这样，为了加强东北战场南线支援作战工作，黄克诚奉命来到热河，任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同时兼任东北解放军第二兵团政委。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兼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在前线指挥作战，黄克诚在后方做战勤支前工作。虽然没有亲自上前线作战，但前方胜利的捷报频频传来，黄克诚十分兴奋。

　　 1948 年，解放战争已进入第三个年头。全国的军事、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成熟了。

　　 1948 年9 月12 日，辽沈战役打响。

　　 10 月15 日，我军攻克锦州，截断北宁线，封闭东北敌人向关内逃窜和华北敌人向东北增援的陆上通道，全歼锦州守敌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以下十万余人，生俘范汉杰和第六兵团司令卢浚泉。

　　长春守敌在待援、突围无望的情况下，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于17日起义，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被迫宣布放下武器，于19 日率新七军向我军投诚。长春解放。

　　 10 月下旬，人民解放军在黑山、大虎山地区全歼妄图重新占领锦州的敌第九兵团，生俘国民党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逃到北平，沈阳则由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率部死守。

　　11 月初，我军攻克沈阳，全歼第八兵团，生俘周福成。除营口敌人万余人和葫芦岛敌人从海上逃跑外，其余敌人全被歼灭。

　　辽沈战役历时五十二天，消灭敌人四十七余万人，我军解放了东北全境。在整个胜利形势的鼓舞下，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士气非常高涨。

　前方在打仗，黄克诚在后方组织支前也是日夜不止。他在热河积极组织民工，运送粮食，保证前方的需要。为了保证攻打锦州的胜利，人民解放军在塔山组织了英勇顽强的阻击战。在激战中，战士们有时吃不上饭，喝不上水。群众就冒着炮火，往前沿阵地送饭送水。

　　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我军在塔山浴血奋战了六昼夜，抗击敌军九个师的进攻，使敌人在塔山脚下不能前进一步。我军完成阻击任务主动撤出阵地后，国民党第六十二军军长林伟涛看到阵地上堡垒星罗棋布，交通壕纵横贯通，以及即使无人防守也难以通过的鹿砦、木桩、铁丝网等，不得不感叹：仅在十多天的时间里，能找到这么多的木材，构筑成如此完整的阵地，真是个奇迹！

　　 12 月中旬，黄克诚接到通知，要他去沈阳出席东北局会议。黄克诚立即赶往沈阳。这时，东北全境已经解放。看到这片辽阔的土地到处飘扬着红旗，黄克诚不禁心潮澎湃。他知道，离解放全中国的日子不远了！

　　太阳升起来了。雪野在阳光的映照下，金光闪闪。到沈阳后，黄克诚向中央和东北局提出了撤销冀察热辽分局和军区的建议。

　　黄克诚认为，东北全境已经解放，应由东北局统一领导整个东北地区的工作。黄克诚总是怀着一腔热情，有什么意见和建议，总是及时地提出来。

　　东北局会议还没有结束，黄克诚就接到中央军委的任命，要他担任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准备进关去接管天津。开完会后，黄克诚日夜兼程返回热河，迅速结束了冀察热辽分局和军区的工作，把善后工作交给高自力负责处理。然后，黄克诚与黄火青一起，带领一批干部，随大军入关，准备去接管即将解放的华北大城市天津。

　　黄克诚与黄火青带领一批干部，在胜芳和黄敬率领的一批华北干部会合。他们一起研究拟定了接管天津的方案、方针，以及天津市军管会组成人员名单，报送总前委审批。

　　这时，东北野战军一部，配合华北人民解放军，已将新保安、张家口的国民党守敌全部歼灭。为了进一步孤立北平，东北野战军主力奉命积极准备攻占天津，组成了攻城司令部，刘亚楼任司令员。

　　天津是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位于永宁河、大清河、子牙河、大运河四大河的交汇处，汇合后的大河称为海河，由大沽入海。由天津乘海轮，可通往上海、青岛、大连、香港、台北等港口。天津也是津浦、北宁两大铁路的联结点。津浦路从北向南贯通河北、山东、江苏、安徽四省。从天津乘火车南下，经沧州、德州、济南、徐州、蚌埠，直达浦口、南京。北宁路由南而北，从北平，经天津、唐山、山海关、锦州直达沈阳。天津与上海、广州、武汉合称中国四大商埠。由于天津水陆交通发达，所以工商业繁盛。全市有工厂企业四千六百多家，其中以中国纺织公司规模最大，拥有纱锭二十二万枚。

　　相传，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这个地方就有人居住。金朝时称为直沽。明燕王朱棣争夺皇位时，率军由直沽南下，即帝位后，遂改直沽为天津，是“天子经过的渡口”之意。

　　天津东临渤海，是个低洼河网地区。市区地形复杂，被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白河、运河切成许多片断，不利于大兵团作战。市区北面、西面较高。城南地形开阔，南、北两面都有高大的建筑物，东西两面多为坟地。市区中心地带有海光寺、中原公司等高大建筑物，易守难攻。

　　为了使天津“固若金汤”，国民党强令十万民工环天津挖了一道宽十米，深四至五米的护城河，护城河水经常有三米多深。在护城河内侧，又筑成一道土墙，从墙顶到河底高达六七米，在土墙上设电网，每隔二、三十米就有一座大碉堡。而且，在环城碉堡工事的主阵地前面，拆除民房，便于发扬火力。

　　国民党天津警各司令陈长捷，自恃“大天津堡垒化”，率十三万军队负隅顽抗，拒绝向解放军投降。

　　东北野战军集中三十余万兵力，采取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分割后围歼的战术攻打天津。1949 年1 月3 日，开始扫清天津外围据点。14 日，发起总攻。

　　经过二十九个小时激战，到15 日下午3 时许，全歼天津守敌，活捉了陈长捷。

　　天津解放了。15 日，黄克诚随攻占天津的东北野战军部队，冒着硝烟，进入天津市区，开始了接管这座拥有二百万人口的华北第一大工商业城市。

　　 15 日夜，黄克诚接到总前委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署名的电报：除黄克诚、黄敬已经中央指定为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副主任外，同意以黄火青、张友渔、李聚奎、钟伟、袁升平、王世英等同志为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于是，黄克诚一进入天津，就亮出军事管制委员会的牌子，对天津市实行军事管制，由王世英任军管会参谋长。

　　在进入天津之前，中央已经任命黄克诚为中共天津市委书记，黄敬、黄火青为市委副书记。黄克诚、黄敬、黄火青，称为“天津三黄”。当时，黄克诚等确定了天津接管的工作方针：“接管建政，安定秩序，恢复生产，进行民主改革。”接管工作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

　　很快，天津市人民政府宣布成立，黄敬任市长。接管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社会秩序很快稳定了下来，工厂、企业迅速恢复了生产。天津原来有两家颇有影响的大报，一是《大公报》，一是《益世报》，都是日报，天天出版发行。

　　接管天津后，马上面临着如何处理这两家报纸的问题。《益世报》不允许再出版发行，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大公报》怎么办？

　　《大公报》是天津具有几十年历史的一家大报。1902 年6 月17 日创刊。创办人英华、字敛之，满族人，天主教徒。1916 年报纸由皖系王郅隆、胡政之接办。从1926 年9 月起，由吴鼎昌、张季鸾等接办。《大公报》曾先后增出上海、汉口、重庆、香港、桂林等版，在全国特别是上层知识分子中影响极大。黄克诚想，在刚刚解放的城市里，对报纸还是控制严格一点好，以免出什么问题。于是，决定《大公报》也停止出版发行。很快，中央知道了这件事，批评黄克诚不该不经请示而擅自决定《大公报》停刊。于是，《大公报》又随即复刊。

　　继天津解放后，北平于1 月31 日和平解放。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由河北平山进入北平。

　　 5 月，毛泽东电召黄克诚到北平汇报工作。

　　黄克诚汇报了天津的接管和城市民主改革情况，毛泽东对天津的工作感到非常满意。当即，毛泽东留黄克诚一起进晚餐。经过长期战争生活的毛泽东，仍旧保持着俭朴的作风，晚餐只备了四菜一汤，就算是对客人的特别招待了。菜肴也很简单，只是多放些辣椒，便足够两个湖南同乡享用了。席间，毛泽东同黄克诚边吃边聊，谈笑风生。看得出，毛泽东心情极好，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本来，要黄克诚去接管天津，就是毛泽东亲自点的将。黄克诚忠心耿耿，善于思考，才智过人。经常向中央提出良好的建议，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黄克诚不辱使命，不仅工作出色，而且很快摸索出了一套接管大城市的经验。这使毛泽东又放心又满意。不过，毛泽东看问题的眼光非常深远。他考虑的是，关键不在于眼下，而在于今后。他想知道，面对全国解放战争即将结束，全面建设新中国的新时期即将到来的新局面，究竟应该怎么办。

　　突然，毛泽东放下筷子，看着黄克诚，问道：

　　 “你认为今后城市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全力发展生产，搞经济建设。”黄克诚胸有成竹地回答，丝毫没有犹豫。

　　 “不对！”毛泽东摇了摇头，严肃他说，“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

　　黄克诚闻听此言，不觉一愣。这时，方才知道自己的想法与毛泽东竟有如此大的差距。

　　黄克诚认为，解放以后，主要应该抓生产，搞经济建设。在经济建设中，虽然也有阶级斗争，但阶级斗争并非主要矛盾。对于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全部思想，黄克诚当时不可能有更深入的理解。不过，黄克诚清楚地意识到，这次当面考试，自己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肯定是不及格的。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己成定局。

　　1949 年4 月21 日，国民党反动派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的第二天，毛泽东、朱德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一举突破国民党苦心经营数月的长江防线，胜利地渡过长江。4 月23 日，占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二十二年反动统治的灭亡。此后，人民解放军继续向西北、西南、中南、华南进军。1949 年8 月，湖南即将解放。

　　湖南是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等一批中央领导人的故乡，派谁去主持湖南的工作，自然非同寻常。更重要的是，江南半壁江山尚未完全解放，湖南是我百万大军南下歼灭白崇禧集团的必经之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湖南支援大军南下作战的任务相当艰巨，必须物色一位既能独当一面又能总揽全局的人选担当此任。

派谁前往？其实，毛泽东早已胸有成竹：黄克诚。黄克诚不仅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而且具有比较全面的领导才能和务实的工作作风。因此，颇受毛泽东的赏识。抗日战争以后，他的工作几经变动，几乎每次都是毛泽东亲自圈定的。

　　黄克诚向中央建议抗战胜利后迅速出兵东北，中央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毛泽东决定调黄克诚率新四军第三师主力挺进东北。

　　黄克诚关于建立东北大战略根据地的建设，毛泽东在致东北局的电报中予以肯定，并任命黄克诚任西满军区司令、西满分局副书记（后任书记），领导创建西满根据地。

　　西满根据地建成以后，为加强东北我军后勤工作，又任命黄克诚为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后勤司令员和政委。

　　当决定在东北南线首先同国民党军队决战之际，为加强南线后勤支前工作，又任命黄克诚为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

　　当决定攻取天津，物色负责接管这座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人选时，毛泽东提名黄克诚，派他担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天律市军管会主任。这一次，物色担当负责湖南重任的人选时，毛泽东又一次想到了黄克诚。

　　 5 月，黄克诚接到中央任命，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兼湖南军区司令员、政委，要他准备南下，去主持即将解放的湖南省的工作。想到马上就要回到阔别二十余年的故乡，去领导人民建设新湖南时，黄克诚心情自然十分高兴。

　　迷人的初夏，慷慨地散布着芳香的气息，带来了生活的欢乐和幸福。小鸟躲藏在枝头，用它那圆润、甜蜜、动人的鸣啭，唤醒人们的希望。多么美丽而又晴朗的季节！（责任编辑：馨语）

第十一章 保临江下江南功绩彪青史

第十一章保临江下江南功绩彪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