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苏中抗日战争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一九四三年是在紧张的气氛中开始的。日寇在泰兴、如皋、东台、海安一带增调兵力，有举行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模样，随即又有敌三个师团将增调苏北的传闻。一九四二年冬反“清剿”胜利后形势一度相对稳定，现在又突然转为紧张了。我们为应付最严重的局面，雷厉风行地抓紧进行在一九四二年十月即已开始的精兵简政工作，并准备为主力兵团另行择地整训，一时引起部分干部和群众的不安。区党委认为主要是宣传上有片面性。在一九四二年十月下旬召开的“南坎会议”上，传达了“今年(一九四二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的政治口号，当时过多地强调了反攻的形势和准备反攻的力量，忽视了对今后艰苦斗争的宣传。现在弯子一下子转这么大，自然要引起群众思想上的波动。于是，我们立即坦率地说明前一段对形势的宣传不够全而，在指出大好形势的同时，强调指出一九四三年是苏中抗日斗争最尖锐、最艰苦的时期，也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号召全体军民坚定最后胜利的信心，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早日到来。不到半个月，干部、群众的情绪稳定了，全体军民投人到新的以反“清乡”为重点的斗争之中。

　　早在一九四一年初，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部就确定了以长江下游为起点，逐次推行“清乡”的方案；汪精卫伪国民政府也将其定为国策。同年三月成立了“清乡”委员会，汪逆自任委员长，伪江苏省主席、国民党特务头子李土群任秘书长。从一九四一年七月起，先后对我苏南抗日根据地的苏常太、澄锡虞地区，进行了首次“清乡”。我苏南区党委、第六师经过一段艰苦奋战，转为执行合法斗争、隐蔽坚持的方针，原活动于该区的第六师第十八旅奉命撤出苏南，进入苏中第一分区。汪逆便大肆吹嘘所谓“胜利”，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一日制定了《民国三十二年度上半年清乡工作训令》，确定在苏南继续推行“清乡”，在浙东进行“清乡”试验，而将“清乡”重点放在我苏中根据地，并首先选择临江濒诲、易于分割封锁、对日伪威胁最大的我第四分区，作为“苏北第一期‘清乡’实验区”。划定天生港、丁埝之线以东，丁埝、马塘、南坎之线以南，东至黄海，南至长江为“清乡”区范围。除调集伪第三十二、第三十三、第三十四师外，日军还从苏南抽调了参加过对苏南“清乡”的第六十一师团的四个大队和部分宪兵，以及大批“清乡”警察、特工和伪军行政人员，进驻“清乡”区内各集镇和重要村庄。沿“清乡”区边沿，日伪军构筑了长达一百七十五公里的竹篱笆封锁圈，每隔一定距离构筑碉堡、了望哨，派兵驻守。封锁了长江岸边大小口岸，仅留少数孔道，派兵把守。占领了沿海集镇，封锁了海上与陆上交通。日伪计划用六个月时间完成“清乡”，妄图在“清乡”区内彻底消灭我党我军，肃清一切抗日势力和“敌对分子”，建立起彻底的伪化统治。

　　日寇对第四分区的“消乡”，原计划于一九四三年三月一日开始。我们为打乱其部署，鼓舞群众斗争情绪，决定先发制人。我师部特务团主力于二月二十三日一举攻克如皋县曹家埠伪军据点，第三旅及第四分区主力又乘伪军调防之机，攻入金沙、余东、三阳、悦来、小洋口等十多处据点，还进抵长江边，掩护群众烧毁了日伪用以封锁“清乡”区的大批毛竹，这使敌人把“清乡”计划推迟了一个月，到四月一日才开始。

　　区党委把领导工作的重点放在制定方针政策和组织实施上，首先是制定反“清乡”斗争方针。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确定反“清乡”斗争的总方针是必须坚持原地斗争。苏南反“清乡”执行的是合法斗争、隐蔽坚持的方针。我们依据华中局、军部的总方针，对比苏南的情况，从苏中实际出发、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认为我们如果也和苏南采取同样的方针，将使日寇得以基本上实现在第四分区的伪化，并必然将“清乡”依次扩展到苏中全区。苏中是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前哨阵地，如果不能保持，则敌我斗争的第一线势必向北推移到盐阜、淮南、淮北诸地区、对全局显然不利。因此，我们制定了“以公开武装斗争为主，达到坚持原地斗争目的”的方针。我们认为，苏中是具有执行这一方针的条件的：第一，第四分区的地理状况虽临江濒海，水网交织，交通便捷，与苏南大致相同，但是它背靠大块根据地，有苏中全区作支援。第二，苏中有坚强的武装力量，有在平原水网地区同敌伪开展游击战争的丰富经验，可以在军事斗争中取胜。第三，苏中抗日根据地是在同敌人反复激烈斗争中坚持、巩固起来的，全区人民和各级组织经受过锻炼和考验，并且已经取得了一九四二年反“清剿”斗争的经验。第四，苏中区领导已经为应付最坏形势的到来，在领导体制、斗争方针、组织形式、作战指导、物资储备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全区领导处于有备的状态。当然，我们也充分估计到斗争的长期性和极端尖锐、极端艰苦、极端残酷；苏中全区，首先是第四分区必需为之作出最大的牺牲，但是这种牺牲是光荣的、值得的。这一方针得到华中局的批准。

　　确定了斗争方针，我们又在坚定的原则基础上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制定和和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

　　以公开武装斗争为主，充分发挥主力部队的骨干作用和三结合武装体制的威力。一九四二年我们已经完成了整编计划，第三旅除第七团外，其余各团均编入第四分区地方团，这些地方团已成为分区的主力。此外，第三旅又抽出二千余人，转化为区游击队及民兵骨干，以强化民兵的军政素质。在“清乡”区内，我们决定以区队、民兵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为主，以武工队对敌伪进行重点打击为辅。主力部队实行“以进为进”的方针，撤至“清乡”区外围，随时抓住敌人的弱点，机动地给予打击，或抓住有利的时机，由外向里，在封锁线上打开缺口，突入“清乡”区内，攻克据点，掩护和配合群众斗争，尔后又迅速撤出；还组织一批武工队进入“清乡”区，同地方武装、民兵一起作战，并有计划地轮换长期在“清乡”区内坚持斗争的地方武装、民兵，把他们撤到“清乡”区外休整、补充。这样形成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波澜壮阔的人民游击战争。

　　以武装斗争为后盾，更有效地开展其它各种形式的斗争。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相结合，军事斗争与经济、政治、文化斗争相结合，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内线与外线相结合，使反“清乡”斗争成为一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总体斗争。

　　进—步加强和扩大统一战线工作。充分发挥我们在社会基础上的强大优势，尽量团结、争取、利用一切力量以集中打击敌伪“清乡”势力，使反“清乡”斗争成为各个阶层、各种力量的最广泛的斗争。

　　强调“清乡”区与非“清乡”区在斗争方针上的区别。敌人在“清乡”区是要打破在我统治下的现状，而在非“清乡”区，却因兵力不足，有意无意地维持现状，以达到分区“清乡”的目的。所以，我们要求非“清乡”区必须给敌人以主动的打击，造成敌人顾此失彼的窘境，以减轻敌对“清乡”区的压力，使苏中区的斗争以反“清乡”为重点，各分区紧密配合，相互支援。

我们充分估计到反“清乡”斗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始终注意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对群众性斗争不提过高的不能达到的要求，以免遭致不应有的损失，挫伤群众的积极性。例如，我曾提过每个乡、每个支部每月捕杀一个敌人的号召，后来成为群众的实际行动，有的乡与乡、支部与支部还开展了竞赛。我们提醒各级领导，组织成千成万的民兵围攻据点，是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人民武装斗争方式，不能作为经常的战术，那样是危险的。我们还不断地由其它地区给予“清乡”区人民以救济、支援，帮助他们渡过灾难，重建家园。

　　我们力求正确地判断和把握形势，防止片面性。一九四三年十月，敌在为期六个月的第一期“清乡”失败后，紧接着搞“延期清乡”，采取高压手段，推行“三光”政策，形势更加严酷，一些地区群众情绪一度低落，斗争陷入被动。我分析这种情况后认为，这是长期斗争中的疲劳现象，而不是退潮，应适时地加强宣传，并采用各种更巧妙的斗争手段，更复杂的斗争方式，继续作更分散、更艰苦的顽强斗争。我们规定在敌情特别严重的地区，实行公开的武装斗争与合法、秘密的斗争相结合，在一定时期内以合法、秘密的斗争为主，并规定这一转变，应由上一级党委适时地予以掌握和批准。

　　为掌握反“清乡”斗争的第一手材料，及时总结反“清乡”斗争经验，也为了提高司令部机关军事指挥水平，我从师直属队选派中层领导干部和骨干组织武工队，轮流进入“清乡”区参加斗争。

　　加强敌伪军工作。我们重新研究了对敌伪军工作的政策。当时苏中地区的伪军已有旧派和新派的区别。旧派是原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中的投降部队和地方上的妥协势力，这一派仍残存有民族意识和地方观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同日寇的矛盾增加了。新派则是由日汪扶持起来的力量，以日本买办和特工为主，代表人物是伪苏北清乡主任公署主任兼伪保安司令张北生。他们是日寇“对华新政策”的坚决执行者。我们利用旧派，打击新派；利用旧派又不使其完全胜利，打击新派又不使其完全失败，使两派力量互相对消。对于参加“清乡”的伪方基层人员，初期采取群众性的锄奸斗争，继而采取瓦解争取为主的政策，达到逐步掌握伪基层政权。

　　对于敌军，我们分析：敌南浦旅团是我们的老对手，几年来在我苏中军民不断打击下，累计伤亡消耗了五千人，经不断补充，仍剩下三千七百余人，南浦本人因此受到上级责备，并一度拟将该旅他调，经南浦本人申辩才没有被调走，后来增调第六十一师团四个大队到苏中“清乡”，却不属他指挥，引起他的不满。对南浦我们一直注意斗争策略，一九四二年即指出，对南浦之打击应适可而止，以抑留他在苏中单独与我纠缠。这时我们进一步利用敌人的矛盾，着重打击主持“清乡”的敌第六十一师团，适当给南浦一点面子，使他采取消极态度。

　　上述这些政策和措施，在反“清乡”斗争中发挥了强大的威力，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清乡”区内的游击战争真正达到了全民参战的程度。游击战的战术技术发展到空前的水平。特别是经常性的游击战和围绕中心任务的斗争紧密结合，交织进行，势不可档。

　　反封锁斗争。敌人把封锁视为“清乡”的法宝之一。反“清乡”斗争开始后，我们提出“不让敌人打篱笆”的号召，一场破击战迅速开展起来。群众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办法，如将固定篱笆的木桩拔起套上绳索，然后将篱笆成片拉倒；在篱笆上套上油箍，放火焚烧。开始是小规模的分别破拆，后来发展到几个乡、几个区的联合行动。在苏中区党委统一部署下，一九四三年六月十七日和七月一日，第三、第四分区同时发动封锁线两侧群众大破击，仅七月一日夜，四万多群众和民兵，在主力部队、地方武装掩护下，在各级干部带领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在一百多公里的封锁线上进行大破击。他们锯倒电杆，收缴电线，挖毁公路，火烧篱笆。绵延上百公里，看不到头的冲天火光，僻僻拍拍的竹子爆炸声，斗志高昂的人群呐喊声，显示了群众游击战争的无比威力。日伪军吓得躲在碉堡里一动也不敢动，眼睁睁地看着苦心经营的竹篱笆被毁坏殆尽。

　　锄奸斗争。敌人以特工作为“清乡”的急先锋，他们是日伪的耳目、爪牙，肆意残害我干部群众的创子手。四月一日，我们以苏中第四专署名义颁布了《反“清乡”期间紧急治罪条例》，规定对“国人皆日可杀”的汉奸、特务就地处以极刑，并把执行权授予区级以上政府和民众团体。早在敌“清乡”前，我们即已从军队和公安部门抽调了一批政治坚定、机智果敢、有作战经验的同志，配备短枪，组成精悍的武工队(原称政治保安队，群众称之为短枪队)，其主要任务是深入据点，镇压日伪“清乡”的重要人员，后来成为群众性游击战争的骨干。反“清乡”斗争开始后，锄奸活动随即开始。武工队英勇机智、神出鬼没。民兵和群众在武工队带动下，采取盯梢、诱捕、“扎棕子”、“包馄饨”、“背娘舅”、“老鹰捉鸡”等各种办法捕杀汉奸、特务。仅四、五两月全区不完全统计，共处决特务、汉奸二百七十四人。苏南调来的“清乡”队员，被我捕杀半数。敌人原拟续调苏中的两个“清乡”大队，未敢再来。许多伪“清乡”人员请长假、开小差或躲在南通城里不敢上任。使敌伪失去了耳目、手足。

　　反保甲斗争。日伪从“清乡”开始即加紧编查保甲，先是和平编查，遭到群众的反抗。到政治“清乡”阶段便推行强制编查，调集大量日伪军，将某一个地区包围起来，把群众拉到一起，强制编查，对反抗者血腥镇压。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六日晚，日军在南通县十总店一次即活埋我群众五十三人。为击破敌人阴谋，各地党组织动员身份已经公开的党员、干部和民兵、青壮年临时转移，留下老弱去敷衍。同时布置秘密监视哨，及时发现并处置内奸、特务。区队、民兵则在封锁困边沿袭扰日伪。日伪一撤离，干部立即返回原地慰问、抚恤、救济受难群众，继续领导斗争。在靠近日伪据点的地方，则控制两面派乡保长，慢编、乱编、假编；“编好”后又动员群众把门户牌烧掉，然后到据点报告说是新四军来烧掉的。到九月中旬，日伪强制编查保甲被迫陷于停顿。全区撕掉门户牌七万多张、毁户口册五万多页，惩处杀伤伪保甲指导员等五十三人。

反抽壮丁斗争。在残酷的“高度清乡”时期，敌人作垂死挣扎，加紧掠夺我人力资源，实施强行抽壮丁和编组自卫团。我们针锋相对，开展了反抽训壮丁的斗争，办法是采取拖、糊、抗、反等各种手段敷衍搪塞，捣乱破坏；对少数为日伪卖力抓丁的伪力人员，则坚决予以镇压。日伪编组自卫团的计划大部落空。

　　类似的斗争还有反维持、反自首、反伪捐等。财经战线、文教战线的斗争也不断深入。对“两面派”的工作、敌占区的工作、对敌伪人员的工作，都有了加强与发展。

　　活动在“清乡”圈外的主力部队，积极寻机歼敌，沉重打击敌伪。我第一师第三旅仅一九四三年四、五两个月进行的主要战斗，就达四十二次，先后袭击或攻克金沙、余东、六甲、悦来镇、麒麟镇、岔河、凤凰桥等据点，平毁碉堡一百零八座。一九四三年九月，第三旅主力一部在如皋县地方武装配合下，强攻丰利镇据点，摧毁伪警察局和伪区公所。攻下碉堡五座，击毙伪教导旅团长及伪警察局长等四十余名。

　　分区主力部队在“清乡”圈内和边缘地带艰苦奋战，与群众斗争紧相呼应，打击日伪。如一九四三年九月，南通县警卫团两个连，在白蒲以西李家桥附近痛击下乡强拉民夫的日伪军，经过白刃格斗，毙伤日伪军二十余名，俘日军一名。同年十一月，该团一部设伏于石港附近，袭击日军山本机动“清剿”队，当场将山本击毙，打死打伤日军十余人。

　　在多种形式的斗争中，我还要讲一讲汤景延、顾复生、沈仲彝同志和他们领导的通海自卫团、崇明警卫团(后两团合并，称通海自卫团)所作的斗争。通海自卫团是通海地区的地力部队，当时还是灰色面貌。团长汤景延，中共特别党员、副团长沈仲彝，中共党员。一九四三年初，华中局、新四军军部鉴于苏南反“清乡”的严重形势和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在即，决定利用汤景延同志的特定社会关系，打入伪军内部，进驻通如海启的“清乡”重点区，以配合反“清乡”斗争。为加强领导，又派中共党员顾复生同志任该团政委(未公开)。汤景延、顾复生、沈仲彝同志接受党的任务后，领导全团在极其复杂、艰险的环境中，英勇机智，进行着一场特殊的战斗。他们控制沿江港口，确保我苏中与江南的交通联系；购买、运输军需物资；掩护我党政军干部过往；搜集日伪重要情报；秘密处决日伪特务。他们对配合反“清乡”斗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一九四三年九月，汤景延等同志奉命率部暴动，进袭日伪军据点，杀死了一些日伪军，扩充了部队，胜利归来，编为新四军苏中“联抗”第二团，和兄弟部队共同作战。汤景延同志后来受党的分配，到上海浦东、浦西地区开辟武装斗争，不幸受伤被捕，英勇就义。

　　从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开始，经过了六个月的反“第一期清乡”(“军事清乡”、‘政治清乡”)和三个月的反“延期清乡”，又经过反“高度清乡”，仅四月至十二月的九个月中，第四分区党政军民共作战二千一百余次，毙伤敌伪军、镇压“清乡”人员二干四百余名，并争取了一千七百余名伪军、伪人员向我自首投诚。我军民也村出了巨大的代价，据不完全统计，群众死难上万人；县、区、乡干部牺牲一百零四人；部队指战员伤亡近千人。许多军民受到日寇灭绝入性的残害，如活埋、剥皮、“点肉灯”、“吞火龙”，“腌咸肉”，“灌肚肺”、戳钢针、上电刑等等，但他们坚贞不屈，表现了中华儿女的伟大气节。一些开明地主、爱国土绅也不顾身家性命，英勇地投入斗争，有些献出了自己和亲人的生命。

　　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到一九四四年二月，敌人在我顽强斗争下累遭惨重损失，兵力更加不足，土气更加低落，不得不把以武装镇压、破坏、残杀为主的“高度清乡”，改为以政治伪化为主。我们终于度过了最严重的困难局面，坚持了第四分区原有阵地，并且还有新的发展。

　　苏中第四分区的反“清乡”斗争，是在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的领导下进行的。具体领导的是苏中第四地委和第四分区，他们身临其境，在斗争中创造了丰富的经验。承担最大牺牲、作出最大贡献的，是在第四分区坚持斗争的广大军民。整个苏中地区的党政军民对第四分区反“清乡”斗争进行了全力的支援和配合。第四分区的反“清乡”斗争还得到苏南地区的支援，并经海上得到了山东、苏北、上海、浙东等兄弟地区的支援。苏中第四分区反“清乡”斗争，是一场以我们的胜利宣告结束的可歌可泣的悲壮激烈的人民斗争，已载入我党我军的史册。

　　在这黎明前的黑暗的时期，与第四分区反“清乡”斗争交错进行的是全区的全面反“扫荡”。一九四一年三次大“扫荡”之后，敌人因兵力不足，又在我不断杀伤、不断消耗下，仅能对我进行分区“扫荡”或季节性“扫荡”。一九四三年春，敌人兵力突增一倍以上，在对我四分区“清乡”的同时，又对我苏中展开了全面“扫荡”。我则进行全面反“扫荡”。

　　一九四三年一月，我在全师直属队干部会上提出了五项政治号召：一切为了坚持原地斗争，反对退却逃跑；一切为了胜利，反对盲目硬拼；一切为了革命利益，反对个人打算；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要做困难时的英雄；巩固党内外团结，拥护党的绝对领导。号召全体军民迎接更全面、更复杂、更残酷的斗争，并夺取胜利。鉴于这时苏中抗日根据地已进入巩固时期，地方武装已能够独立坚持原地斗争，而敌人“扫荡”规模更为扩大，为避免不必要损失和不失时机地准备反攻，苏中主力部队于五月移至兴化、盐城地区。七月，进一步提出今后的反“扫荡”斗争应以群众性的游击战为主，充分发挥民兵的作用；同时要求一切部队部应加强战斗准备，以便能把握主动，在有利条件下打击敌人。

　　这一年敌人的“扫荡”，以春秋两季在第二分区进行的两次规模为最大。其中秋季大“扫荡”敌人出动了七八千兵力，还配合伪军四五千人，企图消灭我军主力。

　　我苏中军民奋起反“扫荡”。民兵广泛运用游击战术，“扫荡”前积极破路、打坝、拆桥、藏粮、埋雷……反“扫荡”开始后主动袭击敌伪并配合主力作战。我主力部队和地方兵团选择适当时间、地点机动作战，袭击日伪后方和薄弱据点。敌人的每次“扫荡”都以失败告终，消灭我军主力的企图更化为泡影。

　　一年来，我主力部队和地方兵团同敌人作战六百二十四次，毙伤敌一万五千零五十四人，俘虏一万一千九百四十九人，缴获步马枪三万零九百一十四支，轻重机枪二百九十四挺，掷弹筒六十二个，炮六十四门。民兵自卫队共与敌伪作战二千八百五十五次，毙伤俘敌伪四千一百零五人，缴获长短枪五百九十六支，机枪四挺，掷弹筒五个。反伪化斗争也获得巨大的成就，仅第一、第三分区七个县的反伪化斗争，便动员了七十万以上群众参加。

　　一九四三年是苏中抗日根据地敌情最严重、斗争最艰苦的一年。全区军民英勇无畏，顽强奋战，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终于获得了反“扫荡”、反“清乡”的双胜利。黎明的曙光已经在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