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教师对东方红中学的回忆

陵川二中是我县唯一的“省级示范初中”，建校49年历史。它的前身叫“东方红中学”（简称“东方红”或“东中”）。

“东方红中学”从成立到更名为“陵川二中”的16年间，横跨“文革”和“改革开放之初”，培养出初、高中生四千余名，这些学生在改革开放中致力于祖国的各项事业，成为优秀人材，做出了巨大贡献。“东方红中学”可谓桃李满天下。

寻根溯源，追忆校史。这里我特写出“对东方红中学的回忆”一文。希望“陵川二中”毕业的莘莘学子以及关心二中的人士，可以从此文所叙学校建立与改革开放教育发展的一斑，窥视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教育革命”和改革开放教育的飞速发展，并引起对当今教育改革的瞻望。

“文革”创建

上世纪六十年代，设在古老崇安寺和八腊庙的城关完小，是一所有一至六年级，500多名学生、40多名教师，教学质量上乘，闻名全县的完全小学。

1967年，全国“文化大革命”进入夺权阶段。当时，城关完小师生“造反”夺了校领导的权，成立了由领导、教师、学生参与的三结合的领导班子，给学校改了个响亮亮的时髦的名字——“东方红小学”。

1968年12月，全国教育界开展了对山东省两位教育工作者给党中央“关于公办小学下放大队来办” 建议信的大讨论。接着，教育来了个大变动，实行了公办小学下放大队来办的办法，教师“社来社去，队来队去，亦教亦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69年 4月党的“九大”刚开罢，很快，我与十余位城关籍教师从乡下调回到县城“东方红小学”。才一月，教育界贯彻毛主席“五七指示”精神，小学撤销高小，变6年学制为5年学制；初中变3年学制为2年学制，并改学年为年初招生，年末毕业。

东方红小学“ 高小部”被撤销了，30多位教师感到迷茫。“东方红小学”五、六年级200多名学生面临升初中，但陵川中学（校址在东川）初中班已停办，孩子们只好坐等在家。

此时，“东方红小学”主要领导人李理富和庞发顺与老师们商谈，听听大家对学校的前途有什么想法。这时，有的老师提出了将“东方红小学”转制为“初级中学”的建议，并分析了有利条件：学校有现成的地盘崇安寺原陵川中学校址，教师中有一部分属1966年前毕业的中师生和高中生，文化程度好，有能力教初中课程。学校还有陵川中学留下来的一些物理、化学仪器，有较大的操场，重要的是广大教师富有敬业精神，有办好初中的信心。

李、庞二位同志赞同大家的意见。他俩于是三番五次地到县上管教育的“政工组”，到隶属城关公社找领导，谈出学校的意见。

那时候，县“政工组”和“城关公社”领导也在为“东方红小学”的出路考虑。他们多次研究，也有将“东方红小学”转制为“初级中学”的计划，但怕学校师资和创办条件不够而犹豫不决。这时他们听到了学校广大教师的心声，相信群众。于是，县“政工组”决定，原东方红小学领导与教职员工不动，占崇安寺原陵川中学校址，办“城关中学”，学校由城关公社“核心小组（党委）”、“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 领导。

1969年6月，李理富、庞发顺将“东方红小学”五、六年级5个班的学生招来，按军队建制，编为“城关中学”一至五排（二年后又改为班），分别由骨干教师牛金升、焦全顺、陈秋忙、程存富、武天贵、和张龙担任排主任。学校成立了李理富、庞发顺，教师焦全顺、陈秋忙，学生代表李国胜、郎福兴、张丽丽参与的“革命委员会”。“城关中学”正式成立了。

在全校教职工会议上，大家对上级的决定积极拥护，并表示，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办好初中，使学校成为陵川中学之后的第二中学校。

1970年初，学校多名教师又向校领导建议，校名还是延续“东方红”为好。于是学校请示城关公社革委会，征得同意。之后，教师们将校大门上方“毛体” “东方红小学”校名以及校旗上“东方红小学”的“小”字去掉，在毛主席书法中选出一个“中”字换上去。就这样，东方红中学正式叫响了。以后，广大师生及社会人士喜欢简称学校为“东方红”。

同年，陵川中学调过来一个有20多名学生并将要毕业的初中班，由“东方红”领导，学校管这个班叫“新到排”。

我如今还有两张珍贵照片，一张为1971年元旦“陵川县东方红首届初中毕业留念”照，那是包括一至五排以及“新到排”的全体学生，还有校领导以及代课教师，在崇安寺中央大殿前的合影。还有一张同日摄的“陵川县东方红革委成员合影”。相纸虽破旧，师生容貌可见。

学校教育

1970年，县“政工组”调进杨桃锁、李海发，充实了校领导班子。还调进七、八位有大专文凭的外县教师。学校招了6至13排七个班。这时“东方红”班级多，课程设有政治、语文、数学、英语、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音、体、美等。

为了提高师资，学校加强了教学研究，要求教师集体备课，鼓励教师自学。管理上采取教师吃住在校，严格工作时间、纪律等办法，迅速拔高了教师文化与教学水平。“东方红”的教师接受毛泽东思想教育，工作十分敬业，从黎明带学生出操至晚上备课到10点，兢兢业业。没有叫累的，很少因病因事请假的。

那时学校教育贯彻毛主席“五七指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 精神。七十年代的“东方红”就是以积极落实毛主席“五七指示”闻名全县的。

先说“学文”。那时山西省编写的初中教材内容少而浅，像语文课本里范文短，加了“毛主席语录”。代数、几何课合为“数学”，内容也简单，物理、化学课以“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代替。英语教材也浅，教师们边教边学，驾轻就熟，到是得心应手。广大学子孜孜不倦学习，向又红又专的方向发展。

为了让学生“学农”，1972年，学校与城关周边罗家、东坡等村协商，争取回30余亩荒地，分给各班耕种，建立了“学农”基地。

学生常参加劳动，积粪、施肥、春耕、春播、秋收。用了不少时间，流了不少汗水。教师还带领学生到城五关生产队“帮农”锄地、收割，教师被城关公社抽调“下乡”到生产队检查生产。师生通过“学农”，贴近了农民，锤炼了思想和身体。学校“校园地”打下的粮食补助了食堂，班级得到的粮食款再加上学生“勤工俭学”的经济收益，有的班给学生解决了学费、书籍费，有的班还给学生买张票看电影，买件背心穿。

1972年秋，县里将陵川中学老校长薛增义调入“东方红”任革委会主任。他在如何开展“学工”上动了不少脑子。学校先是派我到附城公社双泉学校考察制造“黑矾”的技术。我回校后与李贵有老师在校园后边建造了锻烧炉，接着就烧矿石制造黑矾。经过多次试验，成品出来了，但没有销路，只好放弃。1973年至1976年，学校与县地毯厂挂钩在校园办起校办地毯厂，我与秦青云老师负责，带领30余名学生织五彩缤纷的“京式”、“美术式”地毯。那时，学生都能到校办地毯厂参加“抖线”“织毯”劳动。校办厂四年织出3000多平方米地毯，为学校创收4万余元。因此，学校被城关公社、县“革委会”评为落实毛主席“五七指示”的“模范校”。

那时学生“学军”。体育课、早操、课间操进行“军训”，持木枪学习刺击。校领导李理富、李海发临场手把手教学生动作，要求非常严格。全校还组织各班进行刺击比赛。少男少女学生最为欣赏的是毛主席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这首诗。通过军训，“东方红”的学生纪律严明，校风好。

学校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学生当演员，老师做伴奏。曹云鹤老师编排出许多文艺节目，宣传队到十里河水电工程、马圪垱公社村庄以及城关公社各村进行演出，得到广大群众的好评。

那时候的老师和学生很艰苦，要教学，又要参加很多体力劳动，支农、勤工俭学。老师们曾去簸箕掌水库和南池挖运过土，去老槐树岭抬过课桌等等。校园是土院，教室地面是砖砌，学生每天打扫卫生闹得灰头土脸，争取全校检查班级获第一。这样一来 “学文”时间就少了。老师们为了让孩子们多学一点知识，总是争分夺秒授课、补课。学生们文化课上求知若渴，孜孜不倦学习。

后来学校实行贫下中农管理，“东方红”特请城五关生产大队各派一名农民代表，组成“贫管会”、“工宣队”，参与学校管理。

1976年，全国教育向普及方向发展，各地争取孩子读书“小学不出村，初中不出队，有条件的学校发展高中（二年制）”。年初，“东方红”按县上指示试办高中班。

学校有了举办初中班的经验，但要办高中班真的还有困难。老校长薛增义为选拔高中教师冥思苦想，确定了人选亲自上门动员其代高中课程，教师们难辞盛请，欣然接受代课。就这样，“东方红”高1班成立了，由武天贵任班主任。

“东方红”的高中班给学校长了脸，良好的学风给初中班学生带了头，初中、高中教育并驾齐驱发展迅速，深受全县好评。

转眼间，1977年到了。年初，学校又招收了两个高中班。我担任高3班班主任，代语文课。

高1、高2、高3这三个班有个共同点，就是喜爱音、体、美的学生很多。那时，各班能出男女篮球队。高3班有的学生会吹笛子、拉胡琴、拉手风琴，有的并会吹小号和长号，学校组织歌咏比赛，伴奏的像是一支交响乐团。学校举行书画展，这三个班的学生作品占了全校多半。体育方面有王国斌、王继红等拿到了市竞赛奖牌。

1978年初，学校招了高4至高7四个班。1979年初，学校招了高8至高11四个班。

“文革”中，全国大专院校基本停办。城市中建有“五七大学”。大学、高中招生，生源都由原学校领导与学生所在生产大队“革委会”，推荐选拔文化课成绩和政治条件好的学生，进入高一级学校读书。其实要求成绩好是次要的，主要是政治条件好。更重要靠“父亲红”，有权、有关系，这样的学生才能进入高一级学校读书。所以，在“东方红”读书的优秀生并不一定能进入高一级学校。这对广大学生是很不公平的。但形势使然，学生心虽有怨但是无奈。

1977年“文革”结束，社会处于拨乱反正时期。那年年底，中央恢复了停止了11年的全国高考制度，并改学年为秋季招生，夏季毕业。

高1班的毕业生参加了1978年夏季的“全国高考”，有4名学生达线考入中专学校。

1979年初，高2班、高3班学生毕业，参加夏季的高考。

我与班级代课教师为了学生能考出好成绩，费尽了心血。刻印学习资料，带领学生加班加点复习，猜题押宝；学生们刻苦用心，挑灯夜战。师生同在一战壕，废寝忘食。通过高考，高3班有周文锋等5名学生考入大中专学校。在当时全国只有5%升学率的机遇下，这点成绩足可以告慰学校与家长了。

升格二中

1980年，县教育局决定，“东方红”不再举办高中班，为全初中，面向全县招生。这时，全国教育来了个大改革。初、高中学制变为三年，课程全设，教材内容增多加深。

县上调靳保胜、吴存孝、赵理民三位同志担任“东方红”的领导，学校设立了党支部。同时，县里还给“东方红”调进6名在全县有名的教师。之后，学校充分调动教师积极性，并培养教师党员。尊师重教在“东方红”蔚然成风。

夏季招生，县教育局将全县的高分生百余名分配给“东方红”。“东方红”设了53、54、55、56四个班。我代55班语文课任班主任。

这四个班两百多名学生中，有大半基础很好。他们专心致志的精神带动了全体学生争先恐后学习。各班学风浓、纪律好，校风焕然一新。代课教师严谨治学，诲人不倦，班级形成比、学、赶、超的良好局面。四个班的学生1983年毕业，80%的学生考入了县一中以及域外的中专学校。又三年，这批学生中有许多考上了大专、中专，特别是赵红斌、赵士亮两位学生被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录取。

有了好的开头，有了好的声誉，“东方红”每年招生，学子想方设法进入“东方红”者趋之若鹜，捷足先登。

1984年，县政府为了改善“东方红”办学条件，更为了扩大学校规模，特拨款修建教学楼。学校将旧教室拆除，在校园中建起了16间两层“一字楼”，接着，又建起了33间两层“工字楼”。“东方红”崭新的教学大楼在卧龙岗上崇安古刹熠熠生辉。

这时，“东方红”扩为6轨制。全校共18个教学班，拥有1200多名学生。“东方红中学”红遍了全县。

1985年4月1日，陵川县人民政府发文，将“陵川县中学”改名为“陵川县第一中学校”；“东方红中学”改名为“陵川县第二中学校”。

“东方红中学”师生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实现了县第二中学的梦想。从此，揭开了学校教育向更优方向发展，揭开了创建省级“示范初中”新的一页。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