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领导、各位同仁：

大家好！要从整体上谈一个地方的抗战史，是一个宏大且难于把握的历史命题，本人难以胜任。在此，我仅就正在探索的几个问题来与大家交流，不足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关于晋城抗战史上的国军抗战。

从时间跨度上讲，晋城地区的抗战史比长治地区的抗战史更具有浓厚的国军抗战因素。

国军在长治及其以北地区的抗战，在1938年初长治失陷后，退至晋城、运城一带；特别是1940年初及四五月份的朱总司令“晋城和谈”后，我党军队主动退至邯长路以北地区，陵川、晋城一带的太行山区和运城一带的中条山区成为国军的防御重点。至此，在当时的今晋城地区，国军成为和日伪对抗的主要军事力量，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1941年的中条山战役之后，在陵川则一直维持到1943年夏秋的日军“太行山扫荡”之后。

由此可见，国军在晋城的抗战比他们在长治以北地区的抗战延长三年之久，在陵川则有五年之久。

毫无疑问，国军在晋城地区的抗战是晋城抗战史上的一大亮点，但目前晋城地区有关国军抗战的资料多是零散的，缺少系统性和完备性。由于历史的诸多因素，使得许多珍贵的国军抗战史料及其见证人日渐消亡，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很大难度，我们迫切希望抢掘完善国军晋城抗战史，书写一段更真实的历史。

同时，宣传国军晋城抗战史，无损于中国共产党的荣誉。

无论国军在晋城的抗战坚持多久，多激烈，最终国军是在日伪的进攻下败退了。而相对弱小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却在日伪统治的艰难处境下一天天壮大起来，晋城地区是中共武装独立地从日伪手中夺回来的，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为什么同样艰难的困境，国军无法坚持下去，而更为劣势的我党武装却生根发芽，并取得胜利？这说明我党更有先进性，更具有国民党无法比拟的顽强生命力。国民党军队抗战中作出巨大贡献和牺牲，却丧失了整个中国的领导权，这是由国民党的没落和腐败决定的，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光荣属于伟大的中华民族，其中也包括国军；夺取中国领导权的胜利，光荣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这两者并不矛盾。

二、打响“朱总司令晋城和谈”这张王牌。

关于“朱总晋城和谈”这一问题，不要说外地人，就我们晋城人也有不少持怀疑态度。

朱总司令晋城和谈，资料来源于：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出版、赵荣声著《回忆卫立煌先生》

文章作者赵荣声，当时就读于北平燕京大学，一二•九学生运动积极分子，和卫立煌同为安徽人，从1938年2月下旬至1941年10月任卫立煌的秘书。赵荣声是地下党员，是我党应卫立煌之邀，专门派往卫部帮其做战地服务等工作的，赵有对卫立煌进行统战工作的秘密任务，直接受命于当时的中共中央军委统战部，在卫部工作期间曾受刘少奇、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亲自指示。赵荣声是卫立煌有关历阶段的重要历史见证人。

《回忆卫立煌先生》一书主要是作者的直接见闻，该书被当年抗战人士、著名作家丁玲称为“研究抗战历史的重要资料”，也被当年在中央军委统战部任职并直接负责和赵荣声联系的刘向三所肯定。并且丁、刘两人在《回忆卫立煌先生》一书中分别作序。书中有关“朱卫晋城谈判”的记载具有权威性。

赵荣声在该书中粗略的回忆到晋城谈判，并且不止一处提到，明显是自然流露。同时也谈到洛阳谈判，并且充分说明晋城谈判在洛阳谈判之前，两者各有侧重。

晋城谈判的有无，对卫立煌和赵荣声而言，均无利害关系，所以赵荣声没有必要在历史回忆中刻意虚构出一个“晋城谈判”来，所以我们有理由确信，晋城谈判是真实存在的，尽管《朱德传》及最新版的《朱德年谱》中均无此记载。

我个人认为，晋城谈判是在朱总司令出太行赴洛阳谈判的前几天，在敌（日军）占区——晋城严峻的形势下，紧张的秘密的进行的，而洛阳谈判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进行的，并且洛阳当时是卫立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驻地，名气很大。所以，晋城谈判少为人知，也罕见资料记载，而洛阳谈判广为人知，多见记载；

晋城谈判主要签订了反动摩擦以来的停战协议，洛阳谈判则主要解决了国共摩擦以来国民党给八路军停发的军饷问题，并营救了在“晋西事变”和河北摩擦中被捕的一百多名同志，从对共产党的长远发展来讲，晋城谈判比洛阳谈判更具重要意义。

我们晋城必须大张旗鼓的宣传“朱总司令晋城谈判”，这应该成为我们晋城红色资源中的一张王牌。

历史是复杂的，从发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永不会有完全真相的解读，面对历史，我们永远都是小学生，只有谨慎负责地追寻更接近历史本身的真实。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对于他人的研究，我们要多一份质疑，少一些责难；对于自己成果，要多一份审视，少一些满足，惟此，才能不断进步。

最后，祝学会的明天更辉煌！

祝各位领导，各位前辈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谢谢大家。（责任编辑：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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