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明时节怀念武竞天同志

清明节是踏青扫墓、追悼先人、悲痛伤感的祭祀节日。利用一个休息日，我和家人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站在父亲滕代远的墓碑前，深深地鞠躬，静静地思索。在追思父亲的同时，想到了原铁道部副部长、铁道部大管家武竞天同志二、三事，觉得有必要写一写。

（1957年9月27日，滕代远部长和武竞天副部长视察铁道部专业设计院）

三晋大地现英才
武竞天同志1908年12月15日出生于山西省寿阳县芹泉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全村二百多户人家，一千一百多人，面积有127平方公里。家里世代务农，父亲武合银是独生子，家境清贫，读过几年私塾，认得几个字，后来到外边当兵，官至后勤部门的中士班长。被家里老人从太原找回家中与农村姑娘张变妮成婚。不久，武竞天出生了，由于父亲外出谋生，母亲体弱多病，家庭生活十分困难。武竞天从小养成倔强的性格，小小年纪就很懂事，十岁时到太原南门大街清真小学读书，后来到上马街阳业第一高小上学，学习更加勤奋，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放假回到家里就帮助母亲干活，1923年冬季，武竞天高小毕业，说服邻居与家人，继续发愤用功，次年终于考上了太原私立进山中学。这一年正好16岁，他身材高大，皮肤黝黑，能有这样一个读书机会，他决心好好念书，将来报答父母养育之恩。在学校他从进步学生、教师中逐渐接受马列主义知识和进步思想，武竞天开始独立思考问题了，与一些进步同学在感情上合得来，继而萌发了参加革命的要求。1926年11月间，年满18岁的武竞天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进山中学的学生党员。当时的进山中学进步力量很强，是我党在山西的重要阵地之一。在严峻的白色恐怖的生死考验面前，武竞天对自己的信念毫不动摇，迎着狂风恶浪坚持战斗。1928年5月，他告别家人，坐上南下列车，经石家庄、南阳、许昌到达郑州，武竞天过着流浪的生活，通过观察社会底层平民生活，增长了许多知识，通过努力寻找党组织。后来于10月来到北平，通过老乡与党组织接上头。向党组织汇报过去在太原搞学生运动的情况。不久，武竞天受组织派遣由北平来到天津，还见到太原学运领袖、山西国民师范的薄一波。开始利用中学教师的职业作掩护，办了一个国民通讯社，在其中开展地下工作。1929年9月，因党的工作需要，被调到顺直省委秘书处负责财务，兼管省委机关内部交通工作。1930年，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致使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党组织、机关遭到破坏，武竞天也在一次送传单任务中被捕。在狱中，面对威逼利诱他无动于衷，最后经受了敌人的严刑拷打，使用打手板、老虎凳和长时间吊胳膊的酷刑，他吃尽了苦头，最后被敌人判处九年徒刑，送入天津第三监狱关押。在敌人的监狱里，为了改善生活待遇，他和党组织（支部书记彭真）带领狱友进行了两次绝食斗争，都取得胜利。以后又被押送到北平右安门的河北第一监狱，每人关在一间牢房里面。他们依然与敌人展开绝食斗争，但是由于分散关押无法联系，多数人坚持了六天，武竞天、张明远等人坚持了八天，最后以失败告终。不久，监狱里面又多了荣高棠、武光等几位难友，由于武竞天入监时间比较长，斗争经验比较丰富，又是老共产党员，被大家选为党支部书记。
1936年7月，武竞天步履阑珊地走出北京第一监狱的铁门，六年的铁窗生活把他折磨的很虚弱。大门外，党组织派先于他出狱的荣高棠来接他。武竞天向组织提出要去陕北的要求，党组织同意了。

革命熔炉里锻炼
武竞天到达延安后，住在城内一个天主教堂里，每天看文件，等待分配。他找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要求去抗大学习。张闻天同意，并亲自给抗大校长林彪写了介绍信。1937年初，武竞天背着背包到抗大报到，参加抗大二期学习。在抗大二期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同志到会给学员讲话，勉励他们：经过抗大学习，把自己磨练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创造新社会，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武竞天在抗大这个革命熔炉中学习和工作了两年半时间，为我党、我军培养教育了大批干部，也使自己奠定了较为扎实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离开抗大后，曾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直接在陈云、李富春同志领导下工作。党的“七大”召开后，党组织批准了他提出的申请，被派到条件艰苦的太行山区工作。开始任晋冀鲁豫中央局秘书长，与时任军区副司令员的父亲开始有了工作上的联系。后由于运输工作亟待加强，武竞天调任中央局指挥部任运输处处长。1947年10月2日，中央局在冶陶召开土地会议，会期历经两个多月，到会的有全边区县团级以上干部1700多人，参会的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李先念、薄一波、滕代远等军政首长常来常往，全部是武竞天负责精心组织运输用车和住宿，有时还要将自己的办公室腾出来供首长使用。在此期间，他与时任裕通公司会计的朱瑞兰结婚。1948年5月，中共中央华北局成立，武竞天担任交通厅长，后任华北人民政府交通部部长，副部长是刘建章、张文昂、黎亮。
　　以后的形势发展很快，1948年11月的一个晚上，周恩来在西柏坡约见滕代远，传达中央决定，指示父亲以华北人民政府交通部为基础，尽快成立军委铁道部，筹备召开铁路工作会议，加紧铁路抢修，确保铁路运输，支援解放战争。1949年1月10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电令，成立军委铁道部，任命滕代远为部长。1月13日，父亲首先在石家庄会晤武竞天，两人商量了筹备铁路工作会议事宜。第一次铁路工作会议于1月28日至2月7日在石家庄华北人民政府交通部会议室召开。朱德总司令在父亲陪同下步入会场，走上主席台，宣布成立军委铁道部的命令，并指着滕代远对代表们说：中央给你们派来一个“将军大老板”。滕代远主持会议，吕正操（东北）、武竞天（华北）、徐雪寒（华东）、田裕民（中原）、贾炽明（西北）、黄逸峰（铁道纵队）等参加会议。武竞天在发言中汇报了华北铁路恢复情况和主要经验。会议提出了：解放军打到哪里，铁路修到哪里的行动口号。
1949年2月20日，中央军委铁道部在北京王府井南口霞公府挂牌办公。在滕代远部长、吕正操、武竞天副部长统率下，铁路广大干部职工在支援解放战争和恢复国民经济方面，立下了不朽的功勋。铁道部成立后的十多年里，副部长逐渐增加，还有的副部长奉命调出，但是滕代远、吕正操、武竞天一直处在铁道部核心领导的地位。武竞天始终是这个领导核心中的一员，参与了这个时期铁道部大政方针的制定和贯彻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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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部长的好助手
武竞天长期在部长的领导下，主持铁道部的日常工作。根据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原则组织有关部门人员贯彻执行。滕代远部长集中精力抓铁路上的大事，把日常工作交由武竞天处理。他在铁道部工作时间长，情况熟悉，许多副部长也常常找他研究工作问题。部署各单位领导干部向铁道部领导汇报工作或反映意见，也常常由武竞天接待，许多干部有思想问题也愿意找他谈，大家把他当作铁道部的大管家。

（武竞天陪同毛泽东主席视察新落成的北京火车站）

党和国家领导人坐火车出巡，起初是由父亲亲自主管的，自从1952年因发生低血糖晕倒在主席专列车门旁被主席知道后，毛泽东很关心，对滕代远说：“以后我出来，你就不要陪了，派个副手就行了。”后来就指定副部长武竞天主管专运工作，他精心筹划专列的调度和运行，保障专列的绝对安全，满足主席途中随时上下车和找人谈话的要求。
一次，毛泽东视察工作到了武汉，恰逢春节。临时决定到武汉附近的蛇山看看。那天阳光明媚，游人如织。毛泽东走到群众当中同一位卖油煎臭豆腐的老人攀谈，被旁边的几位小学生认出来，他们不约而同的欢呼起来：“毛主席！毛主席！”欢呼声引起周围群众的注意，大家都涌向主席身边。陪同毛泽东视察的罗瑞卿立即把武竞天拉到毛泽东身边，一左一右的护住主席，随同的工作人员手拉手组成一道人墙，护卫着毛主席，他们边走边喊：“大家不要挤！请让开一条路，让毛主席过去！”随着人们的欢呼声，罗瑞卿、武竞天等簇拥着毛主席走到江边，上了一条过江的渡船。
主席在出巡途中很关心铁路的情况，多次向武竞天了解铁路的历史、现状和将来的发展。有一次，主席要求武竞天把我国铁路的情况写个不超过3000字的书面材料，车到终点站时交卷。那时候，根本没有手机这些设备。他毫不慌张，在手头没有材料的情况下，靠自己平时的博闻强记和中途停车时用电话向有关单位了解的资料，写成一份书面材料，车到终点前，把材料交给了汪东兴同志。他自己惟一感到遗憾的是：在字数上多了几千。

　　 注重实效不尚空谈
铁道部日常领导工作很多，有许多事情要找武竞天商量，他就成了工作联络的枢纽。他责任心强，不论谁找他办事，从不推脱。不怕工作繁杂，把各种问题排排队，一个一个解决，一抓到底，务求落实，问题不解决，决不罢休。
北京站建设工程是庆祝建国十周年的十大建筑之一，工程量大，工期短，质量要求高，任务艰巨。武竞天从研究设计方案、组建施工队伍、建材供应到施工验收的全过程，一抓到底。他几乎天天要到工地去察看，发现问题，立即解决。这项工程仅用七个月在国庆十周年前胜利竣工。
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时，曾聘请苏联专家在技术上帮助我们。筹备修建南京长江大桥时，中苏矛盾逐渐激化。中央领导提出是否可以完全由中国自己的专家与技术人员承担建桥任务。武竞天向我们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传达了领导意见，组织大家认真讨论研究后认为：我国有一只经过武汉长江大桥锻炼的工程技术队伍，路外还有许多专家，集中全国的技术力量，我们一定能够建成南京长江大桥。武竞天主持起草了铁道部向中央的报告，提出不再聘请苏联专家，由我国工程技术人员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解决南京长江大桥的修建问题，而后获得中央的同意。
1962年，大桥局总工程师梅旸春突患脑血栓。武竞天夜间接到电话汇报，虽然他知道现在梅旸春住进南京最好的医院，得到精心的治疗和护理，目前病情稳定，但他还是不放心，立即向国务院作了汇报，同时又与国家卫生部联系，请求派专家诊治。我国著名的神经外科专家、北京宣武医院首任院长赵以成，根据铁道部的请求，从北京乘空军专机飞抵南京为梅旸春治病，使这位著名的桥梁专家恢复了健康，重新活跃在桥梁建设工地。
北京解放初期，武竞天同北京市有关领导联系，在复兴门、西便门外划定了一大片地皮建筑铁路职工宿舍，并从职工福利费中拨款90亿元（旧币），开始兴建第一住宅区，后来又陆续有三个住宅区开工。当时，铁路自己没有施工队，沿用旧办法将工程发包给私人承包商。时有偷工减料现象发生，质量和工期无法保证。武竞天知道后，决定由铁路自己招募技术工人，成立铁道部施工队。他派人到上海等地，招募技术骨干，组建了施工队伍，工程锻炼了这些新工人，不少人成为铁路建设部门的骨干力量。当出现资金不足的情况后，及时同部长商量，从铁道部部长基金中拨付一笔钱，解决了资金的困难，保证了铁道部第一、二、三、四住宅区的建成。
五十年代后期，武竞天负责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对面筹建铁道部新办公楼和铁道部羊坊店住宅区。铁道部从原来王府井霞公府迁入新址办公，条件得到很大改善。人们都说：铁道部这点家当，还是武竞天那时打的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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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炼狱中煎熬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武竞天也象千千万万普通人一样，认为这主要是在文化界开展的政治运动。万万没有想到这是一场全国性的大灾难、大浩劫。
当时铁道部部长吕正操用主要精力抓“大三线”建设，从1964年下半年起，铁道部的日常工作由武竞天主持，在突然到来的运动面前，承担了领导全国铁路安全运行和开展“文革”的重任。
1966年8月，武竞天听说在地质部发生抢档案的事情，立即布置有关部门做好铁路档案的保管工作。9月，到铁道部造反串联的人日益增多，他感到铁道部办公大楼里目标太大，很不安全，就组织人力把干部档案转移到铁道部专运处，把一些技术档案、中央文件和机要电报密码送进铁道部档案馆。后来发生了唐山铁道学院一个“红卫兵”组织冲进机关，把正在整理的档案抢走了。武竞天这位老革命愤怒了，长期革命斗争尤其是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他把保护党的机密看做高于自己的生命，可是眼前的混乱情况让他做出决定，他对办公厅的同志说：“三个人架一个，把他们架出去。”许多机关干部也站出来同学生评理，迫使他们退出机要室。这件事后来被称为“11.29”事件。那时，还有一批重要的档案存放在北京苏州胡同一个宿舍里，就更让武竞天感到担心了。他犹豫再三，拿起电话拨通了铁道部专运处领导的办公室：“你那里能不能放些档案材料？”“不行，我们楼上已经存放了干部档案。”“还有没有别的地方？”“实在是腾不出地方了。”沉寂了一会，武竞天又说：“你看我们车上能不能放？”“什么车？”“专用列车或者公务车啊。”双方都沉默不语。武竞天最后说：“以后再说吧。”
过了几天，风声越来越紧，武竞天召集有关干部开会，说明现在学生闹得很凶，苏州胡同不保险，需要将档案立即转移到专运处，几个干部都同意。会后，武竞天亲自坐车携带四个手提箱材料送到专运处交给一位副处长。这些档案材料被秘密送入毛泽东专列列车员的宿营车上。起初，武竞天并不知道这批材料具体放到什么列车上，当时只是听到有人说：“要是车出去了，这些箱子就一时拿不回来了。”过了几天，办公厅需要查找一份关于“四清”的材料，武竞天通知专运处，把这些箱子取出来。专运处的几位负责人说：“开什么玩笑！放进去时没人发现，取出来以后如果被学生知道，反而说不清了。”不久，这件事情还是传到江青耳朵里，她根本不问存放的是什么材料，就说武竞天“狗胆包天”，把“黑材料”藏在毛主席的列车上，“图谋陷害毛主席”。武竞天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压力很大。直到1975年，专案组也觉得这个结论实在站不住脚，从审查报告中把这个问题删掉了。武竞天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竭尽全力保护中央文件和档案材料，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确实功不可没。

艰苦朴素以身作则
武竞天生活简朴，当年解放战争时期，在邯郸和石家庄时，按规定他可以吃小灶，但是他喜欢同大家一道吃大灶。大食堂有什么就吃什么，从不挑剔。遇到急事骑辆自行车，拿块烙饼，咬几口就出发了。到北京后，工作忙了，不怎么回家吃饭。经常叫工友替他在小铺子买碗豆腐脑，就着两个棒子面贴饼，就算一顿饭。铁道部搬到新址后，经常自己到食堂吃，开会忙顾不上时，请工友帮助从食堂买一大碗面条回来，吃的很香。到老朋友家做客也是遇到什么吃什么，莜面、荞麦面等粗粮他都喜欢吃。
武竞天是1926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是党的高级干部，工资不算少。每月领取工资后，将日常家用的钱都交给保姆管理。他家里人口杂，孩子多。有的老干部因工作调动，举家离京，但为了子女不能缀学，也都留在武竞天家带管。尽管保姆精打细算，管理一大家子的总务，但还是因为人口多，经常入不敷出。1960年经济困难时期，他因为营养不良，发生浮肿，血压升高，眼底出血。铁道部的领导同志对武竞天健康情况非常关心，滕代远几次提议补助他生活费400元，部党组派一个干部将钱送给武竞天，他坚决不要，说：“组织的关怀我很感谢，我个人的困难我自己克服。”后来，父亲派党组一位老同志亲自把钱送给他，对他说：“这是组织上的决定。”这样他才收下了。
父亲在工作中与武竞天的配合很好，两人都是入党很早的党员，武竞天也非常尊重父亲。记得我刚上中学时候，有一天武竞天来到家里，与父亲谈工作，我将他引进会客室落座后，父亲吩咐我沏茶。当我端茶进去时，听到父亲说：“我不吸烟，这里没有香烟招待你哟。”武说：“部长，没关系，我自己带着呢。”说完两人哈哈大笑。父亲对我说：“再给司机同志送杯茶。”我答应后退出。
武竞天刚进北京时，开始住在王府井霞公府附近的一所房子，后来铁道部住宅区盖好了，周围一片坟地，有些荒凉，人们不愿意去住。他对家人说：“我们搬去住吧。我们带个头！”他搬进第四住宅区，离霞公府远了，需要每天汽车接送。可是，家里人上班、孩子上学他坚决不让坐他的车。直到后来国务院规定了私事用车收费的制度，他才同意家里人在紧急的时候使用，并且必须照章付钱。第四住宅区周围房子越盖越多，逐渐形成了一个小区，也通了公交车，日渐繁荣起来，要求入住的人也多起来了。这时，武竞天又从第四住宅区搬到东城区抽屉胡同的一处铁路宿舍去了。
抽屉胡同这个宿舍原来分配给一位局级干部住，这位干部嫌房子是东西朝向，又旧又潮，院子又小，没有要。副部长武竞天搬了进去，一直住到“文革”时期。
1956年调整工资时，他的妻子朱瑞兰在铁道部财务局工作，经过摸底排队和群众评议，提出将朱瑞兰提升一级工资。武竞天当时是铁道部调整工资领导小组组长，看到财务局报上来的名单，他就把朱瑞兰的名字勾掉了。秘书与他核对时，他说：“我主管这项工作，对自己的亲属应该要求更严格。”
1977年6月12日，这位共和国开国部长含冤去世，终年68岁。

武竞天同志自1926年参加革命以来，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经历了多次严峻的考验。建国后他长期担任铁道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一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人民铁道事业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虽然离开我们已有35年时间，但是我们铁路人对他的怀念日久弥新。他不愧为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优秀的共产党员。

(责任编辑：韩玉芳）

武竞天的故事----作者：滕久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