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职业是光荣的，教师是受人尊敬的。”我对这种认识有特殊的感受。我一生从教35年，热爱党的教育事业，热爱学生，严谨治学，用汗水和心血博得了光荣和尊敬。我将大半生献给了山区人民的教育事业，付出很多，忆来青春无悔！

（一）

我1945年出生于陵川县城关镇南关村一个农民家庭，祖父做煤窑工。1945年陵川解放，父亲有文化，被政府聘为人民教师。祖母和母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少年时期，我是在新中国红旗下和党的怀抱中成长的。

我先是在西关小学、城关高小读书。1958年考入陵川一中，经历了“大战钢铁”、“人民公社化”、“三年困难时期”，挖矿、炼铁、深翻土地、大锅饭、打野菜……搞科研，样样都参与过。我想以后考上高一级学校继续深造，所以，学习非常刻苦，并积极要求进步，很早加入了共青团组织。

1961年7月，我初中毕业参加了高中考试，结果仅差9分未被高中录取。

以后的路怎么走？我脑中一片迷惘。

1961年9月，县文教局招收一批民办教师。当时，我父亲在潞城乡上郊大片任校长。他问我：“你愿不愿意当教师？”当时我由于有“家有三升糠，不当小儿王”的俗见，不想当教师。何况，自己能胜任教师工作吗？可是又没有出路，我只好勉强答应了。未想到，经考试我被录用了，而且吃上了供应粮。

从此，我一生和教育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

开始，我被分配到离家40里的潞城公社郊底村小学任教。那是一个二人学校，我带一、二年级复式班课程。开始，我很不习惯。我虚心向另一位老师学习，慢慢地，学会了备课、教学，学生也喜欢上了我。

1962年春天，我被郊底片张成龙校长叫去。他分配我到司家坡（地图上叫河东）小学任教。我哭诉着不愿去，却不顶用。

去上任那天，张校长陪着我。我们沿着县境第一条大河——廖东河大山沟往下游走，河床两旁，是黑压压的大山和悬崖峭壁。走过几道弯，我们上山了，登了直陡陡九弯十八盘，最后一盘平地上，有三间小石板房，七、八个孩子那里在玩耍，这就是学校。我们让学生叫来生产小队队长。队长给我作了介绍：村接近丈河乡，17户56口人，10个学生。离生产大队疙瘩村4里，距大片郊底村5里，要到公社所在地潞城村还得走20里，偏离县城50里，全村都是过去逃荒上来的河南人。接着，他领我们去村子里看了看，这里居民点有9处，方圆四里。虽是生产队组织，实际上户户还是单干。走了一个多小时，我越看越犯难。村上父老热情接待我，校长、队长语重心长鼓励我，可我总高兴不起来，真想返回家去。

在这里，我经历了“四困”。

精神孤独。小学校才三间石板房，坐落在孤零零的山嘴上。2间做教室，桌和凳是用石块支起来的木板。夜晚，我不敢在学校住，就住在民户。后来叫上村里小姑娘来学校作伴。再后来，我让我的妹妹或小弟弟住在学校，边读书边陪我。我毕竟是才17岁的姑娘呀！十年河东，我一直是在恐惧中生活的，每天黑夜，一声禽兽叫，一阵山岚鸣，都吓得我头发倒竖，心惊肉跳。

困厄行路难。从这里出外开会、学习、听课、买粮、回家，不是翻山越岭，就是下沟走河，道路荒凉、崎岖、坎坷、遥远且不说，最怕遇到狐、獾、狼、蛇等。这些，我都遇到过，那时，我吓个半死。还有几次遇到大河水浪卷下，那景象怕极了。有一次，我还差点被河水卷走。

困苦生活。河东村太偏僻，太蔽塞，像和世界隔绝似的。有句顺口溜形容那里是：“木头炉条泥灶窝，菜缸是个草簸箩，蒸吃煮吃靠柴禾，上顿下顿没调和”。缺煤、少菜、烧柴、乏味的生活真够苦的。我倒不怕吃的歪，就是不习惯做饭的折腾。十年中，我是在艰难困苦中度生的。

困难是教学。学校10个学生四个年级，有的年级只有一个学生。这一揽子教学真不好上课，我硬是把一个学生当成50个学生来教，一字一句念，一道题一道题过，把每个学生教会，才闯过教学关，使孩子们尝到了学文化的甜头。

河东苦，我不知道流过多少泪。却也有安慰，那里的老百姓对我挺好。平时和过节，只要他们家吃好饭，总要叫我去吃，或把饭给我送到学校尝。叫我去他们家住，和我聊天。我回家时，他们还送给我许多山果和山货。我呢，闲了，帮他们写个信，做做家务，关系特别密切。是他们的热情留住了我，使我热爱上了这个小山村。

1966年以后“文化大革命”中，我今天参加“批斗会”、明天进“学习班”，去潞城上县的事情多了，但我没有耽误学生学习，误了的课不过星期天和假期也要给学生补齐。1968年，我23岁时结了婚。丈夫是县城西关村人，在平城镇完小当教师。他第一次来到河东学校时，就被这里恶劣条件惊呆了。随着我以后怀孕、育儿，他感到照顾我特别不方便，即产生了给我调动工作的念头。这时，我可不想离开河东。

不过，有一事故却像刀剜一样刺痛了我的心。

1968年初冬我临产，由于行走不方便，就一直呆在学校里。终于有一天我肚疼得不得了，结果在学校生下一女婴。我不能常住学校，分娩后12天，家人准备了一付单架，我和孩子躺在里面回家。那天，天降着小雪，气温很低，我却在被子里闷出了很多汗。意想不到的是，还未回到家，孩子就被闷死了。那时，我悲痛极了。

1970年我儿子出生了。上班后，我和丈夫的困难更大了。

1971年秋季的一天，我丈夫风风火火地来到河东，他告诉我，我被调到城关镇王掌小学任教。我急忙把这事告诉了队长，学生和村里群众知道了我要走的消息都很吃惊，不愿让我走。可事情已定，我只好谢谢他们。那天黑夜，村人给我开了欢送会，谈了很多话。第二天，他们送给了我很多礼物，用马车把我送回了家。从此，我离开了十年相濡以沫的河东父老和少年朋友们。

（三）

王掌是城关公社南川大队的一个自然村，30余户百余口人，属张家庄大片。村距县城8里，7里能行单车，再翻一架小山即到。学校设在村边小庙内，三间正殿为教室，三间西屋为老师住家。30余个学生，我一个老师。

这里离家比河东近了好多，我比较满意。我已经有十年的教学经验，正当青春年华，自己有信心把学校办好。

开始，我的孩子小，就带奶奶在校专看管孩子，我全心投入了教学。

我严明了纪律，狠抓了学风。这里学生多，年级全，出一点成绩，都得费很大劲。七年中，大片经常考试排队，不管那科、那个年级，我校的名次都排列在大片兄弟校的前边。学生、家长都很高兴。

“六•一”或是其他节日，公社、大片组织文艺、体育、书画等竞赛活动，我都精心组织，总要取得一、二等的奖状。

那时，农业学大寨，生产队建“大寨田”，我积极带领学生去参加劳动。还教唱社员革命歌曲，刷写标语。受到村上群众的好评。

我校的勤工俭学活动搞得也很好。我经常带领学生拾羊粪豆、打松羊、出窑、装砖，收入解决了学校的办公费、学生的学费、书、作业等费，群众非常满意。

由于学校各方面搞得比较好，所以我在群众中威信很高。

王掌七年，我又生育了女儿。这时候，教学和生活常使我心力交瘁。我应该感谢我的奶奶对我的帮助。但我对不起她，也对不起爷爷。

奶奶七十多岁患慢性气管炎，常呼吸困难。她还一直在学校给我照看孩子。有一天下午，我去张家庄开会，我丈夫与奶奶、孩子在学校。丈夫看着学生做作业，奶奶与孩子都睡着了。我开会回来，看奶奶和孩子未醒，估计好长时间了，于是叫奶奶起来，但半天奶奶不吭声。我与丈夫吓坏了，即叫来村民老太太。她们一看奶奶就说“有危险，赶快走县送县院”。于是我们用驴车将奶奶抬到车上，一直叫着奶奶。到医院了，医生赶快摸奶奶的手臂，已没有脉搏了。医生说可能是老人痰堵塞了气管，或是急性心梗造成死亡。那时，我伤心得嚎啕大哭骂着丈夫，丈夫直向我道歉后悔没有发现情况及早治疗。奶奶的去世使我非常痛心，更痛心的还有奶奶去世没多久我的爷爷也去世了。

我一生没对不起他人，唯有奶奶。奶奶以生命的代价给予我大爱照顾，一想起她的去世，我就把气泼在丈夫身上。

奶奶去世后，我的工作和生活更困难了。

1978年4月，恰巧西关小学教师缺编，联区把我调回了西关。

西关是我的家乡。我回来后，吃、住在家，我的孩子也陆续上了学，丈夫还能帮我做家务，情况好多了。我很珍惜这份工作，把精力全用在教学上。在今后的十几年中，是我工作的高潮时期。

西关小学有9名教师，100余名学生，都是单式班。我接了二年级班。虽离家近，但我还是以校为家，一身扑在工作上。西关学校竞争力很大，主要和城四关小学比成绩。我竭尽全力，备课、上课、批改作业、辅导学生，常是废寝忘食。那时，“文革”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学校理直气壮抓教学成绩，形势催我奋进。我很少请假，就是婆婆去世，也只是在出殡那日忙了一天。汗水换来了丰收果，每次考试，我的教学成绩在城关各校名次一直在前列。

1981年，我遇到了全县第一次“民办”转“公办”。我已是有着20年工龄的老“民办”了，自然对转“公办”要求迫切。那次转正我不靠“老本”，凭近五年来的教学成绩。城关联区占条件的有17名同志，只有4名指标。算分时，项目有备课、讲课、作业、成绩、获奖等等。这17名同志的总分算出排下队来，我是第二名。我顺利地转为公办教师。

转为公办教师是我一生中的大喜事。上边有规定，转正后，必须离开原校。这样，我被调到了城关镇北川村小学。

（四）

我的工作地点由远及近，转为公办后又调远山村，再返回城关学校任教的希望很小，所以，我决定在北川把从教的路子走到底。

好在孩子们大了，能随我读书。后孩子们又转入城关小学，我更无后顾之忧。我年富力强，一心想做出点成绩。不过，这十几年间，苦了我的丈夫，他在县城既工作，又成家，既当爹，又当娘，给孩子们做饭，攻孩子上学，还时时帮助我，常常奔波于县城和北川村之间。

北川村小学属1——4年级的一揽子小学，学生常有40名，我一人教学工作量很大。我已有多年的教学经验，更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学生，工作认真负责，乐于奉献。在北川村，我年复一年兢兢业业从事着自己的教学工作，做出了显著成绩。

1985年教师节，我的三个儿女实现了“农转非”。1987年，儿子参了军。1988年，第一次评定职称，我被评为小学一级教师。以后，两个女儿又考上了学校。好事联珠，我感谢党，工作更是百倍努力。

在北川小学任教的15年中，北川学校一直是小召大片的先进校。无论从校容校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还是教育教学成绩上，都走在兄弟校前边，学校得的奖状很多，我也经常被评模受奖。我课堂教学好，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教学法，大片教师常来听我的公开课、观摩课、示范课。

1990年，二化厂成立，厂里有几位干部、职工子弟，他们本应到北关学校就学，听说北川学校质量高，就找我求学，二化厂还主动解决了我校的煤炭问题。

村上的干部群众对我非常好，他们常关心我的生活，支持我的工作。

1991年，我忽然有病了。首先是咽喉炎，气管炎，喉头干涩、发痒、咳嗽、气喘、堵塞，上不下课来，冬天更严重。再就是高血压病，心脏还有点小毛病，头晕、气短、手脚浮肿。我吃了很多药，一边治疗，一边工作。这样，我还坚持了五年教学。到了1995年，我实在不能胜任工作了，我怕这样下去耽误学生学习，于是向教委打了提前退休报告。经批准，我52岁即退休了。从此，我结束了长达35年，有着32年山区教育复式班含辛茹苦的教学生涯。

我从教多年离家在外，家庭基本上是支离破碎。育儿女、成家、种地、盖屋许许多多的事，都是在少有的星期日、假日，才去料理的。平时工作忙得不可开交，把心血献给了山区人民的教育事业。也有喜悦：工作成绩突出，转为公办，以至退休后老有所养。现在，我儿女们都成了家，膝下有儿子、儿媳、两个孙子，生活幸福。老干部局向市里推荐我的家为“文明家庭”，县妇联评我家为“最美家庭”。

我可以高兴地说：“是党对我的培养和关怀，使我成为一位光荣的人民教师，我感恩党。我付出的青春年华，付出的心血汗水值得，无怨无悔！我感谢党造就了我的一生！”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