琚景玉是阳城五区大宁编村的上等人家。他拥有的田亩财产堪称村中首富。但他生性恬淡,为人低调内敛,与人共事,从不霸道强横,为此被誉为“开明绅士”。
但是,富人也有自己的烦心事。琚景玉先生有一段时间,老是坐在家中,长吁短叹,打不起精神。这是为什么呢?事情还要从他的大儿子琚懋(又名天瑞)说起。
琚懋原在阳城五高上学。在此期间,他刻苦用功,各门成绩居于前列,在校内外名气很大。毕业后,五区区长刘小本点名让他到区里给他当秘书。这是一个肥缺,许多富家子弟也在眼巴巴地盯着。但刘小本就是看不起他们,一口咬定非琚懋不可。
刘小本对琚懋的这种青睐,反倒使得琚家父子惴惴不安,饭也吃不甜,觉也睡不香。因为,他们早就听到传言,刘小本是个亲日派。现在举国上下都在抗日,凡是有亲日言论和行为者均被视为汉奸。刘小本却不顾民意,毫不掩饰媚日倾向,正经人家谁敢沾边呢。可是,如果不答应刘小本的要求,不了解内情的人也会说三道四,骂琚家是好心当做驴肝肺,不识抬举。父子俩对外人告诉不得,也不能和任何人商量。再三考虑后,琚景玉决计让儿子逃离家乡。至于逃走以后,会产生什么后果,也顾不上那么多了。父子俩哭了一场,琚懋背上行李,连夜出走他乡。为了掩盖真相,几天以后,琚景玉假意到处找儿子。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消息很快传遍了芦苇河上下。刘小本知道后,也不再过问让琚懋当秘书的事了。琚景玉暗暗松了口气,认为让儿子逃走这步棋走对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另一桩烦心事又困扰住了景玉先生。因为,琚懋一走就是三年,音讯全无。使他不由得每天为儿子的安危揪心。于是,他又为让儿子出逃的决定后悔起来。他按不下对儿子的思念,逢人就打问琚懋的下落。这回可是真找。只要听说村里有人从外面回来,他就立刻找上门去,缠着人家仔细盘问,希望能有一丝信息,一线希望。他还暗地里到其他一些地方进行过私访,也没有什么线索。他最担心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儿子有个三长两短。
一天,村中来了一位操沁水口音的老者,指名道姓要找琚景玉。由于村人都知道景玉先生的事,以为他有了琚懋的消息,是来给景玉先生报信的,赶紧把他带到琚家大院。一进门,老者道:“我姓赵,叫赵双全,是沁水尉迟人。我是赵树理的父亲。”
琚景玉一听,连忙站起来,一边和来人热情握手,一边说道:“赵树理我知道。他在长治四师闹学潮时,当局追捕他,他在我村王璧先生家里避难,我见过他,是个青年才俊。”赵双全道:“那次学潮平息后,倒也稳定了几年。但他后来又出去了,至今又是几年。我到处寻找打听,都没有丝毫下落。听说你和我的情况一样,这几年也在找孩子。所以就想冒昧问一下,看你在找的过程中,有没有听到其他消息。”
短短几句话,就把素不相识的两位老人距离拉近了。谈起孩子出走的事,两位老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们手拉着手,说了很多很多的话。琚景玉还用家乡待客的最高规格,招待了赵双全老人。在谈论中,两位老人一直在分析自己的儿子会去了哪里。他们认为,像琚懋、赵树理这样的有文化之人,他们不会去干体力活,肯定会在哪个山庄窝铺教个私塾。也可能会去找共产党八路军,因为他们平日里有这样的思想苗头。赵双全说,我找别人算过卦,都说在北面。北面按阳城和沁水的位置分析,哪里是北?琚景玉说,我们这里说北面是指人们常去的北山,就是翼城、曲沃、浮山这一带。赵双全说,北面是不是指陕西那个地方?那里不是有个叫陕北的地方吗,俩小子会不会跑到那里去?闻听此言,琚景玉先生眼前一亮,说道,很有可能。两位老人认为,琚懋和赵树理要是能到那里去,跟着共产党闯荡,倒也不是坏事。要是能闹出个名堂来,也算俩小子有出息。两人说得既投机,又欢喜,生气和担心也被冲淡了。两人一致认为,年轻人的事情很难说。大人们担心受怕,他们在外面不一定理解。俗话说,儿大不由爹娘。现在一切情况都不清楚,操再多的心也不管用,还是顺其自然吧。但愿老天保佑,让他们能碰个好运气。
两位老人相互安慰了一番,琚景玉要留赵双全住宿,赵双全说,不能不回。不回去,孩他妈在家又要着急。于是琚景玉把赵双全一直送到后深沟,站在大柏树下看着赵双全在夜幕下消失了身影,他才打道返回家中。
过了不久,琚懋突然出现在后深沟。庄上的人们问他,天瑞你这几年到哪里去了,你那当家人几年都找你不着。琚懋打马虎眼说,这几年在北山给人放羊,当伙计,教私塾。这一消息传出后,成为村里的一个重要新闻。琚景玉当然很快也知道了。至于父子俩是怎样见面的,外人也就无从知晓了。
那么,琚懋这几年究竟干什么去了呢?琚景玉和赵双全分析对了,他和赵树理都参加了革命,但却不是到陕北。琚懋是在太行北部找到了了地下党,并担任了阳北秘密县委书记徐毅的地下交通员。后来,他和哥哥琚天贵还说服父亲认徐毅(化名徐发贵)为干儿子,使他在村了有了合法身份。他们兄弟二人则与徐毅结成了干兄弟。至于赵树理,他早年在长治四师时就秘密加入共产党。1928年闹学潮被捕。并失去学籍和党籍。抗战开始,他参加了牺盟会,并重新入党,在阳城担任四区牺盟特派员等职。12月事变后,随部队北撤,担任了太行区新华日报《抗战生活》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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