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箱子里面保存有几十张共50.5斤 “山西省粮票”、“河南省粮票”、“全国通用粮票”，有半市斤、一市斤、贰市斤、五市斤等票面。孙子看到这些花花绿绿的粮票，不禁感到新奇。于是我告诉了他有关粮票的故事。

新中国成立初期，物资极度匮乏，粮食自然无法做到敞开供应。中央政府开始酝酿粮食的计划供应，以满足全国人民的温饱。1953 年，中央政府决定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包括粮食计划收购政策，粮食计划供应政策，1955 年，国务院通过《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暂行办法》，紧接着，国家粮食部向全国发布这一暂行办法，很快，各种粮食票证便铺天盖地地进入社会。

当时中国人吃粮有三种渠道，一是农民由所在农村生产队将集体收获来的粮食，定标准分给每个人。这个标准不等，最高的每年分300余斤粗粮，少者百把斤。二是国家正式干部、职工、军人、教师、科技人员等等由国家供应加工好的粮食。吃供应粮的人员每月到就近粮站买粮。这个标准因人的工种大有差别。三是临时供应。农民、学生等如果需要到外地工作就业学习，由地方政府批准，将生产队领的标准粮买给国家，凭手续转入异地，到那里粮站吃临时供应粮。

这样就产生了粮食凭证粮票。应当指出，粮票是一种限制凭证，不准买卖。粮食、油料是国家统购统销物质，不能个人自由到市场买卖。违背是违法的。

五十年代我年龄小，没有接触粮票。

1961年，我考入长治师范学校。上学之前，我将玉米、小米等粮食买给粮站，粮站给我换成粮票。上学后我将粮票交给事务处，吃临时供应粮。可此时出了点小问题，那就是我粜的粮食多了。事后我找事务长，要求退回多交的粮票。事务长一口答应退，但说得等长治粮食局结算完后才能退给我。一个月后我去找事务长，他说没有结算回来。又一个月去找他，他还是说这样的话。一个学期过去了，粮票也没退给我。我很怀疑那位事务长是不是想贪污了我多出的粮票。第二个学期我一直找他，不知跑了多少路，磨了多少嘴皮，一年到头，那事务长才将粮票给了我。我接过这些“金票”，高兴得什么似的。要知道，那时候粮票对缺粮来说意味着什么。肚子饿了，到街上饭店花2两粮票5分钱可买一个大馍。或出2角钱买碗香喷喷的炒饼。如没有粮票，有钱也买不到食物。我有了这些粮票，美美地用了一年。

1964年我师范毕业后当了教师，吃上了供应粮。那时教师每月标准是29斤粮食，能领7斤白面，7斤小米，15斤玉米圪糁，3两油。这比起农民来不知好多少倍。干部要是下农村帮助工作，粮站会给每月补到36斤粮食。到农民家吃派饭，每天交给那家1.2斤粮票，3角钱。

1966年底我们外出“大串连”，其间出了两个有关粮票的小故事。其一是我们在太原五龙口饭店定点就餐，预先交够了粮票和钱。后来我们要进京，粮票没用完，饭店一时没退了，他们给我们打了欠条。其二是在北京时我们住在蜡烛芯小学校，住的时间稍长了点，欠了人家粮票，走时只好给人家打下欠条，等回家后给学校邮去。我们回来学校没多久，北京蜡烛芯小学校打来电话，让赶快还回粮票。同时，太原五龙口饭店用邮寄方式，给我们退回了粮票。那时候社会有些乱，但 “诚信”和“认真”在人们心中打上了烙印。这与那时候毛泽东思想教育有很大关系。毛主席有条语录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从这两件小事上可看出那时的人做事是多么认真。

粮票在那个时期对人们起着生存攸关作用，人们对它不能滥用。但特权人却把粮票玩弄于掌间。比如说，有权的干部到粮站领粮，粮站会计就把制度撇一边，给人家全领白面、小米。或者全领粮票。会计会对熟人照顾。所以那时候的粮站会计权势比县委书记还大。我就遇到这样一件事：一位普通人士在粮站排队买粮，他看到前边那人全领的是白面。他到了会计面前要求多领点米，被会计拒绝了。那人急了就指责会计为什么那人能全领白面。那会计振振有词说：“你没看见，街上有坐小汽车的，你怎么不去坐？”那时候“走后门”，前门也不避。只要有权怎么做事也行。

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国家对粮食市场逐渐放开，有了议价粮、高价粮。再加上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余粮卖出多了。干部吃粮只要多出些钱就不必“走后门”。粮站供应的粮食就松弛多了。领粮人吃不了的就领成粮票。我积存的那些粮票就是那时剩下的。

九十年代初，国家干脆取消了供应粮制度。从此，粮票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被束之高阁起来。

（责任编辑：韩玉芳）

小小粮票见证历史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