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7年9月6日，朱德率八路军总部冒雨从陕西云阳镇出发，在韩城芝川镇东渡黄河入晋，到1940年5月7日出太行抵洛阳与卫立煌谈判，经西安返回延安，期间除因参加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暂时离开过一段时间外，朱德在华北抗日前线整整战斗了两年零8个月，这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山西度过的。他的足迹踏遍了山西的山山水水、沟沟坎坎，他对抗日形势准确的判断和果断的决策，他临危不惧的大将风度和高超的战争指挥艺术，他坚持原则，又不失灵活的务实作风，他朴实无华，坚毅不拔的意志品质，深深地影响和感染了坚持在敌后抗战的一切仁人志士，并最终汇聚成不可阻挡的抗日洪流。

朱德对八路军入晋后战略展开的部署与党中央把山西建立成华北抗战支点的思路不谋而合

八路军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后下一步如何展开，当时党中央指示主力应集中在恒山山脉。对此，朱德有自己的看法。他在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多次发言中指出：“我们重点争取太行山及其以东地区，局势变化，可能我们有一部去绥东”。“华北方面地势上也有可能发展游击战争”，“即使友军都退下来，而我们（也）能在华北支持。”“因此，争取群众工作，首先要争取（华北）这一万万人。”朱德经略整个华北的战略设想，显然要比集中主力于恒山山脉大胆得多，也更加高瞻远瞩，充分显示出了一个伟大战略家的雄才大略。这个设想与毛泽东的“华北是全面对日作战的战场，华中是后方”的思想不谋而合。

为了实现他的战略设想，朱德在赴晋途中，马不停蹄，一边了解抗日形势，一边谋划八路军的布防。1937年9月13日，朱德刚渡过黄河，晋北重镇大同失陷，日军快速向雁门关、平型关进逼，阎锡山焦急地等待着朱德来帮他摆脱困境。9月21日，朱德一到太原，就连夜同周恩来一起被接到代县太和岭口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与阎锡山会晤，商讨八路军在晋绥的作战问题。9月23日，朱德与阎锡山会晤后抵达五台县南茹村八路军总部驻地，在此亲自安排部署了平型关战斗。9月25日，平型关战斗经一天激战，歼敌精锐1000多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和秘密文件，取得了中国军队自卢沟桥事变以来对日作战的第一次重大胜利，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大大提高了中国军队和人民的抗日士气，也极大地提升了八路军的威望。

平型关战斗第二天，朱德赶赴战场视察并总结了经验。根据对抗日形势、敌我强弱特点和山西地势的判断分析，朱德很快确定了八路军各部的工作地区：115师主要活动于晋东北和冀西；129师依托太行山，在正太路南北地区活动；120师向晋西北管涔山脉及吕梁山脉北部活动，保障前方与陕甘宁边区的联络线；令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带领一部分干部到晋西吕梁山地区开展工作；八路军总部直属队则在五台北面繁峙一带活动。由于这时129师尚未开到前线，朱德电令120师派王震率领一个团到晋冀交界的平山、井陉、盂县一带活动。考虑到这里将是日军进攻的地区，朱德要求王震在最短时间内将群众发动起来，每3天将工作情形直接向总部电告一次。

为保证各部能按计划到达指定位置并开展工作，八路军总部还指示115师刘云彪骑兵支队、杨成武独立支队、120师宋时轮、李井泉二个独立支队，分别深入到敌后活动。这样，朱德抓住了日军长驱直入，后方空虚，国民党军又节节撤退的机会，很快控制了纵贯山西的太行、吕梁两大山脉，形成以这两大山脉为依托，积极向敌后推进的态势。朱德的战略部署，与毛泽东“经营山西，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的战略思路相互得到应验。

1937年10月下旬，正当忻口战役激战之时，另一路日军沿正太路西进，娘子关告急，八路军面临被分割包围的危险。朱德当机立断，率总部及115师主力南移，并向中共中央建议在五台、阜平、蔚县一带成立晋察冀军区，由115师政委聂荣臻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率该师一部留下，创建根据地。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这个建议。朱德率部南移途中，在盂县遇到薄一波率山西抗敌决死队一个团北上。听了薄一波的汇报后，朱德很明确地告诉薄一波说：你不要在这里，马上离开五台，八路军已准备在这里建立抗日根据地。现在给你一个任务：立刻率部南下，到晋东南太行山去，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后来，薄一波按照朱德的指示，率领决死一纵队在太行太岳山区配合129师建立了一个幅员辽阔、地势极为重要的根据地。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华北战局发生重大变化，游击战成为当时最主要的抗日形式，八路军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更加明显。11月13日，朱德率八路军总部到达和顺县石拐镇，在这里召开了一次十分重要的军事会议。之所以说石拐会议十分重要，是因为在这里统一了八路军所有指战员的思想，对兵力分布、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等一系列当时十分紧迫而重大问题作出了具体详细部署。以后在对日持久战中显示出巨大威力的纵横交错的一块块抗日根据地，就是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创建、巩固并发展壮大的。朱德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他对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功莫大焉。

然而，石拐会议确立的分兵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立抗日根据地的方针，在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差一点被放弃。后来在朱德、彭德怀的坚持下才得以贯彻执行。原来，日军进攻临汾时，延安获得一个重要情报：华中地区的日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奉召回国，系日本战略计划之变更；日军拟停止在中国东南部的动作而用全力肃清黄河以北，并向西北发展。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个情报，于1938年3月初接连致电朱德，要他把在敌后的八路军主力西调，以加强河防，保障后路，只留一部分队伍在晋东南坚持游击战争；并告以此方针已获得政治局会议之完全同意。中央还要求朱德、彭德怀二人也回到黄河以西，即使留一人在前方指挥，亦只宜留在吕梁山脉等不易被敌人隔断的地区，决不应留在汾河以东。这时，朱德率八路军总部在临（汾）屯（留）公路南边的南孔滩村，正准备北上太行山区。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他与彭德怀认真作了研究，并根据他们在前线掌握的实际情况，以二人名义向中共中央复电。电文详细分析了日军兵力与战场形势，认为至少在徐州会战结束前，敌军根本不可能进攻西北，如果此时将八路军主力西调，不仅不利于正在黄河以北抗敌的友军，更不利于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鉴于日军长驱直入，战线拉长，后方空虚，朱、彭建议八路军主力应继续此上，向敌后发展。中央考虑了他们的意见。3月9日，毛泽东复电同意暂不调主力过河，但要他们布置好吕梁、太岳、王屋山区工作，以保证将来转移便利。3月15日，朱德率总部到达位于太行山区的沁县小东岭，之后直至抗战胜利，八路军总部一直移动于沁县、武乡一带。太行山成了华北抗战的指挥中心与神经中枢。朱德在此伫马两年有余，指挥八路军健儿西守东进、北扼南略，在西起黄河，东迄大海，北自大青山，南接苏、鄂、皖的广大地区，驰骋纵横，建立了晋绥、晋察冀、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豫、冀鲁边、山东等几大块根据地，抗日烽火燃遍了华北大地。1940年5月，当朱德即将下太行离晋赴陕，面对黄河，想起日夜在一起战斗的战友和太行人民，内心既激动又欣慰，赋《出太行》诗一首：“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两岸烽烟红似火，比行当可慰同仇。”

朱德对抗日根据地各项建设的指示与实践，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全面抗战的路线方针政策

关于在抗日根据地开展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群众运动、经济建设、统一战线、对敌斗争等项工作，中共中央作出了一系列指示。朱德在抗日根据地全面贯彻执行了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

朱德对组织发动民众十分重视。他指出：“据我们的经验与估计来看，抗日战争不是一年半载与一两次战争就能解决的。战争的时间必会长久，战线必定会很宽。那么我们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就是预备军的动员如何，预备军的组织如何。”朱德所指的预备军动员和组织，就是充分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的问题。他说：“只有群众性的人民抗战，才能打赢这场战争。”他在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会上强调：“在抗战中发动民众甚为重要，在战区应由下而上及由上而下把民众组织起来。”朱德刚到太原与彭德怀、任弼时联名发布的训令中，要求八路军“模范地遵守纪律，发动和组织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他对每支准备出发到敌后开辟根据地的八路军工作队总是首先要求尽快地将群众组织起来。他本人更是身体力行，将自己看作是普通群众的一员，无论走到哪里，总是与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太行、太岳山区至今流传着许多朱总司令的感人故事。

作为一名久经沙场的军事家，朱德对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有许多独到的见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初，朱德就告诫全党：游击战争是抗战的一个力量，党校与红大要加强训练游击战争的干部，以后要派一批干部到地方去当教师，游击队的队长、政委主要从当地创造。他还指出，在没有大山的地区也可以依靠群众，利用村庄、地沟、山边等有利地形打游击。游击战要机动灵活，有把握的就打，没有把握的就不打。1937年8月11日，朱德在南京同蒋介石谈判时，就抗战的战略战术问题发表过重要谈话，指出：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在正面集中兵力太多，必受损失，必须到敌人的侧翼活动。敌人作战离不开交通线，我们则应离开交通线，进行运动战，在运动中杀伤敌人。游击战是抗战中的重要因素，游击队在敌后积极活动，敌人就不得不派兵守卫其后方，这就牵制了它的大量兵力。他建议国民党军事当局举办游击训练班，并预言，日军为分散中国当局对华北的注意力，将会声东击西在上海发动战争。可惜朱德的这番真知灼见，蒋介石并没有听进去多少。两天后，即8月13日，正如朱德所料，日军突然向上海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虽然守军英勇抵抗，但由于准备不足，上海最终失陷。

八路军渡河出兵后，朱德主张要谨慎用兵，注意保存实力，但他强调“保存的方法应是积极的、向前的、发展的……只有积极的活动，才能发展群众战。”他说：“持久战单凭消耗是不可能的……主要的是发动广大群众，军事上是发动广大游击战争。”为此，朱德一到太原，就向八路军发布训令，要求各部以机动灵活的袭击，求得消灭敌人的小部，兴奋友军，促使他们转变呆板死守的战术。

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大捷后，朱德及时总结了敌我双方的优势和劣势，并再三告诫八路军官兵：“我们以劣势武器要战胜现代化的强敌，在战术上就必须善于灵巧机动的使用自己的兵力和兵器，发挥自己旺盛的攻击精神，选择有利阵地与时机，抓住敌人弱点，集中优势兵力和兵器，采用秘密、迅速的动作，出敌不意，突然袭击，进行肉搏，坚决消灭之，否则即难成功。”朱德曾说，我们能够打败日本军队，这不仅出于自信，而且也有战略上的依据。

朱德特别重视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他根据复杂多变的战场实际情况，坚决而又灵活地执行了洛川会议确定的“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

开始时，他把大批八路军部队分散到各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同时，又集中保持一定数量的作战部队，用以迟滞敌军前进，破坏道路、桥梁、袭击敌军辎重及其后勤设施，作为游击战争的骨干与支柱。

据129师统计，从1937年11月至1938年4月，该师有步骤地分遣了三分之二的兵力，即当时64个连队中的41个连队到各地开展游击战争。其他两个师的情况也大体如此。总部直属队也大多被派出去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当时群众抗日情绪空前高涨，无论什么地方，只要八路军派人去领导，很快就能组织起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再加上中共地方组织和牺盟会等进步抗日组织的发动以及人民群众自发组织的游击队，山西、河北各地很快就燃起了抗日游击战的烽火。

朱德根据形势的发展，不断地调整运动战与游击战的比重，以游击战掩护运动战，以运动战配合游击战；在游击战中融合着向运动发展的连贯性，既帮助了地方游击队的发展，又不断地壮大了八路军本身。他认为，游击战与运动战二者之间，“并没有一道长城把它们间隔开来”。什么时候打游击战，什么时候打运动战以及它们各占多少分量，不可凭主观臆想，而要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和当时的条件来决定。

为了适应游击战争迅猛发展的需要，1938年上半年，朱德发表了《论抗日游击战争》一书，对指导游击战争的健康发展，提高广大游击战士的思想认识和战术水平，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38年2月下旬，日军分兵两路向临汾进攻。一路顺同蒲路南下，一路沿临屯公路西进。此时，国共双方各种机构和部队大多驻在临汾周围，准备遵照蒋介石的决定反攻太原，对突然而来的日军毫无抵抗准备。朱德率八路军总部从洪洞马牧村正动身到太行前线指挥作战，见情况万分紧急，决定先留下来与日军周旋，迟滞敌军西进。虽然随行的仅有警卫通讯营的两个连约200人，但朱德早已忘记了自己的危险处境，泰然自若地亲率两个连的兵力及少量安泽县的自卫队与敌人打了三天三夜，为临汾数十万军民安全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1938年4月，日军分九路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实施围攻。朱德亲自指挥八路军和一部分友军、地方武装开展了反围攻作战。在日军进攻之前，朱德就制定了作战方针：以一部兵力钳制各路进攻之敌，集中主力相机击破其一路；发动群众，对日军将到之处坚壁清野；各游击队和自卫队、民兵袭扰敌军，配合主力作战。日军刚出动，朱德即令129师主力及115师689团向东转移到日军合击线以外的麻田至河北涉县一带集结待机。日军进入根据地后，处处受到八路军小股部队、友军部队及游击队、民兵的袭扰、阻击，行进缓慢。4月16日，朱德令待机部队快速行动，在武乡县长乐村追上行动迟缓的日军，展开激战，一举歼敌2200余人，击毙战马五六百匹，缴获一部分枪支及其他军用品。击溃其一路后，其他各路日军纷纷退却。至27日，抗日军民乘胜连克榆社、辽县、武乡、沁县、沁源、壶关、安泽、屯留、黎城、潞城、长子、长治、阳城、沁水、高平、晋城及河北涉县等十余座县城，巩固并扩大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以后发展起来的横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四省的晋冀鲁豫解放区就是在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的，成为华北敌后抗日战争最主要的根据地。

粉碎日军九路围攻后，朱德到晋东南各地进行实地考察，指导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建设，晋城境内的阳城、沁水、陵川、高平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仅在沁水县端氏镇古堆村就驻了二十多天。

关于统一战线问题，他指出：“现在最主要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的任务是联合全国力量打日本。”他在《实行对日抗战》文章中，大声疾呼：“和平已到了绝望时期，国难已到了最后关头！现在，摆在我们每个中华儿女、炎黄子孙面前的问题，只有对日本强盗实行抗战。”他在端氏期间，亲自拜访当地望族贾进德（贾景德的族弟），向其晓以民族大义，宣传党的全民抗战主张，要他带头减租减息，支援抗战。但他坚决反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主张在党的领导下独立自主地开展对日战争。他说：“中国要打败日本，必须靠全国的工人和农民的力量。唯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开展这场群众运动。因此，南京必须跟我们合作，这场战争必定是一场总体战。”他认为“争取独立性，我们是主导线”，在国共合作条件下，“我们要谨防扒手，但过分防了也会限制自己，看清楚，我们自有办法。”对于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他主张要争取其与我军共同抗日，争取他们能在华北多抵抗一段时间。

朱德每到一地，必先要求当地党组织大胆工作，建立武装，牢牢掌握战争领导权和主动权。晋城境内的“南公八路”等抗日武装就是在他的指示下成立的。他十分重视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对担任抗日政府领导的共产党员全力保护。阳城县长李敏之因积极抗日，惩处汉奸，遭到顽固派的忌恨，被阎锡山撤职通缉。朱德知道后，为了保护李敏之，举荐他到延安学习。

经济建设关系到抗日根据地的生存，朱德对此高度重视。每到一地，他必要了解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指示立即取消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他在《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一文中指出：“没有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就不能坚持敌后抗战”；“敌后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任务，就是要各根据地做到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准备持久，”“要一方面源源不断地供给抗战部队的需要，一方面又要相当地保证改善人民生活，来支持长期苦战”。他总结出发展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几项基本原则：第一，调动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等小生产者的积极性，猛烈地发展农业和手工业，提倡农村副业、畜牧业与家庭手工业，以提高生产量；第二，发展合作事业，实行低利借贷，减租减息，提高群众对生产的热忱；第三，对内实行贸易自由，流通物资，对外实行贸易统制，提倡使用土货，以打击敌寇的经济侵略，扶助民族经济；第四，在一切机关、部队中有计划地进行热烈的生产运动和发展严格的节约运动。为了切实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发展经济，朱德命令所部并亲自带领八路军总部的工作人员开荒垦田，种粮种菜，保证供给，他把这一经验后来运用到南泥湾，为陕甘宁边区严重的饥荒解了燃眉之急。

朱德伟大的人格魅力是根据地抗日事业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

领袖和伟人的作用也许不是历史发展必然和决定的因素，却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甚至可以迟滞或加快历史发展进程。山西各抗日根据地之所以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创建，并迅速发展壮大，与朱德个人的人格魅力密不可分。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身为红军最高统帅的朱德立即致电驻守平津的第29军领导人宋哲元、张自忠，表示红军愿与29军共同抗日，为国效命。同时，命令红军各部“限十天完成各项抗日的准备工作，听候出动命令。”为了抒发胸怀，他奋笔题写下誓词：“我辈皆炎黄子孙，华族胄裔，生当其时，身负干戈，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何以为人！我们誓率全体红军，联合友军，即日开赴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复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天职！”他这种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不仅教育了八路军全体官兵，更深深感染了一切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们。誓死不接受日军劝降，与日军浴血奋战直至为国捐躯的国民98军军长武士敏生前说过：“我带兵打了几十年的仗，真正懂得为谁打仗是在小东岭（沁县小东岭，1938年朱德在此为东路军将领讲话）听了朱总司令的讲话后才明白的。”

朱德率部到山西抗日前线后，曾给已中断十年联系的四川家乡亲属写了两封信，信中除打探亲人下落，叙说自己正奔赴抗日战场，表示有信心打败日军侵略军外，对亲属中有欲来找他的人这样说道：“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苦耐劳之人，无妨多来，”并说明人民军队待遇平等，“我为了保持革命军队的良规，从来也没有要过一文钱，任何闲散人来，公家及我均难招待。”反映了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一心为革命的高尚情操。

尽管朱德自己生活十分俭朴，但对广大人民群众和友军却慷慨解囊，当友军陷于困难处境时，八路军总是尽力前去支援和帮助。当时，友军对朱德及其领导的八路军表示出极大的尊敬和热情，有的要求朱德派人到他们那儿进行指导，有的请朱德及八路军其他将领去作报告、讲课，主动靠近八路军。如国民军17师赵寿山部在高平多次与日军搏杀，部队休整时，想请朱德为他们作报告，朱德此时有事脱不开身，便由彭德怀和自己的夫人康克清专程到高平看望17师全体将士，鼓舞其斗志。朱德不但重视对友军的中、下层工作，而且亲自做友军的上层工作。他对阎锡山、卫立煌以及第二战区的其他高级将领做了许多工作。他的才能、胸襟、气度和诚挚的态度，赢得了友军将领的好感和钦佩，使他们中的许多人逐渐改变了多年形成的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偏见，有力地维护和坚持了团结抗战。这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朱德和卫立煌的友谊了。

抗战开始后，卫立煌看到华北前线这么多国民党军队都吃败仗，只有八路军打胜仗，觉得八路军了不起。忻口会战时，他是该战役的前敌总指挥，他的第14集团军是该战役的主力，打得非常坚决。战役中，朱德指挥八路军切断敌军后路，袭击敌军运输线及后方基地，使忻口敌军的粮食、弹药、汽油等供应困难，在一个时期内，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几乎全部失去作用。特别是八路军袭击了敌阳明堡机场，毁敌飞机24架，大大减轻了忻口正面战场的压力。对此，卫立煌非常高兴，对朱德总司令更加仰慕。

朱德和卫立煌第一次见面是1938年1月在临汾。这时，卫刚晋升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他同朱德乘火车去洛阳参加蒋介石召开的会议，一路上两人谈得很投机。朱德平易朴素的外表、诚挚谦逊的态度、从旧军队将领成为红军总司令的经历以及所讲的关于抗日救国的道理，给卫立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朱德也很赞赏卫立煌积极抗日的态度和英勇作战的表现。

洛阳会议结束后，正逢春节。卫立煌率领部下将领到八路军部驻地向朱德等人拜年，向八路军学习。朱德在欢迎会上高度评价了卫立煌及其部下在忻口战役中的杰出表现和功绩，卫非常兴奋。为了向八路军学习，卫要求朱德介绍一些人到他部队中工作，朱德欣然同意。卫立煌还把他部下的六个团交给朱德指挥。朱德嘱咐刘伯承、贺龙等要正确使用这些友军部队，给以必要的照顾和帮助，不要把他们使用于过分艰苦的境域和过分复杂的环境；要虚心、诚恳地对待他们，帮助他们进步和解决某些行动中的实际困难。

此后，朱德和卫立煌每次见面都要促膝长谈，有时甚至关门密谈，一谈就是几天。康克清曾回忆说：朱老总说过，卫立煌这人可靠。他与卫立煌的关系不同一般，无话不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前，朱老总路过卫立煌处，卫送给他一支钢笔和一块手表。朱老总对这两样礼物很爱惜，直到后来不能用了，还专门交代要留下保存好。朱德也经常送些进步书刊给卫立煌。

在朱德，还有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影响下，卫立煌始终与八路军友好相处，合作抗日，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了八路军某些帮助，甚至还提出了希望参加共产党的要求。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时，蒋介石曾严令卫立煌调兵向八路军进攻。当时，卫立煌已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设长官部于河南洛阳。他对蒋介石的命令表面上作了一些虚张声势的进攻部署，实际上却按兵不动。同时，私下里派人带信给朱德，要八路军适可而止并作适当让步，以免事态扩大。当八路军作了让步，主动退出白（圭）晋（城）公路和太南地区后，卫立即向蒋介石作了报告，使蒋介石有一个下台的台阶。1940年5月，朱德离开山西，到洛阳与卫立煌谈判，卫立煌早早派车到黄河边迎候。为了便于交谈和安全，朱德住在卫立煌的长官部，谈判内容除停止摩擦，合作抗日，划分作战区域等问题外，朱德还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提出了八路军扩编、增饷等问题，卫答应去重庆向蒋介石报告。在赴洛阳路过晋城时，朱德发现国民党部队里关有共产党和决死队、八路军的人。他向卫立煌提出要求，第二天卫即下令释放了这些人。

在洛阳，国民党顽固分子和特务找不到机会加害朱德，便利用会面机会，用谎言污蔑、攻击八路军和朱德。朱德则针锋相对，舌战群顽，据理一一驳斥他们的谬论。后来，朱德在延安干部学习周年总结大会上讲到这一段情况时说：“他们早布置好了，大家准备难倒我，大家都控告八路军不好。但是，我有马列主义做依靠，所以，我也是头头是道，理直气壮地和他们争辩，驳倒了他们，说服了他们，指出他们制造摩擦是没有前途的，劝他们不要再固执下去，结果有许多人没有话回答，有些人点头表示同意。”

在抗日前线，朱德还与许多倾向支持抗日的爱国民主人士、记者和国际友人结下了深厚友谊。这其中，包括《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作者斯诺，第一个向全世界宣传报道延安的记者史沫特莱，为促进团结抗战而拜会的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王葆真，以及周立波、舒群等人。著名文学家茅盾刚认识朱德时，发现朱德对杜甫、白居易等诗人及其作品很熟悉，后来他对人说：“这位名震中外的将军有很高的文学素养。”

对待与八路军不友好的部队及其将领，朱德的方针是利用矛盾，区别对待，团结多数，孤立打击少数。在这个方针指导下，根据地军民击退了国民党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1939年7月，日军以5万兵力对八路军总部所在的晋东南根据地实行第二次九路围攻。国民党顽固分子张荫悟乘机袭击八路军侧背，制造了“深县事件”，残杀八路军后方机关干部、战士400余人，并得意地向蒋介石报告，说什么：“倭寇‘扫荡’八路……在他人以为大难当前，在我以为军政开展的机会，叫要‘专打八路军’。”朱德一面致电蒋介石揭露其罪行，一面部署反击。至8月底，全歼张部，张荫悟只身逃跑。

1939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制定了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方针，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首先发难的是山西，12月初，阎锡山发动了“十二月事变”。这次事变表面上看是山西新旧两军之争，实质上却是山西的顽固派发动的一场反共、反八路军的斗争。对此，朱德、彭德怀在写给阎锡山的信中这样描述：“（我们）路过阳城、晋城，适见孙楚先生联合友军（指国民党军），对晋东南牺盟会大肆摧残，阳城、晋城、高平、陵川、沁水、浮山等县相继发生政变，以武装残酷手段对抗日进步分子枪杀、活埋，日必数起，逮捕囚禁，狱为之满，并积极破坏金融，……致物价飞腾，商贾辍业。而各地反动分子更乘机活动，寻求报复，越货杀人，社会陷于恐怖。孙先生部属中之坏分子更到处宣传，先解决牺盟，后逐八路军，并对共产党任意污蔑，甚至共产党员亦有被残杀者，其形势较（民国）十六年湖南马日事变尤为严重。”针对各地摩擦事件日益增多，朱德以大局为重，一忍再忍，指示各部“加紧各方统一战线工作，团结抗日力量，克服目前困难；对一切顽固势力必须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反摩擦亦须适可而止。”

但阎锡山我行我素，对朱德的来信置若罔闻，把朱德的忍让当作怯懦，加剧了反共、反八路军决死队的步伐。据晋城地区统计，在这次事变中，有数千名抗日干部被抓，约500余人遇害，仅决死纵队就叛变了1个纵队司令部、1个旅部、3个团、1个营，消灭1个营，共计损失4000余人，各种物资不可计算。在事变严重影响到团结抗日大局的形势下，朱德立刻发表了措词极为严厉的谈话：“这次事变被害的进步分子中，亦有共产党员及八路军工作人员，八路军对此不能漠不关心。八路军对少数阴谋分子危害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之言论，正在密切注意中，”并制定了反击顽固派的统一部署，报告了中共中央。根据朱德的指示，八路军、决死队的采取区别对待的办法，对保持中立的友军热情欢迎，对犹疑观望的友军极力争取，集中力量彻底打击投靠日军，专打八路军和决死队的顽军。如在晋城境内彻底消灭了与日军同住一地的阎军独8旅和第一战区黎民游击队。在给顽固派以沉重打击后，为了抗日大计，朱德及时指示各部斗争适可而止，并为免事态扩大作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让步。

1940年1月19日，蒋介石命令八路军离开太岳、太南地区。朱德断然拒绝了蒋介石的无理要求，并令陈赓率八路军386旅主力及总部特务团进驻太岳区，与薄一波一起，统一指挥该地区的八路军和决死队，保卫太岳根据地。此时，朱德还不忘提醒大家：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日本侵略军，不要因为反顽斗争而放过一切有利时机予日军和伪军以沉重的打击。朱德认为，蒋介石最相信的是武力，如果你打不过他，他就让你下不了台；如果你打败了他，他也就老老实实，一声不吭。后来，周恩来在中共七大的发言中，谈到这一点时说：“朱德同志说得对，蒋介石就是怕一个东西，怕力量。你有力量把他那个东西消灭得干干净净，他就没有说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过去了，就来了一个第一次谈判。”

朱德虽然在山西抗日前线住的时间不长，但他却在党中央与前线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他把党中央全面抗战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前方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既正确指导了抗日根据地的实践，又通过实践，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党的抗战理论，为开辟敌后根据地作了杰出的贡献。〔责任编辑：崔利民〕　

朱德对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