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中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任务

　　一九四○年七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挺进苏北，与先期过江的部队汇合，经过严重的反磨擦斗争，在同年十月取得了黄桥决战胜利。苏中抗日斗争的局面才真正打开了。这时全国的抗日形势早已进入相持阶段。这是苏中抗日斗争形势的一个特点。当时形势是非常严峻的：顽方韩德勤主力即将对我大举进攻，而黄克诚同志率领的八路军南下部队距黄桥地区尚远，没有条件进行战役配合。陈毅同志经过审慎研究，为了赢得时间，决心以劣势兵力，同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决战。陈毅同志下这个决心，是承担重大责任的，以后他不止—次地对我说过当时的这种紧张心情。

　　黄桥决战胜利，新四军与八路军南下部队会师，我方的军事实力已超过国民党军，仅弱于日伪军，在苏北战场居第二位，并且控制了黄桥以北经海安到盐城数百里范围内的几乎全部城镇，随即又打开了(南)通如(皋)海(门)启(东)的局面。以城镇为立足点，开始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党、政、军民各项工作迅速展开。这一时期的工作是在陈毅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工作有声有色，卓有成效。

　　皖南事变发生后，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奉中央、中央军委之命，重建新四军军部，陈毅同志为代军长，刘少奇同志为政治委员。一月二十五日，新四军新的军部在盐城成立，全军整编为七个师，第一师由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编成，我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一师师长、苏中军区司令，刘炎任一师政委、苏中军区政委，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叶飞任一师副师长。一九四一年三月，组成苏中区党委和苏中行政委员会，刘炎、陈丕显分任苏中区党委正、副书记，管文蔚任苏中行政公署主任。后刘炎同志因病不在位，他的职务由我兼任。这是一个生死与共、团结合作的领导班子。

　　原苏北指挥部所属三个纵队，即改为第一师的第一、第二、第三旅。第一旅旅长兼政委叶飞；第二旅旅长王必成、政委刘培善；第三旅旅长陶勇、政委刘先胜(后为吉洛，即姬鹏飞)。

　　为迅速建成新四军新的领导机关，原苏北指挥部即作为新四军军部的部分基础。苏北指挥部是由江南指挥部改建的，经过一定的战争锻炼，精干、灵活、有效率。当时留给一师师部的，连我在内官兵共二十四人。我是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七日由盐城返回东台二里桥组建第一师师部的。在我起程的前两天，陈毅同志特地来到我的住房，关切地问我：“怎么样，人太少了吧？”我立即爽快地回答：“好男不吃分家饭嘛！军长放心，哪里有群众、有敌人，那里就有我们的发展。”军长听了很高兴，连声说：“好！好！”并且说他很快就去看我们。军长的关切，使我受到很大鼓舞。在此以前，我是副手，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大树底下好乘凉，现在我要单独去苏中，深深地感到肩上担子的份量很重。

　　苏中位于长江以北、京杭大运河以东，北起斗龙港，东临黄海，面积约二万五干多平方公里，人口八百多万。这里临近南京、上海，扼制着长江下游北侧航运通道；盛产粮食、棉花、食油、海盐等重要战略物资，沿江城镇有纺织、加工等现代轻工业，商业兴盛，财源丰足；境内系平原水网，河流纵横，公路交错，交通便捷，历来是官僚资本江浙财团的重要原料基地和工业品销售市场，沦陷后成为日本侵略军的重要后方和人力、物力、资源的供应基地。

　　苏中是我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华中南部的一个前哨阵地，又是向苏浙皖边、闽浙赣边发展以及反攻阶段收复南京、上海的一个重要基地和出发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上海是个国际都市。苏中临近上海，可以成为我党、我军连接国内外反法西斯力量的桥梁；我抗日斗争的胜利和根据地各项民主政策的成果，能通过苏中，再由上海迅速向国内外传播，以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同时，我方在苏中所能控制的人力、财力，在华中各战略区中占首位。所以，苏中以其重要的地理位置、经济状况、战略作用，成为日本侵略军、国民党蒋介石和我党我军三方必争之地，并决定了斗争的极端尖锐和复杂。这是苏中抗日斗争的又一个特点。

　　中央、中央军委赋予苏中的战略任务是随形势的发展而逐渐具体化的。一九三八年，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在给新四军的第一个“五四”指示中指出：“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应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淑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中央把江北作为江南新四军的一个发展方向，这算得是一个规划性的指示。一九三九年底和一九四○年初，中央作出了大力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指出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于是，开辟苏北、苏中便成为关系全局的现实任务了。到一九四一年二月，华中抗战新局面已经打开，中央进而指示，苏鲁战区是华中的一个基本根据地，应把这个地方看作是向西、向南，出鄂豫陕边和向闽浙赣边发展的策源地，“好象汉高祖的关中”。苏鲁战区自然包括苏中在内。这是我们的光荣战略任务。

　　我认真地研究中央的这些指示，并把它们同中央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结合起来思考。我理解中央制定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既是从日军强大及占地甚广但兵力不足和我军的弱小这一实际状况出发，又关照到抗战胜利后的斗争。游击战，在一般的作战原则中是战术性的。中央、毛泽东同志把游击战提到了战略的地位；是要通过抗日游击战争积聚起雄厚的革命力量，既为抗日反攻作准备，也为抗战胜利以后打败反动武装的进攻、实现民主革命的总任务作准备。因此，我们在抗战时期一刻也不能忘记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总任务，我们的军事斗争策略要处理好进与退、进攻与防御、大打与小打等方面的关系，把现阶段的抗战任务和将来的实现民主革命总任务联系起来。有了这些思考，我对苏中抗日斗争的战略任务便有了比较清醒而深刻的认识。苏中的抗日斗争，不仅应求得军事斗争的胜利，而且应把苏中建成基本报据地(不是游击根据地或游击区)。军事斗争应成为根据地建设的支柱，并且应为下—步夺取整个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好必要的准备。这个认识成为我领导苏中抗日斗争全过程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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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重心由城镇到乡村的转变

　　我军进入苏北以前，日寇同顽固派出于各自的利害，相互默契，相互利用。日寇占据沿江、沿大运河的重要城镇，其余广大地区由国民党统治。我们的军事实力跃居第二位以后，日顽相互依存和共处的格局被打破了。我军是真正抗日的力量，日寇同我军的矛盾为主要矛盾；国民党顽固派利用这个矛盾，一方面借日寇这把刀来杀我们，另一方面为尔后抢夺抗日战争胜利果实作准备。苏中抗日斗争由此进入新阶段。

　　日军在苏中的部队原是第十七师团的一个联队，分布于沿江和沿通扬运河的南通、如皋、靖江、泰兴、扬州，并沿大运河北伸至邵伯、高邮一线。伪军仅有南京“维新政府”所辖之伪绥靖军第三、第六两个师，分驻于扬州、南通。一九四一年春，日军从江南调来独立第十二混成旅团接替第十七师团一个联队在苏中的防务，以加强对我进攻的力量。这个旅团的旅团长是南浦襄吉少将。旅团直辖五个步兵大队和一个特种兵大队，共五千六百余人，武器装备好，战斗力比同等的日军部队强些，有单独执行战略任务的能力。但它所要占领的区域是整个苏中，兵力显然过于单薄，为弥补兵力不足，便对国民党军队施行诱降、压降政策，拉拢国民党武装当伪军，以达到战略上控制苏中的目的。国民党顽固派也推行“曲线救国”的反动政策，依附敌人，继续反共。于是国民党武装进一步分化，除小部尚保留国民党旗帜外，大部与汪伪合流，叛国投敌。从一九四○年底到一九四一年三月，启东地区的国民党游击第六纵队司令徐承德，泰州地区的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李长江，以及苏北的国民党省保安第八旅旅长杨仲华等，先后率部投敌，被编为伪第一、第二两个集团军，使苏北伪军迅增到十三个师、三个旅、四十二个正规团和十一股杂牌部队，共达三万七千余人。

　　日寇为了全面占领苏北、苏中，乘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和新四军在苏北、苏中立足未稳之际，企图首先摧毁我新四军首脑机关，然后寻歼我主力部队。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一日下午，日寇以飞机十七架空袭我盐城华中总指挥部。同日上午九时，日军三千人占领我黄桥，开始了对我苏中区的“扫荡”。二月，我们获悉李长江即将率部投敌，估计日寇占领我黄桥后，将续占曲塘、海安、东台等主要城镇和交通干线，然后日伪配合，李长江由泰州经兴化向东北，日军由东台向北，合击盐城。

　　这时苏中的工作还处于开辟阶段，党政军系统在思想上、组织上、作战方法上、工作作风上与即将到来的严重斗争形势还不相适应。部队的许多干部特别是团以上干部，虽曾经历过三年游击战争的锻炼，但挺进苏北以后，在反摩擦作战中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对于游击战反而生疏了。许多新参加部队的问志，更缺乏打游击的锻炼。地方工作的重心还在城镇，还没有来得及深入农村，工作方法习惯于大刀阔斧，工作对象主要是社会上层。随着反顽斗争的胜利，部队逐渐庞杂。同时，相当多的同志盲目乐观，对今后日益艰巨的斗争形势缺乏足够的认识；还有一部分同志有一种模糊观念，认为我们不去刺激敌人，就可以避免敌人的“扫荡”；个别人面临国民党军纷纷投敌和日伪军大举进攻的紧张形势，希望离开斗争第一线，到安定的地区去。

在这样的形势下，全区人心比较动荡。社会上层爱国人土和广大工农基本群众为我军能否生存、能否坚持苏中抗日斗争而担忧；有些地主、商贾和游民表现动摇、观望、变态。人民群众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新四军打国民党顽固派能行，现在日本人来了，你打不打？能不能打胜？

　　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要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顿挫敌伪的进攻，抑制其嚣张气焰，坚定干部、群众的抗日信心；同时要预计到今后斗争形势将日益尖锐，转好思想弯子，不失时机地将工作重心由城镇转向农村。作战对象由顽军转向日军，作战方法出运动战转向游击战，并以游击战为中心，实行组织形式、领导方法、工作作风等各方面的转变。这—转变就苏中来说是战略性的，不转变，肯定要吃大亏，转变得不适时，转变得不好，也要吃亏。在作战指导上，必需从华中全局出发，把苏中当面的反“扫荡”斗争同看好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的南大门紧密结合起来，要敢于刺激敌人，敢于威胁敌人，以主力部队为骨干，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粉碎敌人的“扫荡”，并求得最大限度地把敌人吸引在苏中地区，以保障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的相对安定。

　　苏中区的转变是同对敌作战结合进行的。我们获悉李长江准备投敌的情报后，将主力部队隐蔽集结于海安至曲塘之线的区域内，加强侦察、监视，进行讨逆准备。与此同时，我党政机关也在群众中进行反“扫荡”的动员布置，一切公开的力量准备适时撤出城镇，转入农村。二月上旬，军部来电指示：“李长江在泰州公开投敌，通电就任伪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阴谋很大，海安、东台及兴化均在其计划之内。此贼不除，后患甚多，望集全力解决之。”二月十八日，陈毅代军长、刘少奇政委颁布讨逆令，命我为讨逆军总指挥，叶飞为副总指挥，刘炎为政治委员，“速率所部歼灭李逆”。陈代军长还亲临我指挥部坐镇，对部队作战斗动员。讨逆战役于当天(十八日)发起，我军分三路出击，十九日即连克姜堰、石家坚、苏陈庄，二十日攻克泰州城。李长江猝不及防，士无斗志，兵败城破，扔下佩剑，翻墙脱逃。我军乘胜追至界沟、塘头。三天作战，歼灭伪军三千余人，并接受两团伪军反正。

　　与李长江投敌相呼应，日军亦于二月十八日由扬州、黄桥、如皋等地出兵，对我苏中进行第一次大“扫荡”。日军企图进占海安、东台及兴化，并夹击我军主力。我军于讨李战役后，立即撤出战场，按预定计划，第一、第二、第三旅各参战部队，以团为单位，分别撤向第三、第二、第四分区农村，进行反“扫荡”，并以主力一部转移至东台以北，打击北犯日军。日军虽先后占领了我海安、东台、泰州三城及其沿线许多集镇，也占领了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统治的兴化等地，但日军伙同李长江合击盐城的计划被打破了。

　　讨李战役和反“扫荡”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叛国投敌的民族败类和日本侵略者，警告了投降派、亲日派；国民党投降政策也被暴露在广大人民面前。苏中抗战军民受到胜利的鼓舞，为深入农村开展根据地建设创造了很有利的条件。　四月中旬，我们为了掩护苏中根据地建设，策应北线新四军第三师收复被韩德勤侵占的蒋营的作战行动，发动了对日军的攻势作战。首先在第三分区向泰州、靖江地区之日伪据点发起攻击，连克古溪、蒋垛、苏陈庄、大泅庄、孤山、老庄头、姚家堡等据点。在姚家垡战斗中，击毙日军泰兴城防司令以下二十余人，生俘日军两名。在兴化梓辛河伏击战中，击沉日军汽艇一艘，歼敌一个小队，生俘日军两名。

　　在此期间，我利用日伪在占领主要城镇后忙于修筑据点，我军已顺利转入农村修整的短暂间隙，于四月十日在角斜旧场召开了干部大会，作了由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问题的讲话，动员苏中全党全军转变思想、组织、工作、战术提出一切工作深入农村，一切工作扎根基层，一切工作适应游击战争，一切工作为战争胜利服务。坚决粉碎日伪的“扫荡”，反对游而不击，反对“跑扫荡”、“躲扫荡”，做到游而必击、扰而必乱。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各县普遍建立县独立团或县大队，以带领民兵、自卫队就地坚持，开展游击战争，并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结合实际，对党政军机关分别提出了具体要求：军队要短小精干，裁汰老弱，紧缩机关，减少非战斗人员，充实连队，变“大后方”为分散的“小后方”。党政机关要军事化、游击化，提倡踏实细致的工作作风，反对大呼隆、一般化。群众组织要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严格分开，以便在敌伪侵占时仍能坚持隐蔽斗争。关于作战方法，以团为单位的战斗和行动将大为减少，代之以营连为单位的、有计划有目的的、经常而有效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我结合苏中实际，介绍了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若干游击战术。

　　同时，我们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采取了一项重要的组织措施。我们活动的地区，多数商品经济发达，文化水平较高。随着抗日浪潮的高涨，我党我军影响的扩大，大批知识青年参加了我们的部队。当此形势转变之时，我们把大部分知识青年派到部队当政治指导员、营教导员，有的先当一段文化教员再当政工干部，使他们在基层、在战火中锻炼并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据一九四一年十月统计，营以下干部中百分之六十、连队指导员中百分之七十(以后占到百分之八九十)，都是青年知识分子。部队注进了新的血液，政治工作生动活泼，朝气蓬勃，成为第一师的一个特色。第一师的思想政治工作十分活跃而有成效，值得专门一写，我在这里只是点到而已。

　　六月下旬，苏德战争爆发。德军战争初期的胜利，大大刺激了日寇的野心。于是日军在华中调集第十五、第十七师团和第十一旅团之各一部，接替第十二混成旅团在长江北岸及运河沿线各据点的防务，集中第十二混成旅团之全部及李长江伪军共一万七千余人，于七月二十日由东台、兴化、射阳、陈家洋四路合击盐城，再次妄图摧毁我新四军军部。

　　华中局和军部提出了“保卫盐城”的政治号召。苏中军民全力以赴，协助第三师、盐阜区进行反“扫荡”。遵照军部的统一部署，我第一、第三旅在第三、第四分区选择敌伪的要害狠打。第一旅围攻泰兴、姜堰，攻克古溪、黄桥、季家市、蒋垛等据点，毙伤大量敌伪军，并突然以主力回攻泰州，予敌十二旅团部以强烈震撼。第三旅袭击林梓、余西、金沙、北刘桥敌伪据点，一个月作战十余次。第二旅在盐城以南，对自东台北犯盐城之敌节节抗击，予以杀伤和歼灭；敌占盐城后，第二旅又转到其侧后，破坏盐城至东台敌交通线，打击其来往部队，阻止敌伪在盐城、东台间建立联络点，并在伍佑、刘庄、白驹、西团、小海作战，以连为单位层层阻拦进攻之敌，击沉敌汽艇二十余艘，后又乘敌占领盐城后仓促回兵之际，攻克裕华镇，活捉日军七名，全歼泰南仓据点之伪军。

　　苏中区凌厉的攻势作战，策应了第三师和盐阜区的反“扫荡”，防卫了华中局、军部的南大门。日寇痛感苏中区抗日军民的威胁，不得不暂时放弃摧毁我新四军军部的企图，转而南下寻歼我苏中主力部队，企图首先控制苏中。自此以后，苏中区一直成为华中日寇进攻的一个重点。苏中地区的斗争形势迅速尖锐化了。

　　在军事斗争胜利的鼓舞下，以军事斗争为掩护，苏中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相继建立，开始了在农村建党和开展“二五”减租运动，农抗会等各种群众组织陆续建起来了。组建了地方武装，到四月底建成东台、泰东、兴化、靖江、如西、泰兴、泰县、南通、如皋、启诲十个地方团，共计六千二百余人，有长短枪三千八百多条。六月底，脱离生产的民兵自卫队发展到近万人，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发展到十六万人。

　　回顾这一段历程，在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在形势急剧变化的情况下，比较主动、适时地完成了工作重心的转变，并且在农付中站住了脚，为对付以后日军更频繁、残酷的“扫荡”作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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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地基本区的争夺

　　苏中军区是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日正式成立的。根据华中局、军部指示，全区由西向东，由北向南，划分为四个分区(地区)和兴(化)东(台)泰(州)特区。由第一、第二、第三旅分别经营第三、第二、第四分区。各分区(地区)成立中共地委、行政专员公署和军分区。第一分区包括江都、高邮、宝应三县(机构后建立)；第二分区包括兴化、东台、台北、泰东四县；第三分区包括泰兴、泰州、如西、靖江四县；第四分区包括如东、如中、通中、通西、通海及海启六县。成立联合抗日司令部，简称“联抗”，活动于顽友我结合部的兴东泰地区。中共第一地委书记兼第一专署专员惠浴字，第一分区司令刘先胜；中共第二地委书记章蕴，第二专署专员刘季平，第二分区司令管文蔚(兼)，政委钟明；中共第三地委书记韦一平，第三专署专员朱克靖，第三分区司令陈玉生，政委叶飞(兼)；中共第四地委书记向明，第四专署专员季强成，第四分区司令季方，政委向明(兼)；“联抗”司令黄逸峰(以上均为第一届任职)。

　　在苏中成为日寇超重点进攻目标后，我们不能没想全区都保持相对稳定的局面，但必须保持有一定范阔的、相对稳定的基本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任何严重形势下对全区实施不间断的指挥，使得各地区、各部队之间互相配合和协同；才能有较巩固的后方，办学校训练干部，办医院收治伤病员，进行兵工、职需生产，以支持长期战争和积蓄力量；才能相对地集结和训练主力兵团，形成拳头，以保持主动权，在需要时刻，在主要方向，实施有力的突击。在敌情严重的游击战争环境中，实现主力地方化，分效活动，化整为零，相对地说比较容易办到，而要经常集中一定数量的主力部队在手，保持强有力的拳头，则比较困难，可以说没有一块回旋余地较大的相对稳定的基本区是办不到的。上述几方面如果都办不到，那就实际上称不上是基本根据地了。

为此，我在苏中本区作了有纵深、有层次的战略布局。从几个分区的形势看，第三、第四分区位于沿江，人口稠密，物阜民丰。敌人为保障长江航运安全和掠夺人力、物资，势必加强控制，当时已遍设据点，以后斗争形势将更趋紧张，我军回旋余地将更加缩小。第一分区江都也在沿江地区，高邮和宝应在京杭大运河东岸，顽固派势力较强，工作尚待开辟。第二分区北靠盐阜区，东临大海，西接水网，南有第三、第四分区为屏障。境内东台以东直至黄海，有以三仓镇为中心的东西南北各约十五公里的沙荒滩涂地带，辽阔贫瘠，人烟稀少，交通闭塞，不便于敌人活动。却有利于我们回旋，还可以成为我们向海上发展的依托。因此，我把基本区择定在第二分区滨海滩涂地域。我估计，只要我们加紧争夺并讲求斗争策略，求得基本区域相对稳定是可能的。于是我作这样的部署：以第二旅夹(南)通(赣)榆路成品字形布阵，该旅第四团坚守盐城以南的刘庄、伍佑地区，看守军部南大门；第六团在东台以西、兴化以东地区，创造向西开辟第一分区的有利形势；第五团在东台以东和东南，防卫滨海地区并与第三、第四分区相呼应。第一旅坚持活动于第三分区。第三旅坚持活动于第四分区。苏中党政军机关主要活动于第二分区，并适时向第四分区机动，因为第三分区除日寇外还有国民党武装，已相当拥挤；而第四分区对敌人长江航运威胁最大，势将成为全区斗争最尖锐地区，须加强指导。

　　我确定这一时期的对敌斗争方针是：对于敌人将要占领而我不能长久保持的一切集镇，应以游击战尽量迟滞敌伪的进攻行动，推迟其占领时间，以掩护我根据地工作；对于我之基本区域和重要基点，则应采取各种有效战法，坚决与敌人争夺，使其久占企图不能得逞，以改善我军态势，保障基本区的相对稳定。

　　既是游击战又进行要点争夺，是否矛盾？不，游击战的特点在于秘密而周到的准备，迅速而突然的动作，主动而灵活的指挥，我们要保持的是这些特点，至于游击战的战术是不断发展的，我们应该依据敌我力量的变化，创造更多的战法。

　　敌我双方的剧烈争夺，从一九四一年日寇“八一三”大“扫荡”起一直持续到一九四二年春。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三日，日寇集中敌伪一万余人，由南通、如皋、海安、东台等据点出发，对我苏中进行第二次大“扫荡”。全区军民已预有准备，广泛开展了反“扫荡”，与各路敌人纠缠、游击。这次反“扫荡”，我军连续作战四十二昼夜，战斗一百三十余次，毙伤敌伪军一千三百余人，活捉日军十四名，伪军八百名，毁敌汽艇三十余艘。敌人占领了我李堡、栟茶、掘港、马搪、双甸、岔河、石港、大中集、潘家(金敝)等一批集镇。敌寇所到之处，大肆烧杀淫掠，使我根据地群众遭受摧残，在我军民心中燃起了复仇的熊熊烈火。

　　日寇在“八·一三”大“扫荡”以后，要分兵保守据点，机动兵力减少了，没有力量再进行万人以上规模的全面“扫荡”，便从一个地区的各大据点拼凑机动兵力，实行局部性“扫荡”，或依靠据点，乘虚突进，以扩大伪化区，限制、分割、缩小我军活动区域，并把进攻的重点放在捕捉我苏中指挥机关。前面已说过东台滨海地区的地形，敌人进入这里“扫荡”，战线长，没有立足点。因此，敌人计划夺占这块地区中心的三仓镇，打通东台、潘家取至三仓镇的公路，把这块地区割裂为二，并以公路作为封锁线和立足点，对我进行“扫荡”。日寇还谋划攻占位于我第二分区与第四分区接合部与三仓镇成犄角之势的丰利镇，沟通三仓与丰利的连结，使公路经由三仓、丰利，向北同潘家(金敝)、东台，向南向东同李堡、角斜、海安相连结，进而分割我第二分区同第四分区、第四分区同第三分区的联系。敌人的这个计划如能达成，将大大限制与分割我活动区域，并使我基本区的保持遇到极大困难。所以，三仓这个只有二十几户人家的小集镇，便成为敌我展开激烈争夺的一个战略要点。

　　我们提出了“保卫三仓”、“保卫丰利”的口号。当时我的决心是无论如何不能让日寇占领三仓。我认为，经过反复争夺，这个目的是可以达到的。至于丰利，我估计难以长期控制，但是在那里争夺，可直接策应三仓的争夺战，而且可以加强对第四分区敌人的威胁，迫使敌人把争夺重点移向第四分区，这也是一种“围魏救赵”的策略。

　　三仓镇的反复争夺战，实际上从一九四一年六月就已开始了。当时，我乘敌伪向我第四分区“扫荡”之时，抽调第三旅主力第七团北上三仓地区，击退了由潘家(金敝)进犯三仓之敌。九月二十八日，日军乘顽固派策动会道门组织的大刀会暴乱之际，占领了三仓。我随即命令第七团首先破坏了东台至潘家(金敝)的公路，使三仓陷于突出、孤立境地，尔后实施两次进击，夺回了三仓。此后日寇多次企图夺回三仓，我们派出若干主力小分队，配合广大民兵，在敌人分进合击的途中开展广泛的游击战，迟滞敌人的行动，破坏敌人的协同，并消耗、疲惫敌人；我主力则在三仓镇及其外围构筑隐蔽工事，待敌人进入我火力范围时，突然开火，予以杀伤，并适时猛烈反击，迫其收兵；待其后撤，则尾追打击之。在敌兵力占绝对优势情况下，我军以坚守防御的态势，以火力和适时的反冲击，予敌以重大杀伤。然后不待敌军合围，我即有组织地以运动防御迅速脱离敌人。敌占领三仓后，我则以主力配合民兵围困，使敌人昼夜不堪其扰；另以部分主力、配合民兵游击队破坏桥梁、道路，切断三仓通往其它据点之联系，使三仓之敌断缺粮、水和军需供应，被迫撤退。这种以主力部队为主进行的三仓争夺战先后共七次，敌人每进攻一次，都以惨败告终。其中最大的一次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潘家(金敝)之敌石井大队及伪军七百多人，乘敌我在丰利作战之时，分两路进占三仓。我以第二、第三、第七共三个主力团及抗大九分校，将进攻之敌全部包围于三仓，经昼夜激战，予以重大杀伤。可惜我火力不足，黎明时敌人突围窜逃。

　　丰利争夺战先后进行了五次，打得也很激烈和出色。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在丰利进行了一次较大的争夺战。十二月八日晨，敌伪分三路合击丰利，来自掘港的一路约五百八十人，从丰利东南进行迂回，与另两路敌人相隔较远，行至花市街、双灰山以北，遭到我师部特务营两个连和第三旅第八团一个营的前后夹击，大部就歼。据统计，我歼灭伪军团长以下三百余人，其中生俘一百九十五人，毙日军三十余人，包括敌南浦襄吉派的督战代表小野大山，生俘日军两名，其中一名叫玉田的分队长举枪投降；我缴获轻机枪八挺，迫击炮一门。与此同时，进攻丰利之敌的另一路，经丰利坝窜入丰利。我主力一部尾追突入镇内予以痛击，毙伤敌一百余人。残敌不支，施放毒气，仓皇逃脱。第五次丰利争夺战，敌人从南通、如皋、东台、兴化前后五次抽调部队增援，南浦亲自出马指挥。我们与敌人纠缠了七昼夜，毙伤敌伪八百余人，在给敌以重大杀伤后，主动撤离了丰利。

　　为策应和配合我基本区的要点争夺战，给敌伪以更沉重打击，我第一、第二、第三旅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在广大民兵、游击队配合下，向敌伪薄弱据点出击。各部连续作战一个月，攻克掘港、临泽，袭击了如皋、古溪、李堡、栟茶、余西、二甲、双甸、岔河、时堡、福镇庙、王家营等据点。此役号称“十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敌人，鼓舞和锻炼了人民。我们的指挥机关也战斗化、游击化了。一九四二年一月下旬，第五次丰利争夺战后，我率领“前指”转移到第二分区三仓与弶港之间休整，当时正值旧历年关，为了让大家过个愉快的节日，我通知乘渔船在海上隐蔽活动的师直机关人员上岸与我们会合。黄昏得到情报，敌人在周围几条线上增兵。我们判断敌人第二天要发动对三仓地区的“扫荡”，决定敌进我进，立即率领师直机关向敌人来路富安、安丰方向行动。第二天拂晓我们到了鲁家灶村。村北有条由西向东的小河，河南岸有一条通向安丰的小路，我估计袭击三仓的敌人可能经过这条路。当时队伍已行军一夜，我们没有休息就过了河、果然，机关人员刚过问，后卫就同从安丰出动的敌人打响了。部队交替掩护有秩序地全部过了河，但目标已经暴露。我们只得赶快北移。中午到达四灶，炊事班埋锅烧饭，买鸡买肉，准备让大家过个好年，岂料饭菜还未熟，又响起枪声，原来敌人也学乖了，分路分梯次行动，前面走过去，后面又跟上来了。于是我们拉起队伍，带上饭菜又继续走。天晚了，走到七灶，刚打算做晚饭，北面又发现敌情，便回头再向南走，凌晨到张家灶。敌人刚从这里袭扰而去，于是我们便在此一面休息，一面派出侦察员向几个方向警戒。不久侦察员跑步回来报告：“唐家洋的鬼子集合在场上，指挥官正在训话。一部分鬼子把抢来的东西装上小车、担子，押回李堡据点去了。”我据此判断：敌人不待天明就集合训话，肯定不是返回据点，而是还要杀“回马枪”。立即通知集合队伍，继续向南走，打算越过海安到丁家所的公路，跳到如东汤家园地区去。走上公路，我发现路边有一堆人粪，用小树枝一挑，还是软的，再一察看。路上还有许多皮鞋印，判定敌人正利用黑夜向李堡增兵，这批敌人后面可能还有跟进的，我们要抓紧这一间隙越过公路。果然，后续之敌从海安方向处来了，我们毫无声息地俯卧在公路两侧，待敌人通过后顺利地越过了公路，接着渡过了丁埝向东的大河，第二天清晨全部跳出了敌人合击圈，安全到达汤家园。傍晚得悉在我们离开张家灶后，敌人果然杀了个“回马枪”，只是扑了个空。这次行动经过一天两夜，反复行程一百多公里。从海上登岸的机关人员连续行军两昼夜。苏中区党委、行政公署也同样地在同敌人周旋、游击。我们的机关和机关于部已经能适应这种环境，一面作战，一面工作。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我苏中军区机关尽管一直是日寇寻歼的目标，却没有遭到过一次袭击。

　　我们还把同敌人的争夺扩展到海上。苏中沿海一直是海匪出没的地方。旧社会为匪，多是被逼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具有民族意识。从一九四一年三月起，我们抽派坚强干部，运用正确的政策和策赂，争取了有影响的孙二虎、陆洲肪部，瓦解歼灭了作恶多端的王平仲部，组建了海防团，在以弶港为中心的斗龙港、环港、小洋口、吕四、南坎、北坎等十余处港口，开辟和建立了党、政、群工作。我们在苏中近海海域开展游击战争，发展渔业、盐业生产，建设后方基地，还从海上沟通了同山东根据地、苏北根据地、上海地下党和浙东纵队的联系。

　　一九四一年敌我作战频繁，从一月至十一月，全师共作战三百三十四次，毙伤敌伪军官兵五千三百人，俘虏敌伪军官兵三干八百九十人。如果加上十二月份的战绩，数字还要大一些。三仓以及周围的一仓、二仓经过反复争夺，被夷为一片平地，但敌人始终未能在那里安下据点，更谈不上修筑至潘家(金敝)的公路了。敌伪占据了几乎全部城镇，控制了主要水陆交通线，安设了大小据点三百四十多处，以据点和交通线为脉络，控制了据点附近和交通干线两侧的大部分农村，在这些地区建立了伪政权和各种伪组织。苏中根据地缩小了。但是我党我军在不断胜利的斗争中赢得了时间，推迟了不少地区伪化的进程，限制了伪化的区域，保持了回旋余地较大、相对稳定的基本地区，各分区也都保持有相对·稳定的中心区和广阔的游击区，还不断深入敌占区活动，开展游击战争，袭扰、打击敌伪，宣传与组织群众。苏中抗日根据地仍控制全区土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七，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并在接敌的边缘区逐步建立起敷衍日伪而主要为我们服务的“两面性政权”。党的建设有了新的发展，全区有中共党员九千六百二十人，支部一千零一个，区委一百二十二个，县委十二个和县分委四个。更为重要的是，在严酷的战争中，全区军民经受了锻炼，结下了鱼水相依的深厚感情。到了这时，可以说我们已经为长期坚持苏中抗日报据地奠定了基础，由此开始了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全面建设时期。

　　积极的斗争方针，不是盲目硬拼，而是依据敌我形势所进行的有计划有目的主动行动。当时和后来都有人对我们这一段所采取的斗争方针不够理解，甚至有所怀疑。殊不知苏中是敌我必争之地，如果在敌人严重进攻面前，不采取积极的斗争方针，敌人就会迅速分割、封锁、压缩我解放区，实现伪化。而我们则会地区日蹙，军民情绪低落，作战丧失主动，进而被逼化整为零，转入地下，苏中就会成为游击区，而不能建成基本根据地，更谈不上对华中全局作出应有贡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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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武装斗争，坚持原地斗争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以苏、英、美、中为首的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终于从组织上形成。世界形势的这一变化，对中国抗战是十分有利的。但是，中国敌后战场仍然处于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苏中最困难的时期比全国还要长一些。，这是因为日本侵略军为支持其太平洋战争，更加紧了对大江南北的控制与掠夺；而国民党蒋介石又加紧了反共行动。于是苏中敌后日、伪、顽、我之间的矛盾出现了一些变化。伪军唯恐被驱使到南洋当炮灰，普遍离心，寻找后路；日本侵略军加强对伪军的控制和改编；国民党蒋介石也加紧对伪军的拉拢利用。由此引起了日伪、日顽之间矛盾激化。国民党增派力量重返苏中，建立反共基点，顽固派和我方之间的矛盾也再度激化了。但是，日我之间的矛盾仍然是主要的矛盾，我们要准备对付日寇更凶狠、更残暴、更毒辣的进攻。

　　党中央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就对时局的估计、今后的方针任务，对全党、全军、各敌后根据地颁发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后来概括称为“十大政策”。华中局于一九四二年春召开了扩大会议，根据中央指示，结合华中情况，制定了“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加强与聚集力量，以便在适当时机反攻敌人，争取全国抗战的最后胜利与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的总方针、总任务，并且提出了加强对敌斗争，加强军事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的具体任务。

　　一九四二年四月，我们在海门县的海复镇，召开了苏中军政党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了华中局扩大会议精神，讨论布置了今后斗争和工作任务，提出了：“一面巩固，一面发展”的方针，既要坚持原地斗争，粉碎敌人的一切进攻；又要积蓄与加强力量，准备和迎接反攻。

　　一九四二年初，敌我争夺重点已由第二分区的三仓向南推移到了第四分区的启(东)海(门)区。为掩护启海区根据地建设，一月间我进击并收复三阳，又乘胜扩大战果，攻击二厂、久隆，两度击退敌人的进攻，前后战斗共达半个月之久。

日寇连续遭我打击，兵力又不足，为达到巩固点和面的控制，再次变换手法，运用交通政策，加紧修筑公路，加强各据点之联络，提高转运能力，减少各据点守兵，适时集中更多兵力机动作战，并在战术上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筑，推进一段，巩固一段。我们也适时地改变战法，以民兵和广大群众对敌人进行纠缠破坏，主力则选择适当时机歼灭其掩护部队，并乘隙袭击据点，尽一切可能保持和巩固现有的地区。据不完全统计，全区以袭击战、交通破击战为主，三个月中战斗一百六十八次，先后攻克三阳、白蒲等二—十余据点。我军虽火力不足，但仍能选择适当时机，采取突然袭击动作，猛扑一路或攻其一点，获得胜利。三阳战斗，争取了一个团的伪军反正；一仓战斗，歼灭伪军二百余人，迫使敌人放弃了占领企图；陆家庄战斗，伪军王杜山部被全歼；悦来镇战斗，伪旅长徐承德毙命；金沙战斗，打击了最顽固的伪军头目张圣伯，歼伪军百余。敌人为分割我第三、第四分区，打通如黄公路、启诲公路的计划，在我严重打击下，推迟了数月，公路建成后也经常不能全线通车。各分区还多次进行由地方武装掩护，广大民兵群众参加的全面破击战，使日伪在维护公路和运输过程中受到的损失难以计数。

　　与此同时，我军组织精干部队、短枪队，挺进到敌人据点后面及江边地带，袭击其腹背，迫使敌人不敢把大量兵力用到第一线，甚至小分队也不敢单独离开据点活动。

　　我们还开展了改造地形的伟大群众运动。苏中大部为水网、半水网地区，相当一部分地区非舟揖不通。敌伪“扫荡”这些地区使用汽轮，每条河流都是他们的水上公路，行动比我们木船迅速得多，在“敌进我退”情况下，我们难以摆脱敌人的追击，如我们上岸转移，条条河流都成为我们运动的障碍，加之水田中间的田埂狭窄，沿着田埂转移，往往遭受敌人的火力杀伤。而在“敌退我追”情况时，木船又赶不上汽轮，难以歼敌。但群众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他们发明了在河流上构筑明坝、暗坝、交通坝、限塞坝，我们的木船吃水浅，船底平，从坝上一拖而过，畅行无阻；敌伪的汽轮吃水深，拖不过坝，若舍汽轮上岸，条条河流又成为他们难以逾越的障碍。同时，我们改造桥梁，变大桥为小桥、固定桥为活动桥；改造道路，改大路为小路、直路为弯路。此外为沟通兴化地区向东台以东地区的粮食运输线和节省部队转运开进的体力消耗，我们发动群众开了许多“小运河”，将台南、台北地区的很多河流连接起来。我们还在建湖镇西南的射阳湖上，修筑了一条由东南向西北长达十余公里的大堤，沟通了第一、第二分区的陆路交通。在改造地形的同时，大力加强了部队水上作战训练。可以说我们已经较好地掌握水网地区打游击战的规律了。

　　这些实践说明，对于战争中的地形条件，应该辩证地去看。水网地形其实是既有利又有弊，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加强对地形的改造，加强部队的适应性训练，就可以变对我不利为有利，变对敌有利为不利。

　　为了支持长期战争，改善部队的武器装备，补充弹药，我们在一九四二年三月成立了军工部，在设备、物资；技术极为缺乏、落后的条件下，想了好多办法，除通过伪军关系花钱购买子弹外，因陋就简建设起小型、流动的修械所、兵工厂，修理枪械，翻造子弹。我们派出采购人员秘密进入上海，在上海地下党的大力帮助下，购买了无缝钢管、其它钢材、铸铁等物资，自行制造手榴弹、枪榴弹、地雷、迫击炮弹等，还能小量制造迫击炮。在敌情严重时，我们把修械所、兵工厂放在海船上，在海上继续生产。

　　一九四二年初，正当我们与日寇顽强斗争之际，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派遣忠义救国军二干余人，由苏南北渡侵入我第三分区的靖江、泰兴一带，对我第三分区进行破坏，并且勾结伪军为其掩护，企图打通与曹甸地区的韩德勤部和溱潼东北地区的张星炳部的联系，在苏中建立反共基点。我集中第三分区的主力及第四分区的第八团给以打击。国民党军与伪军的公开勾结，引起日寇的很大顾虑，激化了日顽之间的矛盾。日军发起了对“忠救军”的进攻。“忠救军”在伪军掩护下逃回苏南。

　　一九四二年六月，日寇鉴于对我苏中根据地进行的全面“扫荡”、分区“扫荡”、乘虚跃进、交通政策等都没有收到效果，再次变换方针，吸取华北铁壁合围和苏南“清乡”的经验、开始对我苏中地区进行“清剿”(又称“机动清乡”)。在政治上，对上层士绅采取争取政策，对乡保长则拢络与威胁并用，对我基本群众和抗日军人家属先胁迫其为日寇办事，不从的则格杀勿论。在经济上，设立统制委员会，统制一切物资，加强对我封锁，在一些重要地区实行“三光政策”。在军事上，实行水陆封锁，然后分进合击一点或多路重围一区，并且如梳蓖一样，反复进行，搜捕我工作人员，寻歼我地方和主力部队。苏中斗争形势进一步严酷起来。

　　面对这一形势，我们认真进行了分析，认为敌人的主要战术手段是分进合击、多路合围，这些都需要高度协同，但日本侵略军深入我根据地作战，等于瞎子、聋子，无法准确侦察和判断我们的行动，又受地形、交通方面的限制，以及沿途遭我民兵、游击队的打击，很难达成合击；而且敌调集机动兵力在一个地区“清剿”，势必造成其他地区的空虚，便于我军其他地区游击战争的开展。至于敌人的残暴，只能激起我军民百倍的复仇怒火。我们决心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并且加强敌占区、接敌区工作和敌伪军工作，打破敌人的“清剿”。

　　日寇于六月十二日开始对策四分区海门、启东地区进行第一期“清剿”；七月上旬对第三分区靖江、泰兴地区进行第二期“清剿”；九月末十月初对第一分区江都、高邮、宝应地区进行第三期“清剿”。我们指示各分区紧密配合，在敌“清剿”区内以地方武装配合民兵就地坚持，与敌纠缠，不断予以袭扰，捕杀敌特、汉奸。主力部队适时跳到“清剿”区外，进行机动作战，特别是向敌人后方和敌人的弱点进攻。于是，各分区的攻势作战此伏彼起，互相策应，互相支援，数月中先后进行的较大战斗有石港攻坚战、海门袭击战、如西反击战、二窎歼灭战等。在南通二窎镇南的夏(谢)家渡战斗中，我第三旅第七团一举歼灭日军保田大队长以下一百一十名，迫使“清剿”第四分区之敌仓皇收兵。我第三分区的如西县，在敌伪转移兵力对第一分区进行第三期“清剿”时，发动了万余群众围困西河弯伪军据点，不久又组织二万余群众围困水洞口，一万余群众封锁加力市。我们还实行秘密斗争与公开斗争相结合的方针，开辟和加强了边区、敌占区和敌伪军工作。到十一月，敌人的“清剿”即被基本打破了。

　　这一时期，随着斗争形势变化，我们对几个方针性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第一，关于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问题。当时苏中党政军各级都是分开领导的，为加强统一，协调各方，苏中区设立军政党委员会为最高领导机构。各分区(地区)也设有军政党委员会。党政军配合总的说来是好的，但仍不免有些缺憾。为适应今后形势，我于七月十九日发电，向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建议，苏中区从上至下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

　　第二，关于改善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问题。苏中军区成立以来，我们一手抓建立和发展地方武装、民兵自卫队，实行主力地方化；一手抓主力部队的发展，相对集结主力，进行机动作战和整训，已经形成了主力部队、地方武装、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但是，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主力部队长期频繁作战，消耗过大，缺少整训，不利于今后的大发展；二是地方武装数量虽已超过主力，但较多用于执行警备任务，较少用于进击敌人。还不能独立担负起坚持原地斗争的任务；三是苏中今后除第二分区北部可能稍趋缓和外，其余地区特别第三、第四分区将更趋紧张，回旋余地更加狭窄，部队过于拥挤，容易遭受损失。我在七月十九日的同一个电报中，建议抽出一部分主力团，选择较安定的地区进行整训。坚持原地斗争的任务，由留下的部队承担，或将留下的主力团与地方团合并后承担。

　　我对上述两个问题的意见，得到丕显、文蔚、叶飞、期光诸同志的原则同意。

　　七月二十九日，军部复电原则同意，对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指出暂宜慎重；对改善武装体制，提出了具体意见。此后又经过反复酝酿，到一九四二年九月经华中局和军部批准，对全师(军区)部队进行统一整编，各旅保留一个主力团(即第一、第四、第七、第五十二团)，并予以充实加强，其余主力团实行地方化，与各县团合并，成为地方团的骨干力量。经过这次整编，使军区有主力在手，随时可以对重要方向实施突击，而各分区、各县也都有较强的武装作为机动兵力，配合区游击队和民兵，担负坚持原地斗争的任务。主力军得到了轮流作战、轮流整训的条件，地方军则大为加强，并在斗争中逐步成长，上升为新的主力。而大量半脱产和不脱产的民兵，成为群众性抗日游击战争的伟大力量和不断补充壮大我军的源泉。实践证明，这次的整编是成功的。同年十二月，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经华中局、新四军军部批准，撤销了各级军政党委员会，建立了统一领导的各级党委，作为党政军民的最高领导机构，从而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苏中区党委内我任书记，陈丕显任副书记。第—地委书记兼第一分区政委韦一平，第二地委书记兼第二分区政委陈时夫；第三地委书记兼第三分区政委叶飞；第四地委书记兼第四分区政委吉洛；兴东泰地委书记黄逸峰。

　　第三，鉴于敌情的严重，一九四二年七月，华中局、军部曾几次来电，指出新的斗争形势，要求有新的方针以适应，主要内容是：

　　一、苏中斗争是长期的、南浦襄吉是长期的对手，你们至少准备苦斗一年到二年，一切取决于熬得过，撑持得住，只要能保持骨干，即是极大胜利。

　　二、苏中工作应以领导武装斗争、建立敌伪军工作、组织领导革命两面派、领导民兵为中心，其它任务均应围绕此一中心去进行。

　　三、全线大的突击作战，不可能改变敌人的部署，而小型武装进袭与群众交通破坏战，则可起积极作用，一团兵力左右的突击，亦须要打几次以振奋人心，全军全师的全线出击则不甚适宜。

　　对华中局、军部的指示，我们认真地作了研究，认为指示是要求我们对敌情作充分的估计，对形势作最坏的打算；给予苏中区的任务是留有余地的。我回顾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当时的条件比现在困难得多，我们熬过来了，撑持住了。当前敌我力量的对比，敌人虽有相当的优势，但我们并不是绝对的劣势，我们在社会基础、群众基础上更有强大的优势。苏中抗日根据地是能够长期坚持、并且能够对全局作出较大的贡献的。关键是既要防止对敌情缺乏清醒的估计，不顾实际地盲目硬挤；更要防止在严重形势下看不到有利因素，丧失坚持原地斗争助信心，消极地化整为零。为此我们提出了“坚持武装斗争，坚持原地斗争”的方针，确定以武装斗争为主，进一步处理好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的关系。在作战指导上，我们认为对付敌人的“清剿”和“清乡”，的确比对付“扫荡”更因难，但是敌人兵力不足，不可能在苏中全区同时进行“清剿”或“清乡”，使我们有可能选择敌人的弱点和后方予以突击，迫使敌人推迟或局部更改部署。我们要求区别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基本区、中心区、游击区和边缘区、敌占区，“清剿”、“清乡”区和非“清剿”、“清乡”区)，力求把敌人进攻的重点压缩到更小的范围内，以利于全局的发展。由于我们解决了上述几个方针性问题，对艰苦坚持原地斗争和以后的大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

　　这一年还有一件大事，是第一、第六师合并。苏南反“清乡”斗争开始后，一九四一年八月，第六师师部及所属第十八旅陆续北撤到苏中第一分区。苏中第一分区的地理位置很重要，一九四○年我军北渡长江后即在江都开展工作，黄桥决战后，又派人进入高邮、宝应两县，苏中区党委成立后，派惠浴宇等同志去开辟、建设汀(都)高(邮)宝(应)地区。第十八旅到达后，决定由第十八旅经营第一分区，把这里作为恢复和发展苏南的出发地和后方基地。一九四二年三月正式成立苏中第一分区、苏中第一行政专员公署、中共苏中第一地委。一九四二年三月十六日中央军委决定第六师番号不变，统一由第一师指挥，谭震林同志任第一师政委。但是，谭震林同志未曾到职，后调军部另有任用。这时，苏南的丹(阳)北地区和澄(江阴)(无)锡虞(常熟)，苏(州)常(熟)太(仓)地区也已划归苏中区党委领导，以后在长江以南、京沪铁路以北分别成立中共苏中第五地委（地委书记金柯）和中共苏中第六地委（地委书记钱敏）。一九四二年苏中部队统一整编，为加强苏南工作，经华中局、军部决定于十二月派第一师第二旅旅长王必成率第二旅第四团、教导队及盐城、兴化警卫团各一部共二千人渡江南下，在溧阳地区与第六师之第十六旅会师，合编成一个旅，番号仍用第十六旅。旅长王必成，政委江渭清；一九四二年十月，中央军委命令第一、第六两师领导机关对内合并，由我任师长兼政委。

　　综观一九四二年，日伪军对苏中根据地的“扫荡”，四五百人的小“扫荡”平均每周一次，千人以上的较大“扫荡”平均每半个月一次。从开始反“清剿”的六月到十一月中旬，日寇增设据点四十九处，使苏中区放伪据点增加到三百三十九处，增修公路一十九条，全长四百五十公里。我苏中根据地又有所缩小，部分游击区变成敌占区，部分中心区变成游击区。但是，全区仍然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基本区，保持着相当数量的主力部队，各分区仍然保持着一定范围的中心区和广大的游击区，各县武装坚持在县境内进行斗争。同时边区、敌占区工作和敌伪军工作有了很大开展。经过全面建设，根据地更加巩固、各项工作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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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一九四三年是在紧张的气氛中开始的。日寇在泰兴、如皋、东台、海安一带增调兵力，有举行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模样，随即又有敌三个师团将增调苏北的传闻。一九四二年冬反“清剿”胜利后形势一度相对稳定，现在又突然转为紧张了。我们为应付最严重的局面，雷厉风行地抓紧进行在一九四二年十月即已开始的精兵简政工作，并准备为主力兵团另行择地整训，一时引起部分干部和群众的不安。区党委认为主要是宣传上有片面性。在一九四二年十月下旬召开的“南坎会议”上，传达了“今年(一九四二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的政治口号，当时过多地强调了反攻的形势和准备反攻的力量，忽视了对今后艰苦斗争的宣传。现在弯子一下子转这么大，自然要引起群众思想上的波动。于是，我们立即坦率地说明前一段对形势的宣传不够全而，在指出大好形势的同时，强调指出一九四三年是苏中抗日斗争最尖锐、最艰苦的时期，也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号召全体军民坚定最后胜利的信心，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早日到来。不到半个月，干部、群众的情绪稳定了，全体军民投人到新的以反“清乡”为重点的斗争之中。

　　早在一九四一年初，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部就确定了以长江下游为起点，逐次推行“清乡”的方案；汪精卫伪国民政府也将其定为国策。同年三月成立了“清乡”委员会，汪逆自任委员长，伪江苏省主席、国民党特务头子李土群任秘书长。从一九四一年七月起，先后对我苏南抗日根据地的苏常太、澄锡虞地区，进行了首次“清乡”。我苏南区党委、第六师经过一段艰苦奋战，转为执行合法斗争、隐蔽坚持的方针，原活动于该区的第六师第十八旅奉命撤出苏南，进入苏中第一分区。汪逆便大肆吹嘘所谓“胜利”，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一日制定了《民国三十二年度上半年清乡工作训令》，确定在苏南继续推行“清乡”，在浙东进行“清乡”试验，而将“清乡”重点放在我苏中根据地，并首先选择临江濒诲、易于分割封锁、对日伪威胁最大的我第四分区，作为“苏北第一期‘清乡’实验区”。划定天生港、丁埝之线以东，丁埝、马塘、南坎之线以南，东至黄海，南至长江为“清乡”区范围。除调集伪第三十二、第三十三、第三十四师外，日军还从苏南抽调了参加过对苏南“清乡”的第六十一师团的四个大队和部分宪兵，以及大批“清乡”警察、特工和伪军行政人员，进驻“清乡”区内各集镇和重要村庄。沿“清乡”区边沿，日伪军构筑了长达一百七十五公里的竹篱笆封锁圈，每隔一定距离构筑碉堡、了望哨，派兵驻守。封锁了长江岸边大小口岸，仅留少数孔道，派兵把守。占领了沿海集镇，封锁了海上与陆上交通。日伪计划用六个月时间完成“清乡”，妄图在“清乡”区内彻底消灭我党我军，肃清一切抗日势力和“敌对分子”，建立起彻底的伪化统治。

　　日寇对第四分区的“消乡”，原计划于一九四三年三月一日开始。我们为打乱其部署，鼓舞群众斗争情绪，决定先发制人。我师部特务团主力于二月二十三日一举攻克如皋县曹家埠伪军据点，第三旅及第四分区主力又乘伪军调防之机，攻入金沙、余东、三阳、悦来、小洋口等十多处据点，还进抵长江边，掩护群众烧毁了日伪用以封锁“清乡”区的大批毛竹，这使敌人把“清乡”计划推迟了一个月，到四月一日才开始。

　　区党委把领导工作的重点放在制定方针政策和组织实施上，首先是制定反“清乡”斗争方针。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确定反“清乡”斗争的总方针是必须坚持原地斗争。苏南反“清乡”执行的是合法斗争、隐蔽坚持的方针。我们依据华中局、军部的总方针，对比苏南的情况，从苏中实际出发、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认为我们如果也和苏南采取同样的方针，将使日寇得以基本上实现在第四分区的伪化，并必然将“清乡”依次扩展到苏中全区。苏中是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前哨阵地，如果不能保持，则敌我斗争的第一线势必向北推移到盐阜、淮南、淮北诸地区、对全局显然不利。因此，我们制定了“以公开武装斗争为主，达到坚持原地斗争目的”的方针。我们认为，苏中是具有执行这一方针的条件的：第一，第四分区的地理状况虽临江濒海，水网交织，交通便捷，与苏南大致相同，但是它背靠大块根据地，有苏中全区作支援。第二，苏中有坚强的武装力量，有在平原水网地区同敌伪开展游击战争的丰富经验，可以在军事斗争中取胜。第三，苏中抗日根据地是在同敌人反复激烈斗争中坚持、巩固起来的，全区人民和各级组织经受过锻炼和考验，并且已经取得了一九四二年反“清剿”斗争的经验。第四，苏中区领导已经为应付最坏形势的到来，在领导体制、斗争方针、组织形式、作战指导、物资储备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全区领导处于有备的状态。当然，我们也充分估计到斗争的长期性和极端尖锐、极端艰苦、极端残酷；苏中全区，首先是第四分区必需为之作出最大的牺牲，但是这种牺牲是光荣的、值得的。这一方针得到华中局的批准。

　　确定了斗争方针，我们又在坚定的原则基础上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制定和和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

　　以公开武装斗争为主，充分发挥主力部队的骨干作用和三结合武装体制的威力。一九四二年我们已经完成了整编计划，第三旅除第七团外，其余各团均编入第四分区地方团，这些地方团已成为分区的主力。此外，第三旅又抽出二千余人，转化为区游击队及民兵骨干，以强化民兵的军政素质。在“清乡”区内，我们决定以区队、民兵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为主，以武工队对敌伪进行重点打击为辅。主力部队实行“以进为进”的方针，撤至“清乡”区外围，随时抓住敌人的弱点，机动地给予打击，或抓住有利的时机，由外向里，在封锁线上打开缺口，突入“清乡”区内，攻克据点，掩护和配合群众斗争，尔后又迅速撤出；还组织一批武工队进入“清乡”区，同地方武装、民兵一起作战，并有计划地轮换长期在“清乡”区内坚持斗争的地方武装、民兵，把他们撤到“清乡”区外休整、补充。这样形成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波澜壮阔的人民游击战争。

　　以武装斗争为后盾，更有效地开展其它各种形式的斗争。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相结合，军事斗争与经济、政治、文化斗争相结合，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内线与外线相结合，使反“清乡”斗争成为一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总体斗争。

　　进—步加强和扩大统一战线工作。充分发挥我们在社会基础上的强大优势，尽量团结、争取、利用一切力量以集中打击敌伪“清乡”势力，使反“清乡”斗争成为各个阶层、各种力量的最广泛的斗争。

　　强调“清乡”区与非“清乡”区在斗争方针上的区别。敌人在“清乡”区是要打破在我统治下的现状，而在非“清乡”区，却因兵力不足，有意无意地维持现状，以达到分区“清乡”的目的。所以，我们要求非“清乡”区必须给敌人以主动的打击，造成敌人顾此失彼的窘境，以减轻敌对“清乡”区的压力，使苏中区的斗争以反“清乡”为重点，各分区紧密配合，相互支援。

我们充分估计到反“清乡”斗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始终注意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对群众性斗争不提过高的不能达到的要求，以免遭致不应有的损失，挫伤群众的积极性。例如，我曾提过每个乡、每个支部每月捕杀一个敌人的号召，后来成为群众的实际行动，有的乡与乡、支部与支部还开展了竞赛。我们提醒各级领导，组织成千成万的民兵围攻据点，是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人民武装斗争方式，不能作为经常的战术，那样是危险的。我们还不断地由其它地区给予“清乡”区人民以救济、支援，帮助他们渡过灾难，重建家园。

　　我们力求正确地判断和把握形势，防止片面性。一九四三年十月，敌在为期六个月的第一期“清乡”失败后，紧接着搞“延期清乡”，采取高压手段，推行“三光”政策，形势更加严酷，一些地区群众情绪一度低落，斗争陷入被动。我分析这种情况后认为，这是长期斗争中的疲劳现象，而不是退潮，应适时地加强宣传，并采用各种更巧妙的斗争手段，更复杂的斗争方式，继续作更分散、更艰苦的顽强斗争。我们规定在敌情特别严重的地区，实行公开的武装斗争与合法、秘密的斗争相结合，在一定时期内以合法、秘密的斗争为主，并规定这一转变，应由上一级党委适时地予以掌握和批准。

　　为掌握反“清乡”斗争的第一手材料，及时总结反“清乡”斗争经验，也为了提高司令部机关军事指挥水平，我从师直属队选派中层领导干部和骨干组织武工队，轮流进入“清乡”区参加斗争。

　　加强敌伪军工作。我们重新研究了对敌伪军工作的政策。当时苏中地区的伪军已有旧派和新派的区别。旧派是原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中的投降部队和地方上的妥协势力，这一派仍残存有民族意识和地方观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同日寇的矛盾增加了。新派则是由日汪扶持起来的力量，以日本买办和特工为主，代表人物是伪苏北清乡主任公署主任兼伪保安司令张北生。他们是日寇“对华新政策”的坚决执行者。我们利用旧派，打击新派；利用旧派又不使其完全胜利，打击新派又不使其完全失败，使两派力量互相对消。对于参加“清乡”的伪方基层人员，初期采取群众性的锄奸斗争，继而采取瓦解争取为主的政策，达到逐步掌握伪基层政权。

　　对于敌军，我们分析：敌南浦旅团是我们的老对手，几年来在我苏中军民不断打击下，累计伤亡消耗了五千人，经不断补充，仍剩下三千七百余人，南浦本人因此受到上级责备，并一度拟将该旅他调，经南浦本人申辩才没有被调走，后来增调第六十一师团四个大队到苏中“清乡”，却不属他指挥，引起他的不满。对南浦我们一直注意斗争策略，一九四二年即指出，对南浦之打击应适可而止，以抑留他在苏中单独与我纠缠。这时我们进一步利用敌人的矛盾，着重打击主持“清乡”的敌第六十一师团，适当给南浦一点面子，使他采取消极态度。

　　上述这些政策和措施，在反“清乡”斗争中发挥了强大的威力，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清乡”区内的游击战争真正达到了全民参战的程度。游击战的战术技术发展到空前的水平。特别是经常性的游击战和围绕中心任务的斗争紧密结合，交织进行，势不可档。

　　反封锁斗争。敌人把封锁视为“清乡”的法宝之一。反“清乡”斗争开始后，我们提出“不让敌人打篱笆”的号召，一场破击战迅速开展起来。群众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办法，如将固定篱笆的木桩拔起套上绳索，然后将篱笆成片拉倒；在篱笆上套上油箍，放火焚烧。开始是小规模的分别破拆，后来发展到几个乡、几个区的联合行动。在苏中区党委统一部署下，一九四三年六月十七日和七月一日，第三、第四分区同时发动封锁线两侧群众大破击，仅七月一日夜，四万多群众和民兵，在主力部队、地方武装掩护下，在各级干部带领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在一百多公里的封锁线上进行大破击。他们锯倒电杆，收缴电线，挖毁公路，火烧篱笆。绵延上百公里，看不到头的冲天火光，僻僻拍拍的竹子爆炸声，斗志高昂的人群呐喊声，显示了群众游击战争的无比威力。日伪军吓得躲在碉堡里一动也不敢动，眼睁睁地看着苦心经营的竹篱笆被毁坏殆尽。

　　锄奸斗争。敌人以特工作为“清乡”的急先锋，他们是日伪的耳目、爪牙，肆意残害我干部群众的创子手。四月一日，我们以苏中第四专署名义颁布了《反“清乡”期间紧急治罪条例》，规定对“国人皆日可杀”的汉奸、特务就地处以极刑，并把执行权授予区级以上政府和民众团体。早在敌“清乡”前，我们即已从军队和公安部门抽调了一批政治坚定、机智果敢、有作战经验的同志，配备短枪，组成精悍的武工队(原称政治保安队，群众称之为短枪队)，其主要任务是深入据点，镇压日伪“清乡”的重要人员，后来成为群众性游击战争的骨干。反“清乡”斗争开始后，锄奸活动随即开始。武工队英勇机智、神出鬼没。民兵和群众在武工队带动下，采取盯梢、诱捕、“扎棕子”、“包馄饨”、“背娘舅”、“老鹰捉鸡”等各种办法捕杀汉奸、特务。仅四、五两月全区不完全统计，共处决特务、汉奸二百七十四人。苏南调来的“清乡”队员，被我捕杀半数。敌人原拟续调苏中的两个“清乡”大队，未敢再来。许多伪“清乡”人员请长假、开小差或躲在南通城里不敢上任。使敌伪失去了耳目、手足。

　　反保甲斗争。日伪从“清乡”开始即加紧编查保甲，先是和平编查，遭到群众的反抗。到政治“清乡”阶段便推行强制编查，调集大量日伪军，将某一个地区包围起来，把群众拉到一起，强制编查，对反抗者血腥镇压。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六日晚，日军在南通县十总店一次即活埋我群众五十三人。为击破敌人阴谋，各地党组织动员身份已经公开的党员、干部和民兵、青壮年临时转移，留下老弱去敷衍。同时布置秘密监视哨，及时发现并处置内奸、特务。区队、民兵则在封锁困边沿袭扰日伪。日伪一撤离，干部立即返回原地慰问、抚恤、救济受难群众，继续领导斗争。在靠近日伪据点的地方，则控制两面派乡保长，慢编、乱编、假编；“编好”后又动员群众把门户牌烧掉，然后到据点报告说是新四军来烧掉的。到九月中旬，日伪强制编查保甲被迫陷于停顿。全区撕掉门户牌七万多张、毁户口册五万多页，惩处杀伤伪保甲指导员等五十三人。

反抽壮丁斗争。在残酷的“高度清乡”时期，敌人作垂死挣扎，加紧掠夺我人力资源，实施强行抽壮丁和编组自卫团。我们针锋相对，开展了反抽训壮丁的斗争，办法是采取拖、糊、抗、反等各种手段敷衍搪塞，捣乱破坏；对少数为日伪卖力抓丁的伪力人员，则坚决予以镇压。日伪编组自卫团的计划大部落空。

　　类似的斗争还有反维持、反自首、反伪捐等。财经战线、文教战线的斗争也不断深入。对“两面派”的工作、敌占区的工作、对敌伪人员的工作，都有了加强与发展。

　　活动在“清乡”圈外的主力部队，积极寻机歼敌，沉重打击敌伪。我第一师第三旅仅一九四三年四、五两个月进行的主要战斗，就达四十二次，先后袭击或攻克金沙、余东、六甲、悦来镇、麒麟镇、岔河、凤凰桥等据点，平毁碉堡一百零八座。一九四三年九月，第三旅主力一部在如皋县地方武装配合下，强攻丰利镇据点，摧毁伪警察局和伪区公所。攻下碉堡五座，击毙伪教导旅团长及伪警察局长等四十余名。

　　分区主力部队在“清乡”圈内和边缘地带艰苦奋战，与群众斗争紧相呼应，打击日伪。如一九四三年九月，南通县警卫团两个连，在白蒲以西李家桥附近痛击下乡强拉民夫的日伪军，经过白刃格斗，毙伤日伪军二十余名，俘日军一名。同年十一月，该团一部设伏于石港附近，袭击日军山本机动“清剿”队，当场将山本击毙，打死打伤日军十余人。

　　在多种形式的斗争中，我还要讲一讲汤景延、顾复生、沈仲彝同志和他们领导的通海自卫团、崇明警卫团(后两团合并，称通海自卫团)所作的斗争。通海自卫团是通海地区的地力部队，当时还是灰色面貌。团长汤景延，中共特别党员、副团长沈仲彝，中共党员。一九四三年初，华中局、新四军军部鉴于苏南反“清乡”的严重形势和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在即，决定利用汤景延同志的特定社会关系，打入伪军内部，进驻通如海启的“清乡”重点区，以配合反“清乡”斗争。为加强领导，又派中共党员顾复生同志任该团政委(未公开)。汤景延、顾复生、沈仲彝同志接受党的任务后，领导全团在极其复杂、艰险的环境中，英勇机智，进行着一场特殊的战斗。他们控制沿江港口，确保我苏中与江南的交通联系；购买、运输军需物资；掩护我党政军干部过往；搜集日伪重要情报；秘密处决日伪特务。他们对配合反“清乡”斗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一九四三年九月，汤景延等同志奉命率部暴动，进袭日伪军据点，杀死了一些日伪军，扩充了部队，胜利归来，编为新四军苏中“联抗”第二团，和兄弟部队共同作战。汤景延同志后来受党的分配，到上海浦东、浦西地区开辟武装斗争，不幸受伤被捕，英勇就义。

　　从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开始，经过了六个月的反“第一期清乡”(“军事清乡”、‘政治清乡”)和三个月的反“延期清乡”，又经过反“高度清乡”，仅四月至十二月的九个月中，第四分区党政军民共作战二千一百余次，毙伤敌伪军、镇压“清乡”人员二干四百余名，并争取了一千七百余名伪军、伪人员向我自首投诚。我军民也村出了巨大的代价，据不完全统计，群众死难上万人；县、区、乡干部牺牲一百零四人；部队指战员伤亡近千人。许多军民受到日寇灭绝入性的残害，如活埋、剥皮、“点肉灯”、“吞火龙”，“腌咸肉”，“灌肚肺”、戳钢针、上电刑等等，但他们坚贞不屈，表现了中华儿女的伟大气节。一些开明地主、爱国土绅也不顾身家性命，英勇地投入斗争，有些献出了自己和亲人的生命。

　　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到一九四四年二月，敌人在我顽强斗争下累遭惨重损失，兵力更加不足，土气更加低落，不得不把以武装镇压、破坏、残杀为主的“高度清乡”，改为以政治伪化为主。我们终于度过了最严重的困难局面，坚持了第四分区原有阵地，并且还有新的发展。

　　苏中第四分区的反“清乡”斗争，是在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的领导下进行的。具体领导的是苏中第四地委和第四分区，他们身临其境，在斗争中创造了丰富的经验。承担最大牺牲、作出最大贡献的，是在第四分区坚持斗争的广大军民。整个苏中地区的党政军民对第四分区反“清乡”斗争进行了全力的支援和配合。第四分区的反“清乡”斗争还得到苏南地区的支援，并经海上得到了山东、苏北、上海、浙东等兄弟地区的支援。苏中第四分区反“清乡”斗争，是一场以我们的胜利宣告结束的可歌可泣的悲壮激烈的人民斗争，已载入我党我军的史册。

　　在这黎明前的黑暗的时期，与第四分区反“清乡”斗争交错进行的是全区的全面反“扫荡”。一九四一年三次大“扫荡”之后，敌人因兵力不足，又在我不断杀伤、不断消耗下，仅能对我进行分区“扫荡”或季节性“扫荡”。一九四三年春，敌人兵力突增一倍以上，在对我四分区“清乡”的同时，又对我苏中展开了全面“扫荡”。我则进行全面反“扫荡”。

　　一九四三年一月，我在全师直属队干部会上提出了五项政治号召：一切为了坚持原地斗争，反对退却逃跑；一切为了胜利，反对盲目硬拼；一切为了革命利益，反对个人打算；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要做困难时的英雄；巩固党内外团结，拥护党的绝对领导。号召全体军民迎接更全面、更复杂、更残酷的斗争，并夺取胜利。鉴于这时苏中抗日根据地已进入巩固时期，地方武装已能够独立坚持原地斗争，而敌人“扫荡”规模更为扩大，为避免不必要损失和不失时机地准备反攻，苏中主力部队于五月移至兴化、盐城地区。七月，进一步提出今后的反“扫荡”斗争应以群众性的游击战为主，充分发挥民兵的作用；同时要求一切部队部应加强战斗准备，以便能把握主动，在有利条件下打击敌人。

　　这一年敌人的“扫荡”，以春秋两季在第二分区进行的两次规模为最大。其中秋季大“扫荡”敌人出动了七八千兵力，还配合伪军四五千人，企图消灭我军主力。

　　我苏中军民奋起反“扫荡”。民兵广泛运用游击战术，“扫荡”前积极破路、打坝、拆桥、藏粮、埋雷……反“扫荡”开始后主动袭击敌伪并配合主力作战。我主力部队和地方兵团选择适当时间、地点机动作战，袭击日伪后方和薄弱据点。敌人的每次“扫荡”都以失败告终，消灭我军主力的企图更化为泡影。

　　一年来，我主力部队和地方兵团同敌人作战六百二十四次，毙伤敌一万五千零五十四人，俘虏一万一千九百四十九人，缴获步马枪三万零九百一十四支，轻重机枪二百九十四挺，掷弹筒六十二个，炮六十四门。民兵自卫队共与敌伪作战二千八百五十五次，毙伤俘敌伪四千一百零五人，缴获长短枪五百九十六支，机枪四挺，掷弹筒五个。反伪化斗争也获得巨大的成就，仅第一、第三分区七个县的反伪化斗争，便动员了七十万以上群众参加。

　　一九四三年是苏中抗日根据地敌情最严重、斗争最艰苦的一年。全区军民英勇无畏，顽强奋战，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终于获得了反“扫荡”、反“清乡”的双胜利。黎明的曙光已经在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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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重心的再次转移

　　一九四四年初，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阵营胜利的形势更加明朗。苏军已基本将德军逐出国境。英美的陆海空军，正向打击德军最有利的方向集中。欧洲各国反法西斯的第三条战线日益发展。在太平洋战场，美军加强了反攻。在中国敌后战场，我解放区军民不断地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日本侵略军正在作最后挣扎。我党中央号召解放区军民抓紧时机，发展和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壮大人民革命力量，高度警惕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准备在任何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

　　这时苏中的形势是这样：日寇阴谋在对我第四分区进行“高度清乡”的同时，对我第一、第三分区进行“扩展清乡”，对第二分区进行“强化屯垦”，但是已无更多的兵力可调，只能依靠抽集现有力量，而且老兵成份越来越少，土气越来越低落。而我苏中抗日根据地经过艰苦奋斗，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和提高，到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底，全区敌人控制的地方仅及百分之十六多一点；敌占区的人口仅及百分之十五多一点。全区县以上早已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区一级政府一股都经过局部改选，半数以上的乡有了共产党的支部和群众组织，基层群众优势已经基本确立，并开始进行以乡政权为重点的基层政权改造。地方武装已能独立担负打击、歼灭日伪，坚持原地斗争的任务，主力部队随时可以用于机动作战。苏中区党委及时提出了“更顽强地坚持原地斗争和更有效地准备反攻力量”的方针。

　　积蓄力量，准备反攻，一直是苏中领导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使在苏中斗争形势最严峻时也没放弃过，并一直注意为反攻做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物质上的准备。现在敌人正在作垂死挣扎，战争进行到了转折关头，作为战区的指挥员，必须正确估致形势，把握时机，积极主动地推进形势的发展。设若判断失误，轻率从事或优柔寡断，都会对全局造成不利的影响。为此，我开始把领导重心由以坚持为主转为发展为主。

　　苏中抗日斗争形势的转折，是从车桥战役开始的。组织发起车桥战役，我有一个较长的酝酿和形成过程。日伪对第四分区“清乡”后，除师直属队和第二分区的机关、部队要在东台南北地区活动外，第三、第四分区的主力团有时也需要转移到第二分区休整，或待机配合第四分区作战，因此，很觉得地区狭窄，部队拥挤，而大批干部亟待整风，也缺少一个较为安定的环境。

　　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三日，我奉命去军部驻地(黄花塘)参加整风会议和汇报工作，便带少数参谋、测绘人员和一个连，有意识地选择路线，对沿途地形、敌情进行实地调查。去时由台南穿过通榆公路、串场河，经兴化地区南下到江都真武庙，从昭关坝伪军据点中通过扬推公路，偷渡运河，泛舟邵伯湖，在扬州城北十五余公里邵伯湖南岸的黄珏桥上岸，越过杨(州)天(长)公路，到达黄花塘军部。九月返回苏中时，由天长之龙岗乘船过高邮湖北上，经黎城(金湖县)过淮河，到平桥、径口两据点间登岸，然后夜渡运河，越过封锁线，乘船过建湖、兴化间的水网地区，再越过通榆路回到台南地区。我们穿行了车桥、曹甸据点附近以及许多边沿区、接敌区和敌占区，往返行程五百余公里，沿途察看地形、了解敌情，同干部、群众交谈。在临泽以北的团寨，又与第十八旅旅长兼第一分区司令刘先胜探讨了这个地区的特点和军事地位。我注意到淮安、阜宁、宝应三县边界的淮宝地区，是我新四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师的结合部，也是敌人两支部队的结合部。这里原是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所在地，是韩德勤在苏北苦心经营的反共基地。一九四三年韩顽弃守后为敌伪所占。敌人以车桥为中心，建有十余处据点。我们也跟进开辟工作，一年来已在安丰、曹甸、泾河镇一线以南，打下了政权工作和群众工作的初步基础，其余地区伪化仍深。我设想，如果我们集中兵力拔除车桥、泾口等据点，在这里打开局面，敌两支部队都会因为是自己的边沿地区而互相推诿、观望，配合作战也不会协调。而我方得手后就可以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地区，可以把领导机关移驻于此，集中干部开展整风运动，集中主力进行整训，还可以就近加强对第十八旅工作的指导。特别是可以打通苏北、苏中、淮北、淮南四个地区之间的战略联系。这样就形成了在淮宝地区发起以夺取车桥、泾口为目标的攻势作战的设想。在这一地域发起攻势作战，会不会刺激敌人，引起对我新四军大规模报复行动？这是需要考虑的。为此，战役发起时机应该审慎待机。到了一九四四年二月苏中区党委召开第五届扩大会议时，我在全面分析了形势后，认为日军已是穷途末路，在我发起攻势作战后，难以对我进行人规模报复“扫荡”，即便有些小动作，在我有所准备的情况下，影响也不会大。我便向与会的几位领导同志提出发起车桥战役的建议，得到了他们的一致同意，随即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具体研究制定作战方案。

　　当时提出三个作战方案分析比较：一是由东向西，先攻泾口后攻车桥；二是车桥、泾口同时攻击；三是先攻车桥，后取泾口。经过分析比较，择优选取了第三方案。因为执行第一方案，虽背靠第三师地区，便于我军运动和开进，但不久前我攻击泾口末克，敌伪防备甚严，而且即使攻下泾口，还需再攻车桥，付出代价较大。第二方案，不仅兵力分散，而且如一处攻击不得手便会陷于被动，甚至使整个战役失利。第三方案的优点是明显的，首先，打下车桥后，敌人可能放弃一大片地区，我们可以得到最有利的战役效果；其次，车桥处敌中心地区，是敌人的心脏，工事坚固又有日军驻守，敌人自以为安全，而敌人认为安全的地方，正是我最容易得手的地方，这是战争的辩证法，我们可以采取掏心战术，隐蔽接敌，突然进攻，必能收出奇制胜之效；再则车桥周围的地形也较有利于我。为此决定选择第三方案。

　　车桥座落在涧河(又名菊花沟)两岸，东西二华里，南北一华里半，问道上有五座桥梁，俯瞅全镇，形如“车”字，足以得名。敌伪占领后，驻扎着日军一个小队，约四十余人，伪军一个大队，约五百余人，他们加高围墙，拓宽外壕，架设铁丝网，修建了五十三座碉堡，构成了绵密的交*火力网。以车桥为中心，在外围还有十几个坚固据点相拱卫。车桥地处中心，来援方向比较多，但敌两个师团部的驻地徐州、扬州，距车桥都比较远，估计不一定来援，其主要增援方向可能来自淮安。为此，我们决定调集主力第一、第七、第五十二团和苏中军区教导团及第四分区特务团等共五个多团的兵力，采取攻坚打援并举的方针，决心不惜牺牲，坚决攻占车桥；同时歼灭敌人的增援部队，各阻击部队坚决保障两天两晚之战斗警戒任务。顺便说一句，有的同志把这次的作战方针表述为“攻坚打援并举，以打援为主”，这不太确切。打援的部队虽然多一些，但我们的目的是攻取车桥，解放这一片地区。在此以前，我们对日寇打的都是游击战，这次集中五个团的兵力，还有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对日寇举行这样规模的攻势作战，在苏中抗日游击战争中是没有前例的。所以我们狠抓了战役前的准备，特别重视协同作战的准备。第一，对敌情的判断，对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情况，作了审慎周密的预案和计划；对我方部队集中的时间、地点、开进路线、攻击时间作了精密的计算和要求，以减少战时协同的困难。第二，统一了弹药、器材、粮秣、野战医疗、运输等后方勤务工作，还根据我们所拟采用的战术手段，特制了一批攻坚器材，如连环云梯、单梯三角钩、爬城钩、麻绳、煤油、棉花、竹竿、土坦克、炸药、烟幕弹、沙包，还准备了火箭、灯笼、电话等通讥联络工具。第三，动员群众支援前线，征集大批船工和船只，组织群众双及时配合战时勤务，战后平毁敌人据点工事。第四、战前对部队进行编组，将互相较为了解、战斗作风特长相仿的部队，临时编成一个建制，共编为三个纵队、一个总预备队，适当调整了组织与干部。第五，在战役发起前十余天，即由师部和各主攻部队派出得力干部，进入车桥和芦家滩伏击阵地作实地侦察。并依据实地情况，进行战前训练。

　　政治动员工作做得很充分，召开了各种形式的动员会，颁布了战时奖惩条例，组织了突击队、突击组，互相提出战斗竞赛。

　　在组织指挥上，师前方司令部与一分区司令部暂时合并，组成野战司令部。我和副师长叶飞也作了分工，叶飞负责战场指挥，我掌握全局。

战役于一九四四年三月五日晨一时五十分发起，首先进攻车桥据点。我军利用夜暗从敌外围据点之间直插车桥，以隐蔽迅猛动作，从四面八方越过外壕，架起云梯，爬上围墙，很快攻占了围墙上的所有碉堡并迅速攻入镇内，分割包围各敌伪驻地。我军的突然攻击，使敌完全被动。经激烈战斗，于当日中午全部歼灭了镇内的一个伪军大队。接着对日本驻守的土圩及碉堡开展攻击，经一天一夜的战斗，日军一个小队大部被歼，残敌固守挣扎，我展开了政治攻势。五日下午，淮阴、准安、涟水等地日军(华北派遣军第六十五师团第七十二旅团山泽大队)，纠合伪军共七百余，分批在淮安集结，乘汽车向车桥增援。当第一批援敌进入我韩庄、芦家滩伏击阵地时，我军突然猛烈开火，迫敌进入我预设的地雷阵地，炸死了一批敌人，接着第二、第三批援敌亦进入韩庄与第一批残敌会合。当晚，敌向我阻击阵地进犯。我军从敌侧背奋勇出击，与敌白刃格斗。敌伤亡惨重，向韩庄东北突围，在芦苇荡边被我切成三段，大部就歼。七日，车桥残敌狼狈逃窜，战役胜利结束。我军共歼山泽大佐以下日军四百六十余人，其中生俘山本一三中尉以下二十四人，歼伪军五百余人，攻克车桥据点，摧毁碉堡五十余座，并缴获九二式步兵炮一门及大批武器弹药，我军乘胜扩大战果，至十三日，共收复曹甸、泾口、塔儿头等敌伪据点十二处，使推安、宝应以东纵横五十余公里的地区全部解放。

　　车桥战役发起前，我运用声东击西的手法，在东台三仓地区举行了牵制作战。当时敌军对我计划一无所知，仍在致力于“清乡”和“扫荡”。三月三日，我获悉日军百余人、伪军千余人增至安丰，有向东“扫荡”模样；南面海安之敌一部进至李堡，有向我台南地区“扫荡”之可能。我们遂将师直机关分为前后梯队，由管文蔚同志率后梯队北移，跳出“扫荡”圈；我车前梯队向南经三仓、三十总到薛家套，故意迎击“扫荡”之敌与其纠缠。三月四日，李堡、安丰、潘家(金敝)各路之敌，以一仓河、吴家桥为目标分进合击。我们于夜间从敌人空隙中由薛家套安全转移到五总。敌合击扑空后继续分路追寻。我又安全转移到兰路址。三月五日使晨，车桥战役打响后，敌即仓皇后撤，并放弃了潘家(金敝)据点。南线的作战行动麻痹了敌人，加强了车桥战役发起的突然性。

　　车桥战役得到我兄弟部队第三师的积极支持。在战役前，我们即同三师沟通了情报联系。战役进行中，第三师一部攻克涟水、车桥间的朱圩子据点，歼灭伪军三百余人，对车桥战役的胜利起到积极的配合作用。

　　车桥战役的捷报传到延安，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新四军收复车桥的消息，赞扬这是“以雄厚兵力”打的一个“大歼灭战”。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祝贺这一胜利的社论。在延安的陈毅军长也发来了嘉奖电。车桥战役后敌人未敢进行大的报复行动。一个月后，苏中区党委、苏中行政公署、苏中军区移驻车桥附近宝应县的固津一带，党校移到了固津附近的林溪镇。我们集中四个主力团在淮宝地区整训，为后来我军向苏浙战略机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车桥战役以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战役形态，以机动突击、单刀直入、分别包围、各个击破、秘密接近、迅速猛扑等战术手段，偷袭与强攻、进攻与阻击、分途开进与协同攻击、步兵单独作战和步炮联合作战、主战场与牵制战场、主力与人民武装等多种作战方式以及周密细致、机智果敢的组织指挥而展现光彩。我军指挥员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一百八十五位同志光荣负伤，五十三位同志光荣献身。日本反战同盟苏中支部松野觉同志参加火线喊话，英勇牺牲。

　　车桥战役以后，我对全区斗争方针又作了一次考虑。当时日伪对四分区的“清乡”已转为以政治伪化为主，同时准备对第一、第三分区进行“扩展清乡”、对第二分区进行“强化屯垦”。面对这一情况，我认为敌人已无多大兵力增调苏中，我们对敌人的“扩展清乡”、“强化屯垦”应采取打破的方针。至于第四分区的反“清乡”，则仍提“坚持反清乡”，不提“粉碎反清乡”，因为过早地提“粉碎”容易引起轻敌和急躁，导致敌人的报复，使群众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同时，这时我们的领导重心，已经转向准备反攻，第四分区形势如再度紧张，对全局会有干扰。

　　六月中旬，苏中区党委根据形势的发展，指出反据点斗争是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要用一切办法来达到反据点斗争的胜利，使敌人被逼放弃小据点，集中到大据点，并使大据点一个个处于孤立局面。

　　于是苏中全区展开了对日伪的攻势作战。早在五月，苏中主力特务四团已攻克南通、如皋两县交界的童家甸据点；东南警卫团攻克竖河镇据点；各县警卫团、区队、民兵攻克日伪据点二十八处，歼灭日伪近千人。六月二十三日，第三旅第七团在如皋中部耙齿凌附近与日伪军五百余人打了一个遭遇战，经三个多小时激战，击毙日军中队长加藤大尉以下日伪军二百余人，活捉日军小队长以下十四名，伪军二百余人。六月二十七日，我主力第七团与特务四团，在三千余民兵配合下，攻克“清乡”区封锁线上的日伪军重要据点南坎镇，把“清乡”区打开一个大缺口。此仗日军十二人、伪军一个连被全歼，驻掘港日军中队长丹木率部增援，被我阻击，丹木以下十余人毙命。七月中句，活跃在吕四、环港一带的海防团以奇袭手段，缴获日军运输艇两艘，活捉日军九名。七月中旬，第三分区主力一部与如西独立团攻占石庄，俘伪军一百五十多人。区队、民兵收复新市、新生港、吕家窑、田家铺、张黄港、新坝等日伪据点，攻克长江中的永安沙。第二分区于七月中攻克兴化南的戴家窑，俘伪军营长以下一百八十多名，强攻西团伪“屯垦”警备第一纵队第五大队，击毙伪军三十余人，俘二百四十六入，平毁了十三座碉堡，接着又收复谢家庄、洪家垛、河口、墩头、湖北庄、万来庄、朱家舍等日伪据点。

　　我第四分区军民在“清乡”区内发起了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六七月间，南通、海门、如皋各地地方武装、民兵和群众五万余人，发动了为时二十多天的大破击战，破坏公路七百余公里，炸毁桥梁五十余座，攻占八总店、鲍家坝、三余、北新桥等一批日伪据点。九月再次组织大规模攻势，历时四十五天。夏秋两季攻势，前后攻克、逼退日伪据点六十余处。到了一九四四年十月，不仅恢复了“清乡”以来被日伪占领的地区，而且使根据地有所扩大。

　　至此，第四分区军民经过一年零七个月的艰苦斗争，终于取得了反“清乡”斗争的决定性胜利。而日伪的“扩展清乡”、“强化屯垦”宣告破产。一九四四年初设立的伪“苏北屯垦总署”，也于十一月一日被迫宣布取消。实践证明，我们对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因而能不失时机地对敌人展开攻势作战，而车桥战役则成为苏中抗日根据地对日伪进行局部反攻的起点。

　　一九四四年秋，党中央为了发展东南各省的抗日斗争和准备战略反攻，并为在抗日战争结束后迎击国民党的反共内战预作准备，重申了发展东南的战略方针，我奉命担负向苏浙皖边区发展的任务。多年为之奋斗，一刻没有忘怀的这一宿愿终于实现了。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中旬，我率苏中主力三个团由车桥地区出发，渡江南下，暂时告别了苏中父老。

　　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苏中抗日根据地是在同敌人艰苦顽强的斗争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苏中人民是经过战争烈火考验的，因而是最坚强的。回忆这一段历史，我觉得这是一条最宝贵的经验。

向苏浙敌后发展，是我军向东南发展任务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党中央在抗日战争后期，为迎接战略反攻形势到来作出的战略决策。

　　我们在执行向苏浙敌后发展任务的过程中，遭到国民党顽固派一而再、再而三的拦截和进攻，被迫奋起自卫。从一九四五年二月到六月，在浙西天目山地区，主要是孝丰(今安台县丰城镇)地区，我军进行了三次大规模自卫反击作战，沉重地打击了顽军。尤其是第三次作战，歼灭了向我进攻的顽军精锐主力。这三次作战统称为天目山战役或孝丰战役。

　　当时抗日战争已经胜利在望，胜利果实归谁所有？胜利后国家前途和人民命运将怎样？已经日益尖锐地提到全国人民的面前。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一直处心积虑地限制、削弱人民革命力量，随时准备消灭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抗战爆发以来多次制造反共磨擦，现在眼看日寇败局已定，为了独吞胜利果实，并在胜利后对全国继续其法西斯反动统治，就更迫不及待地指令国民党第三战区悍然向我发动进攻，妄图一举歼灭我在江南和浙西的新四军主力，为其以后发动至大规模内战作准备。

　　我们对于在向苏浙敌后发展中将会受到顽固派的严重阻挠是早有预料和作了准备的。为了全力迅速向敌后进军，我们总是力求避免同顽军纠缠和正面冲突。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想避免也避免不了。发动内战是顽固派的既定方针，我们只能针锋相对坚决斗争。因此，我们向敌后进军时不能不随时准备对顽军的进攻实行自卫反击。面对顽军的进攻，我们只有取得自卫反击作战胜利，才能够继续挺进敌后，打击日伪，发动群众，扩大和建立新的解放区。

　　天目山战役是我在抗日战争中所经历的激烈和艰苦的重要战役之一，也是我华中部分主力锻炼成长的重要战役之一，正是通过天目山战役的胜利实践，使我们提早实现了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战略转变，为后来蒋介石对我们全面大打时做了思想上和战略战术上的准备。 (责任编辑：韩玉芳)

第八章 苏中抗日战争

第八章苏中抗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