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前日军态势和第一二九师的决心与部署

在神头岭战斗前后，担任正面“反攻太原”的三十万国民党军队，不但没有攻下太原，反而在日军的进攻之下，望风而逃，不战自溃。

至一九三八年三月上旬，日军又攻占了临汾、汾阳、离石、风陵渡、长治、晋城、东阳关等重要城镇，打通了邯（郸）长（治）大道，和同蒲铁路南段，深入到晋东南和吕梁山区。

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将领，如阎锡山、卫立煌等，也都退到黄河西岸。只有武士敏部在子洪口、李家钰部在长治一带抵抗日军。

到三月下旬，侵入晋南、晋西的日军，虽连遭一二九师的沉重打击，但为实施其配合津浦作战，相机进攻潼关、西安、陕甘宁边区的计划，仍继续向黄河各渡口猛犯。因此，邯（郸）长（治）大道及由长治至临汾的公路，仍然是日军的一条重要后方交通运输线。

在这条交通线上，日军的汽车每日往来不断。沿线日军接受了神头岭遇袭的教训，在东阳关增设了据点，其警戒也更加严密。

此外，为保护这条交通线，日军在黎城驻扎了千余人，在东阳关驻扎了一百五十余人，在涉县驻扎了四百余人，在武安驻扎了一千五百余人。

根据上述情况，一二九师首长决心设伏于东阳关、涉县间的响堂铺地区，消灭日军的汽车运输队。

其具体部署是：

第三八五旅的七七一团及七六九团的主力，埋伏在大道以北前宽漳至杨家山一线的山地。以七七一团为右翼队，七六九团为左翼队，并派出小部队到大道以南山脚下埋伏。

第三八六旅的七七二团主力集结于马家拐，并派出小部队分别向东阳关附近和东阳关东北的苏家峧游击警戒，阻击可能由黎城、东阳关来援之敌，掩护我伏击部队右后方的安全。

七六九团以四个连的兵力伸至椿树岭、河南店之间，阻击可能由涉县来援之敌；另以一个连进至杨家山东北之王堡，保障本团左后方的安全。

二、战斗经过

三月三十日黄昏，各部队在徐向前副师长指挥下，由黎城县的庙上村、马家峪一带出动，于当夜二十四时（亦即三十一日凌晨零时）秘密进入伏击地区。

三十一日拂晓，徐副师长接到七七二团的报告：日军由东阳关出动二百余人，向在苏家峧预伏的七连发起进攻，并请示是否撤出阵地。

徐副师长判断，这股日军仅仅是发现了在苏家峧的我小部队，但还未发觉我军设伏的企图，因之，命令以一个营进至庙上村以东高地，加强我右后方的安全保障；指示各部队继续荫蔽，耐心待伏；同时，派出参谋侦察敌情，判明从东阳关出动的二百余人，并非日军，而是一群老百姓牵着几头驮驴在赶夜路。因之，部队待伏的决心更加坚定。

晨八时许，日军第十四师团的山田辎重部队所属之两个汽车中队，驾驶着一百八十辆汽车，浩浩荡荡，由黎城经东阳关开来，至九时，全部驶入一二九师预设的伏击地区。

七七一团及七六九团主力在徐向前的统一号令下，步枪、机枪、迫击炮一齐开火，组成了严密的火网，牢牢地罩住了日军。

随之，我英勇的指战员们飞奔而出，扑上汽车，与来不及下车的日军短兵相接，展开白刃格斗。

日军在我猛烈的攻击下，张皇失措，乱作一团：有的跳下车端着刺刀拼杀；有的还没来得及架起机枪、迫击炮，即被击毙；也有的钻到汽车下面顽抗；还有的背起皮靴逃命……

在我军的刺刀、梭镖和密集的手榴弹轰击下，日军大部被消灭。

向南山脚下逃窜的几小股日军，被我预伏部队用机枪、手榴弹，将其压回到大道上，全部消灭。

另有三十几名日军，乘隙钻进大道以南的山地，才得以侥幸逃脱。

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日军随车掩护部队的一百七十余人，大部被击毙；一百八十辆汽车，被全部烧毁。

至十一时，战斗胜利结束。

从黎城和东阳关出动了日军步骑兵四百余人，向马家拐猛烈进攻，企图解救在响堂铺被伏击的辎重部队。

恭候已久的七七二团，以强烈的火力将其击溃。日军的这股援军见寡不敌众，只得暂时撤回东阳关村内。

随后，黎城又出动了二百余日军，与退守东阳关的日军会和，连续向七七二团发动攻击，均被击退。

同时，驻扎在涉县的日军乘坐六辆汽车，倾巢出援响堂铺，当行至椿树岭以东时，被七六九团的打援部队击退，汽车被击毁一辆。

下午四时许，日军出动了十余架飞机，到响堂铺上空，大肆轰炸……

然而，此时我军早已打扫完战场，撤出了响堂铺。黄昏后，我军即全部向马家峪、佛堂沟一带山地转移。

此次战斗，共毙伤敌日军森木少佐以下四百余人，缴获各种枪一百三十余枝、迫击炮四门，烧毁汽车一百八十一辆。我军伤亡三百余人。

三、经验教训

（一）正确坚定的指挥决心和部队的耐心沉着，是取得此次战斗胜利的首要原因。

自神头岭战斗后，经过侦查，了解到邯（郸）长（治）大道沿线日军的警戒，虽然较前更加严密，但其运输汽车仍每日往来不断，且黎城是日军在这条交通线东段的重要兵站所在地，所以黎城、邯郸间的汽车来往更加频繁。

据此，师首长便作出了恰当的判断，下定了在涉县、东阳关间的响堂铺地区设伏，消灭日军汽车运输队的决心。这个恰当的判断和决心，就奠定了必胜的基础。

在战斗发起前，苏家峧突然情况的发生，极易使部队产生设伏企图已暴露的错觉。但师首长立即作出正确判断，并进行了恰当处置。正是由于在关系战斗成败的紧急关头，师首长决心坚定，部队耐心沉着，预期的作战方案才得以实现。

（二）根据有利地形和和周围敌情，进行妥善的部署，是取得此次胜利的另一个原因。

邯长大道在响堂铺地区是沿着一条山谷，由东向西延伸的。大道以南是高山，多悬崖峭壁，不易攀登；大道以北为起伏高地，多谷口，便于隐蔽和出击。

因此，将七七一团和七九六团的主力布置在大道以北，在大道以南的山脚下仅派出小部队，以防敌横窜；

又根据黎城之敌兵力较大，距响堂铺仅三十里，且东阳关即有敌军据点，是其主要增援方向等情况，便将七七二团主力集结于马家拐，以打击由黎城、东阳关出援之敌；涉县距响堂铺虽更近一些，但敌兵力较小，由七六九团派出一部，即可阻止敌之增援。

正由于师首长部署周密，并且将主要兵力集中在主要突击方向，所以，日军辎重队一进入伏击地区，就犹如落进天罗地网，欲逃不能，欲救不得，只有束手被奸。

（三）协同一致和突然勇猛的动作，也是取得此次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敌军完全进入伏击地区后，师首长即发出了攻击号令。于是，七六九团拦敌头，七七一团截敌尾，全线同时展开突然的火力袭击，使敌军的一百八十辆汽车全部被烧毁，一辆也没有跑掉。

各部队紧随着火力袭击，迅速发起猛烈的冲锋。而敌军却毫无戒备之心，在我军迅雷不及掩耳、猛不可当的打击之下，招架不及，何谈还手？所以，战斗仅仅用了两个小时，即干脆利落地结束了。

（四）炮兵与步兵协同较差。

我炮兵在向目标射击之后，本来应该马上往前移动阵地，然后再抵近射击。可是，炮兵急着想打日军的汽车，就在原地放起炮来，忘了向前移动阵地，结果却打了自己的步兵，误伤二十多人。

需要补充的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响堂铺战斗的最高指挥者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一）此次战斗的最高指挥者，是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

在该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和政委邓小平研究了上述的敌情后，认为响堂铺一带是打伏击的理想之地，因之，在这里伏击汽车运输队，把握是比较大的。

在师首长们取得共识之后，刘伯承提议这一仗由徐向前指挥。徐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当年三十七岁。在红军改编前，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他善于思考，沉默寡言，在任何紧急的情况下，都能指挥若定。

刘伯承担心他屈居自己之下，不能发挥指挥才能，所以尽量创造他独立指挥作战的机会。正因为如此，当响堂铺战斗获胜之后，刘伯承一见徐向前，就紧紧握着他的手，高兴地说：“我们刚一分开，你们就打胜仗啊！”

（二）参战部队出发之前，徐向前作了动员讲话。

他的动员讲话中，有几句名言：“我们要以积极的模范行动来推动友军，在几天之内打一个漂亮仗，给友军做一个榜样，去影响和帮助友军打游击。”

事实证明，一二九师在此前后所进行的几个漂亮仗，的确影响了友军，得到了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的称赞。

（三）在有突发情况时，冷静、沉着，作出了正确判断。

关于在苏家峧发生的那个“突发情况”，在《徐向前传》中有这样一段生动的描写：

意外的情况偏偏发生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指挥所紧张起来。电话里是陈赓旅长的声音：“七七二团报告，东阳关之敌200余人进到马家峪；长宁东南高地有敌骑兵，向我侧后运动。”陈赓判断，可能敌人发现了我设伏企图，欲从右翼侧击，截断后路。他请示徐向前副师长：“是不是把主力撤回到庙上村、鸭儿山去截击敌人？”

这突如其来的情况，给徐向前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是敌人发现了设伏企图而将计就计，包抄后路，那是很危险的，这就应该撤出阵地，放弃这次战斗或别作他图；如果不是这样，盲目撤出，失掉胜利的机会，那是没打败仗的败仗。徐向前在思索、判断着。

“撤不撤？”陈赓又打来电话问。这时，他已把埋伏在路南的两个连撤到了路北，防备万一。

指挥部里，大家都紧张地注视着徐向前。

“料敌计险，必察远近……将之道也。”徐向前两眼盯着地图。他判断：情报不可靠。如果敌人发现设伏企图，决不会只派这么点兵力前来“打草惊蛇”。遂拿起电话对陈赓说：“没有我的命令，原计划不得变更。部队不能动，要严密埋伏，不得暴露。情况先不要向下传。”

放下电话，徐向前又对参谋说：“你们注意，敌情没搞清楚之前，不要向邓政委报告。我们在前面，不能报告不明不白的情况，给他出难题。”接着，就派邓仕俊和另一位参谋，到东阳关和苏家峧方向探听虚实。反复叮嘱：“一定要把情况搞确实。快去快回！”

参谋出发了，徐向前拿出大烟斗，装了满满一锅烟，站在地图前，使劲地抽着……

约两个小时，参谋回来了。得到的情报，完全如大家所希望的那样：东阳关方向，敌人没有异常动静；警戒分队看到的“敌骑兵”，是几头驮驴，由老百姓赶着向北去了。

听完参谋的汇报，徐向前高兴地说：“好！太好了！”遂向邓小平报告了事情发生的经过，并告诉他：“仗是可以打的！”

（引自《徐向前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第335～336页）

在一九三八年的《一二九师战斗总结》中，还有这样一段话，高度评价了徐向前在响堂铺伏击战前的沉稳：

特别是在后路上的苏家峧，风传有敌人到来，我们老练的高级指挥员能沉着判断其不确，而未放弃这次胜利的战斗。

战斗之后，刘伯承见到徐向前时，还有一句话：“向前还是当年之勇，沉着果敢！”（《徐向前传》第337页）

第二，邓小平政委也到了第一线，参与指挥战斗。

这从响堂铺第一份战报的落款，就可以得到证明。

这第一份战报，是战斗结束当天中午，徐向前和邓小平发给刘师长和李达的，原文是（电文中的“［］”为笔者所加；当年一二九师首长的排名顺序是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蔡树藩、李达）：

“黎城敌汽车共百三十辆，涉县敌汽车百余辆已被我截击，烧毁者约一百八十辆，约计缴获步枪三百支以上，轻机枪十挺以上，迫［击］炮四门，弹药甚多。我伤亡二百人左右，现正解决敌之增援中。

请刘［伯承］速令动员至少四百以上民夫、驮骡赶来秋树垣搬运胜利品及伤员。徐、邓”另，据徐向前元帅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下）所说：“小平同志率师直进驻佛堂沟……战前……小平同志和我到七六九团，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作了战斗动员。”（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第597页）

第三，关于响堂铺战斗战果的统计。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编辑室所编著的《一二九师暨晋冀鲁豫军区抗日战争战史附件之一·战例选编》中，响堂铺战斗的战果，统计的是烧毁日军运输汽车一百八十辆（见原文影印件）。

原《战例选编》关于响堂铺战果的记载：

在李达将军撰写长篇回忆录《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时，对响堂铺战斗烧毁的日军汽车数量，又重新进行了统计。因为，在原来编写的战史和战例中，只统计了主战场烧毁的汽车，而并未把打援部队——七六九团所击毁的那一辆日军汽车统计在内。

李达认为，七六九团打援，也是响堂铺战斗的组成部分，故主战场和次要战场的战果，均应统计在一起。所以，在他的回忆录中就第一次确定了“一百八十一辆”这个准确数字。

后来，在徐帅的《历史的回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第一卷抗日战争时期》和《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版）中，均采用了李达回忆录的写法。而在《徐向前传》和《刘伯承传》中，则都用了“180多辆汽车”的说法。

如，二野战史抗战卷是这样写的：

“此次［响堂铺］战斗，共毙伤敌森木少佐以下400余人，焚毁汽车181辆（含在河南店与椿树岭被第七六九团一部打毁的1辆），缴获迫击炮4门、重机枪2挺、长短枪130余支，我伤亡317人。”（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2月第1版，第39页）

第四，刘伯承师长的此次战斗的评价。

刘伯承对响堂铺伏击战非常赞赏，认为是伏击战的典型范例之一，并为之总结了五条经验和一条教训。

五条经验是：

一是侦查判断正确。在风传我待伏部队后边有日军抄后路时，向前同志沉着、老练地判断这个消息不确切，因而没有动摇进行伏击的决心。

二是伏击地区选择得好，陈赓等八位领导同志都亲自到前边看了地形，地形的选择，不但便于隐蔽和出击，而且也便于撤离。

三是伏击布置妥当。

四是出击突然、猛烈、干脆。

五是撤退敏捷严整。

唯一美中不足之处，就是步炮协同动作差。

四月二日，刘伯承、徐向前和邓小平共同签署了《响堂铺战斗详报》，用电台发给了中央军委和朱德、彭德怀总副司令。

四十多年后，徐向前挥毫题诗一首，回顾此次战斗：

巍巍太行起狼烟，黎涉路隘隐弓弦。

龙腾虎跃杀声震，狼奔豕突敌胆寒。

扑天火龙吞残虏，动地军歌唱凯旋。

……

（引自《将帅诗词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响堂铺战斗，和此前进行的长生口、神头岭这三次伏击战，被誉为一二九师在我国抗日战争史的“三战三捷”。其中，尤以响堂铺之战对日军的震动为大。为了纪念此次战斗和在作战中为国捐躯的一二九师抗日将士，当地人民政府和群众，在当年的战场上，竖立了一座雄伟的“响堂铺伏击战纪念碑”。题写碑铭的杨国宇将军，历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司令部参谋、科长、第二野战军司令部军政处处长、海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等职。（责任编辑：崔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