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支队”南下干部在福建解放初期土地改革中的作用

　　内容摘要：

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成立于1949年春，是一支由太行、太岳老解放区4000多名南下干部组成的队伍，它是按照接管新区一个省级区域的要求，配套组建的省、地、县、区四级党、政、军、群成套班子，这批干部大多数都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本文通过回顾土改“纠偏”的由来和老解放区土改运动过程，以及长江支队南下干部入闽后，在土改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史实，说明他们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解放初期福建的土改运动，“有领导、有秩序、有步骤、有分别”地严格执行党的政策，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充分发挥了干部决定因素的作用，促进了福建省土改运动的顺利开展，并提前完成了福建省的土改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为福建全省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土改；纠偏；长江支队；功绩

引论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土地问题始终是其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从苏区开始的土地革命，到解放战争期间的土地改革（以下简称土改）运动，都是围绕着解决土地问题的革命。这个革命过程几起几落，曲折反复，有经验有教训。解放战争时期老解放区开展的土改，一波三折，经历了先“右”后“左”再“纠偏”，才逐步走向正轨的曲折过程。

老解放区“纠编”，为新中国成立后进行大规模的土改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新解放区的土改之所以进行的顺利，没有出现偏差，有全国解放整个形势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的因素，还因为有一批经历过老解放区土改，具有“正反”两面丰富的土地改革实践经验的干部掌握方向，在党的政策的支持下，他们阻止和纠正了新解放区农村出现的左倾偏向，使土改沿着正确的轨道进行。

一、老解放区土改“纠偏”的由来。

1947年7月，习仲勋同志在主持西北局后方工作时，在贯彻落实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和《中国土地法大纲》，组织领导老解放区的土改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农村不加区别地平分一切土地，把财产较多、生活较好的农民当土改对象；把已转化为农民的旧地主富农又拉出来斗争，甚至把在我方任职的公教人员，其家中缺乏劳力者，也定成地主、富农等情况。许多地方甚至出现严刑拷打，肉刑惩罚的现象。为此，习仲勋忧心忡忡，担心“‘左’的偏向，会把一切（胜利成果）破坏的精光”。

1947年底，在中共中央于陕西省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扩大会议上，习仲勋出于对土改运动中出现的“左”倾做法，以及可能造成的恶果的深感不安，实事求是地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对边区土地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和形势发展的看法。毛泽东十分重视习仲勋的汇报，在 12月28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左”倾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共产党员要反对这种潮流。地主阶级作为整个阶级是要消灭的，但作为个人就要分别情况对待。随后，会议作出的一系列指示和决定，充分吸收了习仲勋等人的意见建议。

参加完中央扩大会议后，习仲勋立即深入到绥德、米脂传达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精神，检查和指导边区的土改工作的开展。并分别于1948年1月4日、1948年1月19日、1948年2月8日三次致电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在土改中发现的左倾错误，以及通过调查研究得出的“分三类地区进行土地改革问题”等致电党中央和毛泽东，同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他首先对三类不同地区的概念作了区别解释：日本投降以前解放的地方为老解放区，日本投降以后至全国大反攻时两年内所占地方为半老解放区，大反攻以后所占地方为新解放区。……并提出根据这三类地区的不同情况，应该实行不同的政策。

习仲勋的意见和建议从实践中来，理论联系实际，分析有理有据，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对此，毛泽东先后多次复电批示： “完全同意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我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请“转发晋绥、中工委、邯郸局、华东局、华东工委、东北局。”（贺捷生《眷恋这片土地》）

习仲勋在领导陕甘宁边区土改过程中，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根据实际情况，科学地提出了区别老区、半老区、新区不同情况制定政策和纠正左的偏向的意见，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肯定，并转发全国各解放区。党中央的及时制止，纠正了老解放区土地改革中的极左倾向，到 1948年春夏，各解放区土改中“左”倾错误基本得到纠正，老解放区的土改运动循着正确的轨道前进，有力地支持了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二、太行、太岳老解放区土改过程和“纠偏”情况。

1946年至1949年，太行、太岳解放区农村从减租减息开始的土改运动，同样经历了先“右”后“左”再“纠偏”的曲折过程。

太行、太岳解放区是抗日战争期间建立起来的根据地。抗战时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的民族矛盾，在党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根据地农村的土地革命主要采取减租减息等温和方式。抗战胜利后，虽然国内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转变，但要对过去统战团结的对象开展土改，且无可借鉴的经验情意况下，如何掌握好分寸？对当时的太行、太岳老解放区干部其实是个不易把握的难题，因此在土改初期出现了步子缓慢，斗争性不强的“右”倾现象。

太行、太岳各级党委为扭转被动局面，积极组织动员，督促干部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土改工作。“……我们的方针——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大胆放手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我们有不少的同志对中央关于执行土地政策的策略指示中所讲的关于如何团结地主的策略精神是不了解的，……在农民没有翻身之前，强调农民去和地主巩固旧的统治，把这种状况误认为是统一战线，那就是在政治上最有害的，错误的。《岳北地委关于放手发动群众的指示》。

“……这个运动的发展曾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过了许多曲折，……束手束脚不敢大胆放手，这样就大大妨碍了群众革命情绪积极性的发扬，使运动打不开局面。（《新解放区发动群众的基本经验》1946年3月14日，太行三分区书记于一川同志在县书联席会议上的报告）。

经过大张旗鼓地宣传发动，组织动员贫雇农倒苦水挖穷根，激发起群众的阶级仇恨，再加上猛批“右”倾，太行、太岳解放区的土改运动迅速掀起了高潮。这一时期，因为受宁左勿右的影响，太行、太岳解放区也和其它解放区一样，出现了不区别情况，不顾一切的满足部分群众要求，打击面过宽过大的“左”的错误，太行、太岳解放区部分地方开始出现将地主扫地出门、损害中农利益和侵犯工商业等错误偏向，这一系列错误偏向随着土改运动的深入，逐渐蔓延开来，到1947年底已经严重影响了太行、太岳解放区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扰乱了农村的正常社会秩序，对解放战争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由于习仲勋的及时发现和反映，引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批示，按照中央指示，太行、太岳各级党委立即对辖区的“左”的错误进行纠正，及时制止了土改中的“左”倾错误的蔓延和发展。

“……要从思想上划清政策界线，贯彻党中央的总路线，总政策，根据中央局纠正左偏指示不动摇的精神，彻底地纠正一切左倾冒险机会主义错误。……我们要进行纠偏，要在理论上彻底打垮“左比右好”这种错误思想和谬论。《刘开基在县书联席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过去在划阶级中，一般是地富占15%左右，因此对被斗面的太宽，认为问题不大。而毛主席一再指示，封建一般占户口8%，人口10%。今春的实验村根据中央阶级标准，划的结果封建比重与过去大大不同：老区十九个村的地富比重为6.98%（黎城为8.63%，平顺为6.83%，壶关为5.46%）。证明过去所划地富不对，错斗的户数不少，应肯定纠偏之必要。同时，错斗中农问题是惊人的，根据五十六个实验村统计，错斗中农占被斗户的70.5%，占中农阶层的14.4%。我们要进行纠偏，补偿中农，安置地富，团结大多数，进行生产，支援前线。”《太行三地委——实验村结束土改的综合研究材料》

太行、太岳区党委通过开展纠偏工作，使得太行、太岳区的土改运动健康发展，并且取得了伟大胜利，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作出了贡献。太行、太岳老解放区的广大干部也在这场土改运动中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和锻炼，为全国解放后，新解放区的土改运动培养了大批干部和提供了宝贵的工作经验。

三、长江支队队员在解放初期福建省的土改运动中的作用

1949年春，由太行、太岳老解放区4000多名干部组成的长江支队，响应党中央“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随军南下，于当年8月初入闽，接管了福建省除福州、厦门两市和闽西地区之外的大部分地区。当时，福建全省共设2市、8专区，67县，而长江支队南下干部则成建制地接管了其中的建瓯、南平、福安、闽侯、晋江、龙溪等6个专区，51个县。由于南下前的整训期间，各级领导班子成员都已经明确，所以入闽接管政权后，南下干部在地方干部的配合下，很快就完成了专区、县、区三级政权的组织建设，并立即投入到福建省的征粮支前、剿匪反霸，土改运动中。

福建省提前进行的土改，所以能够顺利进行，没有出现偏差，并提前完成，是与从省委到基层农村，自上而下有一批具有“正反”两面丰富的老解放区土改经验的长江支队南下干部奋战在基层一线，掌握着土改方向息息相关的。

“……总的看来，福建在土地改革中，政策掌握较稳，运动发展是健康的、正常的，没有发生普遍的严重的偏差。当时中共福建省委和省土地改革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都具有过去在老区进行土地的经验，在领导土地改革工作中又始终强调坚决贯彻上级政策，实事求是地解决具体问题。使福建省土地改革的进度和完成时间，比预计提前了一年。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给福建农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代福建简史》何少川主编）

首先，福建的土改，是1950年8月福建省委在闽侯地区6个县开始进行试点的。

所以将土改试点选在闽侯地区，应有下列因素的考虑：一是闽侯地区离省会福州最近，便于省委就近领导和指导；二是闽侯地区自然环境多样化，有平原，有山区，有山有海有盐，并且华侨众多，兼备了福建省各地的复杂条件，取得试点经验后，对全省开展土改工作具有指导意义；三是闽侯地区从专署、县、区三级领导干部主要由原长江支队四大队（太岳老解放区）南下干部担任，具有丰富的土改经验。

长江支队队员、时任闽侯专署专员的温附山谈到：“……当时，地委抽调3500名干部参加土改，其中参加过和领导过土改的干部有300人（主要为原长江支队南下干部），当地经过斗争锻炼与部队转业的老干部有340，从农会中提拔的乡干部约1000人，解放后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有1860人。这些干部都经过土改法令的学习和训练，阶级觉悟和政策水平都比较高。

闽侯的土改运动，按照福建省委〈关于实施土地改革的具体意见〉及有关政策规定，大体上经历三个阶级，即准备阶段（1950年2月—9月），组织实施阶段（1950年10月—1951年7月），复查巩固阶段（1951年8月——1952年3月）。

在土改中，我们十分注意掌握党的方针政策，放手发动群众，开展阶级斗争，阻止“和平分田”。为了保证土地有秩序地开展，在一些重点地区成立了人民法庭或分庭，把群众的说理斗争与人民法庭的审判结合进行进行。我们贯彻执行“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剥削制度的土改总路线，特别注意启发贫雇农树立主人翁思想，依靠他们团结中农和贫苦知识分子及其他劳动人民，组成强大的反封建的统一战线。

我们还严格执行了保护中农（包括富裕中农）的土改政策，也认真贯彻执行了保护富农经济的政策，对富农所有的自耕土地和财产一律不动。

对侨民集中的区、乡，我们贯彻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侨区土地的若干规定”，侨属和其他农民同样分到田地。对华侨资本家兼地主的，除没收其多余土地外，不动其他财产；对侨属地主计算剥削量时，尺度有所放宽。

对于少数民族聚居乡、村及沿海渔区、盐区也都实行了适当照顾的规定。总的看来，闽侯地区在土改中政策掌握较稳，运动发展健康，没有发生大的偏差。（《往事春秋》温附山回忆录）。

全省土地改革，经过典型试验，取得经验，再依托重点，由点到面，点面结合，分期分批开展。全省土地改革是在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下进行。在典型试验取得经验后，全省集中抽调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2.7万多人，组织土地改革工作队进驻乡村。当时福建土改工作队的人数，在全国各省中是较多的省份之一。（《当代福建简史》何少川主编）。

随着福建省土改的全面展开，长江支队南下干部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和体现。他们根据老解放区土改经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依据各个地区的不同条件，群众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领导干部的多少强弱，决定工作的进度。尽可能缩小打击面，并避免过大的震动，避免重复过去战争时期土改中所产生的某些偏向和错误，以减少对革命秩序的破坏。同时土改工作的每一个步骤均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相结合。

长江支队五大队三中队（太行区南下干部）接管海澄县后，积极领导当地人民进行土改工作，根据福建省的试点经验和过去老区土改经验，结合本县情况，积极开展土改工作。

“……土改之前，全县200多个干部都集中学习半个多月，进行阶级划分和情况分析，以及阶级教育、政策教育、自觉的规定了纪律，明确的分工，加上地委直属军大同学的帮助，组成了500多人的庞大的训练有素的土改队伍。

土改工作队下乡后，第一步骤：了解情况，宣传政策，发动群众，整顿组织。第二步骤：划分阶级。反复讲解划分阶级的意义，为什么划，靠谁来划。并进行自报公议的方式。第三步骤：没收征收与分配；第四步骤：总结土改，布置生产。在此过程中对执行政策上存在的某些程度的偏差进行纠正。……”（《光辉历程》—海澄县土地改革总结）。

按照老区土改经验，结合新区实际情况，南下干部始终掌握着方向，并稳步、有序地开展土改运动，及时制止了少数乡村工作人员政策思想不明确，忽视理法教育，乱吊、乱打以及罚跪、烫火、灌水、脱衣服、晒太阳、跪碗碎等变相肉刑的现象。

通过“（一）、有领导的放手发动群众，随着运动的发展，使农民的觉悟逐步提高，真正成为自觉自动的自身运动。（采取自报公议，“先无后少再照顾”，酝酿成熟，进行合理分配。（二）、自始自终依靠贫雇、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消灭地主阶级的正确路线。（三）、正确的执行政策，灵活的运用策略、开展群众性的理法斗争，彻底消灭封建。（教育斗理斗法的方法，并创造典型经验示范推广，避免乱打乱吊发生，在干部中应反复教育执行政策与发动群众的一致性，打破政策与发动群众对立的错误观点。强调依据政策规定，调查实际材料产，采取重点进攻，掌握适可而止的原则，严防用刑逼供或违犯政策没收、乱征收、乱挤浮财追底财等现象。组织检查组进行检查，发现偏向立即纠正。（四）、以抗美援朝为动力，土地改革为中心，紧密的结合镇压反革命，形成一个完整的全面的革命运动。（五）加强党的领导，健全土改指挥部，开展有计划、有领导、有秩序的土改斗争，使运动做到既稳且快又好。偏向。（《光辉历程》—海澄县土地改革总结）。

因为有一大批具有老解放区土改工作经验的长江支队南下干部在基层发挥作用，严格执行土改政策，掌握着土改方向，及时制止和避免了新解放区土改运动中，因复仇情绪引发的乱捕乱打，严刑拷打等老解放区曾经发生的极左错误偏向，使福建省的土改运动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首先，废除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系。土改后，农村土地占有关系起了根本变化，雇农从土改前每人平均占有土地0.24亩提高到2.1亩，贫农从土改前每人平均占有土地0.61亩提高到1.87亩，中农从土改前每人平均占有土地1.48亩提高到1.95亩；而富农从土改前每人平均占有土地8.49亩下降为2.49亩；地主从土改前每人平均占有土地7.47亩下降为1.47亩。第二、农民当家作主，扬眉吐气，在斗争中锻练了自己，涌现了大批农民积极分子和干部，健全了群众组织，推进了民主建政工作。第三、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民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第四、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村购买力逐步提高。

土地改革的伟大胜利，使全省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翻身，农村生产力获得解放，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为全省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发展，为以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当代福建简史》何少川主编）。

通过土改，福建省的广大农民群众从南下干部身上看到了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六十多年过去了，他们至今还把这种作风称赞为“土改工作队作风”。

结语

“功在八闽”是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方毅对长江支队历史功绩的评价。

今天，我们重温这段历史，更加感到长江支队南下干部不愧是党教育出来的好党员，是人民群众拥护的“党性强、觉悟高、作风正、品质优”的好干部，是当前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最好、最生动的教材

主要参考文献：

一、贺捷生《眷恋这片土地》人民日报2013年10月18日；

二、山西省档案馆、长治市档案馆、中共长治市委党史研究室合编《中国共产党长治市文献资料汇编》（1938—1949）1995年12月版

三、何少川主编《当代福建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版

四、温附山回忆录《往事千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12月。

五、长江支队回忆录编撰委员会编《长江支队回忆录》，1997年1月

六、中共龙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光辉历程》，2001年6月版

　（责任编辑：韩玉芳）

老解放区“纠偏”与新解放区“土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