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事变”是阎锡山继蒋介石“4.12”反革命政变之后，在山西制造的一起极其严重的反共摩擦事件。

“十二月事变”是阎锡山继蒋介石“4.12”反革命政变之后，在山西制造的一起极其严重的反共摩擦事件。

1939年3月25日至4月22日，阎锡山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召开“秋林会议”，暗示他的部下“天要下雨了，要准备雨伞”，公然叫嚣“宁亡于日，不亡于共”，“抗日第二，防共第一”。“秋林会议”之后，他进一步加快了反共反人民的步伐。首先，他针对当时许多专署或县的实际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员或进步人士手中的情况，在专署之上成立了4个“省行署”，并分别委任其亲信、4个集团军总司令兼行署主任。其中，以第8集团军总司令孙楚兼第三行署主任，驻阳城岩山，负责整个晋东南的政治、经济、军事事务。同时，取消了战地动委会，停止供给八路军粮食，暂停牺盟会发展，缩小各行政专员的权力，不准由专员委派县长。其次，在全省成立了“精神建设委员会”、“政治突击队”、“敌区工作团”等恐怖组织，网罗极端仇视共产党的顽固分子，配合国民党特务，到处散布谣言，破坏牺盟会，瓦解决死队，攻击共产党、八路军。阎锡山派这些组织的骨干分子赴晋东南各县时，还亲自训话，要他们不惜做“蛇蝎蛐蜒”，暗杀共产党和抗日干部，甚至策动武装政变。再次，在行署之下划分若干“师管区”，由师长兼专员，团长兼县长，撤换了大部分牺盟县长，把军政民大权集中到了旧军人的手中，实行“统一编制”、“统一训练”、“统一指挥”、“统一人事”、“统一待遇”。为达到彻底消灭八路军、决死队的目的，阎锡山还开办所谓 “暑期进步训练”（又称“洪炉训练”），拉拢、收买在军队中担任职务的大小军官，明目张胆地提出了“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的口号，要求受训人员一律要“言会长（阎锡山任民族同志会会长）之言，行会长之行，志会长之志”。决死三纵队中叛变的旧军官孙瑞昆、刘树茂、张德修等人就是在此时受训并被收买的。

至1939年11月底，阎锡山在完成了上述准备之后，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即下达了消灭决死队、取缔牺盟会的命令。l2月1日，阎锡山诡称要对日军实行“冬季攻势”，命令决死二纵队为第一线，对同蒲路进行破击，同时命令第15军、第6l军为预备队，紧跟背后“配合”，使决死二纵队处于日阎夹击的状态。决死二纵队政治部主任韩钧识破了阎锡山的阴谋，拒绝执行命令。阎锡山立即宣布新军为“叛军”，下令公开讨伐，晋西事变（即十二月事变）爆发。

1939年12月4日，阎锡山第8集团军总司令、第三行署主任孙楚，指派三青团骨干分子上官凌云带领一伙武装暴徒，在国民党83师的配合下，袭击阳城县政府、牺盟会，捣毁了阳城县动委会主办的《新生报》社，肆意抢劫各种物资器械，关押和殴打工作人员，并绑架主编王良，揭开了晋城“十二月事变”的序幕。

12月8日，国民党第14军第85师、第10师配合三青团、敌工团、突击队等在阳城县同时行动，武装进攻县政府、县牺盟会以及各区、村政权。全县5个区公所和大部分村公所被捣毁，四区区长王德政被当场杀害，大批共产党员、抗日干部、牺盟会员被抓、被打或惨遭杀害。公安局的全部武器装备被搜缴，公安局长赵养锋和民政科长张健民被吊在十字街牌坊上毒打，10余名公安警察被捕。

12月14日，孙楚任命国民党83师政训处主任李英樵为阳城县长，以武力夺取了阳城县抗日政权。这次事变，阳城县共产党员、抗日干部及进步人士1000多人被抓、被毒打，130多人被关押，10多人被杀害，10多人失踪。临涧村农救会主席、共产党员卫金瑞被顽固派活活打死，抛尸街头。

事变发生后，晋豫地委召集阳城县委召开紧急会议，采取应急措施：凡是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和牺盟会干部，立即撤离工作岗位，随唐支队转移，将牺盟特派员魏永盛、赵树理等人调离阳城；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要隐蔽下来，党支部要缩小，尽量开展合法隐蔽的斗争；县委领导要迅速下到各区分委，把当前的形势和上级关于反磨擦斗争的指示传达到基层党组织和牺盟会，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为了避免唐支队直接同国民党顽军的冲突，晋豫特委、唐支队分别从阳城县城转移至郭峪村。

12月18日，顽固分子芦有年率保安团，与国民党47军、阎军独8旅孙瑞琨等部勾结，袭击了晋城县抗日政府、牺盟会、各抗日群众团体及决死三纵队晋城独立第三营。在组织突围时，教育科长黄祟武、公安局长宋镜溪、公安局指导员张相之、政治指导员张小峰、二区区长宋国英、青救会干部宋致国等l6人牺牲，100余名干部被捕。公安局和决三营损失枪400余支。晋城中心县委、县政府、各救亡团体，接晋豫地委通知转移至高会、土岭村一带。孙楚任命国民党军统特务张鸿惠为晋城县长。

12月l8日，沁水县三青团骨干分子伙同当地地痞豪绅，在国民党93军的支使下，向沁水抗日县政府、县牺盟会及区、村政权发起进攻。县政府秘书王少平、公安局长郑重、牺盟会工作员姚勇（女）等人被捕。三区区长王维岳被打伤，区公所和牺盟会被捣毁。区武装自卫队一部分被国民党14军缴械，一部分在区分委书记李广澎带领下转移。在短短两天时间内，沁水县、区、村政权被捣毁，共有9人被害，80余人被捕，保安队、公安局被缴枪400余支。沁水县党、政、军和群众组织在决死三纵队的保卫下，向晋豫地委、唐支队驻地转移。转移途中保安连在阳城章训村叛变。

12月21日，陵川县反动县长张生兆，指使庙道会头子秦十成率1000余人，在国民党40军庞炳勋部的支持下，武装袭击了区、村政权，威胁、绑架和暗杀抗日干部。牺盟秘书王建帮惨遭杀害。秦庄抗日村长被抓后宁死不屈，跳进废弃的煤窑壮烈牺牲。五专署农救会情报员武河顺被顽固派用绳子活活勒死。

12月下旬，驻高平的国民党27军范汉杰部、阎军独8旅与高平顽固派姬镇魁的地主武装相配合，大肆搜捕、杀害共产党员、牺盟会员，高平县党组织、抗日政府、牺盟会、各群众团体损失惨重。

在肆意杀害共产党员、摧毁抗日政权的同时，各地顽固派还把矛头指向共产党领导下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

1939年l2月23日，驻沁水县苗沟村决死三纵队第8团，在孙楚的策动下叛变。该团团长孙瑞琨以召开全团排以上军政干部大会为名，事先在会议室周围布设了埋伏，秘密架设了机枪，待政工干部、共产党员和进步的军事干部一进会场，即捆绑扣压。刚从纵队部开会返回的团政治主任陈仕平以下64人被捕。孙率部押解着被俘人员向国民党47军驻地晋城县大阳、南沟靠拢。途中一营教导员阎玲之（怀聘）奋起反抗时被枪杀。总队政治主任陈仕平、组织科长张师周、连长和连指导员李柽、温东贤、谢国玺、仝振德、涂成等7人在晋城大南沟村遇害。其余被捕人员后被押送到孙楚第三行署驻地阳城岩山村。

12月24日，驻沁水与安泽交界的决三纵197旅旅部和9团，在旅长赵世玲、团长王寿堂的策划下叛变，收缴了政工人员的枪支，并集中关押。

12月25日，长治牺盟中心区机关报《黄河日报》在沁水遭阎军独8旅袭击，报馆被投掷手榴弹300余枚，编辑人员大部被捕，机器全部被毁。决死三纵队司令部参谋长李翔初等人，借口躲避独8旅的进攻，率部由沁水向决7团驻地阳城郭峪转移时叛变。纵队政委戎伍胜急派阎弘骆、史曼林通知《黄河日报》向沁源转移，阎、史二人不幸被独8旅活埋，《黄河日报》社被捣毁。

同日，决死三纵队第7团团长张济、副团长靳福忠在孙楚和197旅旅长赵世铃策动下，于阳城县郭峪村叛变，宣布脱离决死三纵队，归孙楚领导，并组织突击队袭击了团政治部，政治主任郭鸿璜、一营营长卢正维等30余人被捕。当时，在郭峪村驻扎的还有阳城、沁水、浮山等县突围撤退出的党政干部。当天深夜，决死三纵队7团3连共产党员、连长戴铮和指导员南梦祯率队带领被押干部突围，连夜转移至晋豫地委与唐支队驻地晋城高会。未突围出的干部后被押往孙楚驻地阳城岩山村。

12月26日，游击11团1营营长牛善斋挟部于高平柳树口村叛变，并于次日配合独8旅武装袭击了决死三纵队政治部、五专署、长治牺盟中心区及各救会领导机关驻地高平尹家沟。游击11团团长刘修堂、政治部主任杨绍曾指挥该团2营6连战士对叛军进行了反击，并多次击退叛军进攻，掩护戎伍胜、董天知等率领决死三纵队政治部、长治牺盟中心区和各救会机关，转移到八路军344旅驻地高平陈区村。

12月27日，决三纵游击12团奉命由沁水西部向高平决死三纵队司令部靠拢过程中，二营在沁水郑庄一带，被国民党93军包围聚歼。

12月28日，独8旅和叛军游击11团1营，捣毁了决死三纵队、五专署设在沁水、高平一带的修械厂、被服厂、生产合作社、后方医院、后方留守处等单位，并将各处财物抢劫一空。我方死伤干部10余人，被俘100余人。

1940年1月初，从晋城、沁水、阳城撤退出的抗日干部相继转移到晋城县西南部的土岭、高会一带，为了便于统一领导与指挥，晋豫地委决定成立中共晋（城）沁（水）阳（城）三县工作委员会和晋沁阳三县联合办事处，各县的武装统一编入唐支队。

1月4日，阎锡山委派的晋城县长贾建民，勾结国民党47军523团，及卢有年、孙瑞琨等部叛军，经密谋策划，伪装成决死队，以打土匪为名，对驻在土岭的晋沁阳三县联合办事处进行了袭击。孙瑞琨等叛军从晋城县城出发，经东沟、周村、李寨，向土岭攻击；国民党47军523团伪装成决死队，经李河村，迂回包抄土岭。得到消息后，三县联合办事处主任宋乃德带领部分干部沿土岭村南面的山沟向沁河岸边突围，遭到顽军阻击，除少数干部脱险外，其余大部分被捕。晋城县牺盟特派员丁文法带领10多名干部死守在土木结构的三层楼上，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一直坚持了两个多小时。敌人见冲不进去，便放火烧楼，终因寡不敌众，丁文法等4人英勇牺牲，80余人被俘，造成了骇人听闻的“土岭事件”。至此，顽固派把在晋城各地发动的十二月事变推向了高潮。

十二月事变给晋城抗日根据地造成的危害是巨大的。首先，丧失了晋城军民经浴血奋战开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十二月事变后，晋城各县党、政、军、群组织被迫撤退至平顺一带，晋城沦为日军占领区和国民党驻防区，晋城人民“两年所辛苦经营的一点进步”惨遭国民党、阎锡山的“血手毁坏”（杨献珍《论十二月事变》，《晋冀鲁豫边区史料选编》第一辑）。其次，大批共产党员、抗日志士被杀害，使党组织和抗日政府元气大伤。晋城县事变后仅有党员218名，较事变前减少1475名。事变中，全区有数千名久经锻炼的抗日干部被抓，约500余人遇害，其中，仅阳城县遭杀害的干部就达300多名。第三，抗日队伍遭到惨重损失，严重影响了对敌斗争的开展。整个事变，仅决死三纵队的损失就计有：叛变了一个纵队司令部、一个旅部、3个团、1个营，被国民党军消灭1个营，共计损失4000余人，各种物资不可计算。此外，由阳城经晋城东沟、高平宰李、陵川禺居到长治、武乡的这条连接党中央与八路军总部的地下交通线亦被破坏。

十二月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极为关注。毛泽东、中央军委多次向八路军、中共中央北方局发来电报，明确指示要“坚决反击阎之进攻，力争抗战派的胜利”。

根据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晋城各地的八路军、决死队对国民党顽固派及阎锡山武装奋起反击。1940年1月，八路军344旅在决死队和地方武装的配合下，狠狠教训了反动气焰最为嚣张的阎军独8旅，先后在高平南杨村和下马游歼灭了其400团和13团。

为了粉碎蒋介石、阎锡山迫使八路军、决死队撤退出晋豫、太南的企图，晋城各级党组织和抗日武装针锋相对，采取集中打击孙楚，暂时中立国民党军，逐步巩固晋豫、太南根据地的方针。一面拒绝执行蒋介石要八路军、决死队退出晋豫、太南的命令，一面加强自己的力量，统一作战指挥，严阵以待，准备应战。1940年2月，八路军115师334旅688团与晋豫边游击支队在晋城李村合编，组成八路军第二纵队新编第1旅，韦杰任旅长，唐天际任政委。部队整编后，于2月6日在晋城大阳一举击毙国民党第一战区黎民游击队近千人，彻底消灭了这支在十二月事变中多次袭击抗日队伍，残害进步人士的反动武装。 3月，决死队经过补充整编，成立了新的三纵队，戎伍胜任司令员，董天知任政委，编入129师系列。

针对顽固派不断的绑架、暗杀事件，各地党组织针锋相对，组织除奸队，果断地处决一批及其反动的顽固分子。阳城除奸队在胡正六队长的带领下，由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密切配合，于北留镇抓获了敌工团骨干分子吴荣廷，并将其处决。吴在事变中，充当国民党第33军团的打手，杀害抗日干部，被李英樵任命为阳城二区区长。陵川县牺盟除奸队在路宪文带领下，狠狠打击了孙楚任命的张生兆县政府绑架杀害牺盟会干部的罪恶行径，先后逮捕处决了以庙道会头子秦十成为首的极端顽固分子。

晋城的广大共产党员和抗日干部始终坚定革命信念，同顽固派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晋城牺盟特派员丁文法被围困在土岭的一座三层楼房上，仍连续击退敌人的多次猛攻，当气极败坏的敌人放火烧楼时，他面对死亡，一边还击，一边高喊：“同志们，不妥协，不投降，誓死和敌人拼到底！”高平一个区队长被独8旅抓去，敌人吊打一夜，逼问他反不反对牺盟会，他始终回答：“不反对！”接着敌人又对他压了3次杠子，每压一次，问一次，他仍然回答：“不反对！”十二月事变中许多被捕人员被关押在阳城析城山下的秋川河，不分男女全都蜷伏在铺着谷草的地面上，一日三碗玉米糠粥，没有菜，没有盐，连水也不供给。非人的待遇加上恶劣的环境，使大部分人染上疥疮，肌肤溃烂，奇痒难忍，一部分人被折磨得皮包骨，卧地不起。但即使这样，他们仍没有丝毫屈服，相反，狱中却常回荡起《我们在太行山上》、《国际歌》、《救亡三部曲》等歌声，充分表现了他们革命的乐观主义。一个年轻的监狱官曾以保出监狱为条件向阳城牺盟特派员姜涛求婚，姜涛严正地回答道：“谢谢你的关心”、“要活我与同狱的人一起活，要死我与同狱的人一起死！”这些被捕人员还成立了临时党支部，照常过组织生活，同顽固派进行坚决地斗争。1940年5月1日至2日，孙楚在撤离秋川河时，下令将关押的24人杀害，其中包括决死三纵队197旅政治主任张凤阁、7团政治部主任郭鸿璜、9团政治部主任郝廷珖、浮山县抗日县长武之诚、阳城牺盟特派员姜涛等。临刑前，姜涛仍在高唱《我们在太行山上》。7团指导员武学义在就义时，高喊“共产党万岁！”、“中华民族万岁！”“牺盟会决死队万岁！”“打倒汉奸卖国贼！”等口号。 8团连长李柽则愤笔写下“杀头好似风吹帽，敢在世中称英豪”的诗句。

广大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八路军和决死队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与支持。决死队中一些战士十分同情被捆压的政工人员，有的甚至冒险将政工人员放走。8团政委陈仕平等人遇害后，大南沟村的共产党员张九喜同农民吉五昌、茹志忠、张豹、张九丸等人偷偷将他们的尸体掩埋。高平龙泉寺边一农家妇女，将2名决死队政工干部隐藏起来，巧妙地躲过了敌人大搜查。陈山一老太婆每天偷偷给被独8旅抓走的决死队员送水送饭。南杨村大地主的一个仆人，千方百计给被抓捕的决死队员传送情报，并帮助他们逃离虎口。正是有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晋城抗日根据地和党组织在十二月事变中，不但没有被优势的顽固派消灭，反而变得越来越巩固坚强。

历史的发展规律与顽固派的愿望相反，蒋介石、阎锡山一手制造的十二月事变，恰恰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们要消灭决死队，决死队却在正式编入八路军系列后愈战愈勇；他们要取缔牺盟会，摧毁抗日政权，把共产党、八路军赶出晋豫、太南抗日根据地，晋豫、太南根据地却在短暂的丧失之后，积蓄待机，重新开辟并迅速扩大。

十二月事变之后，阎锡山不仅失去了对新军的指挥权，而且与牺盟会矛盾激化，取消了战地总动员实施委员会，内部不满情绪和相互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加之国民党中央军乘机插足山西，使其直接控制的地盘仅限于晋西南10余个县，导致蒋阎矛盾加深。阎锡山完全陷入自己制造的泥潭中。在此形势下，为了重新建立与阎锡山特殊的统一战线，不致使阎锡山公开倒向日本侵略者，毛泽东、王稼祥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及时对解决山西问题作出了指示，要求山西各地党组织和牺盟会、决死队，在进行必要的有理有利有节斗争的同时，应继续与阎锡山团结抗日，并指示薄一波、戎伍胜等发电报给阎锡山，表示愿意在阎锡山领导下继续团结抗日。194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派王若飞、肖劲光带着毛泽东给阎锡山的亲笔信到秋林，向阎锡山提出中共关于新旧军团结拥阎抗日的主张和解决新旧军冲突的建议。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阎锡山不得不接受中共中央的建议，表示愿意停止对八路军、决死队的军事行动和政治攻击。至此，发生在晋城各地的十二月事变以顽固派的失败而告终。（责任编辑：崔利民）

“十二月事变”在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