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重机枪手的传奇人生

六、为了讨要退休干部们的工资，他严辞质问上级领导：你一屁股一座楼，一顿饭一头牛，轮到老干部就穷得没有一分钱了。你是共产党的干部，还是国民党的干部

1983年裴东柱从工作岗位退下来，正赶上国家产业调整，工业极不景气的时期。每月125块钱的退休工资都发不了，退休后的整整10年中没有领到过一分钱工资。经历了血肉横飞，民不聊生的战争岁月，目睹了无数先烈将生命都献给了自己的祖国，感觉自己能够活下来已属于万幸，深深理解这是改革过程中的阵痛，相信总有一天会好起来，国家不会亏待自己。于是毅然像兰州战役后去西安白水开荒种地补充军需一样，扛起锨锄耙上山开荒养活自己。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早晨送粪，傍晚垒堰，春种秋收，风吹日晒，辛苦劳作，俨然没了当干部时的风采。当把收下来吃不完的粮食蔬果送给邻里朋友的时候，竟没人敢认这是机械厂当支书的老裴。大家纷纷劝他：“你种上一两亩还不够你自己吃，受这么大的罪干什么！”他满不在乎地笑笑说：“在部队我们每个战士平均每天要开9分荒地，现在这算个啥？我就到底看看不领国家的一分钱，我老裴能不能生活。”

最心疼他的还是儿女们，看着他黑瘦的面容和枯树皮一样的双手，裴秀云一边哭一边劝：“爸，不用说我们都有工作，就讨吃要饭也会先分给你半碗呢！咱不要受这个罪了。知道的人说你是为了争这口气，不知道的还说是我们做儿女的不养活你。”

在公安局当警察的儿子裴国平见老爸不听劝，更是釜底抽薪，多次找北关村干部，一半人情一半公理地说服村主任，以“所有权”名义将老爸开垦的荒地予以没收。但东边没收，西边再开，循环往复十年间他竟然将北关的荒地开垦得无处再开垦。他说：“我闲着在家坐不住，把开出来的荒地送给群众，也觉得很有意义。”

一次偶然的相遇，让他这个多年未领一分钱工资自食其力的“局外人”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成了一个“带头闹事”的梁山好汉。

老战士裴东柱荣获的军功章

那天他在街上走着，突然十七八个退休老干部蜂拥而来，将他团团围住：“老裴，今天可算逮住你了！”

“这个事儿，非老裴出头不可。没有老裴，咱跑一百年也没用！”一个老者喊着说，非常冲动。

原来这是一伙与裴东柱有着同样遭遇的从二轻系统退下来的老干部，很多年领不到工资。其中还有两个老红军，建国后转业在陵川的山区供销社当主任，一辈子将全部精力和热情献给了大山里的老百姓，临老体弱多病，家庭十分困难，每月可怜巴巴的几十块钱工资也不知道和谁要。

看见这群曾经朝气蓬勃、阳刚无限为陵川工业呕心沥血、皓首穷年的老搭档、老朋友，如今一个个弯腰驼背、步履蹒跚、摇头晃脑、口齿不清，浑浊的目光里充满了无助和无奈，还有乞求和哀怨。

裴东柱的心突然像被蚂蜂蜇了似地，恻隐之情油然而生。心想：我老裴再困难还有四个有工作有收入的孝顺儿女作后盾，同时还有一副结实的身板，土里刨食也不至于无法生活。可他们呢？不仅早早失去了劳动能力，子女大都下岗或务农，收入微薄，度日艰难。再说时下部分领导干部确实存在奢侈浪费、高高在上，对退休干部生活困难漠不关心的官僚作风。自己不也曾多次找他们解决问题，不是避而不见，就是推三阻四，甚至把自己的工资介绍到工程队。工程队不仅无钱可发，还说些不软不硬的难听话：“我们上班的人都发不了工资，怎么给你一个退了休的人发工资。要不你拿上些工程欠条，去欠款单位要去吧！”欠款单位都是些破产倒闭的企业，别说要钱，连个鬼都找不见。一生刚烈强硬，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敌人都不曾皱一下眉头的他，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然而，今天被这样一群老同志围起来，心中的忿懑、委屈、耻辱和怜悯以及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像早已在火山下汹涌奔突的岩浆，猛然冲破地层爆发出来。

裴东柱似乎又回到了几十年前指挥战斗的阵地，他扬了扬粗大浓黑的眉毛，右手在头顶一挥：

“说到这里，为了大家的合法权益，为了公平公正，这个头我牵！”

但裴东柱万万没有想到他一牵这个头，不仅县委和政府一下炸开了锅，说裴东柱带着一伙人闯进县委来闹事了，在自己的家庭里也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首先让脸上挂不住的是在妇联会工作的儿媳妇孙小光。

“小光！你老公公带着一伙老干部来县委告状来了！有哭的，有闹的，有躺在地下不起的。你快去看看吧！”

一向温文尔雅的孙小光，一听是自己的老公公来县委告状，娇嫩雪白的脸庞一下从眉毛红到了脖子根儿：“不会吧？老公公每天种那么多地就累得一句话都不想多说，哪有心事来干这事儿！”当嘈杂鼎沸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地传过来，夹杂着一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话音，才不得不相信这是事实。她不仅仅是感觉脸上挂不住，简直是乱了方寸，情急之下拨通了在县公安局丈夫的电话：

“国平！你爸领着一伙人来政府告状来了，败兴死了！你赶紧过来把他弄回去！”

电话那头的裴国平先是不知所措地“嘿嘿，嘿嘿，嘿嘿”了几声，才慢条斯理地说：“人家那么多人，我去了能弄回来？”

孙小光急得直跺脚：“甚时候了还嘿嘿哩，你不会叫上几个警察一起过来！”

丈夫依然在电话里“嘿嘿”着：“警察是你们家的？你孙小光想叫去哪就去哪！”

为了这事孙小光还真和丈夫生了很大的气。她担心县里领导怀疑是不是她这个在妇联会工作的儿媳妇暗地里怂恿的。

子女们包括儿子、媳妇、女儿、女婿还“组团”来家动员老爸不要管闲事，怕弄得下辈人在县里不好工作。

裴东柱一反常态，“嚯”地一下从座位上站起来，一双浓眉拧成了疙瘩，夹枪带棒地好一顿训斥：

“你们当官不知民受苦。我去县委告状是为了我一个人？老干部们十几年的问题没人管，我们去找领导反映情况，堵着门不让进，高声说几句话，发个牢骚，就是闹事了？就是反党、反政府了？正因为我们相信党、相信政府才去向党、向政府反映问题、表达诉求。如果你们是领导，我也照样领着他们去找你，问题解决不了就天天去！不开门我们就堵住你，不让你出来，看你咋办！”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找二轻局领导解决问题时，被今天推明天，今年推明年，找一堆没钱的理由，裴东柱急了，一拍桌子严词质问道：

“你一屁股坐一座楼，一顿饭吃一头牛（18万元的桑塔纳的车，请一桌饭1000多元），轮到老干部就穷得没有一分钱了。你是共产党的干部呀，还是国民党的干部？”

另一次，他们去找组织部长潘满库，一直到天黑都没个答复，最后潘部长单独把裴东柱叫住：“老裴，你不要走。你说这个事情怎么办，咱总不能一直这样搞下去吧！”

裴东柱竭力压制自己的情绪，微微一笑，几乎是一字一顿地说：“潘部长，我老裴不找你完全可以。我早就想好了，去汽配厂焊上个铁桶，我每天来县委门口卖烤红薯，再弄个小黑板，上面写上：裴东柱，老干部，因为生活顾不住，特来此地卖红薯；别人一块钱，我卖八毛五；不是老裴有觉悟，是命苦不能怨政府。最后还要大大地写上——欢迎记者多多采访！”

潘部长一听，如临大敌，两只手朝他一挡：“哎哎哎！那可不行，不敢那样干！我再找书记、县长研究研究。”

1993年3月18日，县委专门下达红头文件，“克服一切困难，从县财政预支补发老干部退休工资”。

老干部们欢呼雀跃，喜极而泣：“要不是老裴出面来做这件事，恐怕我们这些老骨头烂成灰也等不到这一天。”

直到1997年10月，国家人事部和劳动部联合下文，“建国前参加工作的离退休人员的工资由所属地方财政统一预算支付”，才彻底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