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山村》创作的心路历程

《红色山村》是反映太行山一个山区农村---大宁村在革命战争年代，全体村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英勇气概，与封建地主阶级、蒋闫反动势力、特别是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搏斗，最终取得胜利的一部长篇革命斗争历史纪实文学。此书于2008年、2010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先后两次出版。2016年7月31日，晋城市党史网以弘扬红色文化，宣传红色山村为宗旨，具体策划并大力支持，在晋城市图书馆举办了以《红色山村》为主题的讲座。同日，本着激励作者、便利读者的精神，开通了《红色山村》网上阅读。值此之际，我作为《红色山村》的作者，谈一下《红色山村》创作的经过和体会，以飨读者。

一、我为什么要写《红色山村》这本书？

我于1999年开始从事业余文学创作，至2015年，先后出版了《蓝光闪过之后》、《眼底河山》、《红色山村》、《生命之河》、《刻在心底的记忆》等作品，在我所有的作品中，我认为写得最成功、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当数《红色山村》。《红色山村》中的村庄、人物、故事，都是真实的存在。这个地方就是我的家乡----阳城县町店镇大宁村。

大宁村在中国千千万万个村庄中，是个极其普通的山区农村。它位于太行、太岳、中条三大山系的结合部，地处阳城北部山区。它北倚白岩山，南望银匠山。两山夹岸间，有一条百华里的河流自上而下横贯村前。这条河叫芦苇河。过去交通闭塞落后，芦苇河滩上只有一条千年古道，是当地连通内外的唯一通道。沿着这条古道，向西可以经沁水和晋南诸县，越过风陵渡，进入陕西境内。向东经北留、周村、川底等地，到达晋城、长治境内，然后北上直达省府太原，或经东阳关进入河北地界，掉头南下，经天井关则可进入河南、山东地界。所以当地人说，这里是“一河连三县”（ 沁水、阳城、晋城），“一路通五省”(晋冀鲁豫陕)。明清时，实行都里制，大宁村为都，又称“首里”，下辖刘村、马寨、增村、阳邑、东进、蒿峪、美泉、义城、南上共十里，这几乎就是后来阳北县的框架。1917年，阎锡山推行编村制，全县105个编村，大宁村位列其中。1918年实行区村制，大宁村归五区，为该区12个编村之一。1934年，全县调整为73个编村，大宁村仍保持编村地位，但管辖面已大大缩小，除主村外，下辖只有十余个小山庄，相当于后来生产大队的规模。

在革命战争年代，大宁村有着令人刮目相看的突出表现。八年抗战（加上东北的六年抗战，共14年），是我国近代历史上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件。全国几乎所有的城市和乡村都卷入到战争中。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有可歌可泣、可以载入史册的英勇壮举。而大宁村从抗战开始，全村民众就在党的领导下，不管日本侵略者怎样疯狂，不管形势怎样险恶，不管斗争怎样残酷，始终不低头、不屈服，即使付出巨大的牺牲也在所不惜，成为阳城北部最坚强的抗日根据地，并被称为“阳北小延安”、“抗日第一村”。这个称号对大宁村来说是当之无愧的，有以下具体事实可以佐证：

第一，这个村对黑暗的旧社会有着强烈的反抗精神。过去，大宁村的阶级矛盾非常尖锐，阶级对抗异常激烈。其根子有二，一个是村政大权世世代代掌握在地富豪强手中，再一个是土地占有严重不公，呈“倒二八”现象。即全村80%的土地，掌握在占人口不足20%的地富手里。而人口占80%的贫苦农民，只占有不足20%的土地。土豪劣绅仗凭财大气粗，有权有势，在村里横行霸道，巧取豪夺，无恶不作，穷苦百姓大都是身无御寒衣，家无隔夜粮，长年累月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生死线上，其悲惨情景形同地狱。仅从民国元年（1912年）到民国26年（1937年），25年期间，就有20多户卖儿卖女，14户卖了老婆，4户把刚生下的孩子活埋，两户把新生儿扔进芦苇河里，23户被封门净产，赶出村外，有的全家死在外面。人送外号“小阎王”的恶霸富农琚清，只因自己的亲侄儿偷了他一个馒头，就将其活埋。所以群众痛骂财主们是黑心肝，烂肚肠，狼心狗肺。为了反抗这个不平等的社会，村里涌现了一批抱打不平的护村好汉。1936年，“护村好汉”张仲荃、郭维邦、刘补魁等人自发组织了“农民监政救国”运动，对地富之流进行清算，时间长达28天。最后，村里财主勾结官府对这次运动实行了武力镇压，强行解散了农民监政救国会，将为首者被抓入县府大牢。但这种斗争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只要阶级存在，不平等的社会存在，这样的反抗和斗争就会一直进行下去。

第二，这里诞生了阳北地区最早的牺盟会和最早的农村党支部。1938年,大宁村革命元老张健民根据省牺盟特派员韩德懋安排。回村 组建了芦苇河沿线第一个村级牺盟会。1938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紧急指示，已成为阳城五区协理员的张健民，与五区自卫队指导员杨可箴前往大宁村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张健民本身就是大宁村人，情况非常熟悉，所以工作进行得很顺利。短短几天，就选定了有正义感、嫉恶如仇、被称为“护村好汉”的张仲荃、郭维邦、刘申四、王学信、梁万章五人为发展对象。通过个别考察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后，于深夜在一个叫大洼的庄稼地里召开秘密会议，将五人正式吸收入党。同时宣布大宁村党支部成立，由郭维邦担任首任支部书记，张仲荃、梁万章为支部委员，刘申四、王学信为候补委员。到1938年底，党员数量已达到84人，成为阳北地区党员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农村党组织。自从有了共产党，贫苦农民终于有了靠山，村里的局面焕然一新。在党支部领导下，运用民主选举办法，将把持村政大权多年的地富势力赶下台，有共产党员郭维邦担任了第一任民选村长。发动群众进行了减租减息、推行合理负担斗争，迫使地富退出了历年多收穷人的田租和赋税；同时，面对阎锡山倒退、分裂、投降行为，党支部多次带领群众到县城进行了示威游行。这一系列举动反响很大，在阳北地区起到了影响和示范作用。

第三、面对“12月事变”的血雨腥风，坚持了革命红旗不倒。1939年，蒋介石不顾国难当头，悍然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山西土皇帝阎锡山出于对山西新派力量急剧发展的恐惧和仇恨，也与其遥相呼应，于当年12月发动了对共产党、八路军和以牺盟会决死队为代表的新派势力的进攻，史称“12月事变”。在这次事变中，阳城作为重灾区，受到的破坏最为严重。各级抗日政权和人民团体均受到摧残，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遭到屠杀和迫害。设在阳城的中共晋豫区党政军领导机关被迫向太行以北撤退，阳城等县暴露身份的党员干部也随之转移，党的各级组织基本停止了活动。受这次事变的影响，大宁村党支部也出现了分化，有的悲观失望，自行脱党。有的态度暧昧，不再露面。全村近90名党员，一时风流云散，剩下22名同志，转入地下。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党支部书记张仲荃等骨干充分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他们挨个对剩下的党员进行信念教育，气节教育，革命前途教育，坚定了大家的思想。支部还派党员张旭东，将在撤退中失散的多名县区干部护送到晋城。又将张旭东从晋城带回的我党的宣传品在沿河各村张贴，以鼓舞各地群众信心。对于村里的土豪劣绅和暗藏的蒋阎骨干，进行了面对面的警告，使其不敢乘机作乱。当阎锡山的心腹爱将杨爱源到大宁村召开群众大会，并让与会群众呼“打倒共产党”的反动口号时，事先分散在群众中的党员们暗示大家保持沉默，致使全场鸦雀无声，气得杨爱源无法收场。据有关资料介绍，12月事变后在阳北仍然坚持活动的党组织，只有大宁村一家。

第四、采取灵活斗争方式，建立两面政权，最大限度保护人民群众。1940年4月，日军占领阳城。一贯仇视共产党的蒋阎政权一枪未放就拱手让出县城，仓皇逃往南部山区，不久宣告解体，另外组织了阎系和蒋系两个县政权。阎系政权因驻地偏东，时人称为“东府”；蒋系政权因驻地偏西，时人称为“西府”。两府均在各村设有基层组织。日军在县城站稳脚跟后，更是不断派出部队到各村威逼群众维持，否则就以烧杀抢掠相威胁。周围各村迫于鬼子的压力，先后成立了维持会。另外，共产党、八路军也对日伪顽所占地盘进行了强力渗透。这样，在阳城大地上，就有了日本人、蒋介石、阎锡山、共产党四种势力及其各自建立的政权。在这种复杂环境下，大宁村党支部一开始坚决拒绝日军威胁利诱，对维持实行公开抵制。由此遭到日军的频繁扫荡疯狂报复，群众多人被杀被抓，许多民房被烧，牲畜物资被抢。为减轻群众损失，党支部组织民兵站岗放哨，敌人不出动，就安顿群众在家。敌人一出动，立即掩护群众向山中转移。但时间长了，也出现好多现实问题。群众的生活和食宿不能保持正常，有的因疾病和冻饿失去生命，有的就在野地里生下孩子。面对现实，党支部通过反复讨论，最后形成了“变不维持为假维持，以假维持抵制真维持”的新的斗争策略。根据这一策略，大宁村先后建立了四个村政府，即设在东佛堂的日伪村公所；设在西佛堂的“东府”村公所，设在北佛堂的“西府”村公所，设在后佛堂的抗日村公所。四个村公所互不照面，便于居中行事。各个村公所的人员基本由党员担任, 不足者选择可靠之人担任。对敌人所索要的粮食、物资、民夫，能推则推，能少则少。而八路军派下的任务，则斤两不缺。白天，面对着鬼子，担任伪职的人员点头哈腰，一口一个“太君”，叫得十分亲切。晚上，这些人则带着武器出去，不是割电线，就是截军车。党支部把这些做法概括为“白皮红心”、“两面政权”，“身在曹营心在汉”。对于卖身投靠鬼子，欺压盘剥群众的汉奸、叛徒，则坚决进行制裁。例如，利用阎锡山的东政府，将仗势欺负村民、向鬼子密报我地下党员干部身份的伪村长郭双群予以处死。在二年多假维持、真抵制的过程中，党支部的抗日意志没有垮，斗争劲头没有松，而且锤炼出了高超的斗争艺术，经历了一系列尖锐复杂惊心动魄的敌我较量，有效地保维护了群众利益，保存了有生力量。

第五、建立隐蔽战线，开展地下斗争。针对日军占领阳城后的险恶形势，当时地下党的方针和策略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因此，党的各级组织的活动，基本都在秘密状态下进行。与此同时，党组织也根据情况变化，将地下斗争向敌人内部延伸，于40年秋天驻阳城日军成立警备队（即伪军）。阳北地下县委领导徐毅认为这是安插内线的难得机会。指示大宁村党支部，将本村党员李凤岐从八路军部队要回来，派去参加招募。但敌人在审查李凤岐时，发现他的额头上有戴军帽的痕迹，当场就把他捆起来。要以“八路罪”治他。李凤岐情急之下，谎称自己被国民党部队抓过壮丁，才骗过日军，顺利打进敌人内部，由队员做到班长，再到小队长。为加强内线力量，徐毅又指示尹家沟村党支部派党员贾甲申、卫鲁祥以书记员，事务员的名义打进去，组成了以李凤岐为首的地下党支部。为了配合李凤岐，村里派李凤岐的哥哥李高林为直接联系人，派张继贤为城内联系人，派李志华、赵小白、王德为情报传递员。同时通过做工作，把王德之妹王青兰嫁给警备一中队队长崔永法。这样，就把崔永法牢牢控制在手中。李凤岐经常把自己得到的情报向村里传递。遇到紧急情况，赶不上与交通员联系时，李凤岐就假装到城墙边视察，趁机在城墙上放一块砖头。砖头竖起，表明敌人将要出动。砖头所指方向，就是敌人出动方向。由于事先有约定，交通员一看就明白。村里知道后，就迅速进行坚壁清野，使敌人多次扑空。他还经常把情报用油纸包住，放在粪桶里，让交通员进伪军营房掏大粪时乘机带出。他还经常在半夜从城墙上爬下来，跑回村里向徐毅汇报情况。李凤岐在敌人内部多次经历危险，屡次被汉奸告密，他都凭借机智一一化解，最终在阳城解放前夕，策动伪警备一中队全体，二中队部分官兵，成功举行起义，为解放阳城做出了重要贡献。李凤岐由此被称为“虎穴英雄”。继李凤岐之后，徐毅还利用日本人训练反共自卫队人员之机，派党员张旭东前去接受训练。张旭东化名张怀德，趁机打进日伪先锋队，担任了班长。他在敌人内部挑动、制造矛盾，使敌人相互猜疑，多次破坏敌人的扫荡计划，收编土匪计划，摊派计划。张旭东后来担任阳北公安局负责人，数次深入县城铲除汉奸，杀了一批死心塌地为日军效劳的民族败类。日本人气得暴跳如雷，悬赏1万元大洋缉拿他，悬赏5000大洋买他的人头，并多次组织暗杀，均被其机警的躲过。张旭东也因此被称为“孤胆英雄”。

第六、始终重视武装斗争，坚持以枪杆子开拓新局面。大宁村党支部从诞生之初，就非常重视发展人民武装。支部建立不久，就也牺盟会的名义，取缔了红枪会、黄枪会、花枪会、绿枪会四个枪会组织，改造了阎锡山的防共保卫团，建立了统一的大宁村人民武装自卫队。自卫队成立不久，就参加了著名的“町店战斗”。经徐海东将军批准，大宁、蒿峪等村分别组成特别参战队，配合八路军作战。大宁参战队由自卫队长栗顺兴带领，参加了其中的黄崖湾战斗和松树岭战斗。因杀敌勇猛，表现突出，受到指挥部的表彰。1939年，村里将自卫队整编为精干的抗日游击队（又称游击小组），一遇日军进犯或土匪侵扰，即掩护群众转移。是年夏，游击小组配合国民党166师，在芦苇河姜家岭设伏，阻击了一支小股日军，缴获电台、军马、军刀等物资。县长陈发贵亲授了“抗日志士”锦旗予以表彰。同年秋，根据上级命令，大宁村被授权组建晋豫边区“特二连”，村中19名青年报名参加。不足人员在其它行政村征集，由栗顺兴担任连长，刘嘉珍、李凤岐、刘申四分任三个排的排长。“12月事变”后，“特二连”随晋豫边游击队编入八路军正规部队。中条山战役后，国民党军大量官兵溃逃。支部立即派人在东岭山等地搜集武器，共获得机枪一挺，步枪数支，子弹若干。因坏人告密，枪支被溃兵抢走，于是又设法购买武器。党员张仲荃、郭维邦、郭维仁、刘申四、刘嘉珍、张旭东等人捐献了银元、黄丝等钱物，并卖掉公产社地数亩，先后在本地中峪沟购回步枪3支，手枪1支。从河南购回步枪5支。1942年，太岳南进支队入阳，大宁村立即断绝了对日军的维持，公开亮出了抗日的旗号。在党支部领导下，村里成立了武装民众抗日救国委员会（武委会），还恢复完善了农救会、青抗先（青年抗日先锋队）、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性抗日组织。特别是民兵武装更加壮大。形成了1个营、3个连、12个排，并拥有机、步枪等多种武器的强大地方武装，并以游击战、地雷战、奇袭战、联防战等多种方式，打得日本鬼子闻风丧胆。

第七，举全村之力，参加阳城解放,支援全国解放。1945年4月，大宁村响应上级号召，参加了对县城日军的两次春季大围攻，村人、阳北军事部长栗顺兴壮烈牺牲。阳城解放后，大宁村党员干部和群众就积极响应上级号召，积极踊跃，支援前线。女子纺花织布、做军鞋，晒军粮，男子争先恐后参军参战，村里建立了一个野战民兵排，编在我军野战部队。常年在外远征作战。他们在参战前都要接受军事训练，大宁民兵有两人在投弹和爆破训练中牺牲。此外还还建立了一支民工队，跟随部队挖战壕、抬担架、送弹药，危急关头还要参加战斗。村里对在外人员实行轮换制度。

据不完全统计，大宁村民兵民工先后参加的战役有：豫西战役、上党战役、晋南战役 、运城战役 、平津战 淮海战役等;先后参加的战斗有：垣曲战斗济源战斗孟县战斗；绛县战斗翼城战斗等.

在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过程中，每次参加少则十几人、多则数十人，甚至上百人。甘泉担粮时，一次甚至出动了300多人。全村1000多人，总计参加人员达到一半以上。累次参加情况则无法统计。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大宁村确实堪称“阳北小延安”、“抗日第一村”。这个红色的山村，英雄的山村，对中国革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牺牲。累计有43位村民被日军残酷杀害，21位烈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22名战士和民兵在与中外敌人拼杀中致伤致残，数名人员在战役战斗中失踪，粮食物资损失难以计数。

但是，纵观阳北的抗战历史，大宁村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它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实际上并不局限于一个村的范围，而是远远超出了它的本身，辐射并影响、渗透到了整个阳北地区。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一），我党重新开辟阳北时，大宁村是阳北地下党领导人的立足基地。“12月事变”后，国共两党通过谈判，达成划界驻防协议，矛盾有所缓和。但蒋阎势力在阳城大地仍然是如临大敌，重兵密布，对共产党防范甚严。晋豫区党委从阳城转移到晋城后，曾派原沁水县委副书记徐毅到阳南寻机开展工作，但找不到立足之地，只好返回。不久，区党委再次决定，让徐毅化装成货郎到阳北芦苇河一带开辟工作。聂真书记亲自将徐毅名字改为徐发贵，以适应商人身份。原阳城县委组织部长李蚰云给他详细介绍了蒿峪、大宁等村的党组织情况和能够信赖的关系人。重点指出，大宁村建党早，党员人数多，凝聚力强，对敌斗争坚决，值得依靠。徐毅到阳北后，首先找到蒿峪编村岭上附村的常长春、刘天仁，二人向他介绍了事变前任五区分委委员的杨廷相。杨廷相向他介绍了原五区分委书记兼大宁村支部书记张仲荃的情况。就这样几番辗转，徐毅终于和张仲荃接上了头。张仲荃村此时正在满世界寻找上级党，见到徐毅后也是喜出望外。他立即召开秘密支委会，讨论如何把徐毅合法地安顿下来。最后决定，让徐毅以逃难生意人无家可归为由，拜村中党员琚懋、琚天贵的父亲、开明绅士琚景玉夫妇为干爹干娘，使徐毅有了合法居住的理由。同时，根据徐毅要求，由支委刘嘉珍具体操办，在离村三里地的八里湾村租了一块房子，办起一个留人起火店。由徐毅当掌柜。这个店实际上是一个地下联络站。以此为发端，一条秘密交通线也建立起来。至此，阳北地下党领导人终于有了放心可靠的立足之地。

（二）、在恢复重建阳北各地党组织的过程中，大宁村党支部充当了阳北县委手中的基本力量。徐毅刚到阳北时，兵无一个，将无一员，枪无一杆，而且对当地情况不熟，语音不通。阳北地域广大，村庄众多。他所承担的任务又是刻不容缓，势在必行。他要尽快打开局面，单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显然不行。他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组织尚且完整、活动尚未中断，当地人脉深厚的大宁村党支部。他谋划的许多事情，必须交给大宁党支部去完成。在某种情况下，就是让大宁党支部行使县委相关机构的职能，舍此没有别的办法。为此，徐毅首先对大宁党支部进行了全面考察，清理劝退了一些不能再起作用的人。恢复了31个可以信任的党员关系，从而在自己身边聚集起一批可用之人。在此基础上，徐毅由张仲荃等人牵线搭桥，每天挑着货郎担子四处活动，将周边较近的町店、蒿峪、增村、张沟、尹家沟、汉上、马寨等行政村的支部工作情况和党员状况逐个进行考察，把这些地方的党组织重新恢复起来，并建起12个地下联络点。对于距离较远的芹池、阳泉、宜固、西沟、郭河、中寨等行政村，他则委托张仲荃、刘申四、刘嘉珍等精明强干之人，前往沟通联络，传达指示，或代行考察整顿。一些地方暗地得知消息后，也千方百计找到大宁村打探。如西沟村张学尧、宜壁村冯茂林等党员，就是亲自到大宁村与徐毅接头联系，接受工作任务。阳北同徐毅直接联系的党员有120多人。这样，大宁村事实上就成为中共阳北县委的中枢之地。不长时间，在“12月事变”中遭到破坏的芦苇河沿线各村党组织，全部得到恢复和发展。徐毅还派出刘嘉珍、刘申四、张旭东等人，以做生意为名，前往晋城、高平、壶关等地，寻找到晋豫区党委进行汇报，既打通了和上级的联系，也使上级了解掌握了阳北的情况。

（三）、在重大问题上，大宁村成为阳北县委极其关键的战略支撑。

这里仅举三例：

1）、1940年冬季，占领阳城的日军成立伪警备队。徐毅敏锐地觉察到，这是我党在敌人内部开展地下工作、分化瓦解敌军的绝好机会。于是，经请示上级同意，派大宁籍党员李凤岐前去应募。因李凤岐身材高大，善于应对，又有从军经历，从而被顺利选入警备队，并从士兵逐步被提拔为班长、小队长。此后，徐毅又选派了贾甲申、卫鲁祥进入警备队，组成了以李凤岐为首的秘密党支部。李凤岐等人利用合法身份，不仅向阳北县委传递了大量情报，提供了数量不菲的枪支弹药，千方百计解救了许多被捕的我方人员和普通群众。更重要的是，把警备一中队队长崔永法和一批士兵争取过来，最终促成了一中队全体、二中队部分官兵起义，为加速阳城解放做出了贡献。

2）、1942年春，在沁水县境内活动的八路军太岳南进支队粮食告缺，上级指令距离最近的阳北县负责解决。徐毅召开大宁支部5名支委进行商议。但因连续二年多的旱蝗灾害，加之日伪不断抢劫祸害，无论穷富都在艰难度日，这个时候筹粮，难度实在太大，所以支委们都面露难色。在徐毅启发下，大家集思广益，最终想出了一个以日本人为幌子进行筹粮的办法。就这样，明打旗号，暗地动员，群众知道粮食是给自己的队伍吃，所以再困难也毫无怨言，很快筹到了400斗小米。村里连夜组织群众送到崦山白龙庙，再由太岳支队接应，运往后方基地。为应付日军，大宁支部还制造了一个苦肉计，即把两面村长郭维仁捆绑起来，在他口袋了塞了一张太岳支队的假借条，上面盖着刘嘉珍用肥皂刻的太岳支队假公章。然后让村公所联络员王书正前往刘村据点报信。日本人来了以后，怎么也看不出破绽，气得踢坏了几个桌子，砍死了几头猪，灰溜溜滚回据点了事。

3）、1942年夏秋之季，太岳支队进入阳城，阳北成为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机构迅速建立健全。阳北县大队也在此时成立，但只有人，没有抢。徐毅让大宁村带个头，做个牺牲，把民兵的枪交给县大队使用。大宁支部二话不说，立即把民兵的枪支集中起来，送往县大队驻地。自己再搜集、购买、土法制造，或从敌人手中夺取。阳北县大队就是以这些武器为基础，逐步发展起来的。

大宁村通过自己艰苦卓绝的奋斗和对革命的无私奉献，彰显了这个山村蕴含的许多优秀特质，也赢得了党和人民的高度评价。1951年9月，党中央毛主席派出的华北革命老根据地慰问团，在晋城、高平、阳城、沁水、垣曲慰问时，还以一组到大宁村做了重点访问。访问团在这里召开了群众大会，宣读了中共中央华北局致老区人民的信，赠送了写有毛主席题词的锦旗、金质纪念奖章，到部分党员、干部、民兵、烈军属和残废军人等有功人员家中进行了看望，还为全村群众放映了电影。这既是党和政府对老区人民的关怀，也是对大宁村所做贡献的认可。这件事在当时轰动很大。沿河各村1.5万余人齐集大宁村，共享这一难得的殊荣。。大宁党支部将这次访问当做一种无尚荣耀和巨大鞭策，专门集资修建了一座纪念塔。因访问团是那年9月3日到访的，就将此塔命名为“九三访问纪念塔”。

综合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大宁村的革命斗争历史确实波澜壮阔，革命先辈出生入死献身人民解放事业的伟烈壮举确实令人钦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却成为一个地区革命斗争的中枢，一群拿锄头的庄稼汉，却成为挽救民族危亡的斗士，实在是个了不起的奇迹。这段红色历史确实值得大书特书。这就是我创作《红色山村》的充足理由和内在动力。

二  、《红色山村》的创作经过

历史，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凝结，而创作，则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再现。要让已经成为历史的东西再复活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从2006年动笔创作《红色山村》，到2007年上半年完成，大体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而对这本书的资料积累及整体酝酿，则有几十年时间。

由于我们村是比较有名的革命老根据地，是党中央毛主席派出的老区访问团慰问过的地方，全村上下男女老少均引以为荣。村里也将这些作为一笔重要的政治资产，作为对村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进行传统教育的宝贵教材。我从懂事开始，就经常听老党员、老干部、老八路、老民兵讲当年打日本、赶老蒋的故事，每次都听得津津有味，总也听不够。1969年，村里办阶级教育展览馆，1975年，村里组织编写乡土教材，两次我都参加了。这两次对我进一步了解和熟悉村里的红色历史帮助很大。但是，我也从中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宁村从有党以来，村里的工作就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什么时候说起来都让人热血沸腾，可就是没有人把它写出来，这实在太可惜了。我常常想，革命先辈在国破家亡的危急关头，能够不顾生死，挺身而出，与内外敌人顽强搏斗，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这是何等伟烈的壮举？他们的事迹感天动地，他们的形象光彩照人。他们的所作所为犹如闪电惊雷，烛照天地。这段历史不仅不应该被遗忘和湮灭，而且应该将它从历史的深处挖掘出来，让它见诸文字，载入史册，让它传诸后世，启迪后人，让它与世长存，光照人间。如果没有人做这样的工作，我来做。我愿意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文艺创作作为一种个体行为，对作者来说，是一项非常艰苦的事情。当我正式展开《红色山村》的案头工作后，就始终处于一种物我两忘、不辨寒暑、不分白昼、埋首用功的亢奋状态。由于我担任着一个单位的负责工作，不能在日常时间写作，就只能在节假日、星期天和晚上时间关起门来进行。常常是通宵达旦、夜以继日，不知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牺牲了多少与家人亲友团聚的时间，把自己搞得象一个苦行僧一样。说一句不好听的话，为了写这本书，我常常是一屁股坐下就不再动弹，光里边穿的裤子就就磨烂了三四条。同时，那个时候我还不会使用电脑，还是传统习惯，先写在纸上，再找人打出来。光这部书的稿纸，就装订了厚厚五大本。山西出版社的编辑看到后，感到很不可思议。在此过程中，我既享受到了创作的欢乐，也常常遇到不少苦恼。由于我所写的人物和事件发生在几十年前，有时为了弄清或设计一些情节和细节，不得不停下笔来做细致的琢磨，有的地方要反复多次。有时文思不畅，行文枯涩时，几至产生放弃的念头。但转念一想，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自己决心用手中的笔，再现故乡那一段史诗般的光荣历史，就没有理由遇难即退，更不能轻言放弃。就是这种自我加压的精神，使得我多次从苦恼中挣脱出来，顽强地，不知疲倦地去独自面对这一浩大的工程。为了核实和弄清一些人物和事件，我坚持边创作边采访。我利用出差、回家等机会，先后访问了尚还健在的北京装甲兵部队退休军官杜福林同志，虎穴英雄李凤岐同志的夫人原小恩女士，老民兵战士刘拴拴同志等当事人，从而使我的作品增添了许多真实的情节和细节。

《红色山村》采用的是章回体，这与我从小阅读《三国》、《水浒》、《西游记》等古典文学作品有关。初期搭架时，计划写三十章。但是，由于事件繁复，人物众多，越写越觉得三十章的框架难以容纳这么庞大的内容。于是，不断地进行增添扩充，最后写成了六十章，超过了原定计划的一倍。2007年4月，经过一年多的奋战，《红色山村》初稿终于得以完成。经征求有关意见，以及自我审读，又对一些不满意的地方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改，将原来的六十章压缩到五十章，对个别章节作了必要补充。至当年五月，这部长达50万字的长篇革命斗争历史纪实文学终于尘埃落定。

在写作本书过程中，我坚持了四条原则：

一是突出讴歌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为争取阶级翻身、民族解放而表现出来的气壮山河的英勇气概和百折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

二是把大宁村放在特定时代的广阔背景下，在努力反映当地党组织带领全村民众坚持地下斗争、开展武装斗争、创建红色革命堡垒的奇情壮彩的同时，注意联系和勾画外部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敌我态势及其带来的制约和影响，以说明这个地方的斗争不是在孤立和封闭的状态下进行，而是与整个大局密切相关，是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是鉴于大宁村在阳城北部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我有意识的把它作为一个特殊的典型。大宁村在革命战争年代，长期是中共阳北县委以及太岳军区阳城敌工站、阳城五区分委的所在地，许多党员、干部、群众不仅承担着村里的工作，而且受阳北县委的派遣，多次外出联络上级，到沿河各村传递情报和党的指示，事实上成为阳北县委的立足基地和依靠力量。基于这些，我在这部作品中，既注意展现当时的支部领导和党员骨干在村中的活动情形，又注意刻画他们胸怀全局，勇挑重担，站在整个阳北斗争最前列的伟烈风采。既把主要篇幅用来描述村中发生的事情，又把笔触向外延伸，描述大批骨干在阳北地区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体现大宁村在阳北的中枢地位。

四是力求把当时的众多英雄人物写好写活，让他们的革命业绩和光辉形象重放光彩。为此，我在书中着重塑造和描写了张健民、徐毅、张仲荃、郭维邦、郭维仁、刘申四、刘嘉珍、张旭东、栗顺兴、琚景云、琚天贵、李凤歧等正面典型。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各有不同，有的是发起建党的功勋元老，有的是开辟工作的上级领导，有的是身处一线的领军人物，有的是龙潭虎穴的地下英雄。有的是直面强敌顽强斗争的无畏勇士，有的是忍辱负重白皮红心的智谋之人。有的出身于贫寒之家，有的则来自豪门大户。他们的性格也迥然相异：有的豪爽，有的细腻，有的庄重，有的诙谐，有的憨厚，有的机敏，有的多智，有的粗直，有的长于谋略，有的勇于战阵。只有把这些人物刻画好，才能让整个历史活起来。

但是，有了既定原则，并不等于作品就能成功。因为，我要表现的，是几十年前的历史风云。由于年代过长，大部分当事人已经离开人世，他们的具体事迹，特别是许多重要情节和细节已经鲜为人知。查阅一些历史资料，对一些人物和事迹的介绍也只有简单笼统的几句话。即使采访一些尚还健在的老人，也因时间过长而记忆模糊。那怎么办呢？我认为，要把这本书写好，一方面，要尽量忠于史实，通过拨草寻蛇，尽可能从草蛇灰线中搜寻和挖掘几近湮灭的历史真实。另一方面，本书虽是反映一段革命历史的作品，但它又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历史书籍，而是反映革命历史的纪实文学。既然带有文学的成份，那么，就允许进行合乎逻辑、合乎情理、合乎事物发展和演变规律的合理虚构。这是文学创作的一条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和我坚持的上述四条原则并不矛盾。甚至能够通过运用这条原则使我要表现的内容更为丰富充实。在这个创作原则指导下，我通过对村中前辈和村民口口相传的人物故事、情节片断进行剪辑梳理，对一些历史记载中比较粗糙的只言片语进行填充扩张，从而使这部作品变得有血有肉，而不致成为干巴巴的历史教科书。  

在本书开头，我以“楔子”的形式，写了白岩山、芦苇河，写了大宁村的由来，写了村中穷人与富人为之间的斗争根源及历史原因，用以衬托和交代故事发生的地理环境、历史背景，成为全书故事脉络逐步展开的总线索。

接下来，我根据村民中对“小阎王”琚清活埋亲侄的传说，和村史上关于刘春元把幼女投河淹死，郭启顺欠债被净产出门等寥寥数语的记载，敷设了第一、二两章，具体描写村中土豪劣绅对穷苦村民残酷迫害的情景，作为全书情节展开的具体铺垫。通过这两章，引出了护村好汉带领村民自发反抗及其失败的悲剧命运，为共产党的诞生埋下伏笔。

对于当时的建党情形，村志中只有一句话：“（三八年）七月间，由张健民、杨可箴二同志开展党的活动，首批发展张仲荃、郭维邦等同志为中共党员。”至于怎么发展，如何活动，语焉不详。我将其扩写为“张健民回村播火种，青纱帐诞生共产党”一章，使其既符合在当时情况下党的秘密活动的真实情况，又做到了具体过程细节化、传奇化。

在此后的其它各章中，我都遵照这个创作原则，以基本线索为骨架，以细节补充为血肉，力求将故事演绎得既符合历史原貌，又具有较强的可读性。特别是是在一些重大事情上着墨较多。比如，以大量篇幅，具体描写了地富和穷人在选举村长时如何激烈斗争；十二月事变”后徐毅如何进村开展地下活动，依靠大宁党支部重建芦苇河一线的党组织；日寇占领阳城后以张仲荃为首的村党支部如何与日伪顽反复争夺政权；李凤歧如何受命打入敌人内部刺探情报，策反敌伪，组织警备队起义；栗顺兴如何慷慨请缨抗击土匪，带领自卫队参加町店战斗，受命组建特二连，消灭反动组织西岭枪会，参加解放阳城的战斗英勇阻敌壮烈牺牲；刘申四如何冒着受命危险穿越敌人封锁线寻找联络上级党组织；刘嘉珍如何在肥皂上刻公章糊弄敌人；郭维仁，郭维郁兄弟二人如何机智护送八路军过封锁线，张旭东如何在敌人内部施展奇谋惩治敌伪；琚景云、琚天贵叔侄如何在敌人魔窟大义凛然，一个不屈而死，一个刑场脱险，等等，都是在一定事实的基础上通过合理虚构而逐渐丰满起来的。

本书采取了大跨度、全景式的描写方式，大跨度是指年代，即从1936年村民们对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剥削进行自发反抗开始，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共14年时间。全景式是指此书涵盖的范围，几乎包括了所能涉及到的各个方面。但在具体把握时，却将主要篇幅放在描写抗日战争上。一方面，那一段时期的斗争确实尖锐、复杂、激烈、残酷，故事性也很强，另一方面，只有充分地展开这一过程，才能用无可辩驳的的事实证明大宁村为什么是《红色山村》。所以，我将这一时期视为大宁村人民革命斗争的重头戏来尽情演绎铺展，而对于抗日战争胜利后村中所进行的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开展土地改革的情形则着墨不多，只用了两个章节的篇幅。这并不是说后来的斗争不精彩，而是感到全书推进到这一程度，主题思想已达到圆满体现，再过多铺陈展示其后的事情，显得繁复冗杂，累赘臃肿，故只用少量篇章进行画龙点睛的反映。本书第四十九章，是对大宁村人民革命斗争历史的总结和概括。通过这一章，可以使人们看到这个红色的、英勇的山村对中国革命所付出的巨大牺牲。也可以使人们看到在党的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觉醒、成长、进步的情形。本书最后一章，以浓墨重彩对华北老区访问团到村访问的情况进行了相继叙述。再现了当年热烈欢腾的历史场面，并以此体现党和人民政府对革命老根据地不朽贡献的认可和鼓励。本书的最后，以大宁村修建“九三访问纪念塔”为尾声，为这个山村的革命斗争历史，也为全书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三 、《红色山村》的社会影响及本人的创作体会

由于《红色山村》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出版以后，得到各个方面的好评。山西人民出版社将这本书列为山西作家参加评选“茅盾文学奖”的推荐作品（后来出版社告诉我说没有上榜，因为印数太少）。2010年，山西出版社又征求我的意见，派专人到北京，与有“服务于中国及全球华人社群领先在线媒体”之称的“新浪网”签订协议，将《红色山村》在网络上全文推出。中共晋城市委宣传部、晋城市中共党史研究室、晋煤集团党委宣传部联合召开了《红色山村》研讨会，《太行日报》头版发了消息。卓然、王二虎、赵小军、魏红、楼金寨、魏蜜香等同志在《太行日报》、《太行文学》、《山西作家》、《太原日报》、《晋城煤业》、《新浪网》等媒体发表了评论。2010年，《红色山村》获“晋城市优秀文学作品奖”。

《红色山村》在广大读者中也受到厚爱和好评。不少同志和朋友得知我写了这本书后，纷纷打电话或上门索要。沁水县一位姓谢的老干部从他弟弟手中得到这本书，看了后连声夸赞写得好，并说书里的好多人都和他共过事，就是书上说的那么回事。阳城一名从事史志工作的同志在别处看到《红色山村》，向人家要，人家不给。他就辗转打听到我。当时我正在外地出差，他迫不及待地找到我单位，向工作人员索要3本，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此人是谁。晋煤集团一名老同志将我赠给他的书转送给他在上海的一名战友，这名老同志看后，又推荐给他当中学校长的儿媳妇，让她拿到学校给学生们好好讲一讲。八甲口一名下肢麻痹、行走不便的青年女子，一次到我妹妹家串门，无意中发现了《红色山村》，就每天拄着拐杖，到我妹妹家看一个小时。我知道后很感动，托我妹妹转送该同志一本。我的同村人、原晋城市教委副主任刘新元同志，极力向他的上大学的儿子推荐《红色山村》，要求他认真读一读。他儿子开头还不愿意看，当勉强读了几页后，他看进去了。整个读完后，他感慨的说，没想到咱村过去还发生这么多轰轰烈烈的事情。那些老前辈们确实了不起。是他们出生入死打天下，才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确实不能忘了他们。

《红色山村》在社会上和读者中引起的反响，使我感到非常欣慰。我深深感到，作为一个业余作家，我在无意之中，做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同时，通过这次创作实践，我对于如何搞好革命文学的创作，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切身体会。这些体会概括起来有三条：

第一，革命文学创作一定要有激情，有气势。想当年，革命先辈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他们大义凛然，金戈铁马，驰骋在反侵略的战场上。曾经积贫积弱、一盘散沙、原始农耕的中华民族，面对丧心病狂、穷凶极恶而又技术先进、装备一流的日本强盗，能够做到万众一心，以小米加步枪的落后装备，以血肉筑长城的牺牲精神，持续抗战14年之久，最终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光复了华夏河山，那是何等的悲壮，何等的惨烈，何等的惊天地，泣鬼神？我们不写则罢，要写，就要写得惊心动魄，气壮山河，让人荡气回肠，让人能够振奋精神，激发豪情。绝不能平铺直叙，写得干巴巴的，那就不叫文学作品，而叫通讯报道。也不能写得软绵绵的，有气无力，那也不叫革命文学，而是写成了《红楼梦》。

第二，革命文学创作要有严肃的态度，绝不能为了所谓的点击率、上座率、畅销率，就胡编乱造，甚至胡说八道，让人一看就是假的，那就糟蹋了革命文学。像这几年不少胡编乱造的抗日神剧，就广受人们的诟病。什么手撕鬼子，什么步枪打飞机，石头打飞机，什么裤裆里藏雷，充斥银屏。那不是给革命前辈争光，而是对革命前辈不负责任的戏弄和丑化。历史本身具有严肃性，作家在创作历史题材作品时，要有令人可信的表现手法，可以有一定程度的虚构，但不能违背客观规律，不能为了自己作品的畅销和个人知名度，而去任意编造。更不能迎合社会上的审丑风气和低级趣味，搞一些既不科学、又不可信、并且遭人鄙视的恶作剧。否则，就连作家自己的名声也搞坏了。

第三，革命文学在描写革命前辈和英雄人物时，一定要真实，接地气。英雄人物也是血肉之躯，不一定处处都是高大上。要让他们寓伟大于平凡，让他们可亲可敬，而不能把英雄人物写成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这就违背了革命文学创作的初衷。无论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都不能脸谱化，英雄人物更要有血有肉，有滋有味，让他们的形象生动感人，这样的作品才算成功。

我对自己有自知之明。《红色山村》出版后，虽然在读者中的正面评价占多数，但作为作者，我很清楚其中的不足之处。由于年代过于久远，人们对一些事情的记忆不一致，不准确，还有一些很好的素材，由于我水平问题，没有很好的展开，因而影响了人物和事件的充分展示。这些，都是作品中的硬伤，，类似这样的不准确的细节还有多处。如有机会，我一定要把不足地方纠正过来，缺陷部分弥补起来。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