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回想童年，哪一支歌是没有人教我就听会了，并且终生不忘呢？这就是悼念左权同志的一首山西民歌。

1943年，我到太行山，住在涉县西部的农村里。这里是个大山区，距离山西省麻田镇只有二三十里。一天晚上，熄灯号吹过，大家都睡了，静悄悄的。房东大嫂和她十四五岁的女儿，正在油灯下一面做针线活，一面低声地唱着。他们唱的是那样专心，那样深沉、悲痛，使我激动得久久不能入睡。我一遍一遍地听他们唱，也一遍一遍地默默学着唱：“左权将军家住湖南醴陵县，他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

这首民歌的曲调，在我听来简直是优美极了。因为它是抗日根据地人民发自内心深处的赞颂和思念的声音。从第二天傍晚开始，我们整风班里的一位女同志，一有空也就哼唱这支歌。她唱得也非常深沉、优美，特别是唱到“去年五月鬼子‘扫荡’在太行，左权将军麻田附近光荣牺牲”这几句时，悲切得如泣如诉。

我们来到虎头山坡，清漳河谷，到处都能听到民兵们唱这支歌。他们赶着毛驴运送公粮、弹药、物资，一面走，一面唱。这使我感到整个太行山，都在深深地悼念左权，怀念左权！

常听这首歌，我不会唱歌也会唱了。然而，我一唱就想哭，因为我没有见过左权同志，他就牺牲了。这首歌在我幼小的心里，扎下了谁也拔不出的根。这不是一首普通的山西民歌，直到现在，谁要到太行山去，只要一唱起这首歌，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前辈，就会一下子和你亲热起来，它说明这首歌鼓舞了我们的前辈和后代，沟通了过去和现在。

左权同志的牺牲，为什么在群众中引起如此深刻、巨大的反响呢？歌词中回答：因为“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他为国家为民族费尽心血”，“左权将军牺牲为的是老百姓！”这怎么能不特别使人们感到悲痛，怎么能不特别叫人怀念呢！

在我默默学着、牢记着这首歌词的时候，曾经向年纪大些的同志提出过不少问题：

“他究竟在什么情况下牺牲的？他牺牲在哪一座山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首长呢？”

当时，我们是从冀南区党委到这里来整风的学习大队，谁也没有去过前方总部，没有见过我们的左权同志。因此，这些问号一直在我的脑子里挂着。在大反攻的日子里，在解放战争中，我一唱这支歌，这些问号就好像在跳动、翻腾。一直到打倒“四人帮”以后，我有机会重访太行山，这些问号才一个个得到了具体地、生动地回答，这使我进一步深刻地认识了我们的副参谋长。

我首先到了武安县最西边的梁沟大山区。这一片山，十分险要。梁沟在四面高山的怀抱里，只有两个出口，西面通山西，东面通向武安和邯郸的干河谷。抗日战争爆发后，党中央派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率师进入太行，开辟了抗日民主根据地。1939年秋，八路军总部为了解决我军的武器装备问题，特别选了一个“一夫当关，千军难入”的地方——黄崖洞及它南侧的水窑山一带建立了兵工厂，生产刺刀、步枪、机枪、手榴弹、追击炮、地雷等武器，一年的产量可装备16个团，因此这里便成为我军的重要基地，也是华北日寇的心腹之患。由于它如此重要，所以左权同志特别重视工厂的安全保卫工作。有时，天一亮他就带了干粮上山，亲自选择、安排修筑工事的地点、式样和连排指挥所的位置。有一次，为了安排一处工事，他硬从一座很陡很险的山壁上爬上去了。跟随他的一个同志说：“哎呀，说实在的，要不是个共产党员，像这样的地方无论如何是爬不上去的！”那段时间，兵工厂的厂长陈志坚，看他太辛苦了，有天晚上，特地给他炒了一盘土豆丝、一盘鸡蛋，等他回来吃。天黑了他才回来，洗了一把脸，坐下就吃起小米干饭来。他把土豆丝吃得连一点汤也不剩，可那盘炒鸡蛋却一点也没有动。老陈对伙房的同志说：“给！瞧这鸡蛋，你们自己吃了吧。这就是批评，以后我们可不能对他有一点特殊了。”左权同志的批评，常常是这样的，不说出口来，而是用他的行动。

总部住在砖壁村时，一个警卫战士的爱人来了，没有地方住。左权同志把自己的铺盖一卷，对那位战士说：“给，就住在我这里。”战士说：“您，您到哪里去住？”左权同志说：“你不用管我，我很好办。”左权同志收拾一下文件，就进了作战值班室，找个空地方坐下，看起文件来。夜深了，左权同志办完公事，轻轻地摸到警卫连的房子里，找到那位警卫员的草铺，摊开被子躺下了。第二天早晨起床，警卫战士们发现，左副参谋长竟睡在自己的身边。

左权同志当时住在一座古老、破旧的奶奶庙里。这庙院里，有一棵紫丁香树，每天早晨，左权同志就坐在这棵树下读书、写笔记。现在，这庙的院墙都没有了，那棵紫丁香树，还挺立在那里。当年，左权同志牺牲的消息传来时，这里的群众，望着紫丁香树不知掉过多少眼泪。现在，这棵树就像长在人们的心上一样，受人敬重。

总部驻在麻田镇的时候，清漳河夏天一发洪水，群众特别是妇女和孩子们过河去种地，非常困难。左权同志十分关心，他和彭副总司令研究决定，为麻田人民修一座桥。左权同志扒去外衣，高高挽起裤腿，站在水里天天带头架桥的形象，至今还深深地印在人们的心里。现在，人们行走在这座搭着木板、两边安着扶手的铁索桥上，听清漳河水在桥下流着、唱着，就好像也在呼唤着将军的名字“左权，左权！……”

当时总部的电台，有两个年龄最小的译电员，都只十四五岁，一个是小刘，一个是小史。吃罢晚饭后，左权同志经常拉着他俩的手，在麻田村边大路上，一面散步，一面讲故事。谁送来点好吃的，他自己不吃，也送给这两个小同志。

1978年，我在中央党校找到了当年的小史同志，我向她问起左权同志牺牲时的情况时，她几次试着张口，可怎么也说不出声。一会儿，双手捂住脸，孩子般地伤心地哭起来了。36年过去了，失去左权同志的痛苦心情，还是依然如故。

她说，麻田战役中，她跑散了，3天以后，在麻田东北的十字岭上，见到了左副参谋长。首长一把拉住小战士，亲切地问道：“小史，3天不见你，你跑到哪里去了？饿坏了吧？”说着，他伸手从衣袋里掏出一大把馒头干，放在史新环同志的双手里。就在这时，敌人的第二颗炮弹打来了，左权同志急忙指挥大家卧倒，可自己却没有来得及躲避，中弹牺牲了。在硝烟中，同志们呼喊着扑向他。为了保护他的遗体，一位同志紧紧地抱着他滚下山去。……史新环悲恸地伸着双手，哭喊着：“首长！首长！……”这时，左权同志最后给她的一大把干粮和她如雨的泪水一起洒在十字岭上。几十年来，她脑子里深深刻着左权同志的最后形象：几天几夜连续指挥战斗，直到牺牲仍然没有闭上的眼睛，几天没有沾过水而显出一道道裂痕的嘴唇，那亲切地呼唤着同志们的声音。……

第二天傍晚，史新环和许多大同志一道，冲出了包围圈，来到了涉县偏城的一个村子里。这时候，彭德怀同志正焦急地等待着前线的消息，在院子里踱来踱去。他见同志们来了，却没有左权同志，院子内一阵沉默之后，忽地发出了一片低沉的呜咽声，接着，同志们围在他的身边，忍不住痛哭起来了。彭总明白了，他知道准是那最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他两眼噙着泪水，情不自禁地和同志们抱在一起。……

全国解放后，彭总收养了左权同志唯一的女儿左太北。国家发给太北的每月20元抚养费，彭总叫老伴给孩子存起来，说是让她长大遇到困难的时候再用。有一次，彭总跟太北回忆起左权同志。他说，你爸爸一定知道，那次敌人打的第一颗炮弹是试探性的，第二颗炮弹准会跟着来，躲避一下还是来得及的。可你爸爸为什么没有躲避呢？要知道，当时的十字岭上正集合着无数的同志和马匹，左权同志不可能丢下部下，自己先冲出去。他是死于自己的职守，死于自己的岗位，死于对革命队伍的无限忠诚啊！我还听到，当时在警卫团里有位连指导员说：“听说左权同志牺牲了，我们真像是被敌人挖走了自己的心肺！”战友中都充满着这种深厚的感情，何况是彭总呢！

40年过去了，在黄崖洞的桃花山上还留着左权同志亲自察看和参加修筑的工事。砖壁村头还有着他带领群众开凿的蓄水池式的水井，清漳河上还架着他为群众修建的桥梁，……左权同志和军民是多么贴心啊！

1978年的10月到11月，我走遍了这片山川，那密林、草丛、群山、流水，都是左权同志当年战斗过的地方，那麻田路边粗大的柿子树、核桃树，它们都看见过左权同志的脚印。这里的许多父老们啊，更是有幸地跟左权同志一起播过种、收过庄稼，黎明，望见他和战士们一起出操练武；傍晚，和同志们、乡亲们一道散步谈心；每次战斗，他在前沿指挥；撤退，他在后面掩护。我观看了3处当年八路军总部的驻地，瞻仰了左权同志战斗过的遗迹。这是11月中旬的一天清早，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要求去瞻仰左权同志殉国的地方。感谢县委的帮助——县委对于要想去十字岭的同志有着特殊亲热的感情——派了一辆吉普车送我们上山。刚出城，天空就飘落下这一年第一场雪花，路白了，树白了，这一天，左权县山川一片洁白肃穆，好像天知人心，都在悼念着左权同志。一个半小时后，我们已经来到了十字岭上，我噙着热泪，立在一块石碑前，上面镌刻着“左权同志牺牲处”7个字。从这山顶上向东南望，是河南的涉县；向东北看，远处便是河北的武安，近处是山西古老的辽州，后来的辽县，如今的左权县。

回到山下的一个村子里，这里是公社的所在地。男女同志，紧紧拉住我，不愿意让我走。我望着他们想，我们素不相识，却如此恋恋不舍！这是什么原因呢？不为别的，就是因为我来瞻仰了这十字岭啊！

恰巧，在这里我又遇上了一位回乡来探亲的女同志。司机向我介绍说：“她是我们县从前有名的歌手。”这位女同志现在已经40来岁了。我很想听一听这十字岭下的本地人，用乡土深情再唱一遍那首悼念左权同志的歌。我把这愿望说了出来，她怀着对左权同志的深深怀念之情低声地唱起来：

“左权将军家住湖南醴陵县，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他为国家为民族费尽心血。老乡们！他为国家为民族费尽心血。左权将军牺牲，为的咱老百姓，咱们边区的老百姓要为他报仇恨。老乡们！咱们边区的老百姓要为他报仇恨。”

她唱得悲愤激昂，好像是在战斗的当年。这是人民发自内心的歌声，左权将军永远活在这样的歌声里！（责任编辑：崔利民）

他活在人民的歌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