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村。

　　阳光普照着一座农家小院。春意渐浓，杨柳吐新芽，布谷声声。

　　红三军团召开一次特殊的会议，屋里挤满了人，有坐着的，有站着的。

　　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主持会议，中心议题是批判黄克诚。会议指出黄克诚主要有两点错误：反对攻打中心城市，对抗中央路线；主张打“土围子”、扩大苏区，反对现行土地政策，是右倾机会主义。

　　有的同志站出来，批评黄克诚一再对抗中央路线：红五军扩编为红三军团不久，他便反对攻打武汉、长沙等中心城市，而且当面向军团长彭德怀提出反对意见，因此被取消了纵队政治委员的任命；这次打赣州，他又一次站出来反对中央决定，力劝红军撤围。

　　有的同志说，黄克诚一贯有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反对中央苏区现行的土地政策，对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有看法。不少同志七嘴八舌，批判黄克诚的种种“错误”。黄克诚面对批判，表示不服，与他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黄克诚坚持认为自己的那些主张是实事求是，既不存在对抗中央命令，也不存在有右倾机会主义倾向的问题。

　　批判会上，耿直的黄克诚，单枪匹马，据理力争。会议僵持了很久，只得休会，暂时停止对黄克诚的批判。

　　按照江口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的精神，中央红军分东西两路，夹赣江而下，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红一军团与红五军团组成东路军，人闽作战，红三军团与湘赣军区和湘鄂赣军区所属的地方武装组成了西路军，以彭德怀为总指挥，膝代远为政委。

　　江口集结期间，中革军委还重编了一、三、五军团，恢复了红五军的建制与番号。

　　这样，中革军委任命邓萍为红五军军长，贺昌为政治委员，黄克诚为政治部主任。全军归属红三军团建制。

　　不久，红三军团遂沿赣江西下，准备“赤化”河西，贯通湘赣苏区与中央苏区，并相机夺取河西几个城市，使之成为革命向湘赣发展的根据地。

　　田村批判会，是在红三军团西渡赣江之前召开的。

　　部队沿赣江西下后，进入了湘、粤、赣边境地区。

　　一路上又开始了对黄克诚的批判。黄克诚仍然据理力争，与他们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行军途中，黄克诚几乎是在批判声中度过的。幸运的是，批判归批判，上级并没有给黄克诚任何处分，更没有撤消他的职务。

　　黄克诚随红五军先是进入江西境内，在茶陵、莲花、永新一线活动，这一地区原本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茶陵还是毛泽东在井冈山地区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因而红五军打算在这一带收编一些地方武装来扩充主力部队，然而收获不大。于是，红五军又迂回至上犹地区。

　　不久，西路军奉命回师赣南，挺进南康、大余。行军途中，黄克诚恰好与红五军政委贺昌携手同行。贺昌年龄比黄克诚小，但是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曾被选为中共五大、六大中央委员，是一位久经斗争考验的同志。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一手控制了中共中央，贺昌被撤消了中央委员一职，旋即派到中央苏区工作。

　　贺昌参与过对黄克诚“错误”的批判，认为黄克诚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过，黄克诚面对同志们的批判态度强硬，始终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也给贺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次携手行军，贺昌便一边走，一边同黄克诚谈话，试图说服黄克诚承认所犯“错误”。

　　黄克诚性情耿直，认定自己没有错，就理直气壮地同贺昌争论。

　　贺昌也是个犟脾气，看见黄克诚拒不认错，就集中火力反驳。

　　两个人各持己见，针锋相对，争得面红耳赤，谁也不服谁。黄克诚大声向贺昌表示：“现在不服，将来也不认错，准备和你再争论二十年。”

　　于是，黄克诚与贺昌早上争论，晚上争论，行军争论，宿营争论，仍是谁也说服不了对方。

　　黄克诚后来回忆道：贺昌不愧是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作为上级，我无论怎样同他争吵，他都不在乎。争吵归争吵，吵过之后，照样相处，毫不计较，也不影响工作。①1932 年7 月，黄克诚随红五军参加了南雄、水口战役，打击了人赣敌军的嚣张气焰，稳定了中央苏区的南翼。之后，黄克诚率部进军信丰地区开展工作。

　　8 月8 日，苏区中央局接受了周恩来等同志的提议，正式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同时组成了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参加的最高军事会议，周恩来为主席，开始部署乐安、宜黄战役。

　　黄克诚随红五军又投入了乐安、宜黄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

　　乐安、宜黄战役之后不久，红五军番号奉命取消，黄克诚被派回了三军团红三师担任政委。

　　骄阳似火，躁热难当。

　　红三军团第三师师部。

　　一个年轻人走进师部，向黄克诚行了个军礼：“报告！”

　　“来，王平同志，请坐。”黄克诚笑着说道。

　　王平是三师教导大队的政委，才二十五岁，显得虎虎有生气。他是黄克诚的老部下，两人打长沙时就认识了。那时，王平担任机关枪连文书，常跟着黄克诚活动。

　　“王平同志，今天叫你来，是和你商量一件事情。”黄克诚对待部下，一向平易近人。

　　“政委，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王平答道。

　　“教导大队的学员都是从部队的优秀班长中选拔出来的。别小看这些班长，他们可是‘军中之母’啊。部队连排干部伤亡，是他们及时担当了重任。

　　你们教导大队结合战斗总结现身说法，搞射击，教练土工作业、马刀劈刺，讲授班排进攻，搞得相当不错，训练方式十分灵活。不过，”黄克诚话锋一转，“我们的学员都是农民出身，文化程度低，连为什么刮风下雨都不懂，我建议你们教导大队还得讲点自然科学知识。”

　　王平知道，教导大队这副担子挺重的，别看它只是个连学员加在一起才一百多人的营级单位，而且学员流动性大，但是它担负着战时培养基层干部的重要任务。红三军团自平江起义时起，向来重视培训作战骨干，先后办过随营学校、军事政治训练队，现在又办起了教导队，主要培训连排干部，军团及各师领导对教导大队的工作很重视，逢有余暇，他们还亲自给学员们讲课①（见《黄克诚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第177 页），黄政委就给学员们讲过课。

　　要说讲政治工作、支部工作等课目，还难不倒王平。但是讲什么自然科学知识，王平真有点犯难了。他连小学也没上过，只是零零星星上过私塾，而且时间也不长。

　　黄克诚看出了王平的为难之处，他禁不住笑了，对王平说道：“没关系的，你先试着备课，有不懂的地方就来找我，也可以找彭邀师长嘛。”

　　“是！”一句话令王平信心倍增，“政委，保证完成任务。”王平心里很高兴，黄政委是湖南三师出来的，知识面宽；彭邀师长是长沙楚怡工业学校毕业，极有学识。有他们保驾，王平心里踏实了很多。

　　王平果然不负众望，他认真准备每一次课，遇到问题及时向黄克诚和彭邀请教，为了一个小时的课，他常常花费数倍的时间去准备，最终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看到像王平这样的年轻人生龙活虎，敢于接受挑战，政治军事训练认真刻苦，黄克诚从心里感到高兴。

　　在这段难得的休整间隙里，黄克诚十分注重对年轻干部的培养。

　　师部有个参谋吴信泉，才二十岁，读过两年书，有点文化底子，人也很精干。黄克诚经过认真考察，有意加以培养，就派他下到特务连当指导员，让他经受基层锻炼。但吴信泉为此产生了畏难情绪，他认为特务连是一个有四个排的大连，担负全师重任，自己才二十岁，能够挑起这副重担吗？于是，他找到黄克诚诉苦，毕竟年轻，说着说着，流下泪来。“共产党员可是流血不流泪啊！”黄克诚拍了拍吴信泉的肩膀，抚慰有加，“大胆去干吧，我相信你一定能胜任。”吴信泉听了，增添了勇气，咬牙上任了。

　　结果，吴信泉工作认真踏实，不负政委重望，深受战士爱戴。

　　后来吴信泉因病住院，黄克诚得知他快出院时，又派他去红军大学，进一步深造。

　　特务连的战士们知道了，一个班派一个代表到医院，搬起吴信泉的行李就回连队，舍不得放他走。

　　黄克诚听说此事，心里更高兴，赶紧去说服了战士们，让吴信泉上红军大学去了。

　　这个吴信泉，后来成为一名非常出色的指挥员。黄克诚还利用休整时间，狠抓全师的训练教育，加强部队的纪律，督促干部战士们学文化。

　　红三师政治军事工作搞得有声有色：部队准备出发了，立刻有人站出来讲几分钟射击要领，讲一些支部工作问题，教唱“射击歌”等军队歌曲；部队行军途中，成了学习的流动大课堂，每一个战士背后背一个小牌子或干脆贴张纸，上面写几个字，后面的战士看前边战士的背，认字学习，部队还作出了一天认几个字的具体规定；部队宿营休息了，就布置起了“列宁室”，组织人出墙报，学文化。

　　南方的气候是变化无常的，有时骄阳当空，有时大雨滂沱，有时雾气朦胧，湿热难当。

　　黄克诚率领红三师的干部战士们排除各种干扰，抓紧练兵，从不松懈。

　　因为他们知道，休整是暂时的，战斗，更为激烈的战斗在等待着他们。

　　笼罩在茫茫雨雾中的广昌。

　　秋风瑟瑟，阴雨绵绵。

　　红三军团驻地充满了火药味。一场批判黄克诚的会议已经进行一段时间了。

　　会议是由军团政治部组织召开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作为中央和中革军委的代表，也出席了这次批判会议。

　　这次集中批判黄克诚与宁都会议有相当大的关系。

　　10 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源召开全体会议，这就是党史上举足轻重的“宁都会议。”

　　会议认为临时中央7 月21 日给苏区中央局的长信中要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指示应当坚决予以执行。

　　接着，会议对中央苏区自攻打赣州以来的全部工作进行了总结。

　　后方中央局领导在总结中对毛泽东进行了批判与指责。他们认为攻赣州“依据当时的情况都是绝对需要的”，之所以没有打下赣州，是由于毛泽东等执行中央命令不坚决，指挥犹豫；4 月红军攻打漳州，本来是在毛泽东正确指挥下取得了胜利，他们指责“进占漳州虽获胜利，有很大政治影响，但来往延缓了北上任务的实现”；至于8 月下旬，红军在南丰、宜黄等地分兵，作群众工作，他们认为是“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是“对敌人大举进攻的恐慌动摇失却胜利信心”等等。

　　进而，后方中央局领导认为毛泽东在前三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是“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指责毛泽东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摇羽毛扇子的方法指挥作战，并且“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等等。

　　结果，会议不顾周恩来、王稼祥等前方军事领导人的反对，决定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从此，毛泽东失去了军权。

　　宁都会议激起的余波很快落到了黄克诚头上。

　　黄克诚一贯“右倾”，多次反对红军攻打中心城市，对抗中央路线，而且主张打“土围子”，扩大苏区，这些主张简直是毛泽东的翻版，因而宁都会议结束后，红三军团专门开展对黄克诚的批判。

　　广昌会议对黄克诚进行了集中批判。

　　本来，王稼祥在宁都会议上是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的，但是，作为中央和中革军委派来的代表，王稼祥还是在会上讲了话，批判黄克诚。

　　黄克诚听到宁都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遭到批判，并离开红一方面军的消息，心里说什么也想不通。

　　红军三次反“围剿”，采取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等正确的战略战术，取得了完全胜利，这是全军将土有目共睹的事实。毛泽东之所以在红一方面军全体将士面前享有很高的威信，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是一个重要原因；至于反对攻打中心城市，又有什么错误？中央关于夺取中心城市的计划在目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是很不现实的。湘南暴动开始时何等壮烈？但是，经过冒进湘南，远离根据地，一味攻打县城，八千湘南子弟所剩无几！

　　湘南暴动失败的教训太深刻了，所以黄克诚才认识到攻打中心城市是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二打长沙的失败，赣州之围徒劳无功，三千红军将士血染沙场，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毛委员反对攻打中心城市难道不对吗？

　　黄克诚想不通，特别是毛泽东离开红一方面军更使他对中央苏区的前途，忧心忡忡。脱离了毛泽东军事战略战术的红军，下一步将如何去行动呢？

　　如今，又一次面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指责，黄克诚仍坚持自己的意见，不仅拒绝检讨自己的“错误”，而且敢于直言不讳，批评上级推行的是“左”

　　倾盲动主义，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在对自己的集中批判面前，黄克诚再次表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刚直不阿的革命胸怀，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

　　黄克诚的表现使他再次被降职。

　　上级认为黄克诚态度不好，一再顽固地坚持错误，已经不适宜带兵，于是撤销了黄克诚红三师政治委员的职务，调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几天之后他又被调任教导营政治委员。这样，一个多星期之内，连撤两职。黄克诚对此泰然处之，仍然勤恳扎实地在教导营工作，并没有因为遭受批评与降职而闹情绪。

　　秋去冬来，寒风阵阵。山上的枫树，尽染红色。

　　贺昌又从红一方面军总部回到了红三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

　　这位年轻的上级领导一回来，便打听那位爱与他争吵的年长的下级——黄克诚。

　　于是，黄克诚又被贺昌从教导营要了回来，担任政治部的组织部长。

　　不是“冤家”不碰头。贺昌与黄克诚仍旧意见相悖，每天“争论”不休，贺昌指责黄克诚右倾机会主义，黄克诚也毫不客气，回敬他是盲动主义。

　　老朋友相聚，还是那副老样子，争论归争论，但他们彼此相处十分融洽，并没有因为各自主张不统一而影响工作。

　　黑云压境，杀气腾腾。

　　蒋介石在南昌设立了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任命何应钦为总司令，积极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大“围剿”。

　　1932 年12 月，在结束了对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围剿”后，蒋介石调集数十万大军，亲临南昌，分兵左、中、右三路，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对中央苏区采取包围态势，开始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大“围剿”。

　　面对敌人的“围剿”，中央苏区进行了积极的备战工作。

　　1932 年10 月13 日，就在毛泽东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回到中央政府主持工作的第二天，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关于战争紧急动员的第十二号通令》。

　　10 月29 日，周恩来、朱德、王稼祥联合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战士书》，指挥红军投入反“围剿”的战斗。

　　11 月24 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又发布紧急训令，指出“敌人大举进攻的战火就在眼前”，要求各部队抓紧政治工作，提高军事素质，赤化新占区域，做好反“围剿”的各项准备。

　　这时，毛泽东虽然已经离开红军，但是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仍然采用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一再强调战斗中一定要“运用一、二、三次战役的宝贵经验，来准备和进行全战线上的运动的战斗，以反对国民党的军队。”

　　因而，1933 年初，在周恩来、朱德的正确指挥下，红军接连取得黄狮渡、浒湾两次大捷，俘敌四千，缴枪四千，大快人心！

　　战斗结束后，周恩来提议，主力红军北上贵溪，与赣东北的红十军密切联系，在抚河至信江之间的广大区域间于运动中伺机歼敌。

　　然而，这一主张遭后方中央局领导的反对，恰在此时，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移至中央苏区瑞金，临时中央也反对主力红军北上，担心中央苏区兵力空虚，无法抵御敌人的大举进攻。于是周恩来的正确建议被否定，临时中央要求主力红军西渡抚河，攻打敌人重兵防守的南丰、南城，进而威逼、夺取临川、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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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三军团政治部。

　　南丰前线传来的消息使黄克诚陷入一缕难以化解的哀思里。

　　红三师师长彭遨牺牲了！黄克诚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彭遨是红三军团最出色的军事指挥员之一，别看他长着一脸络腮胡子，显得有些凶，他可是个有文化、有见识的人。彭遨曾经是湖南长沙楚怡工业学校毕业生，参加过北伐。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由于他勇敢善战，又富有组织工作能力，很快成为红军中的优秀指挥员。红三军团成立后，他一直担任红三师师长。彭遨为人爽快。指挥有方，深受战士们的爱戴。战士们常挂在嘴边这样一句话：“跟着彭师长，保证打胜仗”。黄克诚与彭遨共事多年，相交甚深。第二次反“围剿”期间，红三师攻打建宁城，要不是彭遨，黄克诚十有八九会血染疆场。这次南丰攻坚战，红三师担任主攻，因为南丰是敌人在赣东的支撑点，守敌实力较强，红三师强攻数次，只消灭了城外一些堡垒阵地，彭遨师长见久攻不下，亲临前沿观察敌情，不幸被敌人机枪击中，当场壮烈牺牲。黄克诚眼前又浮现彭遨的音容笑貌，眼泪禁不住流出服眶。

　　红军主力攻打南丰，连续强攻未克，彭遨师长阵亡，伤亡四百人以上，黄克诚闻讯心急似焚。

　　周恩来、朱德亲临前线了解战况后，采取了正确的作战方针。以红军一部佯攻，主力则主动撤围，转移到宜黄乐安一线以南。先后在黄陂、草台冈设伏，取得黄陂和草台冈战斗的胜利，全歼蒋介石嫡系三个师，俘敌达两万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红军装备明显改观。

　　第四次反“围剿”，红军又取得了辉煌的胜利。黄克诚也融入了中央苏区欢乐喜庆的氛围里。

　　就在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不久，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贺昌在行军途中，不慎坠马受伤，被送往瑞金后方医院治疗，黄克诚旋即被任命为三军团政治部主任。

　　几个月里，黄克诚又一次大起大落，担负起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的重任。

　　从参加革命算起，黄克诚可以说饱经风雨，然而他那刚直不阿，对革命忠贞不渝的拳拳之心，依然如旧。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乐安大湖坪，雾气濛濛。

　　黄克诚再次被降职。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以后，红一方面军奉命前往乐安县大湖坪，开始进行整编。

　　大湖坪整编后的红一方面军各部都缩编了，取消了军，师编为团，这样，红军共整编为八个师。红三军团则整编为第四、五六三个师。

　　刚刚迁入瑞金的临时中央在干部政策上，片面强调红军骨干应是工人出身的“无产阶级分子”，于是，黄克诚被调离红三军团领导层，下派到红五师担任政治部主任。

　　其实，不只是黄克诚一个人，一大批红军干部，尤其是原来赞成和拥护毛泽东主张的干部，均被调离了主力红军。

　　红三军团政治委员滕代远不久也被撤销了职务，彭德怀军团长心存异议，急忙电告临时中央，认为在战争环境中，军中高级干部不宜轻易调换，况且滕政委在战士中素有威望，因而他请求免调腾代远。但是，临时中央没有回电。彭德怀只好放滕代远走了，自己生闷气。

　　天气一天天热起来，临时中央领导人也有些头脑发热，开始在红军中继续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方针，实行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分离作战，用“两个拳头打人”的军事平均主义。

　　7 月的大湖坪，烈日当空。

　　红三军团全体指战员举行誓师大会。周恩来、朱德等红一方面领导人传达了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以红三军团第四、五师和第十九师组成东方军，彭德怀任司令员，滕代远为政委，同时辅以地方部队配合，入闽作战。

　　接着，大会进行了作战动员，传达了临时中央提出的东征任务：“筹款百万，赤化千里”，“创造百万铁的红军”，“把红旗插到福建去，开辟新的根据地”！

　　黄克诚听完这些鼓舞人心的口号，心里高兴不起来，这与李立三“左”

　　倾冒险主义路线似乎没有多大差别，他心中嘀咕。

　　东进初期，东方军进展顺利，先是击溃朋口之敌，进而尾追一百余里，攻克连城、清流、归化等县。

　　黄克诚所在的红五师奉命奔袭泉上。泉上是宁化重镇，地扼宁化、清流、归化三县的咽喉要道。红五师冒雨疾进，迅速拔除了泉上外围的敌人据点后，将泉上团团围住。泉上守敌依托土围子，负隅顽抗，并多次企图突围逃跑，被红五师顽强堵回。红五师挖了一条通向土围子围墙的地道，埋好炸药，“轰隆”一声巨响过后，围墙已经被炸开了一个大缺口，红五师趁势发起冲锋，全歼守敌，俘敌一千多人，缴获了大批粮食、弹药。

　　东方军自入闽作战以来，一直孤军深入，后勤没有保障，因而粮食困难，部队常常每天只吃两顿稀饭。行军途经山区，又逢雨季，河水猛涨，粮食更无法解决。泉上一役，总算解了燃眉之急。

　　不过，由于连日酷暑征战，东方军病员激增，战斗力削弱许多。

　　但是，临时中央授权中革军委命令东方军继续南下，逼迫敌人与之决战，以减轻南方战线今后的困难。

　　东方军奉命投入了紧张，激烈而又残酷的战斗中。

　　连日征战，时而酷暑骄阳，时而大雨滂沱，加上缺粮短米，黄克诚患上了痢疾。因为没有治痢疾的药，师卫生队只好给黄克诚反复灌肠，搞得他浑身瘫软无力，连路也走不动了。但是，黄克诚仍然坚持跟随部队行动。

　　闽西地区山多田少，夏季气候变化无常，行军十分困难，病中的黄克诚更是可想而知了。他咬牙坚持了下来。

　　不久，部队搞到一只鸡，这可是难得的佳肴。卫生队便加上一些洋参须子，熬了一大锅鸡汤，给病中的黄克诚吃下去。黄克诚渐渐恢复了体力，精神也好了许多。

　　不久，红五军沿闽江南岸而下，进军延平。围攻延平，红五师遭受很大① 不久，滕代远调离红三军团，由杨尚昆接任。——作者注。

　　损失，其中第十二团政委及其继任者先后牺牲。

　　这样，东方军从7 月初入闽，共历时三个月，虽然取得了一定胜利，但战果不大，而且连续征战，疲于奔命，常常与装备优良的敌军作战，战斗往往极为紧张、激烈、残酷，造成伤亡和疾病减员很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黄克诚目睹发生的一切，心里很不平静，更加认识到这是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分开后，造成了这种结果。

　　两个拳头打人，结果是红一军团这一个拳头置于无用，红三军团这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黄克诚隐约感到红军在行动上出现了问题。

　　就在这时，蒋介石又在积极备战，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围剿”即将到来。

　　1933 年9 月，蒋介石在德、意、美等外国军事顾问的协助下，纠集六十四个师又七个旅共五十万人，向中央苏区发动全面进攻。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拉开了沉重的帷幕。瑞金沙洲坝。秋意浓了，太阳黯淡了。

　　鸭子一半在稻田里，一半栖在田梗上。

　　一幢新建的三套间房子，孤零零竖在稻田中央，沉浸在落日的余辉里。

　　一个身材高大、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坐在正中堂屋里，与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傅古亲热地交谈。他就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

　　由于博古对军事一窍不通，他开始倚仗这位德国人李德，指挥中央红军了。

　　共产国际派来军事顾问的消息，很快传到黄克诚的耳朵里。黄克诚还知道了同志们背后对顾问的称呼——“独立房子”。李德新官上任“三把火”，却让黄克诚忧心如焚，明显预感到红军的前途不妙！

　　9 月28 日，敌人袭击中央苏区的黎川县城。

　　李德与临时中央急令东方军回师中央苏区北线，要求收复黎川，御敌于国门之外，不失寸土。

　　苦战三个月，根本没有休整的东方军，在彭德怀指挥下，奉命西返，长途跋涉，向黎川方向进发。

　　部队路经洵口，与敌第六师一部遭遇，取得首战胜利。接着，又奉命向硝石进攻。硝石有敌人重兵防守，筑有坚固阵地，东方军连续攻击五日不克。

　　彭德怀分析敌情后，果断率部撤离，幸免于难。

　　刚离开硝石，李德又命令红三军团长距离行军，去攻打抚州附近的浒湾。

　　浒湾敌军以逸待劳，凭借坚固堡垒，疯狂反扑，红军遭到很大伤亡，被迫转移。

　　浒湾失利，临时中央大动肝火，李德更是火冒三丈。李德不好直接追究彭德怀的责任，就抓来红七军团政委肖劲光，撤职并开除党籍，交付审判。

　　黄克诚所在的红五师也有一个团政委被抓作替罪羊，当即被撤销职务，并加以处决。

　　对李德的这一连串动作，黄克诚很有看法。

　　过去，按照毛泽东指挥作战的经验，红军打完一仗，都进行必要的休整，以便养精蓄锐，寻机歼敌。可是，李德全然不顾东方军鞍马劳顿，连续几个月长途奔波之苦，一味命令红三军团进攻来犯之敌；而敌人筑有坚固的阵地，以逸待劳，这样打仗，红军自然受制于敌，浒湾战斗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但是，李德不检讨自己的指挥过错，反而乱捕、滥杀毫不相于的红军干部，追究前线指挥员的责任。黄克诚觉得李德真是以势压人，殃及无辜。这样，红军能打胜仗吗？

　　其实，这些日子以来，黄克诚说话已经根本不起任何作用，因而凡遇到有关打仗的事，全由红五师师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决定。

　　自临时中央进入苏区以后，无论军队还是地方，很多持不同意见，或者是赞成、支持毛泽东的同志，都遭到“左”倾领导者的追究，受到“残酷迫害，无情打击”。

　　黄克诚知道，自己一旦不慎说出人家不中意的话，就可能被整掉，永远缄口。既然自己的意见丝毫不起作用，又何必多说什么？后来黄克诚回忆这段情景时叹惜道：

　　过去红军作战，前线部队有很大的机动性和主动权，估计能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明知道会吃亏，就决不蛮干。可现在不同了，不管大仗小仗，统统由上边制定作战方案，下达具体作战命令，前线部队在执行过程中，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机动。本来是按照上边的命令行事，但仗没有打好时，却要追究下边同志的责任，真是咄咄怪事。李德这个人治军，完全照搬德国克劳塞维茨军事学上那一套，毫不顾红军当时的具体情况，不考虑敌强我弱的特点，一味搞正规化，打阵地战，与敌人拼消耗。这样搞法，红军实在吃不消。我们可以从破译敌台的密码中获取敌人的情报，李德却利用这个好的条件，搞瞎指挥，今天命令部队去攻打这里，明天又命令部队去攻打那里，而自己又不集中兵力。结果，哪里也吃不掉，白白疲劳，消耗了部队。

　　李德的那一套军事指挥战术，黄克诚不敢苟同。经历硝石、浒湾两次战斗之后，黄克诚开始担忧红军的前途与命运了。天气凉爽，枫叶初红。

　　敌人占领黎川后，以三个师的兵力，进犯团村地区。团村，位于黎川城与德胜关之间，宛若一个小口袋底。红三军团得知敌军动向，奉命于团村地区隐蔽集结，准备乘敌运动中，对其进行短促而有力的突击。

　　由于红四师政委彭雪枫在八角亭战斗中负伤，黄克诚被派往红四师接任师政委一职。随即，黄克诚率部奔赴团村地区隐蔽待敌。

　　天刚蒙蒙亮，一抹朝霞隐现山间。

　　敌人进入了红三军团伏击区域。

　　彭德怀军团长大手有力一挥，红四师与兄弟部队如猛虎下山，突然向敌人发起了冲锋。

　　霎那间，枪炮声响彻云霄。

　　敌人顿时乱作一团，狼奔豕突，仓惶逃命。红军趁势猛冲，穷追敌寇。

　　尘土漫天，红军战士个个像丛林猛虎，突人“群羊”。

　　时过正午，耀眼的阳光直刺人的眼睛。

　　红军由东向西追击敌人，正好面对强烈的阳光，眼前白花花一片，看不见敌人，而敌人背对阳光，丝毫不受影响，反而将红军观察得一清二楚。于是，敌人架起机枪向红军猛烈扫射，压得红军抬不起头来。

　　红四师师长张锡龙与黄克诚冒着枪林弹雨，赶赴前沿视察。

　　张锡龙曾毕业于苏联莫斯科步兵学校，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军事素质相当好，尤其是他的枪法，可以抬手一枪击中飞起的麻雀。黄克诚与他相处时间虽短，但很佩服他。张锡龙每天早上五点准时起床学习，工作起来从不知疲倦，打起仗来又勇敢顽强。

　　团村战斗开始后，张锡龙一个劲地往前冲，黄克诚紧随其后。本来嘛，政委总要协助师长指挥，师长到哪里，他也应该跟到那里，况且亲临前线是黄克诚打仗时的一贯作风。

　　张锡龙身体素质好，跑起来疾步如风，黄克诚视力不好，戴副大眼镜片，体力较差，所以跟上张锡龙颇费一番气力。

　　这时，两人一前一后，来到了前沿阵地，举起望远镜观察敌情。

　　在他们侧面，大约两里左右的一个山头上，驻有敌人。

　　他们居高临下，很快发现了张锡龙和黄克诚，掉转机枪，向他们扫射过来。

　　随着“哒哒哒”一梭子枪响，毫无觉察的张锡龙头部中弹，当即倒在血泊中。子弹穿过张锡龙头部，径奔黄克诚，黄克诚猝不及防，只听“啪”一声，他的大眼镜片子被打碎，掉落在地。

　　黄克诚顿觉眼前一片模糊，情急之下就地一蹲，用手去摸眼镜，手刚触眼镜，就听见旁边的张锡龙口中发出咕噜咕噜声响。黄克诚暗叫不好，赶忙掏出一副备用眼镜戴上，目光盯向张锡龙，张锡龙头部鲜血汩汩而出，早已牺牲！

　　黄克诚悲愤欲绝，半年之内，与己共事的两位师长捐躯疆场，而且是德才兼备的优秀军事指挥员。

　　黄克诚抑制住心中的悲愤，率领红四师直入敌阵，在“为师长报仇”的口号声中，杀得敌人鬼哭狼嚎，节节溃退。然而，敌我兵力相差过于悬殊，红军只有一万两千多人，敌人却达三万之多。

　　团村之战，红军虽然击溃敌军，使敌人付出伤亡一千多人的代价，然而红军亦伤亡千余人，而且让敌人逃跑了，未能全歼敌军。

　　李德的错误指挥，使红军痛失歼敌良机。

　　黄克诚在痛惜张锡龙阵亡之余，对李德的瞎指挥更有意见了。回想起过去毛泽东指挥红军作战，那么运用自如，调动敌人疲于奔命，黄克诚心底里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应该让毛泽东出来，重新指挥红军。

　　鏖战正急，毛泽东却在后方领导查田。

　　这是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交待给毛泽东的任务。自临时中央进入苏区以后，赞同与支持毛泽东的同志屡遭责难和打击，毛泽东的处境可想而知。

　　毛泽东连军事上的发言权也失去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更是在背地里嘲笑他是个愚昧无知的农民。毛泽东顾全大局，忍辱负重，默默地为党工作。黎川与泰宁交界处。山峦起伏，林海茫茫。

　　红四师奉命接防，与红一军团会合了。这是两军自分兵作战一年多来第一次会师。

　　广大指战员高兴之情，溢于言表。

　　红一军团长林彪径直来到红四师政委黄克诚面前，劈头就问：“有盐没有？快支援一点吧。”

　　林彪是红一方面军最年轻的高级指挥员之一，性格内向，言语简短。

　　原来，红一军团已经很久没吃到盐了。

　　黄克减赶忙传令将红四师携带的盐分一些给红一军团。幸好，不久前，红三军团打沙县、尤溪时缴获了大批盐，而且占领了一座兵工厂，使红三军团全体指战员个个穿上了新衣，子弹袋装得满当当的，一改要吃没吃、要穿没穿、要子弹没子弹的局面。

　　林彪看到红四师干部战士穿戴整齐、弹药充足，还带了不少东西，很高兴，便又向黄克诚要了些腊肉、弹药等。黄克诚感慨万端。

　　“七百里驱十五日”、“横扫干军如卷席”的红军哪里去了？黄克诚禁不住回想起，毛泽东领导红军时，规定的红军三大任务：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如今，却只剩下打仗这一项了，军民之间鱼水之情被军队与地方、群众相脱离所取代。过去毛泽东指挥红军打仗，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弱敌，在运动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最后各个歼灭敌人。

　　现在，红军分兵作战，听命于军事上的瞎指挥，结果，连连受挫，战斗力日益削弱，敌人却从四面八方不断蜂拥而来。军事上受挫的同时，中央苏区的经济也出现了严重困难。这固然与敌人对苏区的包围封锁分不开，但也是“左”倾政策造成的恶果。就拿盐来说吧，过去可以通过私商将盐从吉安、赣州等地运进中央苏区，可是，自从实行了“左”的商业政策后，不准私商贩盐，反而将自己封锁了起来，红军与苏区群众吃盐发生了很大困难，前线将士每天还可以有一点盐吃，后方干脆无盐可吃了。要不是红四师不久前缴获了一批盐，黄克诚真发愁到哪里找盐给红一军团的同志们。

　　红四师刚刚休整几天，中央就来电指示，红四师立即赶赴建宁、泰宁地区，接防红一军团的阵地，参加打黎川的战斗。目送红一军团向预定地域出发后，黄克诚步履沉重，返回师部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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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晨月，阴霾渐起。

　　瑞金沙洲坝，“独立房子”。

　　中间的那间会议室里，墙上挂满了军事地图。几份已被译成俄文的电报散落在桌子上。电报旁一杯咖啡在冒着徐徐的热气，这是红军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搞来的，专供李德使用。李德又在向博古兜售他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来的“短促突击战术”。

　　“游击战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再也不能打游击战，应该打正规战。

　　不能放弃一寸土地，坚决御敌于国门之外，把敌人消灭在阵地前，用红军的碉堡战，对付蒋介石的碉堡战，为粉碎敌人的堡垒，红军应在敌人离开堡垒向前移动时，突击其先头部队，当敌人离开前进到十里以外时突击其后续部队..”李德的确像个理论家，而且常常旁证博引，极富说服力，不过他那套军事理论，远远脱离了中央红军的实际。“乞丐与龙王爷比宝”，毛泽东一语中的。

　　广昌，中央苏区的北大门。群山环抱。盱江左岸的广昌打破了往日的沉寂，笼罩在一片炮火硝烟中。蒋介石调集北路军总指挥陈诚的十一个师，沿盱江而进，每天一、两公里，水泥钢筋构筑的坚固堡垒递次跟进，缓缓逼近广昌。

　　红军由博古、李德亲组临时司令部，分任政委、总司令，调集红一方面军九个师，死守广昌。广昌内外，全是用木头架子垒上泥土而成的简易堡垒。李德要用它们“严阵以待”敌人的到来。

　　1934 年4 月10 日，一场堡垒对堡垒空前酷烈的战斗猛然拉开帷幕。敌人三四十架飞机轮番轰炸红军阵地，山炮、野炮、重迫击炮交叉实施射击，炮弹雨点般倾泻到广昌北大门外，简易堡垒倾刻间化为焦土，守护的几百名红军战士永远闭上了眼睛！敌人以营为方阵组成集团冲锋队形，在炮火掩护下，黑压压围攻过来。

　　红军依托阵地，奋力反击。四十多里的战线上，杀声四起，枪声震天，浓烟滚滚。红军弹药不足，火力不猛，眼见敌人蜂拥而来，几经冲杀，作用甚微。

　　敌人开始慢慢逼近，红军辗转苦战。

　　黄克诚亲率红四师与敌人展开了拼杀攻夺战。眼看红军伤亡越来越多，黄克诚心里窝火，这仗越打越别扭！

　　其实，广昌决战一开始，黄克诚就持反对态度。死守广昌？简直拿红军战士的生命开玩笑。他不止一次地对部下讲，李德那一套“单纯防御”、“短促突击”是错误的，敌人又是飞机又是大炮，我们连步枪、手榴弹都没有保障，单靠阵地防御怎么能顶得住呢？黄克诚认为应该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运动游击战术原则，避敌锋芒，进行必要的战略转移，到湘赣边开辟新区，保存和发展红军势力。

　　“我支点之守备队，是我战斗序列之支柱，他们应毫不动摇地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李德关于“短促突击”的论述仿佛在黄克诚耳边响起。

　　“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这不是让战士们送死吗？还谈什么“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黄克诚再也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拿起电话，找军团长彭德怀反映意见。

　　彭德怀这时也憋了一肚子火。

　　自从东方军入闽作战以来，红三军团打的胜仗屈指可数。这次反“围剿”，与敌人搞堡垒阵地战，人家堡垒坚固，人多势众，装备优良，红军只有挨打的份，仗自然越打越艰苦。

　　“照这个样子打下去，红军要被搞垮的，一点儿路也没有。你现在讲话还能起点作用，是不是你向中央提个建议，请毛泽东指挥，或许可以扭转危机。”电话那头传来黄克诚焦急的的声音。

　　彭德怀手持话筒，沉默不语。其实，黄克诚这位敢于直言不讳的老部下，已经多次向他提过类似的建议了。

　　的确，这是一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中肯建议，黄克诚关于红军前途的预测，也绝非危言耸听，彭德怀深有同感。作为一名独当一面的高级红军指挥员，彭德怀向中央建议也属于正常。但是，当时，政治气氛异常紧张，组织生活亦不正常，彭德怀贸然提出这一建议，不仅无人听从，恐怕还会影响全局，因此，彭德怀对于黄克诚的提议，没有多说什么。

　　不过，对于李德的瞎指挥，彭德怀再也忍耐不下去了。

　　他向博古、李德建议放弃固守广昌，大声疾呼：“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一万两千人，将全部毁灭，死守广昌又从何谈起？”

　　博古、李德置若罔闻。他们头脑里正充斥着一种激情：要么胜利，要么死亡！为着保卫赤色广昌而战，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

　　战斗进入异常残酷的阶段：广昌城里，残垣断壁，浓烟滚滚，硝烟弥漫；山岗上，田野里，弹坑累累，到处是横七竖八、血肉模糊的尸体。

　　红军构筑的“永久”工事、碉堡群，几乎被炸平了，几缕破军衣在残垣断壁上摇曳。

　　4 月28 日，广昌终于失守了。

　　落日的余辉将整个战场笼罩在一片悲壮的氛围中。黄克诚率部撤出了广昌。

　　广昌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黄克诚十分清楚，门户一开，中央苏区岌岌可危了。

　　一弯镰月，悬挂中天。惨白的月光倾泻在红四师宿营地。周围宁静得近乎沉寂。微风吹来，让人略感清爽。黄克诚一路行军积攒了一肚子的牢骚与意见。

　　广昌失守，红三军团又奉命为阻击敌人南下而西进。西进途中，部队奉命处处设防，搞阵地防御，而且每天都在打仗，有时甚至一天打好几次仗。

　　几个月来，红军几乎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上有飞机轰炸扫射，下有敌人轮番猛攻。部队伙食跟不上，也没有盐吃，干部战士体力不断下降，战斗力日趋削弱。进入7 月，敌人集中三十一个师，兵分六路向红军展开全面进攻，军事顾问李德竟然命令红军针锋相对，六路分兵迎敌，全线抵御，用九个师的兵力抵御三十一个师的进攻！结果可想而知———红军处处被动挨打。

　　红四师历经高虎脑、万年亭、驿前镇等战斗后，伤亡十分严重，打得也相当艰苦。

　　驿前镇战斗开始时，红军构筑了三道防线，在阵地前沿埋设地雷，堆筑鹿砦，埋设竹钉，修建较为严密的工事。但是，在敌人飞机大炮一阵猛轰滥炸之下，全部心血付之东流！红军只好依托交通壕与进攻的敌人展开血战。

　　子弹打光了，红军只好组织小分队，趁着夜色掩护，摸爬到阵地前，在敌人的尸体堆里摸拣枪枝弹药。最后，战斗以红军主动撤退而告终。更为可憎的是，在敌人的强大进攻面前，红四师参谋长被吓破了胆，叛逃到国民党军队去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红军只是关注于行军打仗，没有时间召集干部开会了。

　　黄克诚心里有意见，对李德的瞎指挥不满，担忧红军的前途，但是又无处可提。贸然向上级提意见，很可能招来大祸临头。黄克诚实在憋不住了，他愤然说了些“短促突击、红军送死”之类的牢骚话。

　　不料有人把黄克诚的这些牢骚话向上级报告了。

　　彭德怀听说此事，把黄克诚叫了来：“再提意见，你就要被撵出红军了。”

　　彭德怀私下里欣赏这位耿直的老部下，忍不住出言劝慰。黄克诚坦然答道：

　　“我又不是哑巴，岂能有话不说。”

　　彭德怀笑了：“暂时少说是为了争取多说。你少说，我多说。你要是不停他说，很快人家就一句也不让你说。”

　　黄克诚痛心疾首地说道：“如果继续照这样打下去，必将断送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

　　转眼到了酷暑八月。

　　红军且战且退，伤亡不断增加，并且疟疾等传染病流行，很多红军指战员都患了病，身体更加虚弱。

　　一天，红四师接到命令，跟随彭军团长上山看阵地。黄克诚立即传令四师的干部骑马上山。快到山上时，黄克诚远远地看见彭德怀已经在山上了，他赶忙轻声招呼红四师干部：“下马，下马，彭军团长在山上边哩。”

　　原来，彭德怀治军严格，要求干部们率先垂范，身先士卒。他自己常常以身作则，行军打仗时，总是步行，把马让给伤病员骑，因而他不赞成干部平时骑马，如果让他碰到没有病骑马，准挨批评：“年轻轻的骑牲口干什么？”

　　这次，黄克诚见大家都身疲力竭，也就没有提醒大家。师长洪超没有下马，说道：“反正他已经看见了，骑上去挨骂，牵上去也挨骂，索性骑上让他骂更好些。”

　　红十一团政委王平大病未愈，也没下马。

　　到了山上，彭德怀并没有责怪大家，反而问道：“你们都没骑马上来吗？”

　　洪超大声答道：“谁敢骑呀？只有我这个铁皮脑袋不怕，骑着马上来准备挨骂。”

　　彭德怀带着爱怜而又沉重的表情说：“现在大家身体都不行了，太疲劳了。我也正在打摆子发疟疾，也是骑马上来的。以后身体支持不住就骑马吧！”

　　大家看完地形下山后，军团给各团供给处长下了通知，每星期想办法给团长、政委炖只鸡吃，补养身体。彭德怀关心部下，给黄克诚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五次反“围剿”已经打了一年之久，敌人缓缓推进，缩小对中央苏区的包围，红军和中央苏区陷入绝境。

　　这时，毛泽东再次站了出来，向博古、李德进言：“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结果，这一正确建议遭拒绝。

1934 年10 月上旬，敌人先后攻占兴国、古龙冈、宁都、石城、会昌一线，中央红军已处于十分危急的局面。为保存红军有生力量，突围转移，势在必行。

（责任编辑：馨语）

第五章 遭劫难勇抗争苏区霜晨月

第五章遭劫难勇抗争苏区霜晨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