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蓄须，古已有之。民国时期，更是屡见不鲜，如孙中山、黄兴、廖仲恺等均蓄有一字胡。周恩来在长征中也曾经蓄起美髯。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正规化建设，在内务条令中严格规定军人不准蓄须。然而，在1955年授衔时，却依然有三位将帅保留了胡子。他们是谁？又是何时因何缘由而蓄须的呢？是否经过毛泽东的批准？且听笔者一一道来。

被毛泽东誉为“孙行者”的孙胡子

孙胡子，即孙毅，1904年生于河北大城县。原为国民党第26路军（由冯玉祥的西北军改编）的参谋，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担任过师参谋长、作战科长，军区参谋长、冀中军区司令员兼第7纵队司令员、河北军区司令员、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中央军委军校部副部长，总参谋部军训部副部长和总参谋部顾问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笔者为撰写《李达参谋长》一书，曾拜访李达上将的老战友孙胡子，聆听他参加宁都起义和在训练总监部时的往事。笔者顺便问道：“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留胡子的呢？”

他说：“那还是1925年，我得了一场大病，卧床两个月。由于缺乏营养，病好之后，脸显得又瘦又长。有位好友劝我不如留起小黑胡，显得精神、俊美。我听了他的话，从那时起就蓄起了胡子，因为习惯了，参加红军以后，也舍不得刮掉，一直到现在。”

“冯玉祥将军治军很严，您留起胡子，是不符合条令的，是否经过批准了呢？”

“自从我蓄须之后，上级从来没有过问，想来是默许了吧。”

他的胡子第一次派上用场，是担任红军学校训练部俱乐部主任的时候。一次，校俱乐部主任赵品三编了活报剧《活捉敌师长》，剧中的敌师长陈时骥是蓄着小胡子的。于是，李伯钊（女，红军文艺工作领导者之一）和赵品三便说服孙毅扮演敌师长。校长叶剑英拉二胡，和教员、学员同台演出。由于孙毅演得惟妙惟肖，赵品三就说：“老孙，你千万别剃掉胡子，下次演节目我还要找你呢！”

自此，不论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同志，还是战友们，都亲切地称呼他“孙胡子”。

在长征中，军事顾问李德听说孙毅是起义军官，就取消了他的乘马。于是，孙胡子靠着两条腿走完了长征之路。因此，毛泽东称赞他是“孙行者”。孙胡子在耄耋之年获得了“全国健康老人”的称号。他幽默地说：“我真的要感谢那位李德先生，是他逼得我锻炼了两条腿……”

然而，当1938年孙胡子和田秀涓谈恋爱时，“胡子”就成了问题。孙胡子在给她的信中说：“你不爱我的胡子，可以刮掉。”田秀涓爽快地回信说：“至于胡子，那是你的爱好，我不干涉，由你自便。”就这样，由于爱妻的理解，孙毅的胡子才得以保留。

可是，当孙毅担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校长时，却掀起了一次不小的“胡子风波”。那是1943年春，这位胡子校长在全校大会上做执行内务、队列、纪律三大条令的动员讲话，要求干部、战士以实际行动按条令办事，并强调学校的各级领导要带头。会后，有名学员给孙胡子写了一封信，说：你身为校长，却蓄着胡子，这是不符合军容风纪的，你带的什么头呢？

“这个学员的意见对！”孙毅自语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当晚，孙毅一狠心，剃掉了心爱的胡子。

第二天上操，当孙毅站在队列前时，大家一时认不出他了。正当纳闷儿之时，有位学员高喊道：“孙校长刮掉胡子啦！”这时，大家才恍然大悟，为孙校长带头执行内务条令鼓起掌来……

几天后，孙毅到聂荣臻司令员那里汇报工作，聂司令员惊讶地问：“孙毅，怎么没有胡子啦？”

“学校贯彻三大条令，学员提意见，我剃了！”

“不行，还要留起来，你‘孙胡子’的名字已经传出去了，胡子没有了，还叫什么孙胡子呢？”

孙毅回到学校，在一次大会上如实地转述了聂司令员的话。场内立刻响起掌声，学员们谅解了。从此，孙毅第二次蓄起了胡须。

孙胡子不但能征善战，还有着杰出的演讲才能。在耄耋之年，他不辞辛劳，到部队、机关、学校宣讲党和军队的光荣传统，听过他讲演的不下几十万人。他被中组部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他的光辉事迹，被总参谋部拍摄为电视剧《胡子将军孙毅》。

中共情报首脑李胡子

李胡子，即李克农，1899年出生于安徽芜湖。1926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于1928年到上海，担任中共沪中区委宣传委员，在中共中央特科领导下从事秘密情报工作。他到中央苏区后，担任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社会部副部长兼情报部副部长等职。

李胡子在1962年2月英年早逝。笔者于1964年才参军，故无缘见到李胡子。至于他是何时蓄须的，笔者查阅了《传奇将军李克农》等书籍，但均未专门谈及蓄须之事。书中最早提到胡须之处是1944年，李克农在一次会议上讲话时，“点着一支烟，捋着胡子说……”

在该书的照片中，未蓄须的照片，最后一张是1938年他与罗炳辉的合影；蓄须最早的一张，是1945年他送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时在机场所摄。笔者据此推断他是1938年到1944年间开始蓄须的。

毛泽东曾对李克农的女儿李冰开玩笑地说：“你知不知道你父亲是什么人？他可是个大特务，不过他是共产党的大特务！”

李胡子是中共情报工作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其贡献是巨大的。如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李克农及时把钱壮飞设法送来的这一紧急情报转报上级，使中共中央机关免遭国民党当局的破坏。这是李胡子和钱壮飞等同志所建树的特等功勋。

抗日战争时期，张国焘准备叛党，出逃武汉。是李克农带着几名同志，在火车上截住了他，安排他住在太平洋饭店。当张国焘不听从周恩来的苦口相劝，在胡宗南的一伙特务的协助下逃离太平洋饭店时，李克农巧妙地扣下了张国焘的“行李”，保住了党的许多秘密文件。

解放战争时期，他参与策动和平解放北平、湖南、川康、云南、西藏等地的工作；出色地组织了中央、军委所需的大量情报；成功地组织策动了国民党海空军和“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的多次起义。由于李克农功勋卓著，新中国成立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情报委员会书记、中央情报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传奇元帅贺胡子

大名鼎鼎的贺胡子——贺龙，他是以两把菜刀起义的元帅，担任过南昌起义的总指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他的传奇经历几乎家喻户晓，无需笔者赘述。但说到他是何时，为什么蓄须的，所知者就不多了。笔者有幸在刚参军不久就为贺胡子放映专场电影。1980年，贺胡子的夫人薛明同志推荐我参加了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

笔者曾向薛明同志问起贺帅蓄须的时间和缘由。老人家说，贺老总18岁时就秘密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创建的中华革命党，用菜刀、长矛、梭镖等，砸反动的盐局、团防，抢夺枪支弹药，拉队伍，组织护国军，攻打依附北洋军阀的反动军队。有时，拉起了几百、几千人的队伍，在攻城时，被顽敌一打，就一哄而散，喊都喊不住。这时，贺龙就想，俗话说“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群众看自己太年轻，没有作战经验，当然就缺乏号召力。于是，他在二十一二岁就留起了胡子。当时流行的胡须样式有“长髯”、“一字胡”、“山字胡”（也叫山羊胡）、“人丹胡”（在人中上蓄一点儿，像一粒人丹。也称“卫生胡”，日本人留这种胡须的较多）等。贺龙选了“一字胡”，觉得比“人丹胡”威风，又比“山羊胡”利索。而且，孙中山留的也是一字胡。这样，看起来就不再是毛孩子，而老诚多了。

贺龙的女儿晓明也说过：“我父亲非常喜欢自己的胡子，经常修剪。我经常在旁边看他修胡子，他经常会给我讲胡子有多少种，有人丹胡等等。他觉得那个胡子非常适合他，每天都修得非常漂亮。”

笔者找到贺龙蓄须的第一张照片，是他出任四川陆军暂编第9混成旅旅长时的“标准像”，这一年他28岁。另一张早年蓄须的“标准像”，是1925年他在澧州镇守使任上所摄，非常威武。

从此，“贺胡子”就成了大家对贺龙的的尊称。有趣的是，在红军和八路军中，称他“贺胡子”的主要是中共的高级将领。他的部下还是称他的职务，或尊称“贺老总”、“贺总”。

至于敌人，倒是直呼他“贺胡子”或“贺龙”，一听到“贺胡子”来了，便闻风丧胆。在北伐战争中，以贺胡子为师长的国民革命军独立第15师，因战功卓著，被誉为“钢军”，被升编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20军。

贺龙剃掉胡子，是在南昌起义失败之后。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四处张贴有贺龙画像的通缉布告，悬赏捉拿。于是，贺龙剃掉了胡须，化装成阔老板，刘伯承身材较瘦，就化装成跟班的伙计，二人机智地骗过了沿途宪兵特务，辗转到了香港。1928年1月，贺龙从上海潜入两湖时，也是剃掉了胡须，穿上水獭皮大衣，戴上海龙帽，围上羊毛围巾，戴着深茶色的水晶眼镜，化装成大资本家的模样；周逸群化装成管账先生。他们和随行的三位同志从码头上船后，特务非但没有认出贺龙，反而把贺龙当成了阔老板，并拉着他打牌，想赢点钱花。没料到，一场牌打完，那个特务反而输了几十元。贺龙一行就是这样有惊无险地从大上海秘密潜入两湖。此后，贺龙又蓄起了一字胡，和战友们艰苦奋斗，浴血苦战创建了红四军（后发展为红二方面军），开辟了湘鄂边等革命根据地。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对贺龙是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由于贺龙很重视在部队中开展体育运动，在以他为师长的八路军120师师部驻地，都修建了篮球场；师部每次转移到新驻地，只要时间允许，就竖起篮球筐。因此，日军特务就把篮球筐和胡子当作刺杀贺龙的目标。

保卫部门也曾劝说贺龙剃掉胡须，但贺龙却从来不剃，以表示对敌人的蔑视。由于保卫部门的工作做得很严密，日军特务多次刺杀贺龙的计划都未能得逞。其中最危险的一次，是贺胡子和战士们席地而坐，围在一起聚餐时，突然几发子弹朝他们射来，其中一发擦着贺胡子端着的饭碗呼啸而过。警卫员赶忙去拉贺胡子，说“贺总，赶快离开这儿！”但贺胡子却一动不动，说：“当兵的，挨几枪算什么！我是部队的主官，我要一走，部队就乱了！接着吃饭，就是死，也不能当饿死鬼。”于是，贺胡子若无其事地继续和战士们席地就餐。

在纪念贺龙元帅诞辰百年之际，贺家赠送笔者一尊贺胡子衔着烟斗的铜像，并在铜像的后面镌刻了这样的字句：“谢武申同志：劳碌尊驾，铭感至深。薛明、鹏飞、捷生、晓明、黎明。1996年3月22日”。笔者极为珍惜，珍藏至今。

以前，在部队中流传着一种说法：因为这三位胡子将帅对中国革命贡献很大，授衔时，毛主席亲自批准他们蓄须。为证实有否此事，我曾专门请教了孙胡子。老将军说：授衔时，我并未因蓄须之事向毛主席作过请示，只是沿习惯留着胡子穿上了新军装；我也没有听说贺老总和李副总长为留胡子的事向毛主席作过请示。

有趣的是，笔者发现了一张在1955年的授衔仪式上，向革命烈士默哀的照片。三位胡子将帅恰巧同在这张照片上。笔者与其中的两位胡子有缘，实在是荣幸之至。国庆节将至，笔者特将开国的三位胡子将帅的蓄须照刊出，以做纪念，以飨读者。（责任编辑：崔利民）

趣说解放军的三位胡子将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