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形势和任务
　　一九四四年世界形势大好。年初，反法西斯战争已进入大规模战略反攻，希特勒处于东西夹击的困境之中，日寇已面临穷途末路。中国敌后战场形势也越来越好。我们不但度过了最艰苦的岁月，而且连连取得新的胜利。抗日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包围的态势，正在转变为敌人的孤立据点被大片抗日根据地所封锁和包围。到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人民抗日军队已发展到六十五万，民兵有了二百多万，解放区的人口已有九千万。我华中地区就有主力军二十万余，地方武装五万余，民兵发展至八十余万。
　　在这样的形势下，党中央筹划着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战略部署，各解放区展开了局部反攻。同时中央决定留守延安的八路军三五九旅以一部南下向湘粤发展；在华中的新四军以一部向西向河南发展，一部向南发展东南沿海。
　　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日军攻占温州，并相继占领福州，控制了闽、浙沿海地区，国民党军纷纷西撤。九月二十七日党中央指示华中局：“我军为了准备反攻，造成配合盟军的条件，对苏浙地区应有新的发展部署，特别是浙江的工作，应视为主要发展方向。”“苏南部队除巩固现有地区外，中心工作应放在太湖西南岸，沿京杭国道深入天目山，造成过钱塘江与浙东打通的战略形势。”随后，党中央又对华中局指示：新四军在执行西进、南下两大任务中，应以南下为主，尔后视情况变化，争取全面控制苏、浙、皖、闽、赣诸省，使我党我军在举行战略反攻时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接着，中央确定以第一师(包括第十六旅)担负南进任务。浙东游击纵队接应由苏浙边南下的部队，浙南游击队向浙闽交界沿海敌后发展。
　　党中央这一战略决策的蓝图，可以追溯到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一年二月发出的关于华中三个战略地区(包括鄂豫陕边、江南根据地，苏鲁战区)任务的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同志对江南根据地(包括苏南、皖南、浙东和闽浙赣边四个方面)规定的战略任务是准备出天目山、向黄山及赣东北发展、创立和恢复关宁地区和沪杭甬地区以及闽浙赣边区的根据地。而苏鲁战区，应作为向南发展的策源地。当时由于皖南事变造成的严重损失，华中局同南方几个省委联系中断，华中局曾设想成立江南区党委，以苏中为依托向江南伸进。但此后华中敌后抗日斗争进入最艰苦阶段，而日寇打通浙赣线的计划又未实施，以致这个指示一时未能付诸行动而成为一个远景规划。到了一九四四年的九月，情况发生了以下变化：
　　(一)苏中抗日根据地经历了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的艰苦斗争岁月，已经日益巩固壮大，不仅有足够的力量坚持和巩固苏中地区，而且为向南发展作了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推备，有力量随时执行发展和支援新区的任务。
　　(二)苏南的形势有了新的发展。在苏中区党委领导下的丹(阳)北地区，对一九四三年三月开始的日伪“清乡”，全体军民英勇奋斗，艰苦顽强地坚持了原地斗争。到一九四四年，各县建立了县政权和三十至六十人的县警卫大队，区乡不脱产的武装组织发展到五千多人，逐步恢复为游击根据地的局面。澄(江阴)(无)锡虞(常熟)、苏(州)常(熟)太(仓)地区，经历了反“清乡”斗争，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以苏中第三、第四分区为依托，采取逐步增强斗争效果的方针，终于不仅站住了脚，而且情况逐步好转，在“清乡”中受到破坏的党组织，已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苏皖区党委、苏南行政专员公署以及第十六旅，在京沪路以南地区，在艰苦复杂的形势下，坚待武装斗争，深入开展工作，进行根据地建设，除胜利地坚持了原有阵地外，把力量伸展到了苏皖边的长兴、郎溪、广德地区，各分区也已连成一片。这些都为大军南下准备了有利的前进阵地。
(三)浙东区党委、浙东游击纵队在日伪顽夹击的复杂形势下，艰苦奋斗，不仅建立与坚持了三北(指姚江以北酌余姚、慈溪、镇海地区)游击根据地，保存了浦东原有阵地，而且建立了以四明山为中心的敌后根据地，并依托四明山向南和向浙赣沿线的金华、义乌、兰溪方向发展。
　　此外，皖南、浙南、福建方面都保持着若干块游击基地，尽管斗争环境十分艰苦，经过长期坚持，武装力量也有了新的发展。
　　综上所述，无论是世界形势或整个敌后形势，无论是苏中、苏南、浙东的形势，都有利于我们向东南发展。
　　我对于发展东南，怀有特殊的革命责任感。从一九三四年七月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到三年游击战争，我先后奉命执行向闽浙皖赣挺进和在皖南、浙江创建苏维埃根据地的任务。由于敌我力量的极端悬殊，我们经过艰苦本绝的斗争，付出了无数的生命和鲜血，才得以在浙南和闽浙边保持了战略支点。抗日战争中我一直关注着那里形势的发展。一九四二年五月中旬，日军发动了浙赣线战役，占领了金华、兰溪和进贤、东乡等地，大片国土沦为敌占区。我向华中局和军部建议增派部队向浙江发展。陈毅同志回电指示：由于整个情况尚不明朗，目前仅可作准备。一九四二年六七月，华中局先后派出谭启龙、何克希等一批干部到浙东，并决定成立浙东区党委，加强与统一浙东地方党和军队的领导。苏中区党委和一师曾给以积极的多方面的支援。我们并一直十分重视保持与浙东的海上通道。所以，中央确定南进是我期待已久的宿愿。一九四四年九月，我请求由我率领苏中第一批主力部队，执行南进任务。华中局、军部同意我的请求并报经军委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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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进，胜利会师
　　挺进苏浙是我第三次执行先遣任务。上两次是一九三四年七月到一九三五年一月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遗队和一九三八年四月到六月的新四军东进抗日先遣队。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我同叶飞同志到淮南中共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开会，按照中央指示精神研究了发展东南的方针、政策、步骤、方法及可能抽调的力量，同时研究了坚持苏中的有关问题。中央批淮了华中局的部署，由我先率领第七团、特务一团、特务四团三个团七千余人及由中央、华中局、苏中区党委分别调集的各类干部三百余人首批南下，会合十六旅、浙东游击纵队发展苏浙敌后。当时有消息说，日寇面临盟军的强大反攻，拟抢先解决中国问题，甚至准备在中国大陆进行长期战备，即所谓放弃三岛，与英美决战于大陆。中央根据当时的形势，估计对日战争时间可能延长，因而我们对发展的部署也作了较长期的打算。华中局曾考虑尔后由谭震林、叶飞同志相继率第二、第三批主力南下，必要时甚至再组织后续南下梯队。当时谭震林同志正在津浦路西淮南地区指挥反“扫荡”而未能参加研究，后来又因情况变化而未南下。
　　对南进的实际准备工作在严格保密下早就在分头进行了。十二月五日，成立了实际上是南下司令部的的练兵司令部，以第一师参谋长刘先胜为司令，具体组织部队行动。在这之前，预定南下的各部队已分别在三仓、曹甸等地集中整训了两个多月，开展军事大练兵，进行形势和政策教育，整顿了组织，补充了兵员和武器弹药，补发了服装和全新的皮子弹袋，做到齐装满员。为了适应南方山地作战，我们早就秘密地从上海采购到一批无缝钢管。并就地将主要零件加工好，送到苏中装配成小口径的迫击炮，因而在南下的每个连队装备了三门自制的52毫米小炮，营成立了装备有自制73毫米迫击炮和重机枪的机炮连，团则组成了有洋造82追击炮的炮兵连。与此同时，我们翻印了浙江省五万分之一地图，还派人到上海等地采购了医药用品和通讯器材，并准备了大量法币和一些金银以便必要时在新区使用。经过练兵和政治动员，战士们个个身强体壮，斗志昂扬，随时准备去执行战斗任务。
　　部队从苏中南下，要通过长江、京沪铁路(今沪宁线)、大运河以及京杭国道(今宁杭公路)等敌人的封锁线。我们面临的第一道难关，也是风险最大的一关，是大部队偷渡敌人严密封锁的长江天险。苏南沿江地区有南京、上海两大城市和若干中小城市，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达，交通便利，是日伪心腹之地，驻有重兵。敌寇对长江封锁很严，舰艇在江中昼夜巡弋，沿江据点林立，警戒严密。敌寇又严令所有船只白天凭条出港，晚上进港封存，各种船只为敌寇控制不易征集。时值冬季，长江水位低落形成宽阔的泥滩，除了码头，车船既不能靠岸，人马又难于徒涉。
　　全国解放前我曾带着部队四次渡越长江，这是第二次。四次过江都是战略行动，但具体情况各不相同。第一次是为了打开苏北局面，一九四o年陈毅同志于六月二十九日先带一个警卫班从苏南北渡后，我于七月八日率江南指挥部及第二团、新六团渡江北上，渡江人员约二千，易于隐蔽机动。第三次是我苏浙部队于一九四五年九月北上，贯彻执行“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方针，当时日寇已投降不敢进行阻拦，国民党军队虽有阻拦，但由于忙于接管宁沪杭城市难于抽出大量兵力堵截，我以一个纵队断后，实际上只以一个支队掩护，数万主力部队和地方干部日夜兼渡(浙东部队北上是走另一条路线)。第四次是一九四九年四月实施战略追击彻底打倒蒋家王朝，百万雄师过大江，是在我军绝对优势下的强渡，举世瞩目。而这第二次过江是主力部队、地方干部及机关人员近万人在同一时间内一举偷渡，难度很大却又必须保证万无一失；如有失误，不仅造成损失而且暴露战略意图，后果严重，所以必须绝对保密和精心计划组织。在接到中央九月指示后，渡江的准备工作，就在部队和地方、江北和江南有计划地展开了。镇江、仪征、扬中、江都、泰兴等沿江地段是我新四军历来联系大江南北的战略通道，两岸党的工作有一定基础，根据地也较为巩固，这是保证我们顺利接江的最有利的条件。
　　由于这次渡江人数多，所以分成东西两路。东路由刘先胜、陶勇、阮英平等同志率特一团、特四团和机关后勤，从江都大桥地区渡江，经丹(阳)北、句(容)北南下，在扬州曹王寺地区集中后又分成两路，一路经余家坂登木船过夹江再到对岸。另一路经嘶马到三江营乘商轮直达对岸龟山。特四团因受船只限制延至次晚截借了另一商轮随后跟进。部队过江后分别从日伪新丰据点中及陵口附近通过运河和铁路，于一九四五年一月四日到丹阳西南的延陵地区。
西路由我率第七团和干部部队从淮南出发，选择在仪征、东沟(六合城东南)间地区渡江，我们于十二月二十六日进至离江边约十五公里的小营李宿营，二十七日晚从沙窝子乘木船过江到南岸，在龙潭北的一个小码头上陆。龙潭西靠伪首都南点，东邻伪江苏省会镇江，均有日伪重兵驻守，两地之间的龙潭．下蜀、高资等各铁路车站都是日伪据点，铁路与江岸并行，中间地带很狭窄，地形不利，但也正因为如此，敌人想不到我们敢于从这里任他眼鼻子底下通过。十二月下旬下了大雪，天寒地冻，河湖结冰，部队行动不便，但也正因如此，敌人想不到我们会趁这种时刻渡江。地点、时间都出敌不意，最危险的地方恰恰成为最安全的地方。当晚，我侦察分队先头过江，悄悄登上龙潭码头，把十几个厂警之类的便衣武装先稳住，做针对他门的政治说服工作，接着大部队就顺利通过。由于人多船少，来不及运送第二梯次即将天亮，后续一个营于次晚仍然利用龙潭码头续渡跟上。我们上岸后从龙潭、下蜀间越过铁路进入九华山区（位于龙潭镇与句容城之间）。过了江，就同接应我们的丹北、茅山地委，江（都）镇（江）工委的领导同志和十六旅派来联络的参谋见了面，大家格外兴奋，倍感亲切。在敌人多年摧残下的句北人民，首次见到我军容整肃、军纪严明的大批主力部队浩浩荡荡突然开来，惊喜万状，奔走相告，纷纷自动带着干粮要求挑担送行。有的是兄弟父子一起来，有些地方全村全家劳力都来了，实在争不到任务的几百民工，几经劝说仍不肯走开，他们宁愿扛着扁担同子弟兵并肩伴行。江南老区人民对新四军的深厚感情使战士们无不十分激动。
　　在严重的敌情下大部队安全渡江的成功，是南下行动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其所以获得成功，除因在时间和地段选择上出敌不意与我们周到的准备、严密的组织和严格保密外，是和地方党政干部不避艰险、不怕困难、尽最大努力予以保证分不开的。他们充分发动群众，千方百计征集大批船只，直到巧妙地调用了两艘日商轮船。他们充分准备了向导、民工、粮草和宿营地，并出色地做好了伪军工作。部队从新丰据点过运河时，该处伪军头目把日寇“邀请”到据点里面吃喝作乐，把大部分伪军拉出去大野外，只留少数伪军在岗哨上实际是为我大部队通过作警戒。苏中、淮南、苏南在长江两岸有关地区的地方工作同志，尤其是丹北、茅山地委，江都、镇江、仪征县委和长江工委、铁路工委、江镇工委等党政军领导和各级干部，为保证苏中主力安全顺利通过长江、运河和京沪铁路等封锁线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人民群众爱国主义精神和对我们的积极的、无私的支援，则更是我们获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十二月三十一日我们到达溧阳陶庄，在此休息三天并过新年。这里是茅山中心区，是我们于一九三八年初在苏南建立的第一块根据地。人民觉悟高，对新四军感情深。他们虽然处于日伪匪顽的骚扰压榨之下生活很苦，但还是想尽办法热烈欢迎和慰问子弟兵的到来。有的村子群众还搭起彩门，墙上贴满红绿标语。当战士们从敲锣打鼓鼓掌欢呼的夹道人群中通过时，个个精神抖擞步伐健壮，连续行军的疲劳顿时消失。时值一九四五年新年，军民联欢聚餐，盛况空前。一月四日我们继续前进，经上兴埠、周城、庙西，六日到目的地苏浙皖边长兴县的仰峰(上山下介)时天已黑了，山路崎呕，路有积雪，十六旅同志沿途举着点燃的竹蔑为行进部队照明，体现了两支将要共同战斗的部队之间的战友深情。
　　我们在长兴西北地区同十六旅会师，胜利地完成了南进的长途行军任务。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三日，中央军委电令成立苏浙军区，统一指挥江南、浙东部队，任命我为军区司令员，谭震林为军区政治委员(末到职)，刘先胜为参谋长。叶飞、钟期光两位于四月南来后奉命分任军区副司令和政治部主任，金明同志南来后则主要担负地方党的领导工作。华中局并委托我以华中局代表名义全面领导江南、浙东两个地区的党委工作，以建立全面统一的指挥。在苏浙的部队也进行了统一整编：以原十六旅为第一纵队，司令王必成，政委江渭清，下辖第一、第二、第三支队(相当团，下同)；原浙东游击纵队为第二纵队，司令何克希，政委谭启龙，所属部队原番号不变；苏中首批南下部队为第三纵队，司令陶勇，政委阮英平，下辖第七、第八、第九支队；苏中第二批南下部队到达后编为第四纵队，司令廖政国，政委韦一平，下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支队。与此同时，地方党委、行政区划及干部配备也作了调整。还建立了苏浙公学。
　　二月五日在温塘开了苏浙军区成立大会，全体同志响应党中央“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伟大号召整装待发。在部队休整期间，我们除注意抓好团结与纪律教育外，特别注意了加强山地战的训练，练习爬山，提高山地运动速度。因为原在苏中的部队过去长期活动于平原水网地区，而我们向南发展的地区都是山地。为此。我向连以上干部作了山地战的专题讲解，政治部门并专门对山地训练、山地行军的政治工作作了布置，还组织第一、第三纵队各连派代表互访互学，既交流了经验又增进了友谊。二月十三日是春节，各部队提前过了节，就冒着严寒向杭(州)嘉(兴)湖(州)敌后进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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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密筹划
　　苏浙军区当时的活动范围包括苏南、浙西、浙东三个区域，苏南区指的是江苏的长江以南以及皖南的宣(城)郎(溪)广(德)和宣(城)当(涂)芜(湖)地区；浙西区指的是浙汀的钱塘江、富春江及其上游信安江(衢江)以西以北地区；浙东区指的是钱塘江至信安江东南，瓯江以北地区。
　　苏浙两省是我国富饶的省份，经济文化发达，抗战前是国民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当时是日伪统治中心所在的腹心地区，沿海还是英美盟军可能登陆的地域，敌顽都极力想占有这一地区。我军向苏浙敌后发展，实质上是敌顽我三种力量对这一地区的争夺，这是错综复杂、尖锐微妙的三角斗争。敌顽之间是又矛盾斗争，又默契反共，甚至公然勾结，他们都想制服对方，又都想借刀杀人利用对方打击和消灭我们。我们既要打击日伪，又要警惕顽方的反共阴谋，特别要防止敌顽对我们的夹击，在斗争中要充分注意和掌握敌顽之间的矛盾。这种斗争又因当时国际反法西斯斗争胜利发展形势的影响而更加复杂：美国看到胜利在握，对华政策转为扶蒋压我的方针；日寇为了集中兵力准备太平洋战场的决战，正加紧实施对蒋又压、又诱其策动内战的方针；国民党顽固派则企图利用这种新的形势对我加强压力，并集中精锐部队驱赶我们，使这一地区的斗争蒙上中美日国际斗争背景的色彩。
    敌顽我三方在苏浙地区的态势犬牙交错，苏浙大部分地区沦入敌手，日伪占领着南京、上海、芜湖、杭州、宁波等重要城市和几乎所有城镇，貌似强大，但已走下坡路，兵力日蹙。我们到达苏浙边区后，敌寇在浙江除加强沿海防御外，并无较大军事行动，虽扬言要再次打通浙赣铁路，实际上却停止于金华、兰溪，并将永康、丽水、衢州一带放弃，驻守在杭州至金华沿线。天目山脉以北的宜城、郎溪、广德、安吉和天目山脉以东的余杭、富阳等县城及较大的集镇虽仍为日伪占领，但主动作战行动已经不多。
　　国民党第三战区，处于我军向东南敌后发展方向的西侧。长期以来它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在制造皖南事变后仍把主要矛头对准我军。它拥有第二十三、第二十五、第三十二等三个集团军共七个军，计有正规军二十二个师(旅)和突击总队三个突击队(相当于师)，并统辖苏浙皖挺进军四个纵队，忠义救国军四个纵队，以及浙江省四个保安旅，江苏省二个保安纵队，和江西、福建的保安部队等众多的地方部队，总计兵力不下三十万。自日军打通粤汉路以来国民党第三战区全境虽已沦于敌后，但尚有联成大片的土地，保有广阔的地域，资源丰富，后备充分。他们与日伪勾搭默契和平共处，甚至提出“变匪区为沧陷区”，“宁可让与日本，不可让与匪军”，在这大片国土上，鱼肉人民，拥兵自重。在日寇向浙赣线进攻时，国民党第三战区的部队虽在正面不断后撤，却在天目山区留有重兵，其目的显然是企图同我在东南进行争夺，这清楚地表明，我军挺进苏浙敌后，发展抗日力量，必将遇到国民党第三战区的全力破坏。我们首先遇到的对手主要将是国民党正规军。
　　中央和华中局指示我们：将领导中心设于苏浙院交界地带，南下部队会合第十六旅首先进占吴兴、长兴、安吉、武康间之敌后地区。然后向敌后新区深入发展，采取巩固的逐步发展的方针，在大步向浙江发展的同时要十分注意发展一切敌后之敌后地区，作为大发展的巩固的基础和将来收复各大城市的有力阵地。总的战略设想是一旦战略反攻时期揭幕，我们能够破敌、收京、入沪、配合盟军登陆，使我们在日寇崩溃时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如果那时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则我们能够在东南独立地就地坚持，成为全国抗击国民党军进攻的一翼。
　　归结起来，我们挺进苏浙敌后的具体任务是：深入苏南工作；打开浙西局面；打通与浙东联系。
　　深入开展苏南工作，打击日伪，发动群众并不困难，问题在于那些与日伪互相勾结沆瀣一气，匪顽合一为非作歹的武装特务。我从苏南地区经过时，沿途耳闻目见，顽方特务武装甚为猖撅，这是影响我工作深入和人心安定的主要原因。盘踞浙西的顽军主力，时而越过宣(城)长(兴)路北犯，是这些特务武装依仗的后台。与浙东打通联系、根据当时的情况可以考虑两条路线：一是东路，从杭州东北钱塘江口南渡，到达三北地区。此线江面宽阔，杭嘉湖区又是日伪“清乡”区，我在该区无工作基础，且系水网区，不便于大部队行动。二是西路，从杭州西南地区东渡富春江到达金华、肖山地区。此线西侧大部为顽军所控制，顽军必然要东出阻拦。因此，无论深入苏南工作或打通浙东联系，都必须首先打开浙西局面，其关键又在控制天目山。控制了天目山就能屏障苏南，巩固现有地区，才能使发展杭嘉湖区无后顾之忧，创造打通浙东的有利条件。
　　杭州西北的天目山脉是浙西的脊梁，东北－－西南走向，绵亘百里以上，层峰叠峦，竹木茂盛，山势险峻，东、西天目山主峰均高达一千五百米左右，支脉绵延莫干山、昱岭、百丈峰等山脉。其北麓的孝丰城是浙西山区与平原交界点之一，既是天目山北部门户，又是浙西与苏南、皖南来往的要冲。位置极为重要。要控制天目山，必须先控制孝丰。顽军既置重兵于天目山，我要进入杭嘉湖敌后，必将遭到顽军的拦击，这样就不可避免要与之进行一场恶战，战场将在孝丰地区。而且由于顽区纵深大，后备雄厚，作战将不止一次。
　　分析了以上情况，我对进军的具体部署设想了两个方案：一是全力向孝丰地区出动，尔后在反击中控制天目山，再向浦东和浙东发展；二是先以一部指向莫干山，尔后深入杭嘉湖，打通与浦东、海北(指杭州湾北的乍浦、平湖、嘉兴、海宁、海盐地区)的联系，再向浙东发展。第一个方案不仅可使安吉、孝丰以东及武康、德清和杭系湖地区为我遮断，以便控制该地区而进一步打通浦东及浙东联系，而且可以使控制天目山的任务迅速完成，减少今后之困难，还可以在此方向先以一个纵队进入浙东，预期半年后当有极大发展。第二个方案以第一纵队进入浙西安吉、递铺以东，占领武康、德清及余杭以北地区，以一周时间肃清该地区之土匪，并开展地方工作。尔后即以该地为基础派小部武装向东深入杭嘉湖地区，打通与浦东、海北的联系。向南进至富春江边游击，以便与金肖支队打通联系。两个方案比较各有利弊。依当时苏南情况和我们力量看，第一方案虽是可以迅速打开局面的上策，但不是很有把握，如后续部队不能迅速南来，还可能陷于僵局，而且我军主动深入顽区作战，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对我不利。第二方案虽发展较慢，但较稳妥而有把握，且可以进一步模清情况和创造实施第一方案的有利条件。我们确定执行第二方案并报军部批准。我估计当第一纵队进入莫干山地区，顽方查明我军情况后，可能以主力向武康与递铺间向北挺进，逼我于吴兴、长兴以南之水网地区背水作战，另以主力一路沿孝丰、安吉以西进入泗安以南地区截断我第一纵队向西北转移之路；更大可能是顽军仅以小部牵制我第一纵队，而以其强大主力由孝丰、安吉、泗安以西，越宜长路北进袭击我后方，寻歼我指挥中心。双方的争夺重点将在天目山主脉，果如此，我可就势实施第一方案。也并非对我不利。
　　为应付可能发生的情况变化，我率第三纵队仍留宣长路以北备战休整，练习山地作战，准备随时机动。我们对各纵的具体部署是：第一纵队进至安吉、递铺以东，余杭以北，控制莫干山及杭嘉湖地区，建立前进基地；第三纵队两个支队进至誓节度、广德、泗安以南，配合第一纵队行动，一个支队在广德、泗安公路南北地区掩护后方交通；第二纵队除继续巩固四明山区外，逐步向西发展，策应主力南进作战。这个部署使第一、第三纵队以特角之势互相策应，第一纵队伸入敌后，进一步模清情况伺机进退；第三纵队保持机动，盘马弯弓，引而不发；第二纵队则隔江活动，遥相呼应。这样部署的好处是：如顽军主力向东攻击我第一纵队，则第三纵队不仅可以正面钳制敌人以分其势，而且可视机由西向东攻击顽之侧背，协同第一纵队求歼该顽。如顽以主力攻击第三纵队，则我可急调第一纵队由东向西，切断该顽与天目山之联系，协同第三纵队歼击该顽主力，孝丰城可能不战而下。
我军南进，既要深入敌后新区打击日伪发动群众，又要对付当面顽军的拦截和准备应付其纵深力量的增援，更要时刻防止日伪与顽军的夹击。对敌斗争，我们在战略反攻以前主要仍是游击战。对顽斗争，我们严格遵守自卫立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若顽军向我进攻，则坚决予以反击，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对顽作战则将以运动战为主，着眼于歼灭有生力量。
　　在执行任务中，我感到困难最大的是兵力不足和粮食紧张两个问题。尽管手中已有两个主力纵队，但面对广阔而尚待开辟的敌占区，尤其面对众多且有雄厚后备的顽军，力量就显得不敷应用。在分兵发动群众和集中应付敌人的掌握上更增加难度。浙西东部地区尚待开辟，部队开进去不一定立即有饭吃，其西部不仅尚未打开，而且都是山地，盛产竹木茶叶，而粮食不能自给，所以军粮完全仰仗于苏南，部队行动受制于粮食补给甚大，部署作战行动和确定发展方向都不能不首先考虑粮食问题，粮食问题是影响战略决策和作战部署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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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取孝丰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日，我各纵按上述部署行动。第一纵队沿途积极打击日伪，先后粉碎了安吉、梅溪等地日伪和土顽多次出扰，占领了杭州以北的递铺、三桥埠之线，控制了武康、德清两城，全部进入莫干山区。同时第三纵队第七支队也进至广德以南柏垫以东地区。我们这个行动既是执行发展任务的开始，也是为了试探敌、顽的反应，在进一步摸清情况后好确定下一步的行动。
　　顽第三战区以陶广为总司令的苏浙皖挺进军总部，已于二月初得悉我一师主力南下并在长兴地区与第十六旅会合，认为我军“企图进入莫干山建立根据地后，可能进入杭嘉湖与海北地区，准备尔后协同盟军登陆作战，以争夺国际信誉”。当发现我军越过广(德)泗(安)路南下并东进时，即令第二十八军以第六十二师主力“迅将该匪歼灭，毋使坐大”；并令忠救军、浙保第二团、挺进第一纵队等部协力堵歼我军。顽军发现我第一纵队已全部进入莫干山，在广德以南仅有我第三纵队的第七支队时，即集中第六十二师全部、忠救军一个团、浙保第二团共五个团，经孝丰及其西北向我第七支队突然发起进攻，满以为以五比一的优势，可以轻易地把我第七支队吃掉，妄图切断我第一纵队的后路，进而歼灭该纵主力。第一纵队的东进敌后，果然使顽军积极动作起来。于是发生了天目山第一次反顽自卫战。
　　我是一直把注意力的重点放在西边的。我既关心着东边情况的发展，更密切注视着西边顽军的动作。现在顽军主力由孝丰西北向北攻击第三纵队，正符合我的估计，我等待的也正是它这一着。因为这样我们就能在此方向上对顽军进行反击，转而实施第一方案，又可避免主动攻入顽区在政治上军事上对我的不利，而收声东击西之效。
　　顽第六十二师是国民党中央军主力部队，是三战区骨干部队之一，装备整齐，弹药充足，较有战斗力，且是反共老手，受命向我进攻时曾狂言“两天解决、绰绰有余”。忠救军是一支受过特别训练的反动特务武装、全副轻装备，武器精良，善于游击和山地作战。以其作战灵活机动，善于投机取巧，被名为“猴子军”。我对国民党的正规军能否战而胜之、他们的战斗力和脾性究竟怎样、均需通过实践才能回答。
　　我第七支队遭顽主力进袭即奋起自卫，于十二日在广德正南二十五公里余之上堡里将顽忠救军一部击溃后，即以一部进至孝丰北之阳岱山、景和里一线。十四日忠救军以一个团再次猛攻我上提里阵地又被击退。十五日，顽第六十二师在忠救军继续向我第七支队正面进攻的同时，由外白羊迂问至西亩市以西之景和里，企图截断我第七支队归路。我第三纵队即以第八、第九支队投入战斗，自午起在景和里、南丁岭以北之线与顽军展开激战。我急调第一纵队主力越过莫干山，由东向西切断顽军向孝丰、天目山区之退路，以协同第三纵队求歼该顽。十六日晚，我第三纵队开始全线反击，顽不支，并悉我第一纵队正回师西进参战，当即全线溃逃。当晚我第一纵队经西亩市向北急进时与逃顽尾部遭遇，十七日上午乘胜追击，于孝丰以北之塔山将顽第六十二师第一八四团残部击溃，午后一时占领孝丰城，残顽继续向孝丰城南报福坛逃窜。十八日午，我第一纵队占领报福坛，并配合第三纵队于孝丰西会歼西圩市、渔溪口、大小王坑一线之顽忠救军一部，残顽向天目山和宁国窜去。至此，我南下后第一次自卫反击作战胜利结束，共歼顽一千七百余人，缴获迫击炮三门，重机枪十二挺，轻机枪三十余挺，步枪六百余支。此役双方作战兵力基本上是一比一。
　　这是我军南下以来的初战，带有摸清情况性质。由于第三纵队全线反击时第一纵队尚未赶到，未能形成合围，以及南下部队缺乏山地搜索经验，而溃败的顽军熟悉地形，大部钻入山林夺路而逃，所以歼敌、缴获均不理想。但我军初战告捷，打出了威风，长了自己的志气；而顽军碰得头破血流，从骄横轻敌转为闻风丧胆，这两部顽军在以后与我作战中均表现畏缩不前，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战后，我作战部队认真研究了顽军作战特点，总结了山地战的经验，重视了改进战术、构筑工事和组织搜索，加强了侦察和通信手段，提高了大兵团作战中各部队间密切协同的自觉性。
　　顽军的这次进攻，不仅偷鸡不着蚀了米，而且促使我们在反击中实施了第一方案，提早了转向孝丰的进军。孝丰曾多次被日寇占领，群众屡受蹂躏。顽军驻扎时对人民肆意搜刮，一见日寇到来即望风而逃，日寇一走则又来鱼肉人民。人民群众对敌对顽都是又怕又恨。我军进入孝丰，秋毫无犯，鲜明的对比，使孝丰地区广大人民认识到新四军是自己的子弟兵，觉悟迅速提高。这为尔后粉碎顽军的进攻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也是战场准备的重要条件。
　　根据党中央二月二十四日指示精神，我们在敌打通浙赣线以前，就地巩固现有阵地，一方面抓紧部队休整训练总结经验；一方面积极部署深入根据地建设和开展新区工作，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发展生产，积蓄力量，准备将来大举跃进，并随时准备反击顽固派可能的再次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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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夺天目
　　我军在第一次反击中追到报福坛、渔溪口之线就停止前进了。一则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适可而止，二则要抓紧时间深入农村工作；三则从军事上考虑，天目山易守难攻，顽军有纵深配备，过于深入顽区对我不利，而且强攻凭险据守的顽军，必将付出较大伤亡。估计顽军在初战中遭受的打击还不很大，必不善罢甘休，第二次进攻将接踵而来，不如以逸待劳，待顽出击，在天目山外，于运动中歼其有生力量，然后乘胜而进，使顽虽占地理之利却无兵据守或至少削弱其守备力量，我便可能以较小代价而迅速占领天目山。据此，决定在顽军再次进攻之前，我不主动出击。
　　不久，我们得知顽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密令陶广所部相机在孝丰附近将我围歼，粉碎我打通海北和浙东的企图，严防我以天目山作根据地，并叮嘱“对剿匪部队行动严守秘密勿使盟军发觉，以重国际听闻”。可见顽固派做贼心虚，自知反共的图谋是见不得人的。当顽军第一次向我突袭遭到反击时，陶广本已调第一九二师、第五十二师各一部驰援，只因第六十二师和忠救军溃败太快未及赶上。如今接到密令就加紧部署再次向我进攻，以第二十八军军长陶柳为前线总指挥，在忠救军的协同下兵分四路从西、南、东三面呈马蹄形向孝丰分进合击，妄图夺取孝丰和围歼我军，严令顽各部应报“有我无敌的决心”达成任务。其左路是忠救军，除原有二个团外，新增从桐庐赶来的一个纵队，共五个团，自刘村、小白店、杭垓一带向孝丰西北前进；左中路是第一九二师之第一一一八团和第五十二师之第一五六团，自章村、汤口一线从西南向孝丰以西攻击前进；右中路是第六十二师三个团残部，自报福坛、统里一线从正南向孝丰进攻；右路是挺进第一纵队、浙江保安第四纵队各一个团，自山坞、白水湾一带从孝丰东南进行包围。
　　顽军这次进攻的兵力有十二个团，其进攻部署的重点在孝丰以西，主要骨干力量是左中路的第五十二师和第一九二师各一个团。第五十二师、第一九二师也是顽中央军，同第六十二师一样均是第三战区主力，尤其第五十二师训练省素，反动教育深入，装备精良，并配有苏式轻重机枪，是各部队中战斗力最强的，一贯自视甚高，经常充任反共总先锋。一般估计，其一个团的战力大致与我一个强的主力支队相等。我们主要对付的是这一路。其次要认真对付的是左路忠救军，它在得势时是有攻击力的。我们的方针是以各个击破对付顽军的分进合击，任凭几路来，我只打一路，集中兵力捏成一个拳头指向西面之顽，主要目标为求歼第五十二师的第一五六团和忠救军主力，然后视情况逐次歼击其他。我们应战的仍是第一、第三两个纵队，只增加了一个独立第二团。顽军虽然以二倍于我的兵力四路进攻，表面士气势很凶，但其建制混杂，指挥不统一，内部矛盾重重，只要我们能利用山地有利地形，阻击箝制其他各路，狠狠打击一路，歼灭其骨干主力后，其他各路也就好对付了。我当即决定以第三支队一部及独立第二团在孝丰周围担任正面守备，以第八支队布防于孝丰西北之牛山、八卦山一带阻击忠救军，第一、第三纵主力分别控制于孝丰及其西北芦村地区，待机由孝丰西南和西北向西实施迂回包围，南北对进合击进至孝丰西侧之顽军。
　　顽军原定于三月一日向我发起进攻，因内部矛盾而推迟至三月三日开始。首先，忠救军向我孝丰西北之牛山、八卦山阵地进攻，其他顽军亦向我步步进逼。四日至六日，顽军先后占领孝丰东南至西南外围之白水湾、皇路庄、施儒庄、统里庄、报福坛、上梅村、上市村等地，并继续向我迫近。我守备部队坚守孝丰周围的青明山、坝山、太阳山、草明山(即大毛头山)及西北之牛山、八卦山等阵地，战斗十分激烈，许多阵地反复争夺失而复得。六日晚我各守备部队先后发起反击，正面击溃了第六十二师的进攻，并从西面楔入鱼溪口歼灭忠救军一部。七日晚我全线出击，第三纵队主力自孝丰两北的芦村南下，向西线顽军左翼迂回；策一纵队主力西出孝丰城，进行穿插分割。忠救军见我主力出击就溜之大吉，这就暴露了第五十二师第一五六团的翼侧。我第三纵队拟切断第一五六团退路时，该顽已开始撤退，在报福坛附近的黄泥岗我与之遭遇，双方反复争夺有利地形，经激烈战斗，我终将这股顽军消灭。我军接着又在孝丰西南之吉才坞、老石口歼灭第一九二师一部，并在孝丰南再创第六十二师。十日，顽军纷纷南窜西逃。其右路挺进第一纵队、浙保第四纵队，在进至孝丰外围后未敢上来，在得悉其他各路顽军与我接战后赶紧回缩遁逃。
　　在东、西天目山之间鞍部有个叫羊角岭的地方，两边山峰陡峭，中间仅有一条山路可通，小路一边是深涧，地势非常险要，只要在这里放上一个小部队用火力封锁住隘口就万夫莫入。但顽军兵败如山倒，竞不敢在此据险抵抗。我第二支队尾随紧追，乘机巧夺了这个险要之地，并乘势南进直下天目山南部的一都。溃退到一都的败兵正拟稍歇，听到一点响声即惊惶逃窜。
　　三月十二日至二十六日，顽第一九二师、第六十二师残部、挺进第一纵队、浙保第四纵队曾先后分别由黄湖、横畈、青云桥、后院向我进扰均被击退；我军前出上述地区游击，接着顽军放弃临安，并从于潜、昌化之线向西南撤退。至此，我军后发创人，在两倍于我之顽军围攻下，各个击破，以少胜多，再歼顽第一五六团团长朱丰以下一千七百余人，缴获迫击炮四门、轻重机枪八十余挺，并完全占领天目山和解放了临安，胜利地结束了第二次反击战。浙西纵横各一百余公里的广大地区，包括长兴、广(德)南、孝丰、安吉、武康、德清、吴兴、余杭、临安、于潜、富阳等十一个县的大部或一部均为我们控制，解放人口一百余万。
　　第二次反击战的战役目标是实现了，占领了天目山，但歼敌仍不多，大部分逃散了。其原因，从顽军方面说，他们总想保存实力，进攻时等待观望，撤退时争先恐后，一碰硬马上缩回，我们布下的口袋他不钻，而且部队撒得很开，不象黄桥战役时那样靠拢。从我们方面说，虽然山地战的适应力提高了，但长期在游击战争中养成的独立自主各自为战的习惯一下不易改变，各打各的多，协同配合少。从打游击战向打运动战转变、向进行大兵团协同作战转变，只能在实践中逐步完成。同时我们只有二个纵队靠在一起，作战时一根扁担挑两头，手中没有预备队，面对胜利发展的新形势更感兵力不足，因此我积极向华中局和军部建议第二批南下部队早日动身。如果有了三个纵队，就可以拿一个纵队堵截，两个纵队突击，仗就好打了，就能成建制歼灭敌人。我从实战中体会，部队编制以五五制或四四制为好，否则不敷机动。
　　结束第二次作战后，中央指示要静观变化。暂缓大举入浙。顽军在第二次进攻失败后士气更加沮丧，兵力更感不足，又悉我第四纵队南来，故赶筑碉堡加强防御。估计顽方虽在增调兵力积极准备更大规模的进攻，但一时不至于有大的举动，第三次进攻将会推延。我们就抓紧时机休整，继续贯彻中央和华中局指示，做好深入发动群众的工作，以巩固现有地区，发展敌后新区。由于孝丰地区已较稳定，苏浙军区领导机关于四月四日离开长兴西北的仰峰(上山下介)去孝丰城与前指会合。十七日移孝丰东南之井村、吴家道。叶飞、金明同志率领第四纵队渡江后安全到达，钟期光同志也已南来，二十六日我们在吴家道见面，这时我党七大正开始举行，更使我们十分欣喜，大家都希望以新的胜利向七大献礼。
　五月在临安地区成立浙西区党委和行政公署，领导天(目山)北、天(目山)东两个地委、专署和杭嘉湖工委、专署，大力进行新区建设工作。天北地委、专署下设广(德)南、安吉、孝丰、吴兴、武康五县；天东地委、专署下设德清、余杭、临安、富阳四县；杭嘉湖工委、专署负责吴兴、德清公路以东敌后地区的开辟工作。同时苏皖区党委改为苏南区党委。
　　这时本来已很困难的粮食问题更加突出。当地常年缺粮，这一年灾荒严重，顽军又封锁了皖南粮道，军粮不继，民食不足。一般部队只有十天粮食，个别单位已断炊，有的以野菜竹笋充饥。群众有的开始吃青苗。粮食供应全靠苏南，民工长途运输到目的地时自身食用近半，动员了大量民工不断输送仍供应不及。为了节约粮食，部队改吃稀饭减少餐次。为了减少体力消耗，以至停止操练活动，有的连队让战士卧铺休息听指导员讲故事。有的部队分散四出采购、筹集粮食，既耽误了工事构筑，又可能遇到紧急情况时来不及收拢。少数单位和个人为了争粮影响内外团结和军民关系。为了把有限的粮食合理分配和最有效地使用，军区组织了粮食领导小组，由叶飞副司令亲自主持具体分配。刘先胜参谋长是我们之中年龄最大的，也带领机关干部亲自肩挑背驮接运粮食。军区机关和各部队并开展开荒生产运动，普遍种粮种菜。这些措施有的只能救燃眉之急，有的短时间难起作用。在此情况下，如不解决严重缺粮问题，不但部队不能支持，人民也不能生活。为此，按军部指示精神，决定把解决粮食困难问题和深入敌后工作结合起来。“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原则，具体化为以战备姿态分兵就粮和开展对敌斗争。
　　为防止顽军乘我分兵之时向我进攻，我们对分兵深入敌后的地区、方向、距离，都一一细心考虑，既要有利于就粮，又要有利于发展，还要便于及时集中。于是，我们调整了部署：以一部担任孝丰、天目山正面防务，扼要完成半永久性工事构筑，使在抗击顽军进攻时能支持到部队的集中；其余各部基本上以支队为单位分赴苏南太湖以西地区、皖南宣芜地区、浙西杭嘉湖地区，一面发动群众开展工作，一面休整训练；另以一部向杭州、余杭、富阳间游击，控制富春江岸之渡口。五月十九日夜，我第四纵队第十一支队在富阳西南汤家埠附近渡富春江至中埠与第二纵队一部会师，打通了同浙东的联系。原在浙东的第二纵队主力则依托四明山逐步向西发展，以期达到控制会稽山，并与金华、肖山地区打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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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诱敌深入，连歼顽军
　　我第十一支队渡富春江进入金肖地区，顽方迅速作出反应。顽第七十九师全部于五月二十二日越展开于富春江西岸和新登(今城阳)东北一线，并先后强占我何阜殿边、云昌、施家村、方家井等地并赶修工事。他们迷信五次“围剿”时期堡垒主义的老办法，短时间内筑成了大批碉堡群，并断了我浙西与浙东的联系。第七十九师也是顽军主力，而且也是参与皖南事变的刽子手之一。我第十支队原拟随第十一支队之后继续渡江，因受阻停止于新登东北地区。
　　这时，据多方情报证实，顽第三次向我大举进攻已迫在眉睫。这次进攻由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上官云相亲自出马任总指挥，以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李觉代替被撤换的陶广任前敌总指挥，增调第七十九师、独立第三十三旅、第一四六师加强第一线。五月底，李觉总部由光泽开抵淳安。同时突击总队第一队亦由江西开抵淳安附近准备参战。突击总队又称突击军，全部美械装备，经英国教官训练，其编制系五五制，总队下辖五个突击队，每队辖五个战斗营及工兵连等直属分队，每营步兵四个连、重机枪迫击炮各一个连，一个营约千入，相当于一个小团，一个突击队相当于一个师，战力强于第五十二师，是顽方最精锐的部队。五月二十八日起，天目山以南的顽军进占新登以北、临安以西之藻溪镇；天目山以南的顽军从宁国方向出动，向孝丰以西及西北之独树衔、桥头、柏垫一带我阵地进逼；忠救军则向孝丰西南我章村、磻溪正面进扰。又据谍息，日伪将于近日内向我“扫荡”。我们事后知道，顾祝同派谢企石会见大汉奸周佛海，表示“咸望南京与重庆配合共同剿共”，顽伪对我的夹击是达成默契的。
　　为控制富春江两岸，确保浙西浙东之联系，我决定乘顽立足末稳之际打乱顽之进攻部署，改变日伪顽夹击的态势，并争取时间，使我分散之主力能迅速集中。我们于二十九日晚开始，以第一纵队第一支队、第三纵队第七支队，第四纵队第十支队三个主力支队向顽第七十九师反击，经三个整晚激战，突破其构筑的防线，占领与平毁碉堡三百余个，并于六月二日占领了新登城。在我向新登城西南发展时，顽突击第一队已奉命星夜兼程经分水、毕浦赶到战场。三日，顽第七十九师得到突击第一队增援后，在独立第三十三旅的配合下向我反扑，双方反复争夺要点，激战一夜，我再歼顽一部。我共歼顽第七十九师一个团及突击第一队一部计二千二百余人，缴获迫击炮一门，重机枪十五挺，轻机枪四十五挺，长短枪五百余支。我军伤亡九百余入(内亡二百五十二名)。此后，顽我形成相持态势。在此情况下，我们有三个处置方案可供选择：一、增援新登，继续在新登奋战；二、撤退一步，在临安与顽决战；三、大踏步后退，诱敌深入，寻机再战。
　　顽军发动这次大规模进攻是下了更大决心和作了更周密部署的。对我们来说，这仗非打不可。如果我不打这一仗就不足以粉碎其进攻，不粉碎其进攻就不能保持战场的主动权，问题是何时、何地、怎样打才有利。我考虑了以下情况：
　　1．日寇正加紧策动顽军进行内战，目前不但不再向浙赣线进攻，而且放弃金华、兰溪等地，默示顽方放胆调用后备力量向我进攻。顽我已形成正面冲突。且得悉敌正部署由杭州、湖州等地出动向我苏南、浙西根据地“扫荡”。
　　2．顽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六月一日电令，决以一部凭碉堡困守新登、于潜、千秋关、夏红庙、水东镇之线，主力袭我侧背，企图围歼我于临安地区。新登当面顽军正运动集结，宁国方向顽军不断进扰我孝丰西侧阵地外围并窥视我后方。
    3．我在新登前线仅三个支队作战；连日激战部队过于疲劳。新登地区狭窄多山，且是顽筑碉地带，我如继续作战，至少需有两千以上之伤亡，其中干部伤亡数将占很大比重。即或能获全胜，顽将紧接发动第四次规模更大的进攻，我将不得不长期纠缠于艰苦的自卫作战之中。如与顽硬拼消耗，不仅不利于当前，更不利于今后之发展。如在临安决战，虽可稍有休整，并有获胜把握，但基本情况并无大的改变，而且临安东邻余抗、杭州，敌情顾虑更大。
　　4．顽军有广大后方，人力物力充足，后备兵力雄厚，可以得到源源增援接济。我刚开辟的新区群众尚未发动，工作无基础，一切军需补给完全仰赖苏南供应，运输线长，后勤保障困难，尤其严重缺粮。新登作战中部队整两天未吃上饭；而苏南在三个月中已动员民工五十万人次，如此下去人力物力均难支持。
　　5．苏南新区地方工作尚未深入，有广大伪化与接敌区尚未开辟；浙西地方工作因为数月来全力解决财经困难，所以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和各种建设工作无法顺利进行；抗嘉湖、沪杭沿线、太湖边、宣芜等广大敌后之敌后地区均有待开辟。我若继续被长期的反顽作战所牵制，必然严重影响上述地区的开辟和建设，而只有真正发动了群众，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根据上述分析，在新登、临安与顽作战均不利。打仗是最讲辩证法的，因为双方都是活生生的人在行动，敌人同我们一样也会动脑筋会走路，他打着打着变了招，我们就得跟着变招，即使他不变招，我们也常要根据战场上变化了的形势来变化打法。孙子说过：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改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现在整个情况变了，顽军的力量、部署变了，我们不能一成不变，不可在新登恋战，也不宜死守天目山。如与顽军胶着，拼消耗正中顽军下怀。我们应该主动撤离新登、临安，诱使敌人脱离堡垒阵地，然后在运动中继续消灭顽军有生力量。当时我在临安北之横畈前指，我立即通知部队准备后撤。这时叶飞同志从新登赶回商讨对策，我们的意见取得一致。于是我军六月四日撤离新登，八日继续从临安北撤，十日军区和地方党政领导联名上报华中局建议暂时放弃天目山，向敌后之敌后发展。十一日华中局复电批准，十五日我军撤离了天目山。
　　我军主动迅速撤离新登，顽进至临安又扑一空，加之我前线部队仓促撤离战场，物资伤员转移都由部队自抬自运，人员纷杂，道路拥挤，这种种现象使顽军产生了错觉，认为我已是“伤亡惨重溃不成军”，作出了我军已“向北溃逃”的错误判断。我将计就计加强战役伪装，诱敌深入，将顽军引向预设战场。第三支队在天目山正面利用地形和既设工事机动抗击，掩护主力集结和辎重撤退。设在天目山的机关、医院、工厂、报社和军需物资纷纷向宣长路北转移，并公开向群众告别。顽方特务、谍报将所见所闻上报并夸大其词，使那些比较持重的顽军头目也确认“新四军已向北逃窜”。第十一支队六月二日夜自富春江东回渡后，就接受掩护主力脱离战场的任务，摆出主力大部队的样子进行运动防御，实际担任后卫的只有一个侦察连。他们且战且退与顽军不即不离，到达退却终点孝丰后就转入正面阵地防御。第十二支队在完成紧急抢运伤员后直接进入莫干山区敌后，既为今后主力转入敌后作准备，又作为下一步作战时向顽侧后实施迂回的机动力量。其他各支队全部在孝丰西北地区隐蔽集结。
　　六月九日，顾祝同电令李觉以有力兵团肃清东西天目山我军并筑碉固守，主力组成左右两个“进剿”兵团，依托东西天目山，分出临安、宁国两地向孝丰分进合击，务期一举略取孝丰，求歼我军主力；并续调突击总队第二队和第一四六师前来参战。李觉奉令后即调整部署，限所属各部于十五日前完成各项准备，十八日前进占各出击要点，十九日开始全面进攻。这次进攻总兵力计有：右“进剿”兵团为第七十九师，突击第一队，突击第二队(欠二个营)，以突击总队剖司令胡琪三为指挥官；左“进剿”兵团为第五十二师，第一四六师，独立第三十三旅，挺进第二纵队，绥靖第一纵队、第二纵队(均系原苏保纵队改编)，以江南苏皖边区绥靖指挥部指挥官刘秉哲为指挥官；中间尚有两路担任扼守东西天目山各隘口，并策应左右各兵团作战的是第二十八军军长陶柳指挥的第一九二师和第六十二师的一个闭，以及忠救军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各三个团和新编第一团；场口及新登附近由挺进第三纵队和浙保第四纵队担任守备，共计十五个师(纵队、旅、突击队)，四十五个团(支队、突击营)，七万五千人。除第一四六师的两个团、挺进第二纵队、绥靖第二纵队、挺进第三纵队、浙保第四纵队分别扭任各自守备任务未直接参战外，用于第一线和先后参战的有十个师，三十四个团，七万五千余人。大军压境直指孝丰，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顽军妄图一举攻占孝丰，围歼我军；即使围歼不成，至少也要赶我退回苏南；或借刀杀人，逼我退人杭嘉湖，假日伪之手将我消灭。
　　在撤退中，连日来一批批部队和机关、后勤，日以继夜在孝丰附近我指挥所的小屋前经过，尽管艰苦疲劳、忍饥挨饿，但大家精神饱满，紧张有序。有时我到门口看看，过往的指战员也不时向门里望望，不管是相识的或不相识的，都互投亲切信任的目光，互相都心领神会，准备迎接新的战斗和新的胜利。在顽军各部向前推进的同时，我隐蔽集中在孝丰西北地区的主力，已休整多日，正随时准备投入战斗。我将主力先机动转移到孝丰西北地区，因为这是两军合击圈的分界线，我主力集结于此既便于向合击圈内外机动，又便于机动对付东西两路顽军。留在孝丰城担任守备的第十一支队和独立第二团已控制了孝丰外围的各制高点，并构筑了必要的工事，随时准备抗击敌人对孝丰城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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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打法？先打哪个？
　　我们分析：顽军这次进攻兵力虽然众多，但其中路的忠救军和第二十八军的主要任务是扼守天目山隘口，意在牵制和防我再次向南突进。该两部因两次受我打击，不敢轻进。东西两路是顽军的主力。西路虽有六个师兵力，但第一四六师任守备的占了二个团，只一个团参加第一线，并且是担任翼侧掩护；挺纵、绥纵等部或守备或跟进配合，只起辅助作用；进攻的骨干力量是第五十二师和独立第三十三旅。独立第三十三旅虽然编制、装备、战力与正规师相等，但这个旅为保存实力好打滑头仗，拣便宜时进得快，碰硬时也溜得快，不会真正出力。第五十二师的一个团在上次作战中已受到歼灭性打击，这次我们要对付的将主要是另两个团。东路有三个师兵力，突击总队虽然是精锐部队，但我们已与之较量过，突击第一队同第七十九师在新登作战中均被歼一部，战斗力大损，突击第二队前来参战的只占该队的五分之三。所以对东西两路的任何一路，我集中力量都有把握予以歼灭。顽军仍然是分进合击，我必须仍以各个击破对付之。在兵力上我虽只有主力三个纵队的九个支队和一个独立二团共二万余人，顽我兵力总对比是三比一强，但我已完全集中，对付其一路，尤其是集中对付其中一个部队，则我又将是优势。而且各部队经过前两次作战锻炼，协同动作和战术运用都有提高，已渐适应山地战斗，兄弟部队间相互了解团结信任，并抢挑重担，对顽军脾性特点也已摸到，经几天休整体力有所恢复，粮食尚能勉力维持，部队求战情绪高。地理、群众条件已转为有利于我。顽军已脱离其既设筑碉地带，打运动战正是我军之长。
　　随着情况的发展，我原先的设想逐渐形成明确的腹案：采取先阻东打西、后阻西打东的办法，连续作战各个击破两路顽军。作战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先歼西边的顽左翼骨干第五十二师，并相机求歼独立第三十三旅；第二阶段，视情况发展移兵东向，再歼顽右翼集团。我们注意到顽左右两个集团远距离分头开进，前进速度不一致，第五十二师好大喜功行动积极；右集团却按部就班步步为营，加上我以小部队对东路顽军进行麻雀战迟滞其行动，故前进缓慢。在此情况下，我如先向东出击，侧后受顽左集团威胁较大；相反，如我先向西出击，则对侧后顾虑较小。基于上述考虑，我决以第八、第十一两支队和独立第二团组成阻击集团，要求既顶住右路顽军的进攻，又拖住不使逃离。以第一、第二、第三、第七、第九、第十等六个支队组成突击集团，伺机出击顽左路。把第十二支队预伏在顽军侧翼的武康、德清地区相机运用。
　　在我密切注意东西两路顽军进展的时候，顽军第五十二师一个侦察排长窜到孝丰城附近被我俘获，进一步证实了我已掌握的情报，第五十二师为抢头功确已突出。十九日，第五十二师主力第一五四团进至孝丰城西十公里许之新桥头、百步村、西圩市一带为我所阻；第一五五团进至孝丰城西北十余公里之虎岭关、小白店之线与我守备部队对峙；新补充起来的第一五六团随师部在磻溪及其附近，离上述两团约十公里。此时顽军右兵团刚进抵双溪、石门之线，预定二十日先头部队到达孝丰东南的港口、百丈地区，尚与第五十二师距离二十公里以外。战机出现了。我们计算，我以六个主力支队围歼第五十二师两个主力团，有把握在两天之内解决战斗。十九日晚我如向第五十二师发起攻击，顽右路军可能前进一步，但将被胶着于孝丰城东，这既有利于达到第一步作战的目的，又有利于第二步转歼东面之顽。当晚我即以第一纵队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对付顽第一五四团，以第三纵队第七、第九支队和第四纵队第十支队对付顽第一五五团，分别进行包围歼击，经一昼夜激烈战斗，该两团基本被歼。第五十二师是我们的老对头，是反共的急先锋，血债累累。皖南事变中伏击我新四军军部的就是他们，这次向我进攻时竞扬言“再打一个茂林，完成皖南剿共末竞之功”，所以我军上下对之特别愤恨。“为皖南事变死难烈士报仇”的口号也就特别激励人心，部队斗志更旺，歼击速度也比预期更快。在对第一五四团进行迂回包围时，我军一部从塘华村、观音桥楔入了第五十二师同独立第三十三旅的结合部，当即歼灭了独笠第三十三旅一个营，独立第三十三旅害怕被包围就仓皇溜走。中路的忠救军、第二十八军虽奉急今驰救第五十二师，但该两部慑于被歼未敢轻动。
    二十日下午，第五十二师全歼已成定局时，我把指挥重点转向东线战场。我们把孝丰变为一座空城，令守备部队放开东路，控制孝丰城以北、东北、西、南、东南各山地要点，形成三面埋伏，待顽军进入城内就关门打狗；同时，对西线只留第九支队收拾残顽并负责桃花山至西坪市、下汤之线警戒；主力全部东移，并今原守备西线的第八支队立即从孝丰西北向东南迂回，乘夜在顽密集阵地的间隙中穿过，向港口地区隐蔽集结或酌情就地攻击，以切断顽军向东南的唯一退路；限预伏在莫干山以东的第十二支队连夜翻山，于二十一日晨八时前赶到白水湾、港口地区，抄袭顽军后路，堵住对顽右集团包围的唯一缺口。
　　二十一日，李觉仍错认我主力还在孝丰以西与第五十二师激战，电令右兵团连夜乘虚向孝丰、鹤鹿溪挺进并相机占领，协同左兵团向我“夹击而聚歼之”。其时，第五十二师主力实际上已经覆没。我们原来担心的是东路顽军逃得太快，现在却继续送上门来，自然是求之不得。突击第一队一部一度进入孝丰空城，见势不对急忙退出，但已来不及了。出得了城却脱不了围。顽第七十九师与我争夺孝丰城东北制高点五峰山，被我抢先五分钟占领山顶打了下去，不得不驻止于不利地形。当晚，我第一纵队全部经大竹杆、报福坛、山坞从孝丰南面向东迂回潜伏拦截，从南面兜住了敌人；第八支队在穿越敌阵时受到环攻，他们在敌阵中占领和固守要点顽强奋战，虽未及时到达目的地，却拖住了顽军，既割裂了顽军整个部署，又造成了顽军的混乱和恐慌；第三纵队主力则经孝丰东北向顽右翼迂回，占领灵岩山及其以东一线高地，由北向南攻击。至此，顽右翼兵团主力已陷入我重重包围。我第四纵队主力从孝丰正面向东出击，第十二支队已袭占港口、白水湾地区断敌退路，第一、第三纵队从南北收拢，将顽压缩于孝丰东南之草明山、白水池、港口的狭小山谷地区内，顽军狼奔豕突拼死突围均未得退。我指战员发扬连续作战的战斗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咬紧牙关，忍饥耐苦，排除万难，用孙悟空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的战术大胆穿插分割，加速歼敌过程。二十三日的总攻又一改夜间发起的常规为白天攻击，既出敌意料，又易于观察，充分发挥我军炮多的优势，用炮火杀伤猬集的敌人，并壮大声威压倒敌人。经二昼夜恶战，突击第一队除留守临安一个营外全部被彻底干净歼灭，第七十九师、突击第二队大部被歼，残顽夺路南逃，我直追至黄湖(即横湖)。顽军至此仍惊魂不定，乃全线退却并弃守临安。气势汹汹的顽第三次进攻，即以彻底的惨败而告终。这次作战中共歼顽军突击第一队少将司令胡旭轩、第五十二师副师长韩德考、第七十九师参谋长罗先觉及以下官兵六千八百余人(内俘近三千人)，缴获各种炮十七门，轻重机枪一百三十余挺，长短枪千余支。
　　在三次作战中，广大指战员表现了可歌可泣的献身精神。我军阵亡五百零四入、伤一千六百余人。第一支队刘别生支队长在新登前线英勇牺性。第二支队丁麟章政委在围歼第五十二师时光荣殉职。许许多多无畏的干部战土，为了保障整个战斗的胜利，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有的坚守阵地，抗击绝对优势敌人的轮番攻击，与阵地共存亡；有的冲入敌阵，在身负重伤时，自己拉响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这些同志伟人的革命献身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崇敬。
　　政治工作在战斗中发挥了强大威力，宣传鼓动很活跃，使部队始终保持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和旺盛的战斗意志。各部队自觉遵守纪律，内外上下团结一致，主动要求担任最艰苦的任务，相互支援密切协同。“向党的七大献礼”、“为皖南事变死难烈土报仇”的口号都极大地激励了部队的战斗情绪。后勤工作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出色地保证了作战的需要。苏南、浙西的地方党政干部和广大人民，为作战的胜利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据不完全统计，苏南地区有组织的长期随军服务的民工即达六千二百余人，为运送军用物资、粮食、伤员的民工共达五十余万人次。地方武装除坚持对敌斗争外，还积极进行护粮斗争，保护运输线的安全。第三次作战时，粮食困难突出，苏南地区党政机关又紧急动员三千多民工、三百余匹牲畜，运送了十六万斤大米支援前线。
　　顽军在浙西向我第三次进攻的同时，在浙东调集暂编第三十三师和浙保安部队等七个团，分四路进攻我四明山根据地，我第二纵队除在战略上配合浙西主力与顽军决战外，于六月二十九日进行自卫反击，激战二日，将领军全部击溃，取得了浙东第三次反顽自卫战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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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举反攻
　　第三次作战胜利后，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重占天目山？顽军惨败，退出临安及孝丰全境，其在天目山的部队也已大部后撤，仅留少数扼守要隘，也有逃窜模样。我如乘势挺进，唾手可得；如任其喘息休整，构成深构高垒，那时再行攻占，就不是那么容易了。究竟如何为好？这是同整个形势密切关联的。当时国际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德国法西斯已经投降，日寇也已危在旦夕；国内局势处在重大变动中。从当面局部来看，固然以迅速重占为有利，但从整个国际国内形势来看，则以不占为宜。不久前华中局指示我们，对江浙工作的方针是巩固深入苏南工作，开辟敌后之敌后，休整主力，掌握敌顽矛盾，避免陷于单纯顽我决战。随着形势发展，开辟敌后之敌后工作，深入巩固苏南、浙西根据地工作，休整主力以迎接新的变化，显得更为迫切。经过反复考虑，我们决定不再回占天目山，除以一部坚持浙西当面地区外，各纵队分向苏南、杭嘉湖、皖南敌后地区，一面休整，一面开展工作。七月底。第四纵队部率第十、第十一两支队重渡富春江在第二纵队金肖支队和地方武装配合下，横扫金肖地区的伪军和地方游杂部队，挺进至浦江、金华附近。
　　反法两斯战争形势急转定下。八月八日传来苏联对日宣战的消息。毛主席于九日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十日日本发出乞降照会。同日，朱总司令命令我军向被我包围的敌人发出通牒限期投降。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抗日战争经过八年艰苦奋战，终于迎来了胜利。可是蒋介石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于十一日发布反动命令，要国民党军向被我包围的城市和交通要道“积极推进，勿稍松懈”；要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却要我军“原地驻防待命”；同日，中共中央致各战略区电指出：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猛烈的。在此情况下，我党任务分为两个阶段，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日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
　　十二日军部来命令要我们立即行动，控制京沪杭要道，并占领上海、南京、杭州三大城市。号召解放区军民和沦陷区同胞迅速行动起来，为迫使日伪投降，收复华中全部国土而战。这时，我们正召开高干会议，总结前一段经验，便决定提前结束，我同大家共同勉励，立即行动起来，以百倍的努力去争取和完成总反攻的伟大胜列。但是，蒋介石在美国主义支持下利用海空优势抢运军队，抢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中央和华中局原来的破敌、收京、入沪、配合盟军登陆的部署，已同这种形势不相适应。同日中央来电改变华中部署，指示“江南力量就现地向四周发展，夺取广大乡村及许多县城，准备内战战场，江南各大城市不作占领打算”。
　　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被迫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同日，朱总司令命今日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下令他所指挥的一切部队向八路军、菠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投降。我们当即发出《新四军苏浙军区对日本驻军通牒》、《新四军苏浙军区对伪军伪警及一切伪组织的紧急通告》，命令在我军区范围内的京沪杭甬沿线各地日军立即向我投降，伪军立即反正。但是蒋介石却不准我军受降，命今日伪军拒绝向我军投降。形势逼人，瞬息万变，争取先机，稍纵即逝。我们考虑到无论今后局势如何发展，无论是为了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或准备应付内战，解决日伪问题是最紧迫的第一等任务，因此决定迅速尽一切可能，尽一切力量，尽一切方法，力求在半个月到一个月内占领尽可能占领的城镇，对敢于抗拒的日伪军坚决于以消灭。我苏浙部队当即全力出击，从八月十六日起在浙东、浙西、皖南、苏南，从日伪手中先后收复南汇、长兴、溧阳、金坛、溧水、句容、安吉、广德、郎溪、高淳、宜兴等县城和大小集销一百余处及广大乡村。
　　根据形势的新发展，中央于九月十九日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指示我们撤出江南。我苏浙军区部队挟天目山战役胜利之余威，自九月下旬至十月中旬有计划地渡江北撤。北撤前，我们在宜兴张渚召开会议，对留守工作作了具体布置。在苏浙皖边地区组建了苏浙皖特委，下设茅山、太滆、郎广、浙西等工委和若干特派员，配备精干武工队掩护活动，保卫地方党组织，保卫新四军伤病员和抗日部队的军烈属，保卫抗日人民的利益。北撤时向广大群众做了宣传工作，发表了《江南新四军北移告别民众书》，成立了各地新四军留守处。在浙东也留下了一批党员干部，领导坚持原地斗争，发表了《忍痛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姐妹书》，成立了新四军浙东纵队留守处。各地留守处留下的干部在极端艰苦险恶的环境下坚持斗争直到苏浙全境获得解放。我率苏浙军区第一、第三纵队和部分地方武装，在国共“双十协定”签字前，即安渡长江到达江北。第二纵队自杭州湾北渡后在海盐、澉浦冲破顽军四个师和伪军一部的拦截北上。第四纵队自富春江东赶回苏南后北渡，其一部在十月十五日夜渡长江时发生轮船沉没事件，纵队政委韦一平等八百余同志不幸遇难。至十一月中旬，苏南、浙西、浙东的主力部队、地方干部共六万五千余人。分别到达苏北和山东与兄弟部队会师，共同担负起新的战斗任务。
　　从南进到北撤，历时十个月，我们以劣势兵力，在错综复杂的形势和艰苦的条件下，打开了局面，胜利地贯彻执行了中央赋予的发展东南的任务，扩大了我军在江南的抗日阵地。毛泽东同志对天目山战役，一方面表扬我们打得不错，另一方面说，只是歼灭性还少了一点。天目山战役的胜利，还为以后北撤创造了有利条件：政治上使我党同国民党的谈判更为有理，为了停止内战，我们让出了大片民主根据地；军事上锻炼了部队，改善了装备，提前实现了由分散游击战争向大兵团运动战的战略转变，为以后组成华中野战军，进行更艰巨、更光荣的战略、战役任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责任编辑：韩玉芳）

第九章 向苏浙敌后发展和天目山战役

第九章向苏浙敌后发展和天目山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