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组织和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平江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这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湘南暴动之后的又一次著名起义。平江起义的成功，红五军的诞生，为创建和发展湘鄂赣苏区，造成红色割据局面，壮大革命力量，建立革命根据地，保卫和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和作用。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有着及其重要的地位。

1928年7月，正当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平江起义的枪声如一声惊雷，震撼了湘鄂赣，轰动了全中国。正式宣告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彭德怀任军长，滕代逺任党代表。为了支援平江起义，中共浏阳县委书记王首道、中共平江县委负责人胡筠、陈孟根等人立即赶到平江县城与红五军取得联系。滕代逺回忆：“当时将缴获平江县挨户团的武器1000多件和从县监狱释放的政治犯800多人，全部交给胡筠代表接管。同时决定当天枪决县国民党书记长、县长、挨户团大队长以上的反动军官20多人，另外还加上几个大叛徒也一同处决，受到工农兵革命群众的热烈拥护”。在地方游击武装的配合下，红军镇压了反动官吏和土豪劣绅，成立了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平江县城红旗漫卷，万众欢欣。滕代逺讲到：“为加强党的领导，取得地方党委的帮助，以及红军要积极协助地方武装斗争的发展，军委决定：派第二团向浏阳县发展，取得浏阳县委的领导；派第三团向湖北南部发展；由彭德怀率领第一团及军直属部队向平江东乡长寿街地区发展，以免敌军收复平江县城时，发生不应有的战斗，增加伤亡，对我不利。”几天后，敌人从南昌调来第二十团及两个宪兵营从四面八方向平江县城扑来，重兵压境，平江十万火急。红五军决定主动放弃平江县城，东进长寿时，与敌张辉瓒部遭遇，红军因为人少武器差，不能与之硬拼，只能向东乡黄金洞前进，于20日抵达黄金洞继续整训部队，发动群众。不久，彭德怀没有找到湖北当地党的关系，从九宫山返回，正准备集合队伍讲话时，一团团长雷振辉抢过警卫员的手枪企图行刺彭德怀，被警卫员张子久发觉，夺下雷的手枪，子弹击在地面，雷力大个高，又把枪夺回手，幸被连长黄云桥手疾眼快，一枪将其击毙。红五军在黄金洞整训时，接到了中共湖南省委指示，正式批准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及其领导人员，批准红五军军事委员会的组成和活动方针。省委要求红五军“从连起实行党代表制”，“军队应向平、醴一带发展，以与四军朱、毛联结。避免与敌军的主力作战，以为将来实行的发展。”接到指示后，彭德怀、滕代逺精神极为振奋，特别是要他们与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取得联络，这也是他们久已向往的事情。认真学习省委的指示后决定：派黄公略率领教导大队留在平江、浏阳一带坚持斗争，彭滕则率红五军主力向浏阳、万载边境发展，相机南下，以便实现与井冈山的红四军取得联络的任务。8月下旬，彭德怀、滕代逺率主力部队冒着酷暑从黄金洞出发，向井冈山方向转移。一路上，边战斗边行军，历尽艰辛，于9月8日到达万载大桥，立足未稳，一名叛变投敌的副连长向敌人告密，敌朱耀华部派两个团分三路袭来，激战两小时，红军伤亡一百多人，损失银洋两千多元，南下受阻，部队即退回平、修、铜边境的纸坊休整，第一次上井冈山失利。

早在1928年初，中共中央长江局决定建立中共湘鄂赣边特委，派郭亮为书记，并在岳阳建立了特委机关。3月，郭亮被捕牺牲，特委机关被破坏，湖南省委又派滕代逺为特委书记，准备恢复特委机关。滕代逺在转战湘鄂赣边境时，抓紧战斗间隙与边境各县党的组织先后接上了关系，积极筹划重建特委机关。他在给湖南省委的报告里指出：“平、修、铜的同志及工农分子，最富于勇敢自卫的精神，虽经敌人极端镇压和肆意屠杀，而革命赤潮还是日益高涨，如向外警戒，进攻敌人，随时可以号召群众数千至数万之众参加作战”。且湘鄂赣边境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地域辽阔，东西三四百公里，南北近五百公里，包括湖南的岳阳、临湘、平江、浏阳，湖北的崇阳、通山、通城、阳新，江西的修水、铜鼓、万载等县，人口近一千万，其中革命势力较大的地区人口就有三百万。境内山峦重叠，沟壑纵横，地形极为复杂，我党早就在这里组织过革命斗争，人民群众有较高的觉悟。恢复和重建湘鄂赣边特委的条件正在成熟。平江起义的爆发和红五军的建立，促使边境各县的革命形势急剧发展，革命群众情绪高涨，纷纷成立工会、农会和苏维埃政权，这就为恢复特委奠定了组织基础。可以这样说，在土地革命战争的一盘棋里面，湘鄂赣边的斗争一起步就处于领先地位。9月17日，滕代逺在铜鼓西北的幽居主持召开了湘鄂赣边特委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除滕代逺、彭德怀外，还有浏阳县委书记王首道和浏阳东乡区委、平江县委、修水县委、铜鼓县委等的负责人，地点选在幽居王家祠堂，会议开了三、四天。彭德怀在《自述》里评价：“这次会议对边区根据地的创（造）建是有意义的……体会到：没有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认识一致，是不能团结的。军队内部不能团结，军民也不能团结，没有军内和军民的团结，就不能长期坚持斗争，更谈不上胜利。”会议选举出滕代逺、李宗白、邱训民、彭德怀、王首道五人为常委，滕代逺为书记。这次会议是湘鄂赣根据地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在边界特委统一领导下，各地党组织根据联席会议确定的方针任务，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加速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红色政权的建立，有效地保护了人民群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鼓舞了根据地人民争取革命胜利的信心，推动了全国的革命高潮，动摇了反动统治阶级的基础。当时，滕代逺担任湘鄂赣边特委书记，又兼红五军党代表职务，深感任务繁重，很难兼顾。因此向特委常委提议，由王首道任红五军党代表，他本人留在地方主持特委工作。彭德怀坚决反对，并强烈挽留。讨论结果，滕代逺还是随军工作，特委书记由王首道代理。

彭德怀、滕代远同红五军其他领导人员总结了第一次上山失利的经验教训，决定对不可靠的旧军官重新审查清洗，再吸收一批优秀分子入党，还抽调一批人到游击队中任职锻炼，专门派出一部分优秀干部战士去做群众工作，注意提高部队素质，纯洁内部组织。高级指挥员还经常到士兵中去做思想工作，滕代逺经常抽出时间下连队，与士兵们谈心，了解他们的情况，倾听他们的意见，有时还领着大家唱他自己编的一首歌：不动摇，干到底，万众一心，团结一致。前进，把革命障碍踏平，翻天变乾坤，就靠我们红军！

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在论述《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文章里面讲：“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其意义决不限于边界数县，这种割据在湘鄂赣三省工农暴动夺取三省政权的过程中是有很大的意义的。”

经过一系列的思想整顿和组织整顿，红五军将原来的三个团改编为五个大队（比连大些）和一个特务大队。参加这次部队整顿的李寿轩后来回忆说：“这次整训就像是生铁回炉，经过再一次熔炼之后，部队比以前更加团结、纯洁、精锐，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大大提高。”之后因为敌人的“围剿”日益加紧，又将五个大队扩编为五个纵队，分散活动。

1928年11月27日，彭德怀、滕代逺率领第四纵队（纵队长兼党代表贺国中）、第五纵队（纵队长兼党代表李灿）和军直属队共八百余人枪，采用远袭战术，攻克占领了万载县城，消灭地主武装四十多人枪，枪毙了当地的国民党书记长和反动政权的县长、公安局长，释放了监狱中关押的政治犯。一个星期的时间，补充了子弹和药品，筹得军饷两万多元，补充部队秋、冬两季服装，每人头上还围了一丈的棉布，给士兵发了零用钱。万载的胜仗，使部队士气大振。彭德怀、滕代逺商议决定主动退出县城，按原计划继续南进，经萍乡的芦溪、宣风抵达莲花县九都村。红四军前委获悉红五军南下的消息，朱德、毛泽东即令红四军特务营和独立营做好迎接准备，会同莲花县赤卫大队组成以何长工、毕占云为首的北路行动委员会，从宁冈出发，经过永新，先于红五军进入莲花县境，在道旁山下隐蔽观察。忽然哨兵报告，前方发现一支队伍，身穿灰白衣服，脚穿草鞋，头上缠布，不像国民党部队。何长工听报后立即前去迎接，双方朝天鸣枪，互相派人接洽，红五军和红四军的迎接部队终于在上沿江村会合了。

井冈山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是毛泽东亲自树立起来的一面红旗，也是千百万革命人民向往的地方。1926年滕代逺在长沙担任省农协执行委员的时候，曾经和柳直荀一起陪同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毛泽东考察长沙地区的农运情况，对毛泽东的品德与才能十分敬仰。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带部队上了井冈山，实行武装割据，滕代逺在湘鄂赣边境坚持武装斗争，共同的理想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可见，彭德怀、滕代逺急于见到毛泽东的心情是多么迫切。为了不惊动周围的敌人，红五军在何长工等人引导下，即刻向井冈山开拔，等永新、萍乡等地的敌人发觉时，红五军的八百余人已于12月10日抵达宁冈，与红四军主力胜利会师。当日傍晚，红五军主要领导人彭德怀、滕代逺、邓萍、李灿、贺国中、张纯清等由何长工陪同，前往红四军军部会见毛泽东、朱德同志。此时，边界的主要负责同志陈毅、谭震林、伍中豪、宛希先、袁文才等已在会见厅等候。见面后，大家握手致意，各自介绍自己的姓名，笑语欢声的交谈起来。彭德怀回忆说：“我们于夜间直插砻市（即现在宁冈县城），到达该地是在广暴纪念前几日。先在砻市会见了朱德军长，第二日到茨坪会见了毛党代表。他首先就说：你也走到了我们一条路来了，中国革命条件是成熟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胜利，民主革命也要胜利”。12月11日，红五军与红四军在宁冈新城举行了会师庆祝大会和纪念广州暴动大会。大会在城外一个广场上举行，会场临时搭起了主席台，台上两边贴着一幅由陈毅书写的对联：“在新城，迎新人，演新戏，打倒新军阀；辞旧岁，逢旧友，叙旧情，推翻旧世界”。红五军主力部队全体指战员和红四军的二十八团、三十一团的指战员参加了大会。虽然会场上出现了塌台事情，但是丝毫没有影响到这次会师大会的情绪，反而更增加了红军指战员们克服困难的勇气。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滕代逺、陈毅出席大会并先后在大会上讲话。滕代逺讲话首先感谢毛泽东、朱德和红四军全体同志欢迎红五军上山的一片盛情，扼要回顾了平江起义和上山经过，强调红五军要虚心学习红四军老大哥建军和地方工作的经验，共同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会场上，红五军战士纷纷拿出新买的鞋袜、毛巾和自己打的草鞋，送给红四军的战友，为这次会师大会增添了情谊和欢乐。

红四军、红五军的会师，壮大了湘鄂赣边界的革命力量，国民党反动当局为之惊恐不安。蒋介石急忙调集湘鄂赣三省十八个团，二万八千人的兵力，以湖南军阀何键为总指挥，江西军阀金汉鼎为副总指挥，兵分五路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扑来。他们实行层层包围，步步逼近，最后合击的战术，企图一举摧毁这块红色根据地。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大兵压境的严重形势，毛泽东于1929年1月4日，在宁冈县柏露村召开了前委、边界党和团的特委、四军和五军军委以及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六十余人参加的联席会议，滕代逺和彭德怀参加了会议。会上除传达中共“六大”决议外，着重讨论了如何粉碎敌人“围剿”问题。毛泽东分析了各方面情况和意见，提出了“围魏救赵”的方针，即主力红军一部分留在井冈山坚守阵地；大部分转移到外线，进攻赣西南敌军的大本营吉安，动摇赣敌的后方，诱使赣敌回援，以解井冈山之围。会上还决定红四军与红五军合编，将红五军抵达井冈山的部队，暂编为红四军第三十团，彭德怀为红四军副军长兼三十团团长，滕代逺为红四军副党代表兼三十团党代表。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发展新的游击根据地；红五军部队再加上红四军第三十二团王佐部队一百多人，各县地方武装（当时还没有集中起来）担任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任务。彭德怀、滕代逺在会上表示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是举了手赞成的。“我知道这是一个严重而又危险的任务”彭德怀如是说。讨论归讨论，可以充分发表个人意见，但是一旦形成决定，就必须坚决执行，丝毫不能走样。“军令如山倒”一词形容得很准确。柏露会议一结束，滕代逺以红五军党委书记的名义立即召集党委会议，参加会议的同志有彭德怀、邓萍、李灿、贺国中、李光等。彭德怀在《自述》里面回忆：“讨论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我们是来取联络的，任务已完成，应立即回湘鄂赣边区，传达‘六大’决议。如果我们长期留在井冈山，就会影响湘鄂赣边区的发展。一种意见是接受前委指示，保卫井冈山后方，使红四军主力安全脱离敌军包围，好向白区发展。”，“第一种意见是大多数，第二种意见是我和代逺”。彭德怀、滕代逺面对和自己浴血奋战生死与共的战友们，耐心说服了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指出：如果我们红五军不承担这项任务，红四军离开后，湘鄂赣边区政府定会受到损失，刚刚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也会垮掉。强调坚守井冈山关系革命的全局，这次敌人兵力装备虽占绝对优势，但是敌方中央军与地方军有矛盾，各自还要保存实力，况且敌人远道而来，情况不熟，补给困难。我们在此熟悉情况，整顿一段时间后，战斗力比以前有了提高，又有各县赤卫军和群众真心实意的支援，军民齐心协力，是有可能取得胜利的。因此，我们应当承担起来，准备牺牲局部，使主力部队安全向外游击发展，扩大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要求：巩固大小五井和九陇两个军事根据地。并提出具体方法，第一，修筑完备的工事；第二，储备充足的粮食；第三，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把这三件事切实做好，是边界党应该努力的。

滕代逺在《我的回忆》（未发表）写道：“我们积极地进行了政治动员工作，组织人员下山挑运粮食，组织干部对八面山、黄洋界、白泥湖、金竹、黄坳等险要隘口的侦察，加强和构筑防御阵地，分段派出部队担任警械，挖断上下山的道路，挖好壕沟，布满竹钉子，在一百米、五十米处设立轻、重机关枪的火力点。与此同时，军部和党的湘赣边区特委就驻在大小上中下五井。”1月25日临战前，全体守军部队和人民群众、当地武装在茨坪冒着纷飞的大雪，举行了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誓师大会。彭德怀、滕代逺在大会上号召大家团结一致，以革命献身精神来保卫井冈山。大会喊出：“与敌人血战到底！”“誓死保卫井冈山！”的口号，表达了全体军民钢铁般的决心。

1929年1月27日，已对井冈山形成包围的近三万敌军向井冈山发起总攻。他们用大炮重点进攻黄洋界、八面山。密集的炮火落在山头上、悬崖边、丛林里，炸出层层坑洞，弥漫的硝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红军的工事被炮弹炸毁，但是炮声一停，红军战士就马上修复。修好了又被轰塌，轰塌了战士们又再修复。敌人仗着山炮和机枪的掩护，几次爬上山来，冲进我军阵地，红军战士毫不畏惧地与敌人展开搏斗，一次次击退敌人的进攻。战斗持续了三天三夜，敌人见正面难于得手，就在山下一个富农带路下，于1月29日晚以一个营的兵力，趁着清晨浓雾，沿着山间小溪，踏水从金狮面、棍子坳爬上黄洋界侧后高地，向我哨口偷袭，因寡不敌众，黄洋界、八面山先后失守。滕代逺与彭德怀商议后，认为我军腹背受敌，孤军无援，再固守阵地与敌硬拼，势必全军覆没。根据湘赣边界特委和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制定的应急措施，决定突围下山。

他们派人迅速通知守卫其他哨口的部队和医院里的伤病员集中到茨坪，除小井医院百余名伤病员来不及转移，惨遭敌人杀害外，其余大部分人员随即转移到下庄，使冲上来的敌人扑了个空。决定彭、滕率领红五军余部、赤卫队向南突围下山；王佐、何长工率领红四军三十二团余部转入深山老林，与敌人武装相持，使井冈山根据地仍然保留有红军的力量。在下庄田菜坪村召开红军和留守部队士兵大会，包括五军各部和王佐的部队、遂川县委、县政府工作人员、赤卫队以及伤病员近两千人参加。彭德怀、滕代逺以沉稳的态度在会上作了动员，说明当前形势紧迫，敌众我寡，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我们决心杀开一条路冲出去，暂时撤离井冈山，等形势变化，决定再回井冈山，恢复根据地。希望留守部队带领群众转移，小心隐蔽，免遭敌人的摧残。会后，为防止泄密，将一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和坏分子，押到下庄的新屋田地里处决了。井冈山的老弱妇孺，听说红军要突围撤离，纷纷出动，肩挑手提，为红军送行。在群众依依不舍的目光中，彭德怀、滕代逺率领部队和其他人员约五百人，从井冈山腹部峭壁，沿着红四军下山的路线向遂川突围，走上了开辟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艰辛道路。

不难看出，湘鄂赣边的斗争是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最为活跃和影响最大的地区之一，更是创造并较好地保存了红军队伍的地区。井冈山的红军和武装斗争，成为当时革命斗争的旗帜，党和人民的希望。我们今天怎样评价都不为过分。习近平同志深有体会的讲到：“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

这段史实充分说明，彭德怀、滕代逺具有坚强的革命意志，胸怀坦荡，顾全大局。他们不是一般地接受任务，而是临危不惧，受命于危难之间。如果没有大无畏的勇气和顽强的斗争精神，是不敢以七八百人的队伍，担负保卫受三万敌军进攻的井冈山这个千钧重任的。彭德怀、滕代逺这种高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格，永远值得后人学习。（责任编辑：韩玉芳）

“平江起义”对建立和发展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