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军功章

70年代初，我考入山西省电力学校，第一次远离家乡去省城上学。对太原的了解还是从小在父亲给我讲他解放太原的故事里听到的。

学校地处太原东山脚下，校周的居民区还隐约耸立着一些没有拆除的碉堡。这些残留的碉堡形态各异，依山势而建，傍地形而筑，多为砖石构建或钢筋、水泥浇铸而成。这些经历过战争硝烟的碉堡，散布在城市的荒野,或不起眼的角落,唤醒着我对伤残军人的父亲在那段峥嵘岁月里的历史追忆，眺望丘陵起伏的东山，我仿佛看见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当年为解放这座城市而经历过的激烈而残酷的战斗。

那是1946年，来之不易的和平是如此的短暂，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胜利不到一年，内战的烽烟便全面燃起。为了保卫延安，保卫胜利利果实，解放全中国，父亲告别了新婚不久的母亲和双亲，自愿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先是在晋冀鲁豫军区8纵队24旅72团3营8连任战士，后任班长、排长、营部文书等，随军投入了全国解放战争大反攻的作战。

1947年10月，在徐向前的指挥下首战山西运城，以劣势装备，同装备较精良，且有坚固设防城市的阎锡山部队作战。先以37天的时间扫清运城外围，继于12月28日解放运城。父亲在运城外围战中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8年，父亲调任72团3营8连任指导员，先后参加了解放临汾、晋中等战役。1949年2月父亲所在的24旅番号改为180师，荣列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兵团第60军序列。父亲任540团3营7连指导员。参加了解放太原外围战。

当时，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两种命运决战的时刻，山西军阀阎锡山曾妄图以险要的地势和精修的防御工事来阻碍太原的解放。然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急风暴雨的摧打下，太原城防变为枯株朽木。人民解放军正是从牛驼寨沿着今天的牛驼路一线，攻入太原城的。

据有关资料显示，太原战役从1948年10月5日发起，到1949年4月24日结束，历时六个余月，共计歼灭敌军135000余人，其中俘虏77000余名，包括师级以上军官40余人。解放军为攻取这座坚固设防的城市也付出了巨大牺牲，远远超过了同期在千里战线上突破长江天堑的渡江战役。太原战役，成为国共内战期间，历时最长、参战人员最多、战斗最激烈、伤亡最惨重的城市攻坚战。

太原解放后，父亲随军南下，进军西北，归属第一野战军，在彭总指挥下参加了扶眉和秦岭战役。紧接着180师归属第2野战军，挺进四川。在贺龙指挥下，作为60军前卫师，斩关夺隘辟通路，追击作战34天，行程1800里，解放县城14座，歼敌10万余人，为最后解放全中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进军西北、西南的作战中，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浴血奋战，用生命为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战功。特别是挺进成都作为先头师，一路攻关夺隘长驱直下，创造了许多以少胜多，出奇制胜歼敌范例。

父亲所在的部队的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经过运城战役、临汾战役、晋中战役、和太原战役的艰苦磨练，24旅终于成为一支能打运动战、又能打攻坚战、阵地战的劲旅。他们越秦岭、袭凤县、攀栈道、占汉中、克广元、夺剑门、破绵阳、一路斩关夺隘，势如破竹、驰驱蜀道、远程追歼、直捣成都。这支部队就是“成都战役”北线中路前卫第180师。

听父亲讲，剑门关群山耸立，素称72峰，为蜀道中最险要的关口，是蜀道中的险中之险。关的两侧是青石峭壁，中间有50公尺宽，2公里长的一条孔道，公路恰从其间通过，诚谓“一夫挡关，万夫莫开”，由敌55师残部，编成一个团，构筑工事，凭险据守。

中国人民解放军贺龙指挥的第18兵团中路第60军沿川陕公路追击胡宗南部，于1949年12月14日解放广元后，该军第180师以第540团为先遣支队向剑门关疾进，经日行40公里的强行军，于17日进至剑门关前。父亲所在的3营实施正面突破，天黑前，3营经过80里强行军到达关前，决定入夜攻关。3营指战员不顾一切疲劳，积极准备，各连都力争突击队的任务，最后团里决定把突击的任务交给父亲所在的7连。

国民党军为阻止解放军南进，在半山腰、公路两侧和公路口，筑有石碉等野战工事，并以1个团的兵力凭险防守。第540团当即以1个营全部轻装，攀缘古道，向剑门关侧后迂回，以两个营于当日22时在炮火掩护下，沿河坎及大石空隙，匍匐向前接近，在离关口50余公尺时，各种轻武器一齐发射，随即展开冲击，冒着守军烧桥的大火，爬过仅余的一根独木，将守军阵地突破，打开了通路，在迂回分队的策应下攻占剑门关。至18日下午，解放剑阁县城，先后俘虏国民党军300余人。

1949年12月30日，成都全城红旗飘扬，万人空巷。父亲所在的180师全师列队和兄弟部队一起参加了入城式，受到群众夹道欢迎，他们威武雄壮，队列整齐，给成都人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给蒋介石残留的敌特分子以极大的震慑。

入城后，该师540团与兄弟师的部队一道，担负了成都警备任务，保卫着党政机关、广播电台、银行、仓库等重要单位，派出分队日夜巡逻大街小巷，保卫人民的安全。

成都解放后，180师随即投入主要兵力平息叛乱，执行大规模的剿匪任务，按照“政治为主、军事为辅、发动群众、剿抚兼施”的方针，首先集中力。量歼灭最猖獗的股匪，然后采取分散驻剿和反复清剿。对土匪开展政治攻势，宣布“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张贴布告，设立投诚接待站和武器收缴处，对潜伏之匪特,进行辗转清剿搜捕，使其无存身之处.对向远方逃走的匪特头子，不惜一切代价捉拿，以除后患。

1950年父亲作为我方军事代表，执行与川匪首谈判任务。在一次参加剿匪平暴中被一颗弹头击中腿部爆炸，右大腿打断动脉、静脉，右脚炸掉三分之二，右脚五趾全部失去。

父亲负伤后，被送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医院八纵队一分院医治，后转入军区教学医院。根据伤情，医院为了挽救生命，要求大腿全部截肢，因父亲系连级干部，经师部批准保留了大腿，因此先后进行了八次手术，手术后认定为二等甲级。1950年11月由华北人民政府发给革命残废军人荣誉证。

同年10月下旬，180师按照军委命令，所属3个团开赴国防机动位置，正式编入志愿军三兵团序列。准备开赴朝鲜前线。1951年3月22日跨过鸭绿江，父亲因负伤留在四川军区医院疗伤，与他朝夕相处的战友们又投身到了抗美援朝战争中。

1953年父亲转业后，被组织上安排在乡里当行政秘书， 1955年我出生那年，经县委组织部调动，父亲调入晋城县荣军疗养院任院长。1960年，调至晋城县盲聋哑人协会任专责干事。1962年，因单位解散，人员压缩，安于清贫的父亲带头返回家乡。

父亲负伤的腿从来不让人看，记得那年我八岁时，有一次给父亲倒洗脚水，才惊奇地发现父亲的右脚竟然没有脚指头，我问父亲，父亲骗我说，是被老鼠咬掉了。

由于父亲半条腿残废，肩不能挑担，在我十几岁时，便过早地开始试着学挑担子。秋季，生产队分玉米、红薯等，在地头按户有人口，每户堆成一堆，用瓦片在上面写着户主的名字。有劳力的家庭很快就能担回家中，而我却很费劲地每次仅能挑半箩头，然后艰难地往家运。但每次总是得到队里的帮忙。家里用水，也是父亲领着我去到井边，父亲给我拔起水桶，由我挑回家中。

从我记事起，每年过年前夕，村里都要组织一年一度的优抗活动，敲锣打鼓来到家中慰问，送来二斤猪肉和县委县政府印发的慰问信。

父亲转业时带回来一个军用牛皮挎包，是他当连指导员时随身用品，里面装着一大摞军功章。有时候，我总是取出父亲的军功章玩，并把它戴在胸前，但父亲从来不让我出去炫耀，其中有一枚金质的二等功奖章被我儿时玩丢了。闲暇时，我经常缠着父亲给我讲他的战斗故事，太原的牛驼寨，陕西的秦岭，四川的剑门关，这些地名在我很小时就已是耳熟能详。这对于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我，听得经常入了迷。

以后，父亲和母亲相濡以沫，相守相伴。农村分田到户后，自食其力，春种秋收，在乡下过着平静而悠闲的幸福生活。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也从来不向民政部门提任何要求。

后来，我的儿子大了，上大学前从城里回乡下看望爷爷，父亲从楼上陈旧的箱子里取出一个红布包裹，仔细打开，里面是一摞尘封了多年的军功章。爷爷对他说：我没有什么礼物送你，这些军功章就送给你留个纪念吧。母亲在一旁说：这是你爷爷珍藏了几十年的荣誉，你可要好好保存啊。儿子郑重地接过爷爷的包裹，向已是满头银发的爷爷深深地鞠躬。

我知道，这是一笔无形的资产，是珍贵的传家之宝，父亲送给他唯一的孙子，是寄希望于子孙后代要珍惜幸福的生活，努力学习，勤奋工作，做一个祖国需要的有用之材。

父亲的一生，听党话，跟党走。在战争年代，面对枪林弹雨，坚守理想信念，出生入死，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在和平建设时期，面对荣誉功勋，不求索取，身残志不残，自愿返乡建设，带领乡亲们植树造林，绿化荒滩的奉献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

如今，父亲虽然离开我们多年，当我翻开他的那些军功章时，心中总是感慨万千，军功章是父亲峥嵘岁月的见证，映衬着父亲一生的荣耀，凝聚着父亲那一代人的战斗精神，闪烁着迷人的魅力，每一枚军功章都承载着无数先烈的生命之重，渗透了英雄们的鲜血和一个个感人的故事。这些军功章是父亲的青春、热血与生命的凝铸，是军人荣誉的象征，它将永远闪烁在父亲这位从硝烟弥漫中走来的老兵心中的记忆里，成为一座永恒的丰碑。

在中国军队的历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的180师，在人民心中永远是支英勇的部队。如今这支部队幸存的老兵们，大都已年过九旬，随着他们的相继离世，那段记忆也渐渐消散在了历史的烟尘之中。作为180师的后代，生活在这片幸福、和平的热土上，将永远铭记那段血与火写成的历史，永远铭记发生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每一个荡气回肠令后人感动的故事，永远铭记父辈们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民族精神，并把它发扬光大，代代相传！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