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您永远是共产党的人

我们的家乡在山西阳城县南大峪村。家父郑志伟，1922年生，1991年夏带着“自行脱党”的遗憾和对亲人的眷恋因病辞世。26年过去了，我们对家父终生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奉献社会的高尚言行仍然记忆犹新，肃然起敬。

党籍：得而复失

祖父兄弟五人，排行第四。贫困的家境激发和铸就了他渴望翻身、追求光明的坚强性格。祖父历尽艰辛毅然将父亲和叔父送入村上的私塾上学，希望能培养出个文化人来支撑门户。祖父年轻时因养蚕砍桑叶从树上跌下来，留有左腿跛行的终身残疾。为了家里的几亩薄地，父亲只能农忙上地，农闲上学。尽管如此，祖父还是不惜“典房卖地”让叔父读完了初师（阳城师范），使他先后在县、市小报社、广播站和党校等部门从事党的宣传和党史党建理论工作40多年。

1938年，阳城有了共产党、八路军活动，这对足不出户的穷苦农民来说既倍感新鲜，又觉如久旱甘霖。牺盟会组织进入阳城南乡以后，父亲和村里的一批热血青年立即响应。在村里，父亲算是个为数不多的文化人，也是写标语、贴传单、教唱进步歌曲、宣传抗日救亡的积极分子。对此，别人家都瞻前顾后，祖父却十分支持，经常叮嘱父亲要放心好好干，哪怕耽误点农事也不能误了这些大事。与此相反，同宗族中的富户对此大为反感，说我们家“不务正业”，是穷人梦想翻天，以后不是被饿死就是被人打死。

1939年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与阳城地下党负责人崔松林建立联系，在阳城南部山区建立“工合”事务所。父亲生前经常念念不忘地说，有一天他受区公所派差，担着一担小米到“工合”事务报的所在地原桑林乡树皮沟村去送，见到了工合负责人鞠抗捷（别人都称鞠主任）。鞠主任非常热情地接待了父亲，详细地向他了解村里农会组织有多少人，主要有哪些活动，鼓励父亲要团结乡亲们好好干，还肯定地说，有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我们一定能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之后，为了接受党的教育，父亲主动承担往树皮沟送粮的差事，多次找鞠主任汇报情况，请教革命道理，多年后他仍满怀敬意地说，鞠主任的名字起得真好呀， 这不是鞠躬尽瘁为党工作、勇于夺取抗战大捷的意思吗。上世纪七十年代，父亲从一张《人民日报》上惊喜地发现，当年的鞠主任后来担任了中国计量科学院院长，他非常想给鞠主任写信重叙往事，可是具体联系方式根本无从打听只好作罢。后来我们还在《阳城县志》上发现，鞠主任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了国家计量局局长等多项重要职务。

在党组织熏陶下，父亲逐步成为牺盟会和村农会的活跃分子，在村党支部培养下，于1945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更加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的决心，更加相信穷人团结起来的力量，更加积极为党工作，担负的任务越来越多，这也更加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

后来村党支部负责人换成了杨某。杨某与我们家是同宗族，其父是我们的三爷，过继于我们的曾老舅后改为杨姓。根据当地农村习俗，哪家有了红白大事，都要召集同宗族（近一家人）一起坐下来通报和商议一番，杨家虽然有钱有势但也难以例外。那时，随着农村划定阶级成分的临近，一向惯于看风使舵的杨某开始动起了歪脑筋。 就在土改前夕， 杨某召集族人吃饭， 主要议题是，想把自己外村已婚的女婿招进门来，给其分配家产，目的是怕自己成分定高了，想隐瞒和转移财富。对于杨某的居心，在座的族人都心知肚明，可谁也不置可否。过了好一会，父亲直言不讳道：人家那边有房有地，有牛有驴，人家父母肯定不会真心同意让孩子出门，所以这样做是不是不太合适，土改前还是不办为好吧。在场的人纷纷附和，末了只好不欢而散。从此，父亲就成了杨某的眼中钉，对父亲处处找茬设障，时刻伺机报复。

杨某1939年入党，在同年的十二月事变中自首叛变，1943年隐瞒历史伪装积极重新混入党内，并成为村党支部负责人，土改运动中定为富裕中农成分，自以为得势，明里暗里一直对他看不顺眼的人进行打击报复。1958年，根据上级关于改造地、富、反、坏和神婆神汉、惯偷懒汉的指示，阳城各乡都举办了政法训练班，杨某便借机发挥打击异己，让村里的一些贫下中农，甚至共产党员与这些人一同去住政法训练班，其中的一名党员，名叫郑思富。

抗战胜利后的反奸清算运动期间，郑思富正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一天，杨某竟然对郑思富说，斗争不要太过分了，国民党军队驻得离咱不远，万一形势发生变化咱们可就非被打死不可。对于杨某的言论，郑思富当即进行了严厉批评，从此杨便视郑思富为死敌，把他当作心腹大患。土改斗争中杨某密谋策划企图将郑思富打死，经上级领导干预才未能得逞。在此次政法训练班上，杨某又串通他人对郑思富大加迫害，使郑思富等人白天超负荷劳动，晚上开会残酷批斗，会后进行殴打体罚，使郑思富等人致伤致残，近一年不能劳动。1959年，杨某的丑行败露，被阳城县委、监委查处，定为“混入党内的自首叛变和阶级敌对分子”被开除党籍，逮捕入狱，直至死于狱中。

说来也是冤家路窄。不知怎么父亲偏与郑思富志趣相投，交往甚密，使杨某更加怀恨在心。为此，1952年，父亲外出参加教育工作，多次找杨某办理党组织关系转移手续，这本来只是顺理成章的举手之劳，但杨某就是拖着不办，摧得紧了就乱找“理由”，说什么要等人全了才能上会研究、怕不符合组织原则、得与教育部门党组织沟通、要请示县委……，“理由”没完没了，反正就是一个字——拖。杨某被捕入狱后，父亲满怀希冀，努力通过多种渠道要求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但多次申诉，最终都石沉大海。

工作：呕心沥血

父亲参加教育工作，是通过严格考试方被录用的。他终生记得那场庄严神圣的考试，尤其记得在考卷上他引用的毛主席的一段话： 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多年之后他仍满怀深情地说，这是毛主席1949年的一个精彩预言，是他在一张废旧报纸上发现的，引用毛主席的话，是这次考试的神来之笔，不仅增加考试分值，而且大大增强了他对党的教育事业的挚爱，使他如愿以偿走上了教书育人的人生之路。

父亲一生在乡村小学任教，先后走过6个村子，时间最长的达14年，而且在这个村调离时，村民们自发地敲锣打鼓欢送他，他的学生们更是别出心裁：买来镜匾和毛主席标准像，照着毛主席头像的轮廓把镜子背后的水银刮去，再把毛主席像精准地镶嵌在镜匾里。临走时，乡亲们敲锣打鼓，挑着行礼，同学们端着镜匾，把他送出好远好远，后来这成了父亲最引以自豪的一件大事。

父亲工作的地方全部是山区村庄，道路崎岖遥远，工作环境艰苦。在原三窑乡的窑头小学，离家60多里，星期天回家，他要顺路给家里捎一担煤，返校时还要到离家附近的“水磨”（当时没有钢磨，这就是粮站的加工厂）捎一担面粉。在西冶学校工作，他苦练教学基本功，想方设法弥补自己只上过几年私塾的“先天不足”，并利用废旧备课本、旧报纸练习毛笔字，几年中，学校的年度工作总结都由他起草，并用毛笔誊写，一式三份，字迹端庄，形如豆粒，书面整洁，深得好评，为此被同事们称为“二校长”。在上节学校，就是那个工作了14年的地方，他借助解决植树计算难题的机会，独创了实地植树教学法，为了提升教学成绩，他热情引导学生课外阅读，使孩子们的语文、算术综合成绩一路上升。1964年，父亲荣幸地参加了阳城县的教学先进分子大会，受到重点表彰。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彻夜苦练艺术字，为上节大队书写的红底黄字“毛泽东思想大学校”门匾，字体规范与报纸上的宋体字比对简直相差无几。他曾两度到磨滩村小学任教，据说，第二次就是根据村里请求领导才决定的。遗憾的是，由于多年难以规律的饮食生活使父亲早已成为一位老胃病患者，不能靠顿吃饭，特忌饭菜干、硬，尽管同事们百般照顾，可他还是胃病复发，无奈住进了医院。从此，不仅老胃病，而且风湿性心脏病、坐骨神经痛等新老疾病接踵而至。在长期治疗中，父亲日思夜盼重能返讲台，为充满期盼的家长和学生贡献自己的心血，但终难如愿。后来，为了不因自己长期病假影响教学质量，1977年他主动提出提前退休。办理退休手续时，按照规定他享受到了具有特殊贡献的待遇。对此，父亲始终感恩党对他教育工作的充分肯定和认可。

父亲对教育事业的挚爱不仅体现在他本人身上，他还一再鼓励晚辈们填报志愿时要优先师范类。我们参加工作后，他千叮咛万嘱咐，要我们不能辜负党的培养和学校的教育。他经常告诫我们，老百姓面朝黄土背朝天，一滴汗珠碎八瓣，挣点钱不容易，人家把孩子交给咱，就是把家庭的希望托付给了咱，谁都想让自家的孩子出人头地。在这么多人的关键年龄段，要牢记嘱托，知道责任重大，要不惜心血工作，靠成绩赢得家长和学生的信任和赞誉。现在，在他的孙辈中，就有五人拼搏在教育工作第一线。直到晚年，父亲都一直非常关心教学工作，哪个邻村有老师请长假，他都乐意去代课教学，生怕影响到孩子们的学习成绩。

上世纪70年代后期， 阳城县委下发文件，提倡公职退休退职人员担任副队长，协助所在生产队工作。此时适逢父亲的身体逐步康复，于是他把这项“职责”看得非常神圣，主动挨家挨户动员闲散劳力上地参加集体劳动，带领年老体弱劳力上地修剪棉花，到大田里挑选优良种子，维护秋收秩序。为了村里人担运庄稼的路好走，他进到河里，水深的地方用铁耙把鹅卵石耙得干干净净，在水浅的地方支上略石，距村二三里的路都被他整修得平平整整。 他坚持经常更换村里的黑板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普及农业科学知识，以致不少人纳闷：这么好个人，怎么还不是党员呢！

对党：一往情深

父亲的一生，对党组织的热爱和对党的感情可以说是“痴心”不改，心往神驰。自懂事起，特殊的社会经历铸就了他坚忍不拔、刚正不阿、力主公平正义的秉性，因此总能得到人们的尊重。青年时期，自有了共产党、八路军在阳城组织革命活动，他就一直觉得这是穷人的救星，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军队，是能让穷苦百姓当家作主的唯一希望。他一生最大的爱好是如饥似渴看书看报，最大的特点是结合社会现实深入思考，最受人尊敬的是勤勉务实，不辞劳苦，从不夸夸其谈，哗众取宠。

记得我们还小的时候，每年过年家里正中墙上都要换上崭新的毛主席像，写上新的对联。每年寒暑假，父亲总是抽时挤空看书，特别喜欢看的有《红岩》、《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反映革命英雄精神题材的小说，妹妹红红那个名字就是通过小说《苦菜花》里的英雄人物选定的。他还反复地看赵树理的小说名篇《李有才板话》、《三里湾》、《李家庄的变迁》等，深切感受党的领导下农村农业农民的进步和变化，启发乡亲们弘扬农村和农民世代相传的真善美。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特别关心时势政治。看着刘少奇等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被打倒，有的甚至含怨而去，他的心情非常沉重。“王、关、戚”被揭露后，他语重心长地说，不能动不动就说革命小将，造反有理，毛主席给的这个“将”字可不简单啊，什么反都能造那哪能行。林彪事件公开后，他说，只搞空头政治，国家凭什么建设，军队靠什么打仗，老百姓吃什么。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掀起，他更加忧心忡忡地说，这样没完没了批来斗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呀。

1976年毛主席去世，父亲正在病中。那天，我们去大队参加悼念活动，集体收听天安门广场的毛主席追悼大会盛况。我们走后，父亲拖着病体上到村后的柏林里摘来柏树枝，摆在家里的毛主席石膏像周围，听着收音机里传来的毛主席追悼会盛况，眼泪长流不止，甚至几度失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初父亲曾彷徨不解，甚至不安，但他很快通过广播报刊宣传认识到，这是一条富民强国的正确道路， 是恢复我们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正确选择，要坚定不移地走对走好走下去。

1986年夏的一天，当教师的长子天佑正在盖房子，工地人手短缺，大家忙得不可开交，恰巧学校通知让去送他的入党证明材料，可是天佑生病不能出门，两个孙女年龄小，不懂事，哭着说不想去，有个年长的亲戚就说，人都忙成这样了还送什么材料，不想去就算吧，去工地还能帮助搬点砖，不想父亲立时就发起火来，生气地说，入党，那是多重要的事！哪怕房不修了，没人去我去，说着站起来就要走，惊得正在吃饭的人张口结舌，面面相觑。他那时的心情，他的言行，所体现的对党组织的渴望，当然也只有他自己清楚，只有了解他对党的情感的人才能体会得出来啊。

遗憾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声势浩大的拨乱反正工作中，父亲似乎看到了曝光， 他信心满怀再一番努力申诉，多次找到公社党委详细说明情况。有一天下午，他与公社的看门师傅百般央求好不容易才进到公社大院，见到了此项工作的分管领导，只见这位领导说，老郑呀，你咋这么憨，现在主要是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冤假错案，不是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不过你既然有申诉，我肯定要上报，公社党委也要上会研究。最后父亲被告知，公社党委的结论是：本人没有错误，但长期没过党的生活，没有交纳党费，属于“自行脱党”。

今年是父亲出生95周年和辞世26周年，今有幸借《晋城党史网》一隅，抒发我们对他的深切怀念，表达我们对他一辈子无限眷恋与不懈追求党组织的敬仰之情，告慰他老人家留下的莫大遗憾：爸爸，在我们心目中，您始终都是共产党的人，是无愧于党的人，是真正从思想、行动上入党的人，相信也是永远不会被党组织真正遗弃的人。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