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永远的思念——忆我的父母亲刘忠、伍兰英夫妇

父亲刘忠，1906年中秋节生，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人。1927年参加农民协会，1929年参与领导才溪农民暴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红四军十二师三十六团政治委员、红一军团第二师五团政治委员、红一军团司令部侦查科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被誉为“长征尖兵”。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抗日军政大学六分校校长、晋豫联防区司令员兼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政治委员、太岳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军区三八六旅旅长、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参谋长、太岳军区司令员、华北军区第十五纵队司令员、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六十二军军长等职。

解放后，历任西康军区司令员、川西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大学院务部长兼政治委员、军事学院副教育长兼物物质保障部部长、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军政大学副校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1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是抗大建校80周年，也正好是我们亲爱的父亲、开国中将刘忠诞辰110周年，母亲伍兰英诞辰100周年。

2014年末，老家福建省上杭县启动了修复开国将军故居的项目，这是个一举多得的幸事,即可用来弘扬革命传统，又便于开展当地的红色旅游。家里在讨论后把撰写父亲故居展的“光荣任务”交给了我。

为了写父亲的故居展，我开始系统的研究父亲的历史，读他自己写的回忆录《从闽西到京西》、《闪光的足迹》，又联系了古田会议纪念馆、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福建省上杭县博物馆，毛主席才溪乡调查纪念馆，第16集团军军史馆（模范红五团首任政委）；第13集团军军史馆（曾任386旅旅长），2004年前往雅安军分区干休所（62军军长），2013年去了山西省阳城县和河北涉县抗大六分校（六分校校长）...... 寻找他捐赠的实物、相关的资料、照片，追寻着他的脚步，走进他的革命人生......

（才溪故居修复后，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展出父亲的生平）

“我是一个幸存者”

1988年7月30日，为纪念建军61周年，在人民大会堂的礼堂举行了授予离休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功勋荣誉章的仪式。在父亲被光荣的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时，他想到的不是自己的战功，而是那些在战场中牺牲的战友们！他感慨的写到：“我是一个幸存者。中国革命取得胜利，首先要归功于革命先烈和各战场流血牺牲的烈士。”

父亲一生战功赫赫，但从不争功，从不炫耀。红军时期，在1933年的漳州战役中，时任红十一师三十三团政委的父亲，在漳州的龙山顶上果断指挥部队架上机枪，由副团长陈冬生亲自用机枪打下了敌人第一架敌机。

1933年8月，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在江西省永丰县藤田镇召开了首届“八一”军体竞赛运动大会。大会近30项比赛项目，时任五团政委的父亲带领五团（原33团）在各个项目的考核和比赛，共获得20多项群体奖。父亲走上主席台接受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红一方面军政委周恩来授予的“中国工农红军模范红五团”奖旗。

（周恩来政委授予父亲“中国工农红军模范红五团”奖旗--16军展馆提供）

1934年7月上旬,时任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侦察科长的父亲与军团保卫局谢志群侦察部长奉命前往一方面军司令部，在刘伯承参谋长处领取了长征路线图和行动方案，并安全带回亲自交给了一军团参谋长左权。

长征中，父亲奉命率领红一军团侦察部队走在中央红军长征的最前面，是长征先锋中的先锋。他们经常乔装成国民党的部队，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深入敌战区，探询前进道路，及时、准确地获取有关情报，引导和保障中央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抢渡乌江、巧取遵义、四渡赤水、智过彝民区、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通过大草地、突破腊子口、攻夺吴起镇等，受到党中央和红一军团领导的一致称赞，被誉为长征“尖兵”。

过了六盘山，父亲侦察到青石嘴镇上有敌人一个骑兵团。当时毛主席、彭总命令部队突袭消灭了敌骑兵团，缴获了很多马匹。1936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骑兵团成立，辖四个骑兵连，这是中央红军的第一支骑兵部队。中央军委任命父亲为特别支队（骑兵部队）司令员兼政委。父亲先后率领红军的第一支骑兵部队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山城堡战斗、东渡黄河钳制阎锡山部队、先期与二、四方面军接头会合；西安事变时携带彭总给张学良、杨虎城的信南下到西安以北的泾阳与其接头做张学良、杨虎城起义军的后盾等任务。

1936年12月，红军三个方面军和陕北红军抽调大批高中级干部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父亲被选调去参加学习，之后留校做了领导工作。抗大总校共办了8期，父亲亲历了5期；1937年，父亲任抗大二期六队队长时，为解决全国各地大批知识青年来抗大学习的住房，父亲发挥自己泥水工出身的特长，带领学员察看地形，做出图案，仅用10天时间挖好30个窑洞。罗瑞卿副校长赞不绝口的说：“刘忠，你真有两下子”。1940年11月，父亲调任抗大六分校校长，在河北涉县、山西武乡地区办校，为部队培养精英，作出了重要贡献。1941年6月抗大总校给父亲颁发了模范干部奖章。

（1938年父亲（右2）任抗大第四大队队长时与战友合影）

抗日战争时期，1942年2月，父亲任129师386旅副政委，5月父亲调任豫晋联防军区司令，奉命护送邓小平去中条山开辟根据地。5月9日凌晨在山西阳城县东哄哄村突然被日寇包围，父亲立即率部掩护邓小平、王新亭等领导在中条山里辗转20多天才冲出重围，终使邓政委等领导安全脱险。邓小平政委当时笑着对父亲说：“你这次护驾有功啊！”1943年2月，父亲调任386旅政委兼太岳第二军分区政委，1944年4月任太岳第二军分区司令，。1947年4月任太岳军区司令。

（1944年11月，父亲（三排左四抱着孩子）参加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营以上干部临别太岳二分区合影）

解放战争期间，父亲率部参加了上党、闻夏、同蒲、临（汾）、浮（山）、晋西南、汾孝、临汾、晋中、太原、成都、西昌等战役。上党战役中父亲任386旅旅长，为上党战役的主力部队之一。在武器弹药匮乏的情况下，父亲发明了“一瓢水”战法，率部十分钟成功攻克长子城，以弱胜强。接着胜利完成了老爷山打援、桃川追敌等战斗，此战为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成功起了重要作用。临（汾）、浮（山）战役中，父亲任四纵参谋长，亲自在前线指挥所监听敌人的电话，掌握敌人动向并指挥前线部队作战，成功将国民党蒋介石最精锐的嫡系部队“天下第一旅”歼灭，活捉了旅长黄正诚，三战三捷。1946年10月，四纵在山西沁源县郭道召开了纵队英雄、模范大会，会上通过民意表决，经五个旅一致推举，父亲被晋冀鲁豫军区评为战斗英雄。（根据当时规定，旅以上干部评“战斗英雄”需经中央军委批准。）我的母亲伍兰英在四纵干部家属学校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由于工作出色，也被评为劳动模范。夫妻双双登上领奖台。

（八路军晋冀鲁豫第四纵队颁发给父亲的战斗英雄奖章和母亲的劳动英雄奖章）

徐向前元帅评价父亲的部队 ：“能攻又能守，天下无敌手！”陈赓大将说: “陈赓部的作战方法，不光是我陈赓的，也有刘忠他们的。”

（1985年父亲在长治烈士陵园祭奠烈士行军礼）

1948年8月，父亲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第十五纵队司令员。1949年3月该部队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正规序列，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二军，隶属于华北野战军十八兵团建制，父亲为军长兼党委书记。

父亲率领62军挥师转战华北、西北、西南三个战略区，重创胡宗南军团，聚歼马步芳、马鸿逵，参加成都、西昌等战役。62军长驱近万里，克服千难万险，共歼灭敌军70000余人。

1950年1月，父亲率62军担任“进军西康，解放西康”的重任，并在雅安接收刘文辉部。

军队院校的功臣

新中国建立后，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父亲从西康军区司令员调任川西军区司令员。当时川西军区决定抽调60军、61军、62军各一个师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个军，由父亲任军长准备赴朝作战。正当父亲整装待发之际，西南军区司令部转来一份中央军委的电报：“令调刘忠为陆军大学校务部长，立即到职。”父亲当时真希望去朝鲜作战啊，他找过老领导贺龙、邓小平，又飞到北京想找老领导聂荣臻、罗荣桓请求赴朝参战。当他在北京见到军训部长萧克时，得知这次是刘伯承元帅点的将,陆军大学将于次年1月15日开学。

共产党员应该服从组织分配，听从党的召唤。父亲不敢怠慢，匆匆前往南京报到。刘帅一见到父亲，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刘忠同志，到了好，就差你这一脚了。”至此，父亲开始了他后半生与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院校的缘。

1955年，南京军事学院成立战役系，父亲成为被选调入该系学习的52名学员之一。兼职学习要付出比别人加倍的精力和心血，他只能“三更灯火五更鸡”加班加点的学习。1957年10月，父亲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毕业前夕，中央军委任命父亲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后又改为兰州军区副司令员。正当父亲准备赴任之际，突然接到通知，让他暂时不要动。原来又是刘伯承元帅向军委提出要我父亲随他前往北京筹建军队的最高学府“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刘帅说：“搞剧团要有梅兰芳那样的名演员，办院校要有一支高水平的领导干部和教员队伍，刘忠同志该留给我筹建高等军事学院。”正要赴任兰州的父亲，又接到周恩来总理签署的新任命:“刘忠为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副教育长兼院务部部长”。当组织上征求父亲的意见时，父亲以大局为重，毅然表示：“个人服从组织。听从中央决定。”

（1951年南京军事学院领导与苏联总顾问罗赫里斯基合影(后排右1为我父亲）

父亲一生在50多年的戎马生涯中，有30多年从事人民军队的教育工作。其中包括土地革命时期在红军学校学习、抗日战争时期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工作、解放后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大学校务部长、南京军事学院副教育长兼物质保障部部长、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兼院务部部长、军政大学副校长。为我军院校建设和教育工作呕心沥血、立下汗马功劳。父亲不愧是我军建设院校的功臣。

战争年代失去的哥哥姐姐们

在撰写父亲的展览期间，一次我见到刘亚楼将军的女儿刘煜鸿，她说记得在福建省龙岩市的“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里有我爸爸早年捐赠的一本“抗日军政大学笔记本”，她建议我去要一个复印件。她说：“里面一定有你想要的东西”。刘煜鸿的建议我立马采纳，第二天就向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要我父亲抗大笔记本的复印件，一周后，我收到了。

（父亲在抗大时的笔记本首页）

果然，这本不大的黄黄的笔记本里有父亲在抗大时听毛主席授课时的笔记，有听康生传达中央文件的记录，还有他听课时绘制的5次反“围剿”的战役示意图等等，密密麻麻的小字异常工整。早就听说爸爸学习起来刻苦努力，记忆力超群，小时候仅仅上过三年的私塾次次考试拿第一。后来参加革命后，无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红军学校学习，抗日战争时期在抗大学习，还是解放后在南京军事学院第一期战役系学习均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这也许是刘伯承元帅坚持选他创建我军最高学府的原因之一。直到他90岁时，思维依旧清晰。

父亲笔记本的首页上自右向左竖式写下的几行字让我尤为好奇。由于字迹已不那么清晰，加上自己眼睛有些老花，我拿来放大镜仔细观看。那是父亲写下的在战争年代去世的我的哥哥姐姐们的名字和生卒年月:“正安生于一九三八年（戊寅年）五月八日，没于四一年十月二十八……在砖壁野战医院;兴安是三九年八月(庚子日)，青漳生于四二年(辛巳年)一月十五日,是第三个孩子,青安生于四四年(甲申年)三月十七日……”

在我的记忆里，几乎很少听到父母谈论关于战争年代出生的哥哥姐姐们的事。我只知道爸爸妈妈共生育了11个孩子，在战争年代先后失去了5个。天下的父母哪有不疼爱自己的孩子的，他们不说是因为会太难过，其实父母亲从没有忘记战争年代失去的孩子们。在家里的老相册里，父亲在几张发黄的老照片的正面，清晰地标注了哥哥姐姐们的名字和拍照时间。在南征北战的长途跋涉中，父亲把那些照片带在身边，一直保存着，可见父母亲对他们的爱很深很深……

我记得父亲讲过我的大哥刘正安非常聪明，2岁时他就说打仗不能跟着妈妈，太危险，跟着爸爸最安全。当年时任129师政委的邓小平就和爸爸说：“老刘啊，你的孩子太聪明了，太聪明的孩子可活不长啊！”爸爸说，还真让邓政委说中了！

还有一个故事是父亲在386旅时的作战参谋胡绵第叔叔的爱人肖琴阿姨告诉我的，是关于我爸爸妈妈第三个孩子，大姐青漳的故事。青漳姐姐是1942年1月生在河北涉县的。她乖巧可爱，386旅很多叔叔都非常喜欢她。1946年春节刚过，5岁的青漳姐姐病的很重，妈妈不顾刚刚生完孩子才3天，在大雪中亲自去寻找医生。爸爸得知青漳姐姐病重后立即骑着马去找马海德大夫，等到了马海德大夫的驻地，爸爸刚下马，那匹马累的当场倒地就再没站起来。但当时战争年代缺医少药，青漳姐姐还是离开了爱她的爸爸妈妈和叔叔们。

一个人可能遭受的最大痛苦，莫过于父母亲失去孩子，孩子失去父母亲了。这些尘封的往事，每每回忆都会撕开父母血淋淋的伤疤，这种痛苦很强烈、很可怕，它可以动天地泣鬼神，撕肝裂肺，让人痛不欲生。但是这种打击就像流血的伤口一样，伤口再大也可以愈合。然而，却会激起我们无计其数的痛苦的思念，无可救药的精神上的伤痛。这就是父母亲很少提起战争年代去世的哥哥姐姐们的缘故吧。

救养子舍亲生

尽管如此，爸爸妈妈仍旧帮助自己的战友和部下照顾孩子。当年，抗大抗三团供给处会计甄子明、李金雪夫妇奉命随部队去华中，可李金雪刚生下个孩子，夫妇正在为难之际，妈妈主动上门找他们商量，以革命为重，把孩子留下，寄养在一姓李的地主家中。此后妈妈总在百忙中抽空去看望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叫甄怀志。解放战争时期，爸爸任太岳军区司令员时，一次开会路过黎城，遵妈妈交代，特地去看望了他。当时，李姓地主已被群众打死，怀志放在地主女儿家中。爸爸几经周折好不容易找到他。见孩子满身褥疮，瘦的皮包骨头，爸爸当即请求当地人民政府转办手续，付给孩子的养母一百五十万元（时币），又把孩子带回我妈妈的身边。爸爸妈妈一面用公家保育费抚养怀志，一面节衣缩食将自家的津贴为他买衣添食。3年后，又用刘忠儿子的名义送怀志读书。1949年，解放军攻打太原时，甄子明专门前来看望怀志并领回了孩子。全国解放后，怀志分配在西安工作，结了婚，还有了两个孩子，他无限感激我爸爸妈妈的救命之恩，视为亲生父母，甄子明、李金雪夫妇也终生感怀我父母的救子之情。

被我父母亲抚养的孩子甄怀志

像我们家这样的情况，还有许许多多。在战争年代，孩子失去父母成为烈士子弟，革命父母也痛失亲子。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主席也失去了七个子女。这样的事例在战争年代不胜枚举。我的母亲战争年代生了这么多的孩子，又一个接一个的失去，吃了很多苦。我的母亲伍兰英出生在四川省苍溪县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她3岁时，母亲去世，4岁那年父亲又撒手人寰，她一直由哥嫂抚养。7岁那年，因家里欠了地主很多债，无法生活下去，万般无奈之下，哥嫂只好含泪把她送到地主家干活抵债。 母亲受尽了地主家的欺压，14岁那年，在又一次挨了毒打之后，遍体鳞伤的母亲趁着一个漆黑的夜晚，偷偷地跑回了家，跟着她的哥哥到了昭化。兄妹俩找到姐夫袁镜（中共秘密党员），经袁镜介绍，同为秘密党员的哥哥进了汉阳兵工厂做工，并通过姐夫认识了秘密党员陈子谦、王子和等人。陈子谦、王子和见母亲聪明懂事，忠实可靠，便发展她当了秘密交通员，自此母亲开始了全新的生活。16岁那年，母亲在昭化县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春，川北一带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当时三川乡的农会准备举行暴动，党组织派母亲回家乡参加农民协会工作。国民党反动派闻知农会准备暴动，于是勾结地主豪绅加紧镇压，到处搜捕共产党人，母亲回到家乡不久，哥哥和姐夫均被捕遇害。亲人被杀的噩耗传到母亲耳中，她对天发誓：一定要为哥哥、姐夫报仇。1932年，母亲逃出了敌人的追捕，参加了红军，1935年加入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很快成为排长、连长。1935年，母亲参加了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翻越雪山，途经四省、行程一万余里的长征。

1937年7月15日，母亲和时任抗大第四大队队长的父亲在延安喜结连理。战友们凑了27元边币，买了3桌山药蛋、苞谷粉，领导林彪、罗瑞卿、胡耀邦、莫文骅、张琴秋等都来参加和祝贺。

中国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都是把头栓在裤腰带上。为了崇高的信仰,他们可以放弃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亲属和孩子。难道共产党人的心就是铁打的?就没有七情六欲？当然不是！但是在白色恐怖血雨腥风的年代，在炮火连天辗转征战的岁月。没有条件，也不可能让革命前辈们去顾虑许多。

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加上千千万万个先烈的牺牲终于换来了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好日子。来之不易！

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我的父母依然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保持着我党我军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对于我们长大后，他们要求我们不以将军后代自居，不搞歪门邪道，要堂堂正正做人，要努力为党和人民工作。在我的记忆里，爸爸教育我们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一个人一生不能做坏事，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就好。”

父母亲对我们这几个解放后出生的孩子也有他们独特的教育方式，通过笔写（写回忆录）、言传（讲革命故事）、身教（以身作则）是他对我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三部曲”。他要求我们生活上不准特殊,学习上要刻苦认真.只要有机会，父亲总是带上儿孙回老家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还亲自为儿孙们讲解才溪人民的革命斗争史；在才溪乡著名的“光荣亭”“列宁堂”前合影。

（为后辈们讲解才溪革命斗争史）

我现在的大姐刘永生实际上是家里的第五个孩子，虽然她前面的四个哥哥姐姐牺牲在战争年代，但爸爸妈妈对她仍然要求很严，让她事事处处要给后面的弟弟妹妹做榜样。大姐当然也不负众望，在高中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学业也颇为优秀，在那个年代不仅获得了金质奖章，还被保送上了她理想的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后来我大姐也和我的妈妈一样，成为北京市三八红旗手，还有一年被选为全国的优秀企业家。我的哥哥刘纪柱在那个年代也在中学获得了银质奖章。我自己从北京医学院毕业后曾在解放军309医院当医生，1990年靠自己的努力考上美国纽约大学（NYU）,攻读生物遗传博士。

（1976年全家合影）

今年是建军的90周年，父亲已经离开我们整整15年，母亲也离开我们35年了。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一直在我们身边，好像他们并没有走远，还是和墙上的照片一样，静静地微笑着看着我们。

我们应真心感谢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无数先烈，他们前赴后继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人民带来了幸福生活，同时缅怀和感恩我们的革命父母对我们这一代的养育之恩。继承他们的遗志是我们这一代的责任，不忘初心，继往开来！

                           2017年5月于北京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