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档案

　　黄煦：黄克诚将军的长子，1944年生，海洋航空公司工程师，2004年退休。

201212月19日下午，在金辇大酒店的一间客房内，记者有幸采访到了开国大将黄克诚之子——现年67岁的黄煦。黄煦老先生个头不高，样貌与父亲极其相似。

朴素平实的衣着，和蔼亲切的笑容，黄老的形象与人们平常想象的“将帅子女”应具有的“威仪感”大有出入。

1938年至1939年，时任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政治委员的黄克诚，在太行太岳抗日革命根据地这块热土上度过了两年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以晋东南为起点，从这里完成了由一名军事干部，成长为党、政、军全面负责的“全面型干部”的转变过程。对自己的戎马生涯与赫赫战绩，黄克诚一生中并没有过多与子女们谈及。他不是一位喜欢夸功的将军，功过自有人评。对太行太岳抗日边区的回忆，黄煦仅仅记得父亲说过这样一句话：“路不好走，日本人不好进来。”

什么是“太行太岳精神”？对此，黄煦说体现在父亲身上就是一种“为劳苦大众而战斗的党性”。这种坚定不移的党性贯穿指导了黄克诚一生。庐山会议期间，他被撤销了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职务，工资降两级，20年没工作。“1975年，被关押了多年，刚刚走出班房的父亲在山西路遇两个因为汽车相撞而当路吵架的司机。当时，那两个司机因为交通事故责任的承担争吵得不可开交，好几公里长的一条路因为他俩而严重堵塞。父亲走上前去跟他们摆道理：‘你们在此吵闹，耽误了国家建设谁负责？’两个司机反唇相讥：‘你说得轻巧。那我们的事故谁负责？’父亲果断回答：‘我负’！”黄煦跟记者聊起这样一件记忆深刻的往事。就是这样，当年黄克诚连自己“反党集团”的帽子都还没有摘掉，却还一心想着国家。这种坚定的党性，坦荡无私、胸怀天下的将领气度，深深震撼了黄煦。

作为我军高级将领，黄克诚始终以一种信仰的力量规范自己的言行，律己治家一样严格。黄煦告诉记者，打小，父亲就教育他的四个子女（黄煦兄弟姐妹四人），要做一名普通人，不沾“公家”光，不靠老一辈“照应”，要过一种“自食其力”的生活。

“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像平常人家的小孩一样，冒着风雨，起早贪黑地等公交，乘公交车上下学。即便是病了，急需送到医院就医的关键时候，我们都没有享受过父亲公车带来的便利。”黄煦回忆。他认为，父亲这种近乎“苛刻”的做法，与战争年代里革命军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作派是一致的。

长大成人后，黄煦与兄弟姐妹几人，没有一个让父亲老人家失望：姐姐黄楠北大毕业，成了一名高能物理研究人员；排行老二的黄煦清华大学毕业，成为一名工程师；弟弟北大毕业，在《人民日报》从事新闻工作；妹妹山大毕业，从事外国文学研究。“我们全都是靠自己的双手和劳动在吃饭。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太行太岳精神’。”黄煦说。

黄煦老人是第二次来晋城。他说，町店那样一个山乡小镇，随处可见盖得很漂亮的二层洋房，让人误以为来到了大城市。而晋城的变化就更大了：从郑州到新乡再到晋城，高速公路平展、快捷，窗外雾霭流岚，景色怡人。老人说：“这条高速公路修得好，钱花得值，与打日本人那会儿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了。这次来，我感到自己的心与太行太岳贴得更近了，我在这片土地上目睹着，感受着，替父亲感到由衷的高兴。”

提到此行的目的，黄煦说，他要用回忆历史的方式，提醒年轻一代：在搞经济建设的同时，怎么也不能忘却历史上中华民族所经受的耻辱，不能忘却自己的祖辈曾经遭遇怎样的践踏与苦难，不能忘却老一辈革命者曾经在怎样一种艰难困苦的生存条件下抛头颅、洒热血，为民族独立、民主权利而战。

谈到民主权利，黄煦义愤填膺。他说，有一次，某报刊在显著位置，以大面积、大篇幅刊载了一篇倒提鸭子有违‘人权’的稿件，引起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热烈讨论。但令人心寒的是，在该篇报道的同一版面，一处非常不起眼的小角落里，竟然以屈指可数的几个文字，刊载了一则数十劳工被江水淹死的报道。“何谓人权？数十劳工的生命难不成抵不上一只被倒提的鸭子？”说到此，黄老语速加快，话音提高，差点拍案而起，与起先“云淡风轻”的形象判若两人。就在这个时刻，记者才看到老人一直不愿意张扬的，在骨子里流淌的，那股由父亲黄克诚将军遗传下来的，誓不屈服、勇于抗争的热血精神。

“只有在新中国，人民才有人权可言。要永远铭记，是中国共产党给中国的命运带来了转机，给中国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黄煦说。〔责任编辑：　崔利民〕　

父亲传承给我“太行太岳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