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旧式知识分子的黑白人生

战争年代，风云激荡，大浪淘沙，最能考验出一个人的本性、良知、品质、气节。即便是兄弟姐妹、邻里乡亲、亲朋好友之间，在生与死、爱与恨、情与仇、忠诚与背叛的关键时刻，也是高下立判，出现不同的道路觉择，从而也决定了他们不同的人生结局。在这里，我选择我的家乡，抗战时期的红色山村大宁村的两个知识分子------王璧与郭双群，做一番对比剖析。

王璧，字廷瑞，号白岩，生于晚清时的1892年。5岁入村塾读书，15岁考入县立一高，毕业成绩名冠全校。时任国文教员、代校长白秉昌拟联盛赞：“高挹群言厥名为最，等超众士尔学皆优”。民国5年，王璧考入省立3师（后改为4师，地址在长治——作者注）。民国7年，入山西法政学校。次年，“五四运动”兴起，他作为该校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曾联合数千学生到省府请愿，亲拟罢课宣言，并常到太原文瀛湖畔做爱国宣传，慷慨激昂，感人泪下。使其躲过追捕。民国9年，入山西地方承政研究所承政班深造。并于民国10年、民国15年，先后被省府委任为大宁、灵邱两县承政员。

王璧在大宁村中为最富之家，但他尚能体恤百姓。民国13年居家时，他曾致书社首裁减村内迎神社的摊派，被革除社籍，后经村人请愿声援才恢复。民国17年起，王璧先后被聘为省立4师、阳城中学和省立8中教员。在4师时，当局搜捕共产党人，他冒着危险，暗助学生、地下党员王春、赵树理逃离，亲写书信让二人到大宁村避难，表明他始终具有同情穷人、同情革命的进步倾向。

民国年间，兵荒马乱，土匪横行。阳城也是如此，境内打着各种旗号的土匪多如牛毛。尤其是1938年日寇飞机轰炸阳城后，当地国民党军和杂牌部队尚未接敌就不战而溃。散兵游勇，一变为匪，扰民更甚。特别是家境富有者，更是其首要抢掠对象。王璧作为村中第一富户，自是首当其冲。一天晚上，紫沙腰30余名武装土匪袭击了大宁村，并将重点对准王璧先生，向其勒索巨额钱财。王璧誓死不从，率全家老少与土匪竭力搏斗，鏖战多时，土匪始终难以攻进院内。恼怒之下，土匪搬来芦苇、秸秆点燃，王璧夫人陕小兰及3子3媳全部葬身火海。在生死关头，妻儿合力将王璧推跳楼下，王璧连滚带爬，方才脱离险境。后在共产党人张健民帮助下逃往外村掩蔽，方才躲过土匪追杀。

王璧早年加入国民党，是国民党大宁分部的负责人。由于党派性质所决定，他曾对共产党在村中推行的减租减息、推行合理负担等政策很不理解，并持反对态度。“12月事变”发生后，村里的反共势力非常活跃，王璧曾亲自起草《告同胞书》，在村里四处张贴，动员村民站在蒋总统和阎锡山长官一边，不要跟着共产党跑。但是，日本人占领阳城后，他看到蒋闫军队畏敌如虎，不战自溃，而共产党八路军却挺进敌后，建立统一战线，武装民众，团结地富和各方面力量共同抗日，于是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转而拥护共产党八路军。

郭双群，字尚文，大宁村沟西郭氏族人，幼时聪颖，7岁发蒙，9岁念私塾，10岁入村塾，知识广博，文名远播。与人辩论，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曾在村里任过国文教员。阳北最早的共产党员、后来担任阳城县委书记的张健民，就曾在郭双群手下就过学。在村民眼中，郭双群和王璧一样，也是备受尊崇的文化人士。但郭双群和王璧又有不同。王璧为人谦和，淡泊名利，郭双群则私心太重，喜欢追求钱财。从这一点来说，他在村民心中的分量就不免打了折扣。不过，爱财之心，人皆有之。区别在于，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小人爱财，则不择手段。郭双群的爱财，就属于小人一类。他在平时和村人共事时，就经常存在斤斤计较之举。虽然有时搞得大家很不高兴，但毕竟只限于个人之间。除此之外，郭双群还喜欢结交权贵。一旦郭双群掌握了生死大权，他的这些毛病就成了对全村人的催命符。

1940年4月，日本人占领阳城，强行要求各村建立维持会，不从者就予以烧杀抢掠。为了保护村民利益，大宁村地下党组织改变策略，由不维持变为假维持，以假维持抵制真维持，并挑选村里善于周旋之人出面应付，党支部只是在幕后策划掌控。第一次挑选了两个人，一个叫张华，一个叫刘申富，均为敦厚之人，但收不齐日本人摊派下来的东西，结果，一个被打得胃出血，一个被打成尿失禁，从此躺倒不干。第二次推荐的人叫刘嘉铭，虽然能说会道，但是胆大妄为，假借日本人名义勒索村民，甚至截留过往客商，被支部发现后撤职。郭双群平时就很注意村里的动向，一直在窥测时机，谋夺村中大权。他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经营了不少关系，尤其是暗中攀上了五区伪区长刘小榜的高枝。于是，刘嘉铭被撤职后，郭双群经过一番活动，终于如愿以偿登上村长宝座。

任职初期，郭双群还装出一幅伪善面孔，未敢妄为。他下派任务时，态度非常谦卑，说话也是软语绵声，一口一个“老少爷们”，跟着就说：“现在这年头，我知道大家日子过得都很艰难，可我也是没办法，不为难大家，日本人就要为难我，请大家多多体谅。”但时间稍长，就逐步露出原形。他感到日本人的招牌真是好用，无论跟谁要，要多少，尽管心里不愿意，可谁也不敢不给。于是，他假借日本人的名义，不择手段的向群众任意摊派，做得比刘嘉铭更狠更绝。村民们慢慢感觉到，这郭双群并不比刘嘉铭好多少，甚至比刘嘉铭更更恶劣，更有手腕。特别是郭双群自认为位置坐稳后，就完全撕下了假面具，对村民们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由原来的说话带笑，慢声细语，变成了非打即骂，黑风抖脸，一派凶神恶煞的样子。

郭双群甘心事敌，为虎作伥，激起村民的强烈不满。他们想不到赶走刘嘉铭这只狼，又来了郭双群这只虎。为了让郭双群改邪归正，村人绞尽脑汁，想出一个挂牌的招儿，企图对郭双群正面规劝，促其收敛恶行。

一天，一群村民敲锣打鼓，来到郭双群所住大院门前，将一个上书“造福桑梓”的黑底金字牌匾毕恭毕敬挂在大门上方。村人散去后，有几位平时与郭双群来往密切的富户来到郭的大门前，对刚挂上的牌匾评头品足，发表议论。一个叫郭维美的富户叫着郭双群表字说：“尚文，你以为那些穷鬼给你挂这牌子，是说你好？好端端的大门上，写上一个桑字，其实是不吉之兆。”郭双群一听此言，脸色大变。外号“土霸”的富户刘润一看郭双群有些恼怒，赶紧打圆场说：“郭维美，你不要胡说八道，此桑非丧也。此桑乃桑树之桑，桑树全身是宝，有何不好？”说完随口诌了四句诗：“蚕食桑叶吐黄丝，人吃桑籽似蜜甜。桑皮纱纸文官用，桑枝曲弓武将能。”郭双群听了刘润的信口胡扯，脸色才慢慢缓和。

这次挂牌，使郭双群对乡亲们的一片诚意和希望多少有所感动，一度时间，郭双群对自己的行为有所悔改。但终因其赌棍本质太坏，并自恃有大汉奸刘小榜作靠山，没多久即又故态复萌，且变本加厉，比前更甚。

一天，驻刘村据点的日伪军突然闯进村中，然后分作两队，直扑新房院和琚家后沟。不一会儿，地下抗日干部张健民、琚懋的妻小家人被五花大绑，押赴刘村日军据点。

地下党支部书记张仲荃得知此事后大吃一惊。张健民、琚懋是抗日干部，这在村里是公开的秘密，但日本人怎么能够知道得这样清楚？那只有一个解释：肯定是村里出了内奸。但此时他顾不上想那么多。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赶快救人，否则，就有可能遭到鬼子毒手。于是，张仲荃利用他掌握的各种关系，向刘村据点的日伪主事说情疏通，又让两家拿出一大笔金钱分头送礼，并找了几个可靠之人出头作保，费了许多周折后，方才使二人家属得免于难。

事后，张仲荃多方调查，弄清是郭双群告密。

更使张仲荃惊骇的是，在调查此事的过程中，发现郭双群已对隐藏在村里的中共阳北地下县委书记徐毅的真实身份有所怀疑，对阳北县委在村中组织的秘密抗日活动有所察觉，并暗地安插密探对徐毅进行跟踪盯梢。

得知以上情况后，张仲荃惊得脸上连连冒汗。这郭双群一旦阴谋得逞，党组织就会被敌人连锅端掉，村里许多党员干部和进步群众就会人头落地。更不敢想象的是，在村里隐藏的地下县委书记徐毅同志一旦遇险，整个阳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将遭到彻底的破坏。事实清楚说明，郭双群是个十分危险的敌人，必须尽快铲除。  

此时，郭双群还不知道地下党已经盯上了他。他听说日本人正在网罗文化之人，就想到了与他同为村中秀才的王璧先生，心里又打起了王璧的主意。

王璧全家7人亡于土匪之手后，只剩下一个不懂人世的小孙子。土匪火烧他家时，由于这个孩子正在姥姥家，才免遭毒手。紫沙腰土匪溃散后，王璧回家定居。对这个过早失去父母的幼孙，王璧非常疼爱，为了抚养这个孩子，王璧不再外出干事，而是亲自照看孩子的起居。日本人来了后，王璧更是深居简出，村人轻易也见不到他的身影。一天晚上，郭双群亲自找到王璧家里，先是嘴里喊着老兄给他捏高帽子，什么文曲星下凡啊，什么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啊，什么满腹经纶，学究天人啊，假惺惺的把王璧吹捧了一番。然后话题一转说，老兄这么高的才华窝在村里太屈才了，听说日本人对文化人很看重，建议老兄到五区维持会当一个高级职员。并说已和刘区长说好，待遇从优。王璧虽然深居简出，不多见人，但因同居一村，村民们对郭双群的恶评却也时有耳闻。此时一见郭双群半夜光临，就猜想这个不速之客此番前来，多半是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及至听了郭双群的一番说辞后，更看穿了其险恶用心。但由于文化人的心性，他不愿太过发作，但撂出的话分量却很重。他说：“日本人灭人国，占人地，连强盗都不如。我认为给日本人做事，就是不知廉耻，数典忘祖，我绝不会去干这种遭人唾骂的事情，绝不会当日本人的帮凶，哈巴狗，否则，有一天我死了，就无颜面见列祖列宗。”郭双群看到王璧态度坚决，仍然心有不甘，眼珠子一转说：“老兄不要把门关得那么死。我的话还请你认真考虑考虑。想好了，我再来听老兄的回话”。

过了几天，郭双群又来到王璧家。进门就说：“老兄，我今天来告诉你，我那天说的话不算数了。”王璧虽心感诧异。但口头仍道：“谢谢你的理解。能让我免除这一差事，不啻于免除一场牢狱之灾。看起来，你我不愧是一村之人哪。”岂料郭双群说：“老兄你误解了，我前几天说的话不算数，不等于就不让你出来做事了，而是说，让你到刘村五区的话不提了，但还有一个更好的地方需要你去。”王璧问：“什么更好的地方？”郭双群说：“我知道兄长你品学超迈，是天纵奇才，曾经做过两个县的承政员，让你到刘村五区做事，确嫌品秩太低，思之再三，感到让你到县维持会承担一项事务，方能与你原任秩级相等，这样才不至于委屈了你。为这事，我专门进县城走了几趟，与日本人反复洽商对你的安排事宜。皇军初时还不大爽快，是我摇动三寸不烂之舌，好容易才做通皇军的工作，答应让你到县维持会任一要职，现在就等你老兄一句话了。”看到郭双群这样厚颜无耻地再三再四拉人下水当汉奸，王璧内心异常愤怒，他非常决绝的说：“郭村长，你的话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我的话也已经说的很明白了。你非要再三再四请我出去，我不得不告诉你，你的忙碌是徒劳无功的，你并不懂得我的心思。请你不要再强人所难。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也。就是日本人亲自来，我宁可撞墙而死，也不会跟他们走的。””郭双群看到王璧这样冥顽不化，恨不得肚子里伸出把刀来当下杀了他，眼看借此向日本人邀功的事已成泡影，而自己却无计再施，只好搭讪着自己找台阶下：“老兄能有如此节操，我郭尚文万分佩服。不过，我也要劝你一句，你这样不识好歹，有一天你会后悔的。”王璧说：“我自己的路，我自己知道该怎么走，这个不需劳你操心。”

郭双群策动王璧先生当汉奸的事，很快也被地下党支部张仲荃等人知道了。为了尽快搬掉郭双群，张仲荃经请示阳北县委后，决定首先利用合法手段，发动村民到日本人那里告状，让日本人来惩治他。经过精心组织，由巧言善辩的地下党员刘云出面，串联了200多人，来到县城日军红部，递上状纸，并指名要见日军头目坂本正男当面呈情。日军头目坂本正男听说有维持村的良民前来控告村长，感到非常稀奇。为了拉拢人心，他亲自出面接见了这一干人。刘云乘机把郭双群欺负皇军人地两生，打着皇军的旗号横征暴敛，名义上是为皇军效力，其实把很多资财装到了自己的腰包等罪状说了一遍。坂本听了翻译，惊诧地问：“有这等事？”刘云说：“千真万确，我等都是皇军顺民，岂敢对皇军有半句欺哄？不信你问他们。”刘云身后那二百余人七嘴八舌喊道：“他说的都是真的，我等可以证明。”坂本问：“既然此人对皇军大大的不忠，那你们为什么不向五区维持会举报？”刘云答道：“郭双群和五区区长刘小榜是拜把兄弟，他的丑事都是刘区长在背后护着，我们扳不倒他，只好来向皇军当面禀告，请皇军为大伙做主。”坂本听了刘云和众人的话，当下暴跳如雷，立马派出便衣班随告状村民到大宁村调查核实。便衣队来到村里，没费多大劲，就弄清了郭双群的贪污罪行。听了许多人的控诉后，便衣队长樱木三郎气得赤臂上阵，把郭双群吊起来打了个半死。没收了他的全部家产，并当下宣布撤去郭双群的村长职务，让大宁村另行推荐村长人选，张仲荃趁机推荐刘云担任了日伪村长。

借敌人之手撤换郭双群，做得非常漂亮，也非常迅速。等刘小榜知道，生米已煮成熟饭，刘小榜再有天大本事，也只能徒呼奈何。郭双群由一个暴发户转眼变成穷光蛋，心里对村人产生了刻毒怨恨，他像一条疯狗一样，到处扬言：“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你们现在把老子搞下台，用不了多久，我还会上去的，到时候我再找你们一个一个算账。你们把我的东西怎么吃下去，还要让你们怎么吐出来。”还说：“我知道村里谁是共产党，谁是抗日干部，知道谁家是抗属，你们会到皇军那里告我，让皇军撤我的职，我也会到皇军那里告你们，让皇军要你们的命。”

听到郭双群放出的风声后，党支部书记张仲荃深感不把郭双群彻底除掉，这个输红了眼的赌徒一旦翻过手来，不知会惹出多大的祸事。因此，他紧急召开秘密支委会，研究决定：尽快利用敌顽之间的矛盾，采取借刀杀人之计，将郭双群从肉体上加以消灭。这项任务就交由首任党支部书记、现任地下党支部委员郭维邦执行。郭维邦的公开身份是东府（即东政府，阎锡山的县级残余政权）委任村长，他对郭双群截留东府物资的事最清楚。让他到东府状告郭双群，一定会激起这些土匪一样的人对郭双群的愤恨，从而达到借东府之手剪除郭双群的目的。由于事关重大，郭维邦没敢假手他人，而是亲自深入到阳南大山里，找到东府县长张从龙，把郭双群仗凭抱着日本人的粗腿，不把东府放在眼里，经常少给甚至完全克扣东府物资钱粮的情况，作了一番有真有假、加油添醋的汇报，激起了东府那些丘八的愤怒。当即派出特务大队，连夜奔袭大宁村，将郭双群从被窝里抓出来，押到银匠山的大沟里用乱石砸死。死心塌地卖身投靠、甘当汉奸走狗的郭双群，就此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王璧先生虽然在国共两党交锋对垒中，曾站在共产党的对立面。但是，在郭双群诱惑他卖身投靠日寇的关键时刻，他始终不为所动，保持了坚定的民族气节，因而重新受到村人尊重。1944年，王璧先生两次应邀出席太岳区第四专署会议，被选为参议员。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阳城一高、阳城中学教员，被选为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县人民委员会委员，积极向人民政府提出了许多兴利除弊的建议。1957年入县文史馆，3年后不幸瘫痪在床，只好退职。1968年，因做白内障手术引起炎症，病逝于县人民医院，终年76岁。

两个旧式知识分子，同顶一片天，同住一块地，同饮一口井，同为文化人，但他们的人生轨迹和生命结局却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实在令人扼腕叹息。他们的经历告诉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全在于自己把握。做一个完美的人并不容易，但往往蜕变却在一念之间。因此，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要始终坚守自己的人生底线，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时刻不忘初心，刻苦砥砺自身，做到“不管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我们才能问心无愧地走好自己的生命之旅。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