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在晋城这块土地上第五次重新组建起党组织和抗日政府。1942年4月份，在西土河村成立了抗日晋南县人民政府(后改为晋沁县)，它是“十二月事变”后晋城第一个抗日政府；同年8月份，在沁水县常店村成立了抗日晋北县人民政府(后迁郭庄、大阳、赵庄)；1943年10月份，在柳树口镇东庄村成立了抗日晋东县人民政府(后迁上柳泉、城内吕祖庙)。当时晋沁、晋北两县属太岳区第二地委领导，晋东县属太行区第八地委管辖。但三个县在农村开展的中心工作始终是一致的，一手抓发动群众，动员年轻人参军参战，爱国救亡，进行抗日；一手抓锄奸反霸斗地主，开仓放粮，先解决饥寒交迫贫困农民的吃饭问题，做到了两手抓，两不误，双管齐下。

回忆原晋城县的“土改”运动，中国共产党关心民生，从领导减租减息开始，到贯彻“五四”指示，将没收地主的土地、房屋、财产等分配给贫困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民以食为田”，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土改运动的基本做法：首先由各区、乡党组织以农会为骨干，层层召开群众大会，宣传贯彻党的土改政策和“五四”指示，通过层层发动群众，诉阶级苦，算经济账，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农民的阶级觉悟。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共中央规定的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采取“自报公议，三榜定案”的方式，经过贫雇农讨论，农会通过，村民大会定案，最后划定各户的阶级成分。其次根据政策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财产，征收富农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同时征收祠堂、寺庙、学校、大社的土地及其它公产土地，对某些不法地主隐藏的粮食、财产，进行认真的追查，并公开宣判严惩了一批不法地主分子。对没收和征收地主、富农的土地、财产及祠堂、寺庙等公产，按照党的“满足贫雇农，填补下中农，有利于生产”的政策，采取逐户登记、自报公议、三榜定案的办法，进行合理分配，把土地、房屋、牲畜、农具、粮食等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最后统筹丈量土地，抽肥补瘦，发放土地证、房产证给贫雇农。地主也得到一份土地，维持生活，让他们在农会监督下，逐步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土改”运动共经历三个阶段，才彻底完成了“土地”革命任务，取得了划时代的伟大胜利！

实行减租减息以锄奸发动群众

在抗日战争时期，党在农村开展工作的重心，是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宣传群众，把群众真正组织起来，搬掉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让老百姓不受剥削，不受压迫，人人享受平等、民主和自由。为了实现这一奋斗目标，抗日政府把农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为民着想，为民办事，先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取信于民。起初为了把群众组织起来，在根据地以“锄奸反特”为重点，放手发动群众对国特、日特开展坚决的斗争！实行镇压与宽大的政策，能挽救过来的人一定进行挽救，决不放过去。当时抗日政府以行政村为单位，全面开展这项工作。先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政策，根据表现和态度分别镇压一批，释放一批，改造好一批。晋沁县成立后，大力放手发动群众，开展锄奸运动，取消维持会，斩掉日军的狗腿子。如赖忠祥在东岭口日军据点当汉奸，为日军效劳，民愤极大，抗日三区政府就先镇压了他。紧跟着抗日一区政府镇压了佛头山日军据点大汉奸阎洪文。这一举措在土河岭震动很大，触动了为日军卖力的大大小小汉奸，他们纷纷自首，拥护抗日。如犁川镇维持会长陈德周，为晋沁县提供情报，掩护武工队和地下抗日干部，在敌占区进行活动，不断扩大根据地。晋北县成立后，为了把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先将柳树底村大汉奸袁发启，大阳村迷信教会会长张九庆，村副张九定，东沟镇辛璧村常治维等人破坏抗日、残害革命干部的人，进行了就地处决！使长河片的广大农民们大快人心。1938年川底乡寺河村党支部就领导人民进行“揭义仓”活动，将地主汉奸李小屯、李末屯把持“义仓”的粮食一部分救济了饥饿线上的穷苦百姓，一部分支援了晋豫支队唐天际部队，人民拍手叫好。1944年初，晋东县委秘密组织群众和地主阶级开展斗争，清匪反奸除霸斗地主运动继续进行。经过几次群运大会，将毋××、李××等土豪劣绅的粮仓打开，救济贫民，支援前线。白洋泉河一号称“刀枪不入”的封建帮会----红枪会，为祸乡里，老七团政委郑其贵率部队经过一段时间宣传教育，分化瓦解，为民除害。在减租减息运动中做到“二五减租，分半减息”。同时对运动中一些地方出现的打死人过火行为，组织上及时发现后两天时间就制止了。杨克幸任县长时，他结合反霸斗争，还向农民调拨种籽，发动群众开荒种地，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工作，受到了上级的表扬。

随着群众运动的深入发展，晋沁、晋北、晋东三个县，在大力开展农业生产和开荒运动的同时，积极开展了政治攻势，教育、分化、瓦解日伪人员弃暗投明，以功赎过。并先后各抽调了一批干部，经过分期进行培训，掌握方法与政策，积极深入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如晋沁县农救会主席张红叫陈凤仪谈话，调他到三区搞农会工作，先派他去西土河村搞减租减息试点。陈凤仪接受任务后，一晚上没有睡着觉，他先回忆了1938年春，中共沁阳中心县委以“八路军晋豫边区抗日游击工作团”名义，由王毅之带队上太行山打游击，在土河岭一带建立根据地，成立了中共沁阳中心县委土河区分委，赵余庆为书记。同年六月份，区委在西土河村召开爱国救亡动员大会，在会上村长卫吉庆代表抗日政府讲了减轻农民负担，搞好减租减息工作，对此不法份子范沛林、陈凤坤、陈二堂当场反抗，带头闹事！虽卫吉庆当场把三人抓了起来，大刹了他们的威风。但为了确保减租减息工作顺利开展。决不再发生此类事件。第二天陈凤仪就亲自到西土河村搞减租减息试点工作，先按“二五减息，分半减息”开展工作，一切都比较顺利。11月17日大规模的减租减息运动在晋东县展开。年冬，各县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按土地产量进行减租减息，每亩产量在三斗以下者不交租，3—5斗每斗交1升，5斗—1石每斗交1．5升，1石一1．5石每斗交2．2升。这样做既维护了地主的利益，又保证了广大贫困农民的生活所需。经过三年的减租减息运动，基本上消灭了赤贫户，当时虽未从根本上解决了贫困户的生活问题，但首先让大家吃开了饭，住上了窝，安住了人心。

1945年4月27日，太岳、太行联合作战，赶走盘踞在晋城县城五年之久的日军，28日宣布晋城彻底解放了。五月中旬，经太岳区二地委批准，晋沁、晋北两县正式合并成立了晋城县人民政府，县长邢予洪，县委书记席国光(二地委副书记兼)，副书记郑思远。晋豫中学成立（晋城一中前身）。七月份中共晋城县委、县政府，在运动场（原观巷摇摆场）主持召开了全县两万余名农民参加的联合斗争大会，经过诉苦斗争，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将日伪县长曹子明，原伪组合社主任茹衡甫，反动分子马狗孩3个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汉奸当场进行了处决，并没收了其部分财产归公。从此后，全县“减租减息”、“反奸除霸”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大张旗鼓展开。12月份，晋东县正式从太行区划归太岳区晋城县，县委书记为郑思远，县长为杨克辛，从此，晋城县的原貌恢复了。此间，党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开展反奸、反霸、减租减息斗争和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支援前线。

贯彻“五四”指示以反霸发动群众

1946年2月，中共晋城县委召开区、行政村干部会议，继续布署“减租清债”运动，会后在九区保伏、四区天水岭村进行试点工作。工作组进天水岭村后，发动群众斗争了5户地主，15个高利贷神会，推翻了三个大社，共清债157件，追补雇农工资44件，减租171件，清出粮食277石，土地216亩，152户贫困户分得了土改翻身胜利果实。并将血债累累，同泰会头目赵敬文进行了处决，取得了减租清债反封建斗争的胜利！

4月16日，中共太岳二地委召开工作会议，坚决执行“放手”政策，全地委几十万农民卷入了翻身解放运动，千个乡村的封建统治开始崩溃。晋城县《天水岭翻身记》，成为太岳区减租清债，反奸除霸运动的先进经验，在全县广泛地进行了交流推广。同时，晋城地区支前工作顺利，出现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相争保家乡的动人景象。如晋北县川底乡寺河村李生元让儿子带头参军，在他的影响下，全村一次就动员25名青壮年参加了八路军。晋东县八区大井头村李拴保为报答党和八路军的救命之恩，将独生子李拴牛送到“老七团”团部，让其参加八路军打鬼子。

同年5月4日，党中央出台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其内容就是把抗日战争时期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给贫雇农的政策，文件还强调各级党政组织要明确认识，解决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中心任务，必须下决心贯彻好，落实好，完成好。在运动中，加强了党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斗恶霸、斗土豪、斗地主，坚决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7月12日，太岳区党委、行署在阳城县召开了学习贯彻“五四指示”工作会议，要求各县要结合当地的实情，农民的盼望，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宣传群众，把群众真正组织起来，自己解放自己。会议还对许多具体问题作了明确规定，以保证运动圆满完成，让广大贫雇农民翻身得实惠，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

当时，中共晋城县委、县政府围绕“五四”精神，首先进行了摸底，全县9个区，222个行政村，69005户，347000人，958248亩土地，人均2.8亩。而仅占总户数9.2％，总人口12%的地主、富农就占有354551亩土地，占总土地的37％。尤其比较肥沃的土地几乎被地主、富农全部占有。而户口占51％，人口占46％以上的贫雇农仅占总耕地的21％。全县约有39％的农户没有地种，每年全是靠租地主的土地耕种维持生活。如七区西土河村，土改时全村共有120户，480余口人，耕种着1750亩土地。村上三户地主就占有950余亩土地，人均二十亩。而其它基本群众只占有800多亩土地，人均不到二亩地，还是一些脊薄土地。而地主王作钰一家就有600多亩地，号称：出南门第一富翁。县委认为西土河村穷富差别很大，就把该村作为贯彻“五四”指示的试点村。工作队进村后，放手发动群众，宣传“五四”精神，目的是触动地主认清形势，转变态度，配合土改运动。那时王作钰的大儿子王元勋投身了革命，在抗大参加学习革命理论，他对共产党的政策、主张、纲领了如指掌。趁此机会他就做其父亲王作钰的思想工作，动员父亲积极支持共产党闹革命。并提出三条意见，一是开仓放粮，救助灾民；二是把土地献给农会，分给无地种的农民种；三是捐钱助资，支援抗战。通过儿子做父亲的思想工作，王作钰的思想想通了，他家每人只留下了三亩地，把一份大产业及600余亩土地全部献给了农会。他的这一行动，当时震动了半个太行山，群众深感“斗恶霸，斗地主”有成效，好得很！当时，因有一些贫穷农民对分配给他们的土改胜利果实，心存疑虑。他们一是怕天变，地主、恶霸反攻倒算；二是怕国民党军队再打回来，自己吃不了兜着走；还有部分贫困户分的土地不敢种，分上房屋不敢住，分上牲口不敢喂。有的甚至分上穿的、用的粮食、家具，连夜又偷偷给王作钰送回了家。深怕地富秋后算账，所以有观望等不正常现象。工作队发现此情况后，引起了高度重视，为了打消贫穷农民的顾虑，工作队人员就立刻叫王作钰进行谈话，给他讲明政策，指明出路，王作钰当时当着全村广大人民群众的面，把600余亩土地的地契和房契，全部在街头焚烧掉了。还有西土河村富农李成忠，该儿子李富文在我抗日游击队工作，通过做其父亲的思想工作，带头减租减息，给大家树立了榜样等。这样做，才让贫困户吃上了定心丸。

1947年土改工作全面铺开，当时八区区委、区政府(柳树口)在区里召开各行政村负责人会议，认真贯彻“五四”指示，强调八区在全县不能落了后，要坚决从严、从快、从深进行贯彻落实。那时，由于基层干部文化水平低，对党的政策理解不够，产生了宁左勿右的做法，说什么：“农会坐天下，说啥就是啥”，“农会掌刀把，杀错也不怕”。所以，柳树口行政村，在贯彻落实“五四”指示运动中，乱打死人现象严重。在群众斗争大会上一次就打死了5人，即：北石瓮顽村长毋水润，东石瓮地主毋明华，村副毋福润，柳口村李生财、郑永兴等人。紧跟着东下村行政村召开群众斗争大会，一次又打死4人，即：富农钱子洋、钱进智、钱小土、赵全树。最多是东峪、北寨2个行政村，两次就镇压了23个人，一次在北寨村枪毙石庄田志平、北寨董祥子2人。二次在北寨村打死了石庄田志明、周XX，南寨樊三孩、秦九昌（教员），西村樊成武，山南樊世秀，河西尚世武、尚双炉，北寨董中承、董元旦，神直周朝智、周朝信（历任教员，1943、10至1945、12任晋东县建设科科长）。同一天又在东峪村打死了东峪周五烈、大南角钱滚孩、王南掌王小顺、葫芦窑田志喜、石庄村田三顺、田来元等人（第二批董中合、董疙瘩、周来明跑了）。八区16个行政村，在贯彻“五四”指示中两次共打死了40佘人，东峪、北寨2个行政村就打死了23个人。当时，将192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在柳口、黄围、大井头、石瓮、东峪、大阳等地任教，曾任过大阳完小、白洋泉河完小校长。1945年10月任抗日晋东县政府建设科科长，曾是获泽中学学生周朝信，由于家庭地主成份，在贯彻“五四”指示运动中，在北寨村镇压人时，虽有人当时都给他们通风报信，但周朝信说“共产党不会冤枉人”，结果董中合、董疙瘩、周来明跑了，而他却被群运“镇压了”。就是北李街村当初营救过晋城早期共产党员周玉麟、陈立志、孔祥祯的获泽中学校长李质先，也难逃厄运，后打成右派，判刑入狱了。此后，中共晋城县委、县政府发现后，对第八区区委、区政府在运动中扩大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在全县立刻进行了全面制止，还明文规定今后谁打死人，谁要抵命。从此，在全县才刹住了极“左”之风。县委、县政府并对无辜死于非命的人，如李生财、郑永兴等各赔偿700小米，才挽救回了党的影响。

回忆全县贯彻落实“五四”指示精神，土改运动经过了三个月的大发动、大清算，共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步，进行摸底，广泛宣传；第二步，召开斗争会，进行清算；第三步，分配果实，进行总结。全县共斗争汉奸、恶霸、不法地主2500余人，清算回土地101836亩，房屋23124间，牲口4102头，粮食48000石，农具、家具、衣物14万件。使全县352000户无地和少地的贫雇农户分上了土地，解决了住处，生活有了保证。

落实“土地大纲” 以斗地富发动群众

1947年9月份，中国共产党召开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为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把土地革命继续深入下去。同时，党中央在1947年10月10日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的同时，也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把土地改革运动推向全国。

土地法大纲规定：在消灭封建制半封建制的土改运动中，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原则，乡村中－切地主的土地和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按全村人口统－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农民均能获得大体同等的土地。土地法大纲又规定：乡村农民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乡村无地少地的农民所组织的贫农团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区、县、省等各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党中央制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是一个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消灭封建制度的土地革命纲领。这部纲领接受了过去一年多时间各地土地改革的经验，纠正了1946“五四”指示中的某些不彻底性的极左等缺点，为进一步深入开展土地改革，指出了明确的方针和道路。

土地法大纲公布之后，党中央决定配合土地改革，在根据地同时又展开了整党整风运动。中共晋城县委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对全县九个区分委，254党支部，6302名党员，分两批完成了整党任务。1948年冬在县里开展了第一批整党，由县委副书记常志善负责。1949年冬在县里开展了第二批整党，由县委副书记张力负责。每期整党三个月。整党的主要内容是：“三查三整”。三查即：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即：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党工作结束后，党组织随着“土改”运动的开展进行公开，领导“土改”运动，划分阶级成份。为保证“土改”运动的正常展开，太岳行署出台了十条行政纪律：1、不准捆人、扣人、吊人、打人、骂人；2、不准随便摊派，动员募捐和浪费公款；3、不准给群众乱扣特务帽子；4、不准随便宣布戒严搜查居民，检查户口；5、不准强迫和限制干涉妇女的婚姻自由；6、不准假借群众意见，公报私仇；7、不准伪造，假借上级命令威胁人民；8、不准贪污，窃取多占、贱买果实和浪费，破坏变卖斗争果实；9、不准调戏妇女；10、不准游手好闲，受贿腐化。县委、县政府用行政纪律管干部，教育党员，彻底保证了“土改”运动的顺利进行。

土改工作队进村后，按照县委布置，召开党组织会议，先成立“土改”工作领导组，然后分四步开展土改工作：

第一步，宣传发动群众，通知在外逃荒户回村参加“土改”；

第二步，摸底评估，划阶级成份，三榜公布定案；

第三步，彻底清算剥削阶级的土地和财产，分给贫下中农。

第四步，总结“土改”，巩固翻身成果，发放土地证。

在土改运动中，全县各村召开了各种不同会议，彻底清算地主富农的剥削账，揭发地富的罪恶，根据党的政策，三榜定案，划阶级成份。当时，全县又从地富手中清算出一批财产，加上贯彻《五四指示》清算出地主的财产，先后总共清算土地3.1万亩，房屋13万余间，耕畜1. 2余万头，粮食20余万石。以及大量的家具、农具、衣服和金银财宝等，征收祠堂、寺庙等公产土地2300亩，房屋696间。本着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原则，把土地、房屋、耕畜、粮食、农具等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贪困农民。按照当时县委意见，为了工作不再走回头路出偏差，认真过细地进行了土改分类复查工作：一、以“抽补、调剂、平衡”的原则纠偏，对地富分子也分给一份，让其自食其力；二、以生产为主，解脱错斗对象；三、以农会为主，贫农为骨干，联合中农，学习文件，民主评议成分，三榜定案，公布成分，土改工作才算结束。以保证土改工作的圆满完成。

1949年4月，土地改革运动全面结束，县人民政府给广大农民颁发了土地证、房产权。从此农民真正分到了土地，领上了土地证，吃、穿、住等有了保障，彻底摆脱了封建剥削制度，翻身得解放，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人们说，共产党、人民政府是他们的再生父母。人民从内心里发出“千好万好没有共产党好，爹亲娘亲没有毛主席亲”的无限感慨，过年时把过去挂的中堂字画摘掉，全部换上了毛泽东主席的画像，表示“吃水不忘掏井人”！

“土改运动”告捷成就为主及遗留问题

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受到了全国广大劳动人民的欢迎和拥护，人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团结起来，打败蒋介石，推翻旧政权” 。当时成为人民的动员令！成为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的法宝。成为解放全人类，解放全民族，解放全中国的进军号！人心齐，泰山移。农村纷纷组织起了生产互助组，他们的口号是，“互助互利两好处，支前种田两不误”。农民们亦工亦农，耕畜互用、农具互通有无。下地干活，凭工记分，年底结算。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性空前高涨，拍手叫好，生产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1、通过“土改”运动，开展清算斗争，广大劳动人民组织起来，彻底砸烂了封建制度，摧毁了地主阶级靠土地剥削穷人的制度，彻底搬掉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彻底从政治上、经济上、地位上翻了身，得到了解放，告别了当牛作马的日子。

2、通过“土改”运动，划阶级成份，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觉悟，思想觉悟，阶级觉悟显明提高。立场坚定，头脑清醒，路线分明。懂得了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谁是敌人，谁是朋友。

3、通过“土改”运动，发放土地证，广大劳动人民吃了定心丸，听党话，跟党走，父送子，妻送郎，兄弟相争上战场！保卫国家，保卫家乡，保卫翻身胜利果实，好人好事层出不穷。

4、通过“土改”运动，翻身后分得果实，广大劳动人民有了土地，有了牲口，有了房住，有了经营自主权。兴修水利，精耕细作，增产增收，发展农业生产，多打粮食，支援国家建设。

5、通过“土改”运动，民主选举乡村新政权，广大劳动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真正当了家，作了主，执了政，掌了权。全心全意为民服务，为民办事。一心一意完成新民主主义赋予广大劳动人民的任务。人们高举革命大旗，沿着党的路线，向社会主义迈进，走上共同富裕之路。

总的讲：“土改”运动辉煌，“土改”运动人民拥护，“土改”运动是一次划时代的大举措！但也留下了一些遗憾问题，有的无法解释。

首先依照《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土改”后，三年内地主富农表现好的，可改变成份，可这项工作迟迟未有落实过。

其次，金村镇杨轩村从未进行过土改。情况是：1964年搞四清运动时，登记阶级成份时才发现了。原因是当时五区（金村）进行土改时，认为杨轩村属九区（高都），九区（高都）进行土改时，认为杨轩村属五区(金村)，所以该村在土改时被漏掉了。在四清时，县委还在四清筒报上发表了——“金村公社的小台湾”，杨轩村未有进行过土地改革，予以了报道。

第三，地富子女是无辜的，但因为家庭成份不好，压的人抬不起头来。如柳树口镇神直村周海通同志，1961年在白洋泉完小毕业后，当时他以全县第一名成绩考入晋城一中，但因家庭出身不好，其爷爷周朝信在土改运动中，也因地主成分被镇压了，所以政审时未过了关，扼杀了他到晋城一中上学的机会。又如北义城镇河底村的魏东生，他初中毕业后，考入了晋城师范，也是因家庭出身是富农，政审时给审掉了。这样，魏东生回家后四门不出，不愿见人，心里想不通，半年后活活被气死了。

第四，如晋城早期革命人物梁广霖，时任抗日时期区农会主席，他无意说过一句公道话：在抗战时期，八路军打日本鬼子，穷人都揭不开锅了，没有粮食支前，多亏了地主仓库里存有粮食，他们开仓放粮，既解决了饥寒交迫穷人的吃饭大事，又支援了八路军在前线打仗！透过此话，说明地主积存粮食也有他好的一面，但运动中却遭批判。不过历史已经过去，我们要化干戈为玉帛，冤仇可解不可结。

回顾土改工作，有声有色，人民当家作主，翻身得解放，全国人民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国强民富，人民过上了小康生活，全国人民拥护！当今，党中央的大政方针已定，反腐倡廉鼓动人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国全民拥护！我们要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现民族大团结，建设和谐社会，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广大人民更拍手叫好！我们要继续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改革开放”之路阔步走下去，共同建设小康社会伟大征程，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奋斗！

(注：柳口八区的土改运动情况，由柳树口镇老干部、原八区农会会员常景荣等提供)

（责任编辑：韩玉芳）

晋城县“土地改革”运动全过程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