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崔克勇

挈子

1994年9月，片片成熟发黄的玉米、绿油油生长的各种蔬菜、挺拔成熟发红的高粱、怒放的白色棉花，将河南中州大地涂画的五彩斑斓。蔚蓝的天空飘着朵朵白云，中秋的太阳依然发出烤人的余热。辉县市万寿山革命公墓里，苍松翠柏、百花盛开、五光十色，在一处墓碑前，摆放着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花圈、花篮，肃立着许多长幼不一的男男女女，他们分别来自北京、内蒙、河北，河南郑州、新乡、焦作、辉县、武陟、博爱，山西武乡、陵川各地。他们中有逝者的首长、部下、战友、战友子女和单位的领导、职工代表及子女、亲属。子女在墓碑上镌刻了他光辉革命一生之经历：

先父崔克勇，山西省陵川县附城镇新庄村人，生于1926年7月3日，1944年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历任太行第八军分区司令部组织部文书、武陟县四区武委会主任、军分区44团特务连警卫排排长、九纵25旅47团8连排长、2营营长、团副政委。1948年5月在博爱阻击战中受重伤，被定为二等乙级伤残军人。同年8月调入太行第四荣誉军人教导队任教导员、队长。1949年后历任平原省第二荣誉学校共青团总书记、政治辅导室主任、河南省革命伤残军人总校纪检监察委员会书记、新乡市影剧院书记兼总经理、新乡市第二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新乡市第三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新乡市卫生学校党委书记。1987年离休，地专级干部。1994年9月12日因病在新乡市去世，享年68岁。

一、投笔从戎

崔克勇是我的本家爷爷，他从小天资聪颖，在山上放牛就能在石头上画出花、小鸟、牛等图像来，人小说出话来头头是道，对邻里长辈说话和蔼可亲，大家都夸他“聪明、仁义，长大肯定有出息”。族里长辈和他父亲说：“让孩念上个书，不要耽搁了孩”。他父亲在家庭经济十分拮据的情况下，还是将他送到学校念书。成绩一路领先的他从村读到附城中心小学，未毕业就被在陵川县城的“晋东南联立中学”破格录取。读书期间的1943年4月30日日寇侵略军占领陵川县城，学校被迫关闭，他只好回到老家务农。

开始日寇进攻陵川前，共产党在陵川发动群众抗日，深得群众拥护。国民党为了占领太南战略要地陵川，1943年3月国民党派中央军34集团军总司令兼40军军长的庞炳勋部、蒋介石嫡系范汉杰的27军部、杂派军新5军孙殿英部抢占陵川。为国、共合作抗日，避免摩擦引发内战，毛主席亲自给驻山西的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司令员发电报，“让出陵川河南合涧林县一线”，陵川党、政机关及驻军，全部撤到了平顺县山区。庞炳勋部、范汉杰部、孙殿英部及其地方武装数倍于敌，却在日寇进攻陵川时被一击即溃。庞炳勋、孙殿英率部投敌当了汉奸，陵川国民党县、区党部和政府政权及地方武装也纷纷投敌当了汉奸。接替27军军长的刘进带着部分溃兵逃过河南黄河。日寇占领陵川后，在投敌当了汉奸的部队配合下，到处逮捕杀害地下共产党员和抗日群众，扫荡国民党27军残部，在全县各地抢粮、拉夫修炮楼。陵川夺火一带群众日日夜夜不敢回家，村村无人居住，长期靠吃野菜、野果充饥，疟疾、疥疮传染，旱灾、蝗灾交替发生，到处是病饿死尸。为拯救在死亡边缘挣扎的受苦受难群众，重新占领陵川太南这块战略要地，1943年9月我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八路军总部，根据河南省委撤至黄河南的实际情况，决定设立中共八地委、专署和军分区来创建“太南”和“豫北”的抗日根据地。129师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派晋东南人民称为“老二团”和“决死纵队”7团，从日伪军手里夺回了陵川县东部山区的夺火、河南的博爱、修武、辉县和沁阳等地后，八地委、专署和军分区进驻夺火，时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秘书长的山东莱州人江明任地委书记，时任八路军晋南军政干部学校教务主任的河南博爱县清化镇人杜毓云任专员。辖陵川、陵高（陵川西南部、高平东南部新成立的县）、晋东（晋城东部新成立的县）和河南的修武、焦作、博爱等地。11月“陵高县”在“老二团”3个连打下陵川西南重镇附城后，县委、政府机关驻到距离附城西南12里我的故乡新庄村，县长路宪文和妻子李熙住在我本家爷爷崔全宝家里。崔全保有三个最要好的本家兄弟，他们分别是：崔喜喜、崔秋瑞、崔四宝，他们年龄均在17—18岁，他们都上过学，尤其是崔四宝上过初中、崔全宝上过高小，没几天他们和县长路宪文就熟悉了。当时“陵高县”政府号召有志青年参加八路军抗日救亡，他们看到“陵高县”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说话态度和蔼，八路军战士个个背着枪英姿勃勃，很是羡慕，就找路宪文要求参加八路军。县长路宪文看到四个有文化的年轻人要求参军，且他们个个长的相貌堂堂很是高兴立即答应，认为他们很有培养前途，特别举荐他们先到夺火军分区去参加培训。他们的家庭都是受尽日寇欺凌的新庄村人，积极支持他们的决定，只是想新年快到了，过了年再走，路宪文完全同意。在写介绍信姓名时，还有一个小插曲，那时路宪文说：“你们积极要求参军是好事，可是你们应该有个思想准备，当八路军战士就得不怕吃苦、不怕牺牲、克服困难、不能想家当逃兵。”四人中就数崔四宝爷爷脑筋灵活转的快，他说：“县长，我能克服一切困难、勇敢杀敌，勇往向前，为表决心把我的名字写成：崔克勇；” 崔喜喜说：“你有决心我也有恒心，我当八路军后遇到危险和困难绝不开小差当逃兵，革命到底、持之以恒，为表决心把我的名字写成：崔克恒；” 崔秋瑞说：“你俩有决心，改了名，我也有克服一切困难的决心，只是起个甚名好呢？”大家想来想去，还是崔四宝爷爷说：“你心地好，弄甚都让着我们，起个名也让我们起，让!让!你就随我俩有克字叫：崔克让吧!”崔秋瑞也想不出个其它名字就默认了；崔全宝说:“我当兵后要信守承诺，我就叫崔克信好了。”路宪文对他们本家四兄弟的决心很是赞赏，说你们新取的名都有一个“克”字，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四个人是亲兄弟呢！然后欣然郑重的给他们在介绍信上分别写上了新起的名字。

1944年2月刚过完年的正月初八，我的四个本家爷爷崔克勇、崔克恒、崔克让、崔克信兜里揣着路宪文县长的推荐介绍信到了夺火，一齐 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二、军旅生涯

夺火八地委、专署和军分区驻地在新庄村东南方向，距新庄村30里路，在报到后，组织上分配他们到驻马圪当的八专署“干部讲习所”学习。结业后，崔克恒和崔克让分配到军分区“老二团”，崔克信被县长路宪文要回到新庄村，分配到县武委会当通讯员，崔克勇分配到八军分区机关，因为有他有初中文化，就让他担任了军分区组织部文书。

八军分区司令部驻在夺火的琵琶河村，随邓小平参加“百色起义”、时任129师新一旅副旅长的黄新友担任司令员，地委书记江明兼任军分区政委。为了开辟以夺火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在打仗的间隙，黄新友率部实行厉行节约，尽力救济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饥民，医治战争创伤，和群众共渡难关，部队将自己的口粮减半，每天掺合野菜、榆树皮面充饥。夺火山大沟深，当时驻的部队多，就这样节约，也经常缺粮断顿。为了保障机关工作人员和部队最低粮食生活标准，黄新友亲自组织带领机关人员和临时组织的“背粮小分队”，沿着崎岖的羊肠小道往返100多里到河南林县等地区筹集粮食、蔬菜，然后再背回到夺火。崔克勇在军分区机关，经常参加背粮背菜行动，冬天寒风刺骨、风沙裹雪打在脸上，有时刮的连眼都睁不开，手冻的红肿，手背和指头上能崩好几个裂。夏天烈日炎炎、汗流浃背、口干舌燥。两个脚上经常打起血泡，肩膀磨的红肿，路上吃的“干粮”是掺了糠的玉茭面疙瘩，他从不叫一声苦，每次都积极报名参加。黄新友司令员看见崔克勇年龄小，是才入伍不久的机关兵，就关照他尽力而为，能背动多少就背多少，上陡峭石隘时还经常拉他一把，俩人从此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缘。

为了宣传发动群众，寻机打掉敌人的一些小据点，推动各县抗日武装及政权的建立，黄新友司令员经常带他到各县检查、巡视工作，每次会后崔克勇都能及时整理记录，需要成文的熬夜完成，黄新友司令员时常夸他办事很有眼色说：“小崔文书真不错，什么事都能做一、想二、备着三，是一个很有培养前途的好苗苗”。

1945年1月21日至4月1日，我八军分区部队发动了“道清战役”（道口至清化），使太行根据地的南端近逼黄河北岸。1945年8月11日太行军区遵照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对日伪占领的抗日民主政府“温陟县”（辖武陟县沁河以南区，政府驻古樊村）进行反攻，战斗正在进行时，17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8日在投降书上签字，伪军警备大队长负隅顽抗，战至30日我军解放了“温陟县”。 9月8日黄新友任总指挥、张廷发任副总指挥，在七分区1团、八分区“老二团”的猛烈进攻下解放了煤都焦作市，活捉了巡抚军司令李仙洲。八专署从陵川夺火，移驻到河南省沁阳县的紫陵镇，焦作第一次解放后不久，军分区机关随地委、专署迁至焦作市。10月28日建立了武陟县民主政府，政府驻今武陟县小董村（国民党军占领着县城）。

武陟县位于河南西部，地处豫北怀川平原，是焦作市的南大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武陟县属温带大陆性气候，是主要的产粮区，经济地位也十分重要。武陟县是新解放区，局面尚未打开，敌特、土匪、地方恶霸横行霸道，国民党军为抢夺地盘，时常有小股部队到我解放区骚扰。为了保卫抗战胜利果实，建立军区粮食重要供给基地和国民党军争夺战略、经济要地，10月份军分区调驻陵川新庄村老解放区“陵高县”的武委会主任苏枫，到武陟县任武委会主任开辟新区工作。在抽调人员时，司令员黄新友特别抽调了他非常熟识的机关干部崔克勇，让他到基层锻炼重点培养，崔克勇任了武陟县四区武委会主任。下到基层，没有了在机关的领导直接指示工作的条件，事事都得自己拿主意。由于崔克勇有文化水平，有在机关领导身边耳濡目染的工作办法和经验，特别是他这个人遇事沉着冷静、心细善于思考，很难的事总能想出个解决的道道来，又很能吃了苦受了罪，很快便熟悉情况进入了角色。一次崔克勇带领的武工队，在冶南村一农户家中召开村土改工作会议，房东大娘去大门外茅房如厕时，突然发现一伙穿国民党军装的人，急忙返回家报信。房东大娘惊慌失措反常的举动，立即引起敌人怀疑，立即包围了她家这个院子，在大门外喊话，让我们的人举着武器出来投降。这时有人主张冲出去和敌人拼了，房东大爷和大娘让他们躲到自家门楼上。崔克勇想了一想说：“敌人还不了解我们的情况，要不早冲进来了。我们开枪往外硬冲就会有牺牲，躲起来会给群众造成损失，自己也不一定能脱险。来时我已经看了这里的地形，从这个后窗跳出去，向左拐有一条胡同，出去后大家可以迂回到这里的大门口反包围敌人，掩护群众脱险”。当时摸不清情况的敌人在大门外喊了一回儿话，见里面没有动静，就大着胆冲进院里，将屋内院里搜查无果，将房东大爷、大娘抓来拷问被拒，敌人在房东大爷、大娘的脸上扇了好几巴掌，还将大爷踢倒在地上，鲜血从鼻子和口中流出。这时迂回回到大门口的崔克勇，带着几个村民兵反包围了敌人，他拿着喊话筒，虚张声势大声喊到：“你们被包围了！赶快出来投降吧！一中队冲进去活捉敌人！二中队去村口把住！不要让一个敌人跑了！”本来不摸情况的国民党军，是鬼鬼祟祟跑到解放区来抢粮食、搞破坏的，一听喊话，赶快冲出大门争相往村外逃跑。崔克勇让大家吓唬吓唬敌人，把敌人吓跑就行了。事后，很多人不理解说：“敌人是跑到我解放区来捣乱的，为什么不让消灭了敌人？”崔克勇给大家解释说：“现在是国、共和谈停战时期，我们做事一定要讲原则、讲策略，敌人搞摩擦我们也不能首先开第一枪。”事后在上级武委会领导下，他在全区举办区、村干部政策培训班，亲自编写教材和讲课，教大家在新形式下如何和敌人开展有利有节的斗争方法。在各村健全扩大民兵组织，还组织了区武工队自任队长，来确保各项工作的有效开展。国民党经常派特务来四区煽动民兵叛变，他发现后及时教育整顿，纯洁组织，建立村村联防，反特、反霸、反摩擦，挫败了敌人的各种阴谋。有一天，一个要饭的人在四区区公所附近，打听区公所位置和人员情况，被警惕的民兵发现，报告给崔克勇。崔克勇让民兵悄悄把他骗到了武委会办公室。崔克勇安排好人后，使了一计，他一边往办公室走，一边骂“区长不是人，不拿他当人看，不干了”。进到屋还怒气冲冲发牢骚，还说自己是武委会主任，让要饭的评评理。愚蠢的要饭人马上就说，如果他愿意投靠国民党能给他牵线，崔克勇说不信，你一个要饭的能有那本事，要饭的看看门外无人，就大胆的说他是国民党武陟县别动队小队队长，是来这里侦察情况的。并说国民党马上就要消灭共产党了，投靠国民党后，将来国民党打下整个武陟县，至少能让他当个区长。崔克勇一边听着一边打开窗门发出了暗号，民兵们从埋伏处一起冲进来活捉了要饭的。要饭的说崔克勇“真狡猾”，崔克勇笑笑说是你“太愚蠢”，太不了解共产党的干部，我们干革命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崔克勇利用民兵组织来保障区、村政权组织，贯彻执行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组织群众重建被日寇毁坏的家园，垦荒屯田稳定了人心。民兵组织在反摩擦中，共抓捕敌探、土匪、预备反攻倒算恶霸10余人。收集了国民党军驻武陟的情报，及时报告到军分区。正当各项工作有条不紊进行时，一些不甘心失败的恶霸造谣说：“穷人分了他们的田、分了他们的财，是得了不义之物，惹怒了神和鬼，祖先在村外坟茔上乱舞， 神鬼不安，村村会发瘟疫，会大片大片的死人。只有把分了的地、分了的财退回去，才能消瘟灭灾。”黑夜，他果然发现村外坟地有很多荧火虫似的“萤光”，就带着民兵前去查看，原来是“磷火”。崔克勇就此事广泛宣传说：“这是阶级敌人造谣、企图反攻倒算、是吓唬群众的卑鄙手段”。他读过初中，随后组织区、村干部学习、讲解在学校学过的“磷火”的自然形成过程和特性是：夏天，天气热温度高，尸体的骨骼和磷脂在地下腐烂，生成大量的“磷化氢”，“磷化氢”燃点很低，在常温下与空气接触就会燃烧起来。还会随人走动时，带动空气流动而飘动，是很普通的自然现象。通过科普宣传，提高了干部、群众的认识，不再相信阶级敌人的造谣破坏，安定了人心。崔克勇遇事总是爱动脑筋琢磨，他成了大家的主心骨，四区的区、村干部有要事都爱找他讨主意。他有效的配合区、村政权征集了大量稻米、小麦、棉花、花生和油料，安全护送到军分区驻地，成了苏枫主任在武陟工作中的得力骨干。当年四区工作夺了武陟县四项第一即：民兵比武、征集公粮、土地改革和无社会治安案件。受到军分区嘉奖，荣立个人三等功。

同年12月2日由于太行解放区的日益扩大，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将行政区和辖地进行了调整，太行八地委、专署、军分区改为“太行四地委、专署、军分区”，辖地七县一市即：山西的陵川、河南的沁阳、博爱、修武、获嘉、温县、武陟和焦作市。司令员黄新友升任了太行军区副司令员并兼任四军分区司令员。国民党蒋介石为了独霸中国，一面派兵抢占大中城市、铁路干线和战略要地，一面邀请中共毛主席到重庆和平谈判。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公开向我驻河南中原军区部队开战，至此全国大规模内战全面开始。国民党军在全国全面进攻解放区，扬言3至6个月消灭解放军。同年10月他们集中了13个旅进攻豫北解放区，崔克勇在武陟县县独立大队安排下，和大家一起掩护武陟县委县政府机关全体人员和当地部分干部突出重围，转移到太行山区。国民党军占领焦作后，四军分区辖地沁阳、博爱、修武、获嘉、温县的县城和焦作市区，先后沦入国民党军手中，我军只占了部分县的农村，唯有陵川是一个未被国民党占领的完整县，四地委、专署和军分区被迫迁址到陵川县附城镇的盖城村。

国民党军占领豫北各县和焦作市后，在得意忘形之下，得陇望蜀，欲北犯太行夺取陵川。豫北的汉奸和国民党顽固分子蠢蠢欲动，他们在陵川反共头目杨垕指使下，逃亡到河南新乡的国民党陵川县党部的王子清，成立了“陵川特务工作队”，收罗了一批陵川逃亡的地主、富农、顽伪分子组成“还乡团”，组建了由王冰臣为书记的“国民党陵川县党部”；逃亡到河南的国民党陵川县“西区政府”县长王广富，在辉县县城组织了“陵川县政府”，随时准备进攻夺回陵川。1947年2月3日在国民党军一个营配合下，夺火外逃反革命分子武殿义引路，从河南修武出发，突然袭击了陵川夺火、庙洼、塔水河附近10个村庄。他们杀人放火，抢劫粮食、牲畜、银洋、冀币、群众衣物、残忍杀害革命干部。四军分区司令员黄新友得知情况后，立即组织部队反击。从武陟县撤回分配到军分区44团特务连任警卫排长的崔克勇，随部参加了这次行动，长途奔袭陵川，和大家一起奋勇击溃了这股纠集的“还乡团”1500余人，夺回了全部被抢劫的东西，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夺回陵川的痴心妄想。为了反击国民党军的进犯，崔克勇没有回近在咫尺的老家新庄村看看父母，就随部队返回河南，参加中原野战军部队于1947年1月发起的“豫北反击战”。

“豫北反击战”这个战役是我军由抗日战争，向解放战争过渡过程中的一个比较大的战役。在豫北反击战中，为了支援道清铁路线大破击，崔克勇率领的特务连警卫排侦察敌情，配合部队起道钉、拆轨道、烧枕木、爆破桥梁和涵洞，使博爱至新乡的铁路运输线瘫痪，阻滞了新乡国民党49旅的向北进犯。时任太行军区副司令员并兼任四军分区司令员的黄新友，为了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部队歼灭国民党“第二快速纵队”，特调头脑灵活、遇事冷静的特务连警卫排长崔克勇，率警卫排前去侦察。“第二快速纵队”是国民党以整编49旅为基干，装备美械战车1个连，汽车1个营，由5军49师扩编而来。在国民党军5个快速纵队中数该部编制较弱，但在豫北国共争夺战中，却是一支骁悍的劲旅，本来我军对敌攻击就要取得胜利之时，“第二快速纵队”依仗其机械化程度高，四处给敌予以增援，几次胜利在望的战斗，我军不得不撤出。“第二快速纵队”且穷凶极恶、骄横霸道，每占领一个区域就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成了豫北人民的一大祸害，成了司令员黄新友解放豫北各县的重要障碍，必欲先除之。崔克勇接到任务后，他带着特务连警卫排人员穿着国民党军装，化装被我军击溃的国民党军，混入第二快速纵队驻地，和敌吃住在一起，经侦察获取并送回了绝密的敌人武器装备、行军出发规律、时间、路线的情报，同年4月18日为我配合独立2旅友邻部队阻击、全歼这股敌人起到重要作用，司令官李守正、副司令官蒋铁雄、袁峙山被活捉。参加歼灭“第二快速纵队”的太行独立第2旅旅长向守志，特向太行军区给崔克勇请功，崔克勇荣立一等战功，并于7月4日由指导员任有权、连长靳银虎亲自介绍加入了中共党组织，被提升为副连长。

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我军逐步粉碎敌人进攻的态势，从防御转入进攻，国民党军从开始的全面进攻的失败，改为重点进攻，1947年3月占领我首府延安。豫北反攻战役歼灭国民党军“第二快速纵队”和汤阴孙殿英“第三纵队”之后，豫北敌人主力龟缩到新乡、安阳去了。为了减轻国民党军占领延安的压力，刘邓大军准备渡河作战，将战争引向蒋管区，为了分散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太行部队接受了向道清铁路西段发起进攻的任务“解放博爱县”。

博爱县是1945年我八军分区对日寇反攻时，第一个从敌人手里夺回来的县城，原来博爱县城，城高墙厚，护城河又深又宽，河内插了许多竹签，壕外埋设鹿寨，壕内埋设地雷区。我军解放后拆除了城墙，破坏了雷区。由于蒋介石发动内战，1946年10月博爱县又被国民党军占领，敌人是每隔50米就修一个碉堡，碉堡从城墙根修起，一半突出在墙外，然后又把城墙链接起来，城墙上碉堡比过去多了。虽然敌人从城墙上运动很不方便，也给我们的突破城壕却带来很大障碍。不仅在壕外又埋设鹿寨，壕内埋设地雷区，而且在城内街道、路口还布有岗哨和暗堡。敌人守城有一个营的正规军，一个保安团、一个野炮营和县保安队，约3000人。装备有火炮、轻重机枪，武器精良，粮食储备充足。地理上和焦作、沁阳成掎角之势。城西是茂密的竹林，城南是一望无际的稻田，城由西向东延伸，狭长约5里之多，南低北高。距焦作只有40里路，且新乡援兵沿道清路增援也很方便，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地方。1947年7月4日崔克勇随部队向博爱开进，这次行动共有9个团参加战斗，还有许多民兵支前担架队。博爱群众受尽了国民党军的各种欺凌，看到解放军要打博爱县城，沿途群众非常高兴，给部队指引道路、送吃送水，自觉封锁消息，使龟缩在焦作、博爱、沁阳的敌人毫无察觉。这次整个战斗部署是：“强攻城防，秘密接近，突然攻击，趁敌慌乱，登城突破，直插中心，分割敌人，各个歼灭”。崔克勇所在的47团攻城部署在城南门，城南门前地势开阔，是最难啃的骨头。一营和二营的6个连是突击连，三营是团的第二梯队，天黑后，崔克勇他所在的特务连在稻田中一个坟墓地中掩蔽集结等待进攻，具体任务是架设过壕沟跳板和登城墙梯子。黑夜10点30分，攻城开始，两门山炮和迫击炮开炮轰击，随着炮声延伸，连长、指导员亲自带着战士，抬着木板、梯子向城壕 猛冲过去，副连长崔克勇殿后，负责与后面紧紧跟着的突击连联系。行进中突然城墙根上一个碉堡里，几挺重机枪同时向我军扫射起来。那是日本筑的城外碉堡，我军第一次解放博爱后摧毁，国民党军占领后在原址上修建的，外观像民房，内实质是加厚的钢筋水泥修筑的暗堡。前面许多抬木板、梯子的战士不幸中弹倒下，连长牺牲，指导员负重伤，后面的突击队也赶快卧倒，攻击受阻。负责突击连的二营长令崔克勇代理连长指挥炸掉敌人的这个暗碉堡。崔克勇临阵不慌，将特务连两挺重机枪调来压制敌人火力，组织了四个爆破组，其中三个一齐从正面匍匐前进，一个在较远的左边迂回，敌人全部注意了正面，没防着左边，让第四爆破组爆破成功，南门进攻部队突破城壕向城墙冲过去。在我军山炮和迫击炮炸开的塌口旁，崔克勇指挥特务连向城墙两侧火力封锁，掩护突击队攀爬进入城内。当突击队冲进城内后，崔克勇指挥特务连也随后跟进。在城内敌人布的暗哨、暗堡阻碍着部队前进，有很多指战员倒在前进路上，二营长被敌人迫击炮打的肚肠都流出来了。崔克勇赶上来后，二营长忍痛对他说：“你小子呀！我看出来你打仗爱动脑，鬼点子多，你代理我指挥二营吧！”随后崔克勇和一营长商量怎样进攻，崔克勇说：“我们和敌人一街一房争夺太费劲，牺牲也大，不行我们找个向导吧！”一营长完全同意。后来在向导的引路下，突击队不顾一切向城中心插进去，直扑城防司令部所在地，俘虏了城防营长，摧毁了敌人的防御中枢，友邻部队也分别从西门北门打了进来了。战斗到中午12点消灭和俘虏了博爱县城全部敌人，黑夜沁阳城敌人怕被消灭，连夜撤退到孟县白坡渡口。博爱的解放造成了我军向西的态势，达到了牵制敌人的战略任务。在解放博爱县城战斗中崔克勇荣立二等战功，7月底军分区推荐他到“太行军区教导大队”干部重点培训班学习。

8月15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在豫北的博爱县城东4公里的王卜昌村（今属焦作市焦作新区寨卜昌村）成立，这是我太行区地方部队组建的野战军，司令员秦基伟、政委黄镇，黄新友任副司令员主抓军事指挥工作（九纵后改成15军，参加了淮海战役、解放大西南，在抗美援朝的“上甘岭战役”中与军长秦基伟一举成名）。崔克勇所在部队编为九纵25旅47团，25旅旅长蔡爱卿，政委冷裕光任命崔克勇担任了47团副政委。

三、死里逃生

长期恶劣的战斗环境，毫无喘息的黄新友积劳成疾，身患心脏、胃、精神等疾病，在九纵向豫西伏牛山开进中的战斗中坚持指挥斩关夺隘，至1948年2月准备配合解放洛阳之际，黄新友病情加重回军分区二所医院住院治疗。

1948年4月20日至5月30日，太行四地委开展了为期40天的保卫麦收任务，调军分区三个野战连、陵川县太南支队参加。陵川县政府又组织民兵498人组成一个大队，赴豫北配合主力部队执行夏收保麦任务。崔克勇是陵川人，被地委军分区抽调到博爱县，具体负责和当地县、区政府协调陵川民兵人员的食宿、任务分配和安全保卫工作。博爱县地处河南西北隅，是太行山余脉南麓的晋豫两省交界地，东隔大沙河与焦作市、武陟县为邻。博爱县是崔克勇所在部队，去年经过激烈战斗从国民党军手中夺回来的，这里土地肥沃，解放后的农民经土地改革，家家有了自己的地，由于精耕细作，今年的麦子长的格外好。这次陵川民兵保卫麦收带队的是城关6区区长张庆余，俩人在博爱县相聚，以前虽然并不相识，但老乡相见就有说不完的知心话，道不尽的家乡情。他俩人亲自在各区、村检查陵川民兵任务分配是否恰当，解决饮食、住宿等一系列问题。号召当地群众麦子黄一处抢收一处，加快割麦，快收、快打、快藏，防止敌人抢麦。5月29日下午4时，100多名龟缩在焦作的国民党军，在博爱逃亡地主的引路下，乘汽车、押马车突然闯过大沙河，进入了博爱阳庙一带抢麦子。值勤民兵发现后，立即鸣枪报警，事发突然枪声就是命令，正在这一带保护麦收的崔克勇迅速组织陵川和当地民兵赶往出事地点进行阻击。战斗进行的非常激烈，敌人来的是正规军，配备携带着轻、重机枪，我阳庙区附近民兵区干队及陵川民兵一个小队，加上各村民兵总数不足100人。崔克勇沉着指挥，让民兵们利用地形地物阻击杀伤、拖住敌人，等我部队前来消灭。敌人看到民兵拼死护麦，又怕我大部队赶来，不敢恋战迅速将在地里抢到手的成捆麦子和在打麦子场上抢到的装进口袋中的麦子，装上车逃跑。崔克勇迅速指挥民兵到路两边上截击，跑步行进时一颗重机枪子弹击中了他的腹部，成贯通伤，前后鲜血直喷，倒在阻击路旁，他的警卫员想扶他起来，他却挥手大喊：“不要管我，快！快！快截车，照轮胎上打”！此时乘坐汽车的敌人携带着装在汽车上的麦子，在密集的机枪掩护下，过沙河逃回了焦作。敌人押着的两辆马车走的慢，全部被我民兵缴了械当了俘虏，夺回了马车上的麦子。大家再看崔克勇时，见他捂伤口的手指间还在流血，身旁还有一大滩血迹，人已经昏迷不醒，就把他抬到附近一“山神庙”中。闻讯赶来的张庆余看见打中崔克勇的重机枪子弹，是从前腹部打进，从背后穿出，出血过多面色苍白、呼吸微弱、昏迷不醒。在抗日战争时期当过陵川武工队队长的他，凭经验叹息说：“恐怕不行了，准备后事吧”！此次阻击战，陵川礼义镇大义井村民兵张锁贵和泉头村民兵刘金法在阻击战中也牺牲了，张庆余得组织人员将他们送回陵川，就临时离开了博爱阳庙。

阳庙区公所给崔克勇买上了棺材，准备衣服、穿戴、装裹时，崔克勇的警卫员带着军分区卫生队长队长乔东升来到“土地庙”，看到奄奄一息的崔克勇伤口已经感染，前后红肿，人处于失血过多、昏迷高烧状态，如不及时抢救随时会有生命危险。由于在野外没有麻药，为了抢救崔克勇的命，乔队长就拿了一根擦枪的通条，烧红冷却消毒后捅进了他的伤口。通条拔出后的刹那间，稠脓从伤口喷出来，喷了乔队长一身，乔队长摸了一把喷到脸上的脓，顾不得擦身上，就在伤口前后挤压，又挤流出一碗多的脓血。乔队长又对伤口进行消毒处理后说：“赶快送军区医院吧！得手术治疗，幸许还有救”。阳庙区公所王所长立即组织担架队，把崔克勇往军分区二所医院送。军分区二所医院驻陵川县西河底镇积善村的昭庆院（古禅寺）内 ，太南、豫北战场负伤的重症伤员大都送在这里治疗。豫北往医院有一条伤员运输线，阳庙区距医院有300多里路，还要攀上走过太行山悬崖峭壁的“路工口”，区里就组织了4个人的担架队，抬着用柳树条编成的担架昼夜赶路，经两天两夜后才将崔克勇送到了医院。

同在军分区“二所”医院住院的司令员黄新友知道后，在一直胃痛、心力衰竭、精神恍惚、躺不着、睡不着觉的情况下，带着病魔折磨的身体，每天默默守候在他知己的战友床前，絮絮叨叨着过去在陵川一起背粮食、打日本鬼子和捉国民党特务的往事，一直呼唤着说：“你还没有完成任务怎么能去见马克思呢！”连医院的医生、护士都惊奇的发现，一直坐不着、睡不着、精神恍惚的黄新友司令员这是怎么了，竟能安安稳稳的守候在崔克勇病床前。在术后昏迷7天的崔克勇竟奇迹般的醒过来了，不知是苍天保佑，还是“土地庙”神灵护佑，也可能是黄新友司令员的一片诚心的呼唤，还有就是医院在积善村，“积善”，好人终有好报吧！总之奇迹是发生了。送牺牲民兵回陵川的张庆余区长，返回博爱后听说崔克勇送到陵川积善“二所”医院，人已经醒过来了，也直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真真是命大”！随后回陵川前去探望。由于当时医院伤病员有2000多人，护理人员忙不过来，积善村和附近村有许多妇女参加对伤病员的护理，张庆余他就自己出资在当地买了50斤小米，说小米养人，让村上一个护理的老大娘，天天给崔克勇和黄新友司令员另外熬米汤，做米粥。崔克勇能下床后，人们常能看到司令员黄新友和崔克勇相互搀扶走在医院的小道上，医院内有一座“三圣瑞现塔”，他们经常坐在塔旁窃窃私语。医生们议论说，他们互相照顾着，黄司令的康复比用药都要好的快。

那次太行四地委开展为期40天的保卫麦收任务胜利完成，据陵川县志记载：“在40天的保麦斗争中，张庆余领导的县大队与抢麦的国民党军共经大小战斗53次（内有配合战斗30次），俘虏敌60余人，缴获轻机枪两挺，步枪10余支，短枪1支，子弹31发。战斗之余帮群众快收快打，帮助收麦200余亩，博爱县奖冀南币3000元，送锦旗一面”。返回陵川后，张庆余特地又到医院看望，说这里面有你崔克勇的功劳。死而复生的崔克勇此时非常思念在家乡的父母， “二所”医院在新庄村西北，相距17里路，为了不让家人知道后担惊受怕，就让张庆余去新庄村看看，给报个平安，但不要把负伤的事告诉家人。张庆余到新庄村看望崔克勇父母时，在村口遇见从地里回来的王腊弟就向她问路，崔克勇父亲崔魁德家和王腊弟家只有一坡之隔，王腊弟爽快的将他引到崔克勇父母家。王腊弟长的白白净净、浓眉大眼，张庆余一见倾心，俩人从恋爱到结成了夫妻。从此张庆余和崔克勇成了至交，后经常书信往来。1951年1月张庆余担任了陵川县宣传部副部长， 1960年6月担任了陵川县县长，后来坐“212”吉普车来新庄村看望王腊弟母亲时，提上2斤糖果点心，总要送一斤给崔克勇父母，说他和崔克勇是生死之交。那时我们孩童除了能摸摸小车外，还能尝尝祖爷爷崔魁德分给我们的糖果点心。崔克勇负伤，意外的促成了一个美满家庭的姻缘。

四、言传身教

那些在积善村“二所”医院治疗的负伤军人，有些人是锯了胳膊、腿或手，有些是双目失明、双耳失聪，情况各异，生活不能自理，大部分靠护理员护理。他们中来自全国各地，年纪有大有小，职务有高有低，负伤后对人生产生了自暴自弃、颓废不思进取，有的居功自傲，打骂护理服务人员和炊事人员。对自己前途感到渺茫的，更是脾气暴躁，常因一点小事怒气冲天。一个负重伤锯了一条胳膊的抗日战争时期就当营长的陕西籍伤员，黑夜准备睡觉时，护理员小张给他送洗脚水，这几天小张正闹肚子，打好洗脚水时内急，赶快把盆放在路上跑到厕所。这个营长脱了鞋袜一直等不来水，本就心生不满，等到小张端来水往里一放脚感觉水凉，就随手拿起身边的拐杖把小张戳倒在地上，把一盆水蹬倒，水将小张裤子和衣裳都淹湿大半个，小张靠在医院塔旁哭泣，被崔克勇碰到。崔克勇了解到事情原委后，立即让小张换上衣、裤，端上热水，自己亲自陪着小张给那位营长送去，并说明情况进行道歉，营长却大骂：“滚！再说老子毙了你。”那个营长习惯性的到腰间摸枪却没摸到，才意识到自己负伤没有了武器。崔克勇自己也是个负伤军人，他非常感同身受、体谅和理解他们的心情。随即和蔼可亲、平心静气向那个营长说：“你不要凶吗！咱们都是从部队出来的首长，你受伤了，有怨气就往护理员身上撒？会失了自己的水平!”怒气冲天的营长，听到崔克勇政委和风细雨的问话，一时竟一愣一愣的没接上话来。事后小张道了“端凉水”的歉，营长道了态度不好“戳人”的歉。后来那个营长给大家说：“崔政委是软能克钢，任你有多少怨气、怒气、火气，遇到崔政委你就只有“服气”。因此，崔克勇在负伤人员中成了大家普遍赞扬和尊重的领导，有什么心事想不开，有什么不满意的事，都愿意和他唠唠，让他出个主意。

1948年8月地委书记江明、专员杜毓云，到积善村“二所”医院探望军分区司令员黄新友，黄新友和他们谈到原军分区组织部文书崔克勇，现在是47团的团副政委，在博爱保卫麦收阻击战中负伤，在医院住院治疗期间，做了很多安抚受负伤人员的工作，很有人缘，不愧是我们军分区成长、培养出来的优秀政工干部。江明、杜毓云本身就认识崔克勇，特别是杜毓云专员是河南博爱县人，崔克勇又是在博爱保卫麦收时受的伤，更使他感动。当听说崔克勇老家离“二所”医院只有17里路，他父母还不知道他负伤住院，杜毓云专员就让崔克勇骑上他的白马，让自己的警卫员陪着他回新庄村看看父母，住上两天。当崔克勇和杜毓云专员的警卫员回到新庄村后，亲戚邻居都高兴的来看望，说崔克勇“当了大官了”、“有了出息了”、“带着警卫员回来了”，新庄村及邻村大槲树村人都啧啧称赞新庄村的“崔”家一门出了个“大官”。两天后崔克勇和警卫员回到离新庄村北7里路的地委、专署驻地盖城村还马时，书记江明、专员杜毓云郑重的和他谈话说：“经医院医生会诊，你负伤未好，还患有严重的胃下垂，不适于长途奔波行动，定为二等乙级伤残军人，让他转业到地方工作，军分区司令员黄新友也同意。”崔克勇爷爷住院也3个月，身体虽然没有完全恢复好，但他还是积极要求返回部队，不愿意转业到地方工作。书记江明、专员杜毓云说：“你已经是负伤成伤残军人了，不适合在野战部队指挥作战，战争形势发展的很快，原来他所在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已经改成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随陈（陈赓）、谢（谢富治）兵团军参加宛西（河南南阳简称：宛）战役，在荥阳和密线作战，我们已经和你所在部队联系过了，同意你转到地方工作。我们熟悉你，你是我们军分区走出来的优秀政工干部，我们准备成立一个‘太行第四荣誉军人教导队’， 那些从积善村‘二所’、后山村‘三所’医院治疗出院的伤残军人，是个很难管的地方，我们正发愁找不到合适的管理干部，前几天在积善‘二所医院’ 司令员黄新友夸你，说者无心，我们听者有意，你在负伤的人员里很有威信，大家很信任你，来这里工作吧！党组织需要你！荣誉军人教导队更需要你这样的政工干部！”当时四地委在驻地西的庄里村设了“太行第四荣誉军人教导队”，崔克勇担任了教导队教导员、队长。这成了崔克勇人生最大的转折点，他是战斗部队的团副政委，一下子转业到地方，无论职业或职务，当时他真真是心有不甘。地委领导亲自找他谈话，是组织上看中了他有坚定的革命信仰、较高的政治理论素质和做政治工作的经验，能胜任这项工作，是对他的最大信任，从不论官职大小、养成坚决服从性格的崔克勇还是愉快的接受了。

10月5日我军二次解放焦作，四地委、专署从陵川的盖城村迁至河南焦作市区，“太行第四荣誉军人教导队”也随之迁到焦作市区。随着解放形势的快速发展，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大解放区完全连城一片，9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成立，撤销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 10月底将陵川划归山西太行第三专区，从此陵川属晋东南地区管辖和豫北分开了。1949年8月华北人民政府通令成立平原省，省会设在新乡市。四地委、专署、军分区也改名属了平原省新乡地区管辖。崔克勇任平原省荣誉军人第一校青年干事到担任政治指导员。1952年撤销了平原省，设立了河南省，崔克勇在河南省革命伤残荣誉军人总校工作，地址在新乡市，他担任过辅导室主任、党委办公室秘书、监察委员会副书记职务。

针对伤残军人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和负伤后思想波动大的状况，荣军总校办起了文化速成班，崔克勇亲自任教员。政治课给大家讲怎样树立乐观的革命人生观，负伤后是战场的转移，不是人生的尽头，我们打下江山，还要建设新中国，所以必须继续学习提高觉悟，学习文化知识，在适合自己工作的岗位上发挥作用，身残志不残坚决立新功。他这个初中没毕业的学生，就找资料自编内容，总校对崔克勇的表现非常满意，让他担任了政治指导员成了倚重的对象。崔克勇不仅在政治、文化生活上关心伤残军人，在生活上也费尽了心事。他的本家兄弟崔元宝的妻子李月英是焦作市街道居委会的干部，就经常和她联系为伤残军人牵线说媒，因此，他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27岁时，经李月英介绍认识了从山西武乡县白牙村来河南讨生活，小他6岁的姑娘武素花。1953年2月18日俩人喜结连理，武素花就成了我的本家奶奶。后来革命伤残荣誉军人总校家属多了，生的孩子也多了，同年12月校党委决定成立幼儿园，组织上就把在河南军区幼儿园工作的武素花调回了荣校总部幼儿园，当上了幼儿园的“小孩王”。在她的悉心照料下幼儿园办的红红火火，幼儿从十几个扩大到百余个，她在校党委的支持下，又增加了几个有文化水平的家属当老师，把幼儿分成了大、中、小三个班，解决了伤残军人总校家属的后顾之忧，也成了崔克勇爷爷的贤内助。武素花在工作之余学习写作记录日记，把崔克勇给她讲过的事和以前崔克勇的结婚证、军功章等用过的物品精心保管、念念不忘。她现在85岁，精神矍铄，记忆力极好，常给儿、孙们讲崔克勇的故事。

随着时间的匆匆而过，和平建设的工作和生活，很少有战争负伤的军人，以前在荣军总校的伤残军人分配合适工作走向岗位，完全丧失工作能力的有些人也回了本省荣军院，崔克勇1958年初，离开总校调往新乡市影剧院任书记兼总经理。那时新乡市第二人民医院因种种原因调整领导班子，市委经多方考察相中了军人出身、办事果断、为人热心、善于团结人的崔克勇，同年6月，让他担任了第二人民医院副书记兼副院长。在新的岗位上他没有以老革命军人出身自居，和人说话办事总是有条不紊，不摆架子，从上到下人缘很好。他不因不懂医院业务，在医院党务、人员管理工作上就束手束脚，而是经常对那些搞歪风邪气、不学业务摆架子的人进行严肃批评，因此也得罪了一些小人。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有人揭发他反对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强迫他承认是“反革命分子”，崔克勇拒绝承认，被某些人冠以顽固不化、态度恶劣上报市委、市监委，直至河南省委、省监委。1958年月2月调到河南省军区任副司令员的黄新友，知道此事后非常气愤，到河南省委、省监委责问：“崔克勇一个从战场上死里逃生的人会是反革命，那河南和全中国就没了好人了！他一个医院副院长能和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挂上钩，欲加之罪”！后来在河南省委、省监委的过问下，市委、市监委经重新调查、研究后彻底平了反，没做任何追究。事后崔克勇拿了20斤小米到郑州看望老首长，副司令员黄新友说：“你什么时候也学会这个了？”崔克勇笑笑说：“这叫送礼！寒碜！这是老家人从陵川新庄村给我捎来的，忘了在军分区“二所”医院咱们就是每天喝米汤、吃米粥康复的，不要吃上大米、白面就忘了根本，小米养人，不要我就拿回去了。”黄新友说：“快放下！快放下！要不还说我忘本呢”！

崔克勇对工作那真是一个认真负责、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的榜样。为落实党的号召“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新乡市卫生局每年组织医疗队到农村，每次二院带队的都是他这个副院长，而且是一下就是一年，把家庭、子女的琐事都仍给了同样有工作的贤良妻子武素花。他带领的医疗队到过卫辉偏隅山区狮豹头乡、延津县应举乡、原阳县卫生院。1975年驻马店地区又发生更为严重的洪水灾害，组织上让他率医疗队到遂平县抗洪救灾，当时大女儿骨折住院，小女儿心肌炎住院，儿子在乡下插队，妻子在市里上班离家很远，全家人都想让他照顾住院的女儿，说就不能换个人去，他只是笑笑无耐的说：“爸爸是块砖，那里需要往那搬。端上公家碗，不由自己管”。在遂平县救灾时洪水泛滥，汪洋中多处漂着人、牲畜和家禽的尸体，树上爬满了绿头苍蝇。为了防止大灾后出现大疫，他每天指挥当地群众协同医务人员掩埋发臭腐烂变质的尸体，指挥医务人员喷洒消毒药水，浓烈的腐尸恶臭和亲自配洒消毒药水的药臭，熏的他消化不良、吃不下饭，还经常呕吐不止，战争年代留下的胃下垂病复发，医务人员都劝他给领导说说换上个人，他自己说：“忍忍吧！战争年代我都没当过逃兵，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吃上个药圪支着吧！再说我一直下来救灾有经验了。”总之，在他救过灾的地方从没有发生过大疫情。他不仅对救灾工作认真负责，在乡下对跟随的医务人员也非常关心爱护，天冷了硬把自己捎来的新棉裤，让给奔波在外的一个医生先穿上。一个医生的爱人是教师，因和崔克勇下乡顾不了照顾家里，小孩生病住院，妻子和他生气闹离婚。崔克勇知道情况后，特批准其回家把他母亲接来陪床，那个医生给其妻子介绍崔克勇的家庭情况后，不仅不再闹离婚，还经常给他丈夫写信要他向崔克勇学习，两家从此成了至交。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1966年9月，崔克勇带领市医疗队在汲县狮豹头公社下乡，被第二人民医院的造反派定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召回医院。回医院后取消了他的领导职务，让这个二等乙级伤残军人，到妇产科打扫病房、倒痰盂、扫厕所。一天，在病房打扫卫生时，看到一个产妇床上有一份中央文件就拿起来看看，被造反派头头知道了，把他叫到办公室训斥，崔克勇说：“那又不是秘密文件”，据理力争中，那个造反派头头感到小了他的架子，就扇了崔克勇两耳光，说他不老老实实地改造，还敢顶撞造反派领导，后来就是无休至的站立批斗，饭前背语录、念罪状，等大家吃完饭他才能去吃，本来就患胃下垂、消化不良病，吃上冷饭，经常疼的满头大汗。正直的广大医护人员和职工实在看不下去了，纷纷冒着被打成“保皇派”的危险，集体联名上诉保他后，才被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脱离了那个造反派头头的报复。

1970年初，新乡市北站区工厂多，医院少，市政府决定在北站区筹建“新乡市第三人民医院”，调崔克勇去负责全面工作。医院离市区很远，地处偏僻，建院初期，条件非常艰苦，他一到工地就住进了工棚，和建筑工人一起吃大锅饭，数个月没回过家。妻子武素花不放心就到工地去看他，见到他胡子拉碴、蓬头垢面往工地拖钢筋，就心疼埋怨的说“你干活悠着点！你可是个伤残军人呀！人家让你来负责负责基础建设来，又没让你来当小工 。”他却乐呵呵的说：“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干些力所能及的活痛快。”的确，崔克勇的一生不管干什么工作都是兢兢业业、全心全意扑到工作上，事事都能干好让领导放心，1971年12月任了第三人民医院副书记兼副院长；1978年4月任了第三人民医院书记兼院长；在任第三人民医院书记兼院长时，是单位“一把手”，因医院离市区很远、地处又偏僻，医生谁也不愿意来三院工作，他就修了单位家属住房，全部分给了医护人员和职工，自己没有分上一间，一直住在办公室，回个家也是自己坐公交车。有一个医生母亲年老患严重的多个疾病，长期卧床，嫌三医院离市区远不方便照顾，和崔克勇院长申请调到市区医院工作，崔克勇不仅没有阻拦，还积极帮他联系单位，调走后他拿了两条好烟来感谢崔院长，崔克勇却说：“给你办事是认为你是个孝子，你家确实困难需要帮助，你要搞那些拉拉扯扯的事，我就把你再调回来。”崔克勇工作一生清正廉洁，没有沾过公家一分钱光，在卫生学校给他配的专用小车没有一次接送过他上下班，家属、子女也更坐不上他的小车。

1981年8月崔克勇任新乡市卫生学校党委书记，1984年1月退居二线后，报名参加了市老干部大学书法班，在家搞了一个小写作书房，每天写写回忆录、练练书法，还得了老干部大学书法赛大奖，一家人其乐融融。不久的1985年10月15日河南省军区副司令员黄新友在河南郑州因病去世，参加了他的告别仪式，回来后的崔克勇一直心事重重暗自流泪，家人也不好劝阻。他长时期没有心思写作和练字，却和他一起参军的在内蒙古工作的崔克恒、在北京工作的崔克让、在河南辉县工作的崔克信建立了电话联系和书信来往，共诉分离的思念和目前各自的家庭子女情况。自从陵川马圪当的八专署“干部讲习所”学习结业后，崔克恒和崔克让分配到军区“老二团”，崔克恒后来担任解放军某部机枪连连长，随军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转业后任内蒙古包头耐火器材厂党委书记；崔克让转业后任国家水利部办公室主任；崔克信被县长路宪文要回到新庄村，分配到县武委会当通讯员，解放后随路宪文到河南工作，任中国人民银行辉县支行党委书记兼行长；他们四个本家弟兄都为祖国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且子女都事业有成，崔克勇很是欣慰。崔克勇在电话中常给分别的弟兄们说：“我一生只为工作，没为自己谋过私、谋过利，遗憾的事是没有在子女成长、就学、工作上帮过一点忙、对家庭没有操过一点心，愧对老伴武素花”。奶奶武素花听的两眼泪哗哗，哽咽着说：“我和孩子们又没埋怨过你，我也一直理解你，一直支持你，跟着你无怨无悔”。确实，崔克勇的子女上学、下乡插队、子女生病或住院他都没有操过心，和武素花共育有一子两女，他的战友韩洪绪担任新乡市委副书记，给他说过，在家庭住房、子女上学就业、和他工作单位等，有什么困难尽管找他，一定尽力解决。可是他严于律己，从不搞特殊化的性格，一次也没有找他帮过任何忙。他对三个子女严格要求，让他们独立自主在社会上奋斗，都是通过自己考学分配参加工作，老大老二都是下乡5—6年通过考学才回城。长女崔黎霞，1954年生，大学本科毕业，退休前是新乡市公立医院中医主任医师；儿子崔黎明，1956年生，大学本科毕业，退休前任工商银行平原路支行行长；小女崔春霞，1961年生，大学本科毕业，新乡市司法局豫新公证处主任兼书记，高级公证员。三个子女非常有志气，都事业有成；妻子在荣军院胶水厂工作6年，期间苯中毒白血球很低，贫血很厉害，身体非常虚弱，崔克勇没有利用个人权力为她讲过情和调换岗位。反之武素花这个坚强的女性把家里的事打理的有条不紊，多次被河南省荣军疗养院评为“五好家庭”。工作上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工作37年，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在崔克勇的支持和鼓励下，武素华于1989年加入了共产党组织。崔克勇无论是在战争年代和负伤后在地方工作期间，从不争职务高低，组织交干什么就干什么，干甚工作都都能干好。他的许多首长、战友担任了高级领导职务，要给他联系安排重要领导岗位，被他婉言谢绝。在上海工作的一位首长，给他在上海造船厂联系了一个中层领导岗位工作，可以带子女、家属，可以转上海户口，也被他婉言谢绝，后来他推荐了新乡一位姓苗的战友去了。姓苗的战友感激不尽，多年一直和他保持通信联系。崔克勇一生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心地善良，战争年代任军事主官，下达作战命令前总是先征求同事的意见，再和大家讲清任务、目的和要求，因此都愿意和他达班子。任政治主官时，能审时度势，激发指战员的斗志，善于由浅入深教育战士，使人人都爱听他做报告和总结。和平年代在地方工作，他是军转负伤干部，从不对上下级摆资格，经常是换位思考，以身作则不向领导要官、要工资、要待遇、要照顾。就是涨工资、分家属住房都是让着职工，没了自己的份。

有一位老同志是市水利局局长，曾是解放前参加工作的老干部，被打成右派后，工作没了，思想非常消沉想不开，有轻生的念头，在那种政治环境下，别人都避之不及，崔克勇把他叫到自己家中，和他交心，了解把他打成右派的过程后，认为是错误的上纲上线，要他坚持原则，要相信党的政策，终有一天会还他公道，如果你死了，就是畏罪自杀。那个局长说眼前就不好过，他是家里的顶梁柱，没有工资收入全家怎样生活。崔克勇在采石场给他找了一份体力工作，每到星期六来市里洗个澡，晚上到家里吃顿好饭，一直坚持到他平反的那一天。崔克勇成了他最要好的朋友，年年来崔克勇家走“亲戚”拜年。崔克勇在担任新乡市二院、三院院长期间，陵川、附城及老家新庄村的村民听说他当院长，就有许多人来找他看病或住院治疗，经常有人在他家吃住，他从都不嫌麻烦。有些人因看病花光了钱，走时还得给他买上火车票。崔克勇1987年离休，1994年9月12日崔克勇因病在新乡市去世，前来给他送给他送葬的、送花圈的，就出现了文中开头的一幕，那真是人多、车多、花圈花蓝多、挽联多。

1978年我曾去河南崔克勇爷爷家时，他曾对我说：“我退休后要和崔克恒、崔克让、崔克信四个老弟兄一起相跟上回新庄村老家看看，住上两天。”谁知他的心愿没有实现，现在他们四个老弟兄都相继去世，我和上面四个本家爷爷的后人建立了微信联系，相约今年清明节同返新庄村祭祖，共寻新庄村革命先辈足迹。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