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陵川县化肥厂

陵川县化肥厂是我一生为之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

那是个贡献了我青春年华和毕生精力的地方。

回忆往昔的日日夜夜，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那如火如荼的岁月，令我今生难以忘怀。

背景

上世纪40年代末，中华儿女经过浴血奋战，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百废待兴，解决全国人民温饱成为最大的难题。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围阻和经济封锁。苏联“老大哥”背信弃义断绝援助，撤走专家并威逼还债。加之三年自然灾害，我国人民缺粮饿肚，饥饿浮肿，死亡时刻威胁着人们的生命，粮食！粮食！成为全国亿万人民的期盼。

为了在有限的土地上增产粮食，化肥这个在国外发达国家中已经广泛使用,在我国还是一片空白的肥料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在国外建一座中型化肥厂，耗资约在几亿至几十亿美元之间。这对刚立国，底子薄的我们来说，是奢不可望的，何况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化肥工艺不外漏，化肥设备禁卖中国。因此国务院组织我国科学家经过几年的攻关,研究，终于研究制造出了适合我国当时国情的世界上独一无二，投资小，见效快的碳化法工艺制取碳酸氢铵化肥的工艺和设备，当时称“小化肥”。

1969年元月12日，“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中的县核心小组机关和革命委员会机关合并办公，撤销原办事机构。是年我县开始大办五小工业，即小钢铁、小化肥、小煤矿、小水泥、小机械。我县化肥厂就是在那种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筹建

1970年元月，我还在部队工作时，“陵川县化肥厂革命委员会筹备处”就正式挂牌成立，业务上受山西省化工厅属下的化肥专业公司和晋东南地区化工局的领导，属地方国营企业。

据原厂领导和工人师傅等知情人述说，当时山西省内各县都要建立化肥厂，省化肥专业公司和晋东南化工局将陵川化肥厂的筹建列入第二批（主要原因是我国小化肥厂的设备制造处于起始阶段，数量少，得分批建设。主要设备的管道，建筑钢材，水泥需省公司在计划内审批购买）。我县自力更生，倾全县之力，集大家的智慧，首先在选定厂址后，迅速请有关部门绘制了厂区分布施工图纸。二是由各公社、大队无偿抽调300余名民工负责工房的基础开挖、修建贴小工和其它平整场地。搬运土石方工作这部分人员在化肥厂投产后大部返乡，少数留厂当临时工，成为厂里亦工亦农的职工。后大家尊称他们是化肥厂开天辟地的“爿茬工”工人。三是调县工程建筑队的全部人员负责化肥厂的修建。四是经常组织县直机关干部、学生、职工等到化肥厂工地进行义务劳动。五是化肥厂建筑所需的钢材、水泥、砖瓦、木材在陵川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都是特事急办，一切为了建化肥厂，一切为化肥厂所需让路。陵川物质公司计划内分配的建筑钢材，木材公司分配的计划内东北木材都停止对市场销售，全部供化肥厂使用。化肥厂联合大厂房因购不进钢材、水泥，就用的是木质结构。其它所需的木椽，檩条都由林场挑最好的砍伐供化肥厂建筑使用。六是化肥行业是一个新兴行业，陵川没有懂化肥制造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在基建的同时，调陵川一中四川籍的胡怀义、河南籍的丁福莹、山东籍的吴玉文、晋城籍的樊立志和王文英等5位化学老师到化肥厂工作。招收应、往届县一中毕业的高、初中化学优秀学生18名。组织他们到我省汾阳县化肥厂进行考察学习。那18名学生称为“建厂第一批18名老徒工”。18人中，除少数调走外，留厂的人员在日后生产中有的担任了厂长，书记和科室、车间的领导干部。省化肥专业公司和晋东南化工局，经在陵川现场考察和听取汇报后，认为陵川县的领导特别重视，从人员、工房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尤其厂房基本建成，决定将第一批筹建进度较慢的屯留县的化肥设备调换给陵川。

1971年元月，在设备和材料陆续进厂后，即请江西省化工机械安装队进厂安装。同时，在本县农村招收了100名初中以上文化的青年，又在修壶关县西安里铁路陵川籍民工中挑选了100名初中以上文化的青年为入厂的第二批工人。这200名工人和第一批的18名工人，具体分到各工段，岗位到河南省博爱县化肥厂进行对口岗位学习操作技术和工艺流程的培训。返厂后，配合江西安装队进行设备安装和运转设备调试。

县里先后调配了当时认为最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县交通运输政治部副部长山东籍营级转业军人陈德印为支部书记，县商业局局长候福明任革委会主任（即现在的厂长），城关公社副主任马德义任分管后勤、销售的副主任，曾任县人委秘书主任、县计委副主任的栗周仁任厂办公室主任，县机械厂沁水籍人霍辅善任生产科长，省重工机械厂下放干部谢玉奎任设备科长，化学老师吴玉文任第一车间主任，丁福莹任第二车间主任，王文英任第三车间主任，胡怀义、樊立志任化工技术员，第一批18名老徒工大多担任了各班值班长、岗位长。

县里还把机械厂有经验的车工、木工、锻工、电焊工、翻砂工、模型工，各公社厂矿有经验的电工、县运输公司有经验的司机调入化肥厂。

1973年元月23日（即农历大年初一），我县化肥厂生产出了第一袋化肥。

拓展

一、化工生产

1973年3月我从部队退伍后，分到化肥厂工作。那时，化肥厂刚投入试生产，工人操作技能不熟练，工艺指标经常不合格，加之国家电网负荷严重不足，每天都有好几次拉闸停电或限电减量生产，每天多次的开、停车，造成自产合成液氨经常亏空，靠到河北涉县等地购买后再开车生产。这样开开停停，使能耗升高，虽然国家对小化肥扶植实行免税优惠电价政策，但年底结算还是连续亏损在10万元以上，靠县财政补上亏损。化肥厂的建成，虽然解了陵川农业使用化肥的燃眉之急，但也成为县财政的一大包袱。

那几年生产不景气，人心也就涣散，厂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县一中调来的化学老师除樊立志外，全部调回了本省工作，18名老徒工中也有几个调入其它单位。和我一起分到化肥厂工作的屯留、襄垣、武乡、晋城、高平籍退伍军人基本上都调回了本县。北京、天津、大同的知青都返城回原籍。1975年5月，在厂里十分艰难的时刻，我这个没有经过专业技术培训的退伍军人，从工人的岗位上越级提成化工一班的值班长（当时每天化工三个班倒，我是其中一班，称为八小时的“厂长”）。

俗话说：困难见英雄，危难出豪杰。在那频繁停电，频繁开停车的情况下，锻炼了陵化工人的操作技能和管理水平。在黑夜突然停电的情况下，工人们能摸黑把所有的操作机械阀门按停车要求打开和关闭，使设备处于安全停车状态。一些工人逐步担任了岗位长、值班长、车间主任、科室负责人和厂级领导。由于这些人是从工人开始一步一个脚印成长起来的管理干部，他们懂操作、懂流程、懂设备奠定了以后化肥厂拓展的基础。

化工生产指挥管理机构，经几年的实践、探索，最后定型为以车间为单位进行人员的管理、工资发放、工艺指标管理、设备管理和设备维修。产量则由三班制改为每天12小时的两班倒调度负责，超产奖金由调度按贡献大小发放，这个模式和其它县同类型厂家相比是不同的，大家称为“陵川模式”。

由于化工生产的逐步稳定，其他机构也逐年随化工需要而固定下来。厂有厂长、总支书记、副厂长、总支副书记、工会主席，厂部设党企综合办公室，企业设生产科、技术开发科、供应科、保卫科，车间设锅炉、造气脱变、碳化、压缩、合成，辅助车间设机修、电修、仪修、原料，服务单位有汽车队、销售站、化肥包装队、化肥袋服务队、职工生活事务处、职工门市部、职工子女幼儿园。在新项目开发中，增加了“铁兰”产品，设立了华兰车间。

随着有实践经验的工人逐步走向各级领导岗位，通过逐年的技术革新改造和扩大生产能力，1982年经济效益首度扭亏为盈；1984年盈利超50万元；1988年盈利100万元。连年的盈利，受到省化肥专业公司、晋东南地区化工局，陵川县委、县政府及后来的晋城市委、市政府的多种奖励和表彰。

企业那几年连续盈利，还是坚持勤俭办厂，不乱花一分钱。那时常喊的口号是“勒紧裤腰带渡难关”。厂领导、厂部、各车间、科室的办公室都是建厂修建的小平房。这和其它县同类型厂家和本县其它厂家相比，是最差的。我任合成车间主任时，为改造高压机的无油润滑，三次自费和维修组长翟余兴到晋城巴公化肥厂考察、学习直至成功使用，节约生产成本累计在几十万元资金。这样的事在化肥厂数不胜数，太多太平常了。在我担任厂办公室主任时，省公司、市县领导到厂调研、检查工作时，招待也是每个小蝶葵花籽上放2-3块糖，中档的香烟拆包，每个小蝶放7-8支烟，再放一杯茶叶白开水，在陵川县各机关和社会上对化肥厂的“抠”是很有共识的。

化肥厂连续的盈利，钱哪里去了？其一是上缴县财政，使在短短几年内收回了筹建化肥厂的全部投资，那时常讲的是“为振兴陵川经济做贡献”。其二是用于企业的扩大生产能力的技术改造。

二、技术改造

建厂初期那几年，晋东南地区除壶关县当时没有筹建化肥厂外，其余各县都建成了和我县规模基本一样的小化肥厂。因建厂初操作经验不足，停电频繁，亏损日益严重，成为财政的重大负担，资金运转不开，大部分停产倒闭，仅有陵川、晋城、阳城、襄垣，长治县坚持下来。坚持下来的也是一年生产不了几个月。我县化肥厂在同等条件不如其它厂家的情况下能生存，发展起来，靠的是“坚持”，得益于技术改造，得益于扩大再生产能力，降低了生产成本。

别的厂家在技术改造中，靠县财政投资，给了够改造一个岗位的钱就扩建改造一个，不给就停止，多年投资始终形不成生产力，财政包袱背不动了只好撒手，企业就倒闭了。    当时有一句话就形象的说：“不技改是等死，技改了死的更快。”陵川县化肥厂的技改是因县小，财政困难，一开始就不给企业技改资金，在这绝处要逢生的关头，采用了小额贷款方式，够买一台设备就买一台，哪个环节卡脖子的就增加改造哪个环节。边生产边技改，效益好一点，挣来的钱再投入到扩大生产能力的技改中。这种蚂蚁啃骨头和滚雪球的办法使企业生存下来了。

随着技改规模越来越大，资金投资也从原来的几千、几万到几十万、几百万，为了节约资金，运转设备和高压静置设备就便宜买倒闭厂家的，低压静置设备就买上封头和钢板，由机修工人自己卷焊制作。原来化肥厂筹建时，为了抢时间，争速度，节约资金，联合厂房不仅用木质结构，为了省砖和管道，还和碳化岗位伙山墙，紧密的岗位布局，给扩建带来很多困难。我们就因地制宜，把碳化塔安在室外，增加的3台高压机就在联合厂房墙旁拆墙傍上位置安装，经过多年的技改，从原建厂的3千吨型合成氨逐步扩建成5千吨，即“3改5”后“5改7”、“1万吨”、“1万吨填平补齐”、“1.2万吨”、“1.5万吨”、“3万吨”、“4.5万吨”、“6万吨”，这样一步步走来，相当于原建厂的20倍。

三、年度大修

化肥厂长年运转的设备，要在大修中“开肠扒肚”更换磨损件，静置设备要清洗填料、更换触媒，冷却设备要除水垢，内壁要防腐，水池、下水道要清淤，平常技改增加的设备也要在这个时候和原设备接头。不仅是劳累，且工作量大，多层作业安全隐患多，最重要的还是检修质量的好坏关系到今后一年来的生产。这是化肥厂每年重中之重的工作，大修用的材料，根据维修项目提前3个月就开始购买，大修前成立总指挥部，厂长任总指挥，副厂长等任副总指挥，各车间主任为成员，各车间都把具体检修项目落实到组，规划到完成任务的时间。

大修期间，全厂人员不得请假，上工时间上午7-12点，下午2-7点听军号作息。一天三顿免费用餐，午饭每人每天不少于2两猪肉。每天下班后指挥部组织当天情况碰头会，汇报进度及存在问题，调配管理人员。大修期间一般放2-3场电影，大修结束后评比先进车间和工人，计入年终奖。

由于大检修前期和检修中准备工作充分，各级把关严，检修质量高，为稳定和提高化肥厂的产量起到了重要作用，

每年大修一般从停车到恢复生产约半个月，与同类型厂家相比是第一。

四、化肥销售

我县化肥厂生产的碳酸氢铵化肥属低浓度的单一氮肥，因其含氨的刺鼻气味，老百姓也广泛称之为“臭化肥”。它的外观呈粉末状的微型小颗粒，开始装袋时是白中略带灰色，存放4个小时后即洁白如雪，易结块，后加添加剂后，呈松散结块状，方便使用。它肥力有效期长，不结板土壤，农民喜欢用它和磷肥混合作玉米、小麦、果树、蔬菜等的底肥。夏季作追肥用时，因分解快，短时间使黄弱苗变得黑绿，粗壮，深受用户满意。湖北武汉市的渔农也用它喂鱼，促其生长。

化肥厂生产规模小，单位成本相应就高，企业亏损就会导致破产，企业要生存，就必须扩大生产能力。我县化肥厂经过连年的技改，日产化肥达300吨左右，产品质量一直稳定在一级品，除本县的购买外，大量还需要外销。那时主要销往湖北的武汉市区、东西湖区、孝感区、黄陂区，四川的达县、万县，河南省的林州市、辉县市，江苏、陕西部分地区，附近销往本省的壶关县、屯留县、长子县等。长途运输靠发铁路专列或零担车皮，较近的靠汽车和拖拉机，本县也有用畜力车，小三轮车的。

说起化肥销售，真有它的酸、甜、苦、辣，春、夏、秋三季农民用肥称为“旺季”，冬季不用了称为“淡季”。

“旺季”时，一过阳历年，各乡镇供销社就来集体购买。过了春节后就逐步形成高峰，有本县的、外县的、外省的纷纷涌到场地上，人喊、喇叭响、牲畜叫，真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最难的是冬季储存的化肥卖完后，当天生产的化肥根本不够卖。有的群众开车等7天拉不上化肥，就到处在化肥厂找熟人，托关系；有的在化肥厂找不上关系，就到县委、县政府找。那几年政府机关的很多领导都写过信、打过电话，或亲自来过厂找领导买化肥。县长、县委书记等领导也写过条子。化肥厂也想了很多排队、发号的办法，效果却不理想。不仅陵川是这样，湖北在我厂购的化肥专列到货站后，农民集体围困专列上车卸肥。警察到场后，农民手拿现金说，我们没抢，没偷，我们是拿着钱要买化肥。陵川有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还把化肥难买写成提案，这些提案就是由我负责答复的。

“淡季”时，一到种过小麦后，北方逐步进入寒冷的冬天。陵川农民就谁也不想占用资金购买“臭”的没处放的化肥。基层供销社也不愿购买销不出去占用资金的化肥，每年冬季生产约3万多吨化肥只能靠外销。

刚开始无销路，就派出推销人员到处找市场。结果江苏一名叫委广来的客户要一专列化肥，合同签订付一半货款，专列到指定站后付另一半。我们高兴的与人家签了合同，但专列到站后，迟迟不见另一半货款，几次派人催要无果。当时分管销售的副主任马德义请陵川最有名的律师李定中、赵武发到江苏起诉了他。经法厅调查，被告购化肥前期付的一半款是自己贷款和借款，本人无能力付到站的另一半货款。化肥是少量收了现金售出，大部分是赊销在外，销到4省13县（其居住地属江苏、安徽、河南、山东4省交界处）。法厅判决我厂胜诉，但被告拿不出货款，有两个方案让我厂选择，一是逮捕被告，依法判刑入监，剩余货款就不能追回。二是原告不追究被告的刑事责任，把被告视为厂推销人员，由法厅牵头，组织货款清查收回，不过费用由厂负担。我们采用了第二方案，结果三方辛辛苦苦找上门，只收了小部分，大部分写了还款计划，用时半年多，也没有全部收回货款，只好由被告给了些化肥包装袋顶了一部分货款，钱没全部收回，却花了不少差旅费和起诉费。

惨痛的教训，使我们逐步认识到销售市场的残酷和应该掌握的市场规则。我们用“淡季让利”的办法，发展和巩固了湖北、四川、河南的一些老用户，后来在外销中大部分比较顺利。但在小心翼翼中，还是不断出现新情况。2000年我还带着销售站长，会计到湖北孝感地区催收货款，亲自尝了要账说好话、到处跑路的辛酸和艰难的滋味。

“淡季”化肥销售不畅，化肥场地堆满了，就往生产区道路两旁、车间门口、办公室院内、车队院内、生活区院内堆放。后来随着技改产量高了，冬季就堆20袋高。就这样也没地方堆放，就打“高垛”。给各单位车间下义务劳动任务，工人们背着化肥，踏着用化肥袋铺成的台阶路，将化肥堆成5米多高的“化肥垛”。

“淡季”化肥销售不畅，场地上堆放的化肥经冬天冻、大风刮，太阳晒，上面两层的包装袋就风化、破损。每年春天，厂里就组织各单位、车间义务劳动，将破损化肥挑出，经粉碎、装包、过秤、缝口后堆放到指定地点。这一任务就由我这个任总支副书记，厂办主任的给各单位、车间下任务，现场验收。各单位车间是几天轮一回，我是天天干。累的脸流汗，呛的眼流泪，腰疼病就是那时候落下的。由于我们的努力，化肥销售工作一直名列晋城市前列，1991年7月以来都被晋城市人民政府表彰为销售工作优秀单位。

五、华兰车间

1985年11月在化肥经营困难的情况下，化肥厂为尝试多种经营，开发了一个和化肥系统无关联的“铁兰”产品。设置华兰车间具体管理、生产与销售。此产品开始销往天津地区用于制漆原料，后主要销往太原市油墨厂制造油墨，供人民日报和山西日报等印刷使用。1987年5月和1990年5月此项目受到省劳动竞赛委员会表彰，厂技术开发科和厂分别荣立集体三等功，1990年6月华兰车间受到市经委、科委、科协联合表彰。1992年8月把华兰车间租赁给天津一私人经营，租期20年。

六、文化生活

随着化肥厂的经济效益稳步提高，职工文化生活也得到稳步改善。

从1978年开始到1992年的十多年间，每年元宵节后都要唱一台戏。从小北山、偏桥底的农村剧团开始，到壶关、平顺县级剧团，后来就是晋东南专一团、二团。本厂还组织了文艺宣传队，每年中的大节日都要演出，宣传队曾买过蟒袍、青衣，演过包公断案等小折子戏，还组织过全厂各单位节目汇演。

陵川有电视后的1983年，化肥厂购了一台21吋黑白电视机，每天晚上在大饭厅由电修人员播放管理，供职工收看。1984年更换了21吋彩电，1985年在上海购进了陵川第一台价值近万元的120吋三管彩色投影机。1988年元月，用后来扣了职工三年年度奖金的办法，为全厂干部职工“发”了一台价值500元的长城牌12吋的黑白电视机。这在当时农村还很少有家庭电视机的时期，晚上就到有化肥厂职工的家中去看电视，化肥厂当时成了人们羡慕的厂家，化肥厂在农村职工的家也成了村里的香饽饽。

每年“五一”由厂工会组织职工进行象棋、羽毛球、篮球、乒乓球比赛，“七一”由厂党总支组织各单位进行革命歌曲大比赛，由我组织100人的队伍参加县里的歌咏比赛。

从1985年-1987年，大年初一、初二、初三中午全厂干部、职工、家属子女，社会上来化肥厂走亲戚的社会人员都到大饭厅免费就餐，每桌10菜加红酒或白酒。早晚两顿发免费餐证。1988年-2005年改为初一中午一顿，由全厂干部、职工和家属子女免费就餐一顿。

每年元宵节都参加县里的彩车游行，后改为搭门楼，元宵节过后都要到退休职工家中慰问。

在化肥经济效益较好时，厂里没有忘记建厂初期县一中为化肥厂调入化学老师、优秀学生，并在筹建时为民工提供住宿的大力支持。1989年9月9日第五个教师节前日，化肥厂将价值近万元的新三管彩色投影机赠送给一中，多年为东关小学送煤、捐款。1990年—1991年，被县人民政府表彰为捐资助教先进单位。

1979年，中国对越南自卫反击作战中，有20余名陵川籍人在老山前线作战。当时化肥销售供不应求，为了解决前线军人家属之忧，化肥厂邀请县委组织部，县武装部各派一人和我免费为他们家每户上门送2袋化肥。

1989年北京动乱后，化肥厂是我县当时最大，人员最多的企业。为了加强管理，加强治安，厂里做了一系列的工作，连续10年被山西省经委，山西省公安厅，山西人民保险分公司表彰为治安安全优秀单位。

为了加强宣传和厂务公开，厂里在进厂大门里的东边修建了每个长3米高2.5米的10个宣传橱窗，内容宣传包括每期的人民画报，国际国内要闻，厂党总支、厂部工作年度目标，厂内年度工作照片，厂内民主监督、厂务公开，职工剪纸绘画、根艺等内容。

改制

化肥厂从1970年元月筹建到2006年6月28日，历经36年的风风雨雨，从小到大，从弱变强，直到经营体制改变后的终结，体现了历史的必然。

化肥厂筹建时，我们国家国力弱，粮食单位产量低。为填饱全国人民的肚子，国家想尽了一切办法，小化肥作了一定的历史贡献。随着国家经济能力日益壮大，特别是1982年在农村实现了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即农民说的“土地下户”）逐步解决了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国家又在全国投资建立了多座以煤炭、石油、天然气为原料的年产30万吨以上合成氨的大型化肥厂。含氮浓度高，且含植物生长所需的磷、钾大颗粒，不结块，臭味低的复混肥占居了市场。虽然国家对小化肥继续实行免税和电价优惠政策，但对能耗高，易污染、易爆炸、易燃烧、易中毒的小化肥在冬储，技改扩大生产能力上不再贷款给予支持，采取了让其自生、自灭的政策。小化肥为了自身生存，纷纷扩建改尿素颗粒肥。陵川化肥厂在扩建尿素项目上需上亿元投资，陵川财政没这个能力，经与晋城矿务局，兰花集团，天脊集团第二化肥厂等进行协商投资或收购陵川化肥厂无果。在全国煤炭大涨价、大整顿的情况下，为陵川化肥厂供炭的高平多家乡镇煤矿，因整顿有的停产，有的关闭。在无原料供应的情况下，陵川化肥厂于2005年6月停产，随请示县政府予以改制。

根据县委、县政府《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制若干政策的暂行规定》〔陵川（2003）13号〕和县经贸局、财政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国有企业改制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陵经贸字（2005）26号〕及本厂《企业产权公开转让改制方案》的精神，制定了《陵川县化肥厂企业改制职工安置实施方案》（2005年10月15日厂五届三次职代会通过）。截止2005年6月底，全厂在册职工总人数620名，其中国家干部30人，固定工187人，两部分人合成为固定工；合同制职工175人；亦工亦农和其他临时工共228人。进行了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进行身份置换后，按安置实施方案进行了安置。

《陵川县报溪觅迹》2006年要闻回眸是这样登载的：“2月28日上午，晋城市万方拍卖行有限公司受县政府委托，对化肥厂、化工总厂整体产权进行了两项标的捆绑式整体公开拍卖。原化工总厂职工秦进庭以2660万元的价格竞买成功”。后因合伙人以无安全生产证为由，将厂设备全部卖掉，在原址上改建成商品楼小区，即现在的鸿生上城。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