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12月事变后阳北县地下党领导人徐毅

徐毅，河南临汝县石庄乡焦庄村人。青年时代，他就接受进步教育，从事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积极参加反黑暗、反压迫的群众斗争，于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受党派遣，赴中共北方局党校和延安党校学习。结业后，赴晋东南敌后，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先后担任中共沁水县委组织部长、副书记等职。山西发生反革命的12月事变后，为恢复惨遭阎顽反动势力破坏的党组织，重振抗日局面，被中共晋豫地委派往阳城县北部地区，担任地下党领导人，从此开始了将近四年、充满艰险和传奇色彩的隐蔽战线斗争生涯。

临危受命一进阳城

12月事变后，阳城、沁水等县党的领导机关以及在党领导下的牺盟会抗日群众团体都遭到反动派的摧残迫害。党的县委机关和骨干都被迫撤离。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继续开展对敌斗争，1939年12月底，晋豫特委领导人聂真、李哲人、薜迅等同志在撤至晋城县高会村时，决定让徐毅以商人面貌出现，到阳城去领导党的工作。徐毅由交通员带到阳城，由阳南地区的秘密党员崔松林带路、介绍，送到阳城县与河南省济源县交界的蟒河口，住在一个政变前任自卫团团长的党员家里，初步隐蔽下来。可是这个党员的父亲是当地的一个小绅士，抽大烟，思想不进步，徐毅到后他一直盘问其底细。无奈之下，徐毅只好说是收药材的。后来群众就问他枸杞子收购价格，因徐毅根本不懂这一行，所以弄得我很被动，无奈只好背着口袋沿村去收购药材，但这又不能作为长期的公开职业，约一个星期后只好返回特委。

再奉派遣二进阳城

这时土岭事变刚过去，特委已转移到晋城县秋泉村。徐毅随着特委在东沟马平头一带过了几天游击生活，特委又决定让他到阳城县北部芦苇河一带隐蔽。为了适应商人身份，聂真亲自把徐毅的名字改为徐发贵，聂的爱人李岫云（12月事变前任阳城县县委组织部长，1940年日军扫荡时牺牲）给徐毅介绍了蒿峪、大宁等村的支部和党员情况。1940年元月中旬，徐毅辗转到了蒿峪编村岭上自然村地下党员常长春家里，常派村里一个很勇敢的农民党员刘天仁给徐毅带路、找人。先见到杨腰村事变前任5区分委委员的杨廷相。杨把徐毅介绍给大宁村事变前任5区分委书记的张仲荃，通过张仲荃和刘嘉珍，安排了社会关系，让徐毅拜党员琚懋、琚天贵的父母为干父母，并讨论安排了公开职业，初步打算让徐毅到离大宁村不远的八里湾开设留客起火店，让尹家沟党员张继贤当开店的助手。公开职业、社会关系安排好之后，徐毅又返回向特委作了汇报，并随特委在高平过了春节。阴历正月初十左右，八路军执行国共协议，要退到临屯路以北，徐毅离开特委返回阳城大宁村，并很快把留客起火店正式开张起来。这个店晚上留住肩挑贸易的过路客人，早晨天不明就起床，分锅给客人做定量的小米干饭，白天还卖蒸馍面条。但在暗中，它是阳北地下党的秘密交通站和联络点。在当年的三月到四月初，日寇侵占了阳城县城，八里湾变成了敌人的交通要道。徐毅关闭了起火店，回到大宁村。其干父琚景玉安排徐毅在他家大门外一个土窑洞内住下。

四处奔波寻找上级

为了保密，徐毅到阳城之前，特委没有告诉他谁是直接领导人。徐毅住到八里湾后，阳城县南乡有个姓原的交通员找到他，让他到阳城县南关河滩集市上和县委书记刘丰同志接头。刘对徐毅是单线领导。他知道徐毅的住处，徐毅不知道他的住址。可见地下活动的高度谨慎。这次接头汇报了芦苇河一带事变后的政治形势，对几个支部初步了解的大致情况，以及饭店的开办情况。同年四月上旬，刘丰化装成货郎，到八里湾徐毅的店内住了一个晚上，这是第二次接头。当时除研究了党员思想、支部的恢复工作外，还研究了日寇占领阳城后的形势和工作。刘丰离开后，多日无消息。三个月后，日寇就侵占了阳城县城，蒋、闫军队不战而逃。这时阳城县南山一带为蒋闫军占领，县城以北为日寇占领区，从此徐毅和上级党失去了联系。

一个人在敌区工作，得不到党的指示，徐毅非常焦急。他化妆成货郎，多次到沁水、晋城等地寻找上级。终于在晋城东沟西边山上一个事变前相识的党员李富家里，见到从太南区党委来的一个交通员，才知道太南区党委在平顺县寺头村住。于是，徐毅立即返回大宁村，派村中党员刘升四以游乡张罗为名，经晋城、高平、壶关等日寇占领区和国民党军统治区，与住在平顺的太南区党委取得联系。然后刘升四返回村里，带着徐毅一起到了太南党委，见到了聂真等领导，还见到了事变前相识的阳城、沁水的一些同志，并意外地见到了刘丰。刘说，他到八里湾接头那次，当离开八里湾走到白沟村，遇到孟县一个相识的顽固分子刘玉成，到山西来给闫锡山的独八旅招兵，把他抓走了，后经地下党营救，回到了老家，从那时起他就离开了阳城的工作岗位。

在敌区化装商人受了一年约束的徐毅，这时真象出了笼的鸟，觉得有说不尽的自由。与战友久别相逢，实在感到高兴和愉快。

当时领导阳城县党的工作的是中共晋豫三地委负责人马纪民。他向徐毅传达了党中央关于敌区工作方针，重点是要求隐蔽精干、长期潜伏、集蓄力量、等待时机，还指出要重视敌伪工作。徐毅把党中央的指示写在很薄很簿的纸上，把纸卷成很细很细的小卷，塞入贩卖的空心毛笔杆内，笔杆上端仍用原有的红纸封住，以防路上被敌顽军查出。返回阳城后徐毅把根据地的情况和党的指示向已经联系上的党员传达，大大鼓舞了党员的斗争情绪。

同年五月，日寇发动了中条战役，国民党数十万大军不战而溃。我军为了填补这块空白，重新开辟岳南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太岳南进支队，从太岳北来到安泽、沁水。1941年8月左右，阳北党员王固臣从沁水回来报告徐毅说，八路军已到沁水东西峪，于是徐毅和王固臣一同去到那里，在东西峪见到部队负责人陈赓，徐毅向他汇报了阳城敌人的统治活动情况。陈赓告诉徐毅，区党委的领导人聂真同志还在沁源县。徐毅为找聂真便和时毅之专员相跟到了沁源。在那里见到了安子文同志。他说聂已南下到安泽。徐毅又和周希汉同行到安泽县孔滩村，才见到聂真同志。聂真安排住沁水端氏的地委负责人马纪民为徐毅的直接领导。从此，徐毅犹如离群的孤雁重新回到母亲的怀抱。

找准支点站稳脚跟

徐毅奉命到阳北开辟工作时，兵无一卒，将无一员，枪无一杆，完全是一个孤家寡人，光杆司令。他应该在哪里立足？局面从哪里打开？经过慎重思考，他选择了大宁村。他的理由是：大宁村党的组织坚定顽强，群众基础深厚可靠。党支部1938年建立，截至12月事变前，这个编村的党员发展到84人，一个编村发展这样多的党员，在阳城县也是少有的，党员多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起的作用就大。12月事变后，蒋阎顽固势力刻意制造白色恐怖，特别是建党创始人张仲芳被捕，使一些党员受到影响，思想消极不敢活动。但支部的班子没有变质，党的骨干力量没有被打散。广大群众也万分痛恨日本侵略者，不愿做亡国奴，迫切希望有人领着他们进行抵抗斗争。虽然村内的反动顽固势力也很猖狂，但支部能够控制住局面。加之阳城沦陷后，顽固分子也同样过着亡国奴的生活，很少再有公开活动，对革命的威胁在逐渐减少。综合这些因素，他把大宁村当作自己的立足基地，把这个村的党员骨干当作自己必须依靠的基本力量。为了贯彻精干隐蔽策略，他首先对大宁村党员队伍进行了逐个考察和整顿，对那些政治上不可靠和思想上消极的党员暂停了组织上的联系，重新确定并恢复了31个人的组织关系，紧接着健全了支部委员会，使抗日斗争有了领导核心，也使自己有了开展地下活动的本钱。

公开的社会关系对徐毅的隐蔽工作也非常重要。在这方面，徐毅依靠大宁党支部的操办，做得也非常成功。琚景玉虽说是村中富户，但他在12月事变前由于受到张仲芳、张仲荃以及他的两个在党儿子的教育，对八路军、牺盟会有很大的好感，对阎锡山搞的反共事变，对村里的顽固分子都十分不满，对共产党非常同情。从徐毅第一次到琚景玉家拜他为干父。直到1943年春离开大宁，没有任何人向他直说过徐毅是共产党员，他也从来没有问过徐的来历，但他很清楚徐毅是共字号的人，并且从来没有表示过怕老徐出问题连累他的意思。他对别人总说徐毅是以前在润城镇做生意时的相识，是个不问政治的买卖人。1941年春节，徐毅到平顺县找党的领导人时，他对外坚称徐毅是回河南老家过春节，给徐毅打了很好的掩护。徐毅到沁水、阳南开会都要让他给看门，让他对外人说老徐到晋城等地进货了，他都按照徐毅的安排去讲。徐毅从外面回来晚了，他总是把他家的饭送给徐毅吃。徐毅的干娘也同样是个善良正直人，在生活上很关心徐毅，但徐毅卖的针线颜料她从不白拿白用。琚景玉的儿子琚茂、琚天贵在生活上，在对徐毅的掩护上也做了很多帮助。多少年后回忆起来，徐毅都感慨地说，他们一家对我的帮助就是对革命的帮助，对革命的贡献。

徐毅和大宁村群众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他以货郎身份到大宁村时，群众买东西，他要的价都很低，对一些困难户甚至不收钱。日寇占领阳城后，货郎生意不好做了，他就给村里人干活，诸如喂牲口，摘桑养蚕，烧砖瓦等粗笨活计他都干，而且不要工钱，只要管饭即可。村里大小都亲切地称他为老徐。对于徐毅的身份，虽然长时间未公开，但慢慢地，许多人心里逐渐有所猜测，只是嘴上不说。为此，大家对徐毅也很关照，徐毅遇到危险时，大家都尽可能给他打掩护，彼此之间形成了鱼水关系。徐毅离开时，全村群众还自发组织了送行。

徐毅把大宁村选为立足点，可以说选得很对，很准。在他隐蔽的三年多中，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始终没有暴露身份。汉奸村长郭双群曾察觉到徐毅的蛛丝马迹，进而对徐毅的身份发生怀疑，想向日寇告密邀功，立即被党支部精心设计，借敌人之手将其铲除。

徐毅也把大宁村当作一张最好的牌来使用。上级秘密布置护送部队和地方的干部到敌占区去，他都让大宁党支部承担，如1941年元月，张旗同志由根据地来，要到河南省皇协军里去工作，徐毅安排在王书正家里隐蔽了几天，后让刘嘉珍同志把该转送到涝泉村。1941年徐毅指示刘嘉珍到后则腰接程延章同志，并把他送到崔松林同志家里。1941年底，徐毅又派郭维仁，郭维郁给八路军引路从沁水送到东冶一带。

徐毅在对芦苇河一线党组织进行整顿时，还派出大宁村党员张仲荃、郭维邦、刘家珍等同志到西沟、芹池、涝泉等许多村子接头，传达徐毅指示，具体联系安排。

他还依靠大宁村积极开展敌伪工作，如1940年在阳城日军建立警备队时。他立即抓住时机，将该村党员李凤歧派出去，顺利通过考核，在敌人内部打下钉子，为阳城解放伏下一步好棋。

他还依靠大宁党支部，千方百计给八路军搞粮食。如1941年冬，八路军太岳支队在沁水县吃粮出现困难，徐毅组织党支部研究，把给日伪收下的400斗小米，让八路军夜间统统运走。第二天又报告日伪军。日伪村长为了应付日军，要求有个收据，可是八路军运粮时没有打收据，刘嘉珍就在肥皂上刻了个太岳支队假图章瞒过了日伪。1943年秋从峪则村给日伪收了40斗粮食，在给日伪运送那天，徐毅提前派人报告给八路军，八路军在半路上就把粮截获。

逐村整顿重建组织

徐毅到阳北后，经过艰苦努力，接上组织关系的党支部和党员除大宁编村外，还有蒿峪编村、町店编村、汉上编村、尹家沟编村、刘村编村及所属的马寨自然村，也还有芹池、西沟、宜壁等大村。

蒿峪编村政变前党支部力量比较强，有党员38人，最先入党的是杨可箴、杨廷相。12月事变后，该村有32个党员，仍有组织活动。当时支部书记是胡锡光，支委是王守德、常长春。该村党员的活动力较强，知识分子也多。王固臣事变前任蒿峪编村村长，王守德任町店编村村长。胡锡光、杨启章政变前都在外边工作。该村顽固势力也大，阶级斗争尖锐，但该支部敢于坚持斗争，支部领导人在群众中也有较高威望，他们对敌斗争的成绩是比较突出的。王守德家里是徐毅联系接头的地方，他一家对徐毅始终很热情。

尹家沟编村党支部事变后有组织关系的是田时雨、张继贤、卫鲁祥、卫鲁善、赵一龙、卫树章、张其昌、卫鸿元、赵师亮，还有尹庄的贾甲申，羊高泉的李天成等11人。田时雨、张继贤、李玉成任支委，这9个同志表现都很好。张继贤同志是徐毅在八里泉开店的助手，也是徐毅和田时雨、贾甲申发生关系的介绍人、联系人，他家是徐毅在尹家沟村的接头落脚地方。该村党支部也很重视掌握村政权，在选举日本人村长时支部都专门进行了研究。田时雨同志曾担任日本人的村副，该村村长也是选那些能够听话的人担任。1943年该村有个村长表现不好，报告我军的行动，被村里及时制裁。

町店编村党支部力量比较弱。事变前，町店编村各有两三个党员。事变后，经杨启章介绍，发展了王志仁、凌揪虎两个新党员。增村的赵鸿瑞，徐毅和他接触比较多，他经常到大宁找徐毅汇报，徐毅也经常常去他家碰头，研究工作。

汉上编村政变前只有少数几个党员，就是于鸿顺、梁万元、粱培德、王实4人，于鸿顺是支部负责人。1943年，又发展古兴生、梁年义为党员。张村党组织是通过当时在张庄任小学教员的卫鲁祥同志领导的。1941年秋天，经卫介绍，于鸿顺和徐毅直接发生联系。1942到43年春，于和徐毅多次接触汇报阳城敌情。于当时任汊上村公所书记，他坦诚告诉徐毅，政变后他到顽固派建立的第一区任区警，日本战领阳城县城后，随顽政府到南山。1941年元月，卫小玉介绍他填写了加入国民党的自愿书，未举行仪式，同年五月日寇对汉上村进行扫荡，他返回家。为了确保地下组织的安全，徐毅和有关同志对于鸿顺进行了严格审查。

马寨村和徐毅发生关系的是郭进金。郭事变前在二区青救会工作，事变时工作仍很积极，一度在家开染坊作掩护。这个染坊后来被徐毅作为秘密联络点。郭进金把他的弟弟郭进保送到刘村日寇据点当苦力，通过他来了解日寇一些活动情况。徐毅经常到进金家里，和他研究工作，了解敌情，他也及时汇报他弟弟提供的情报。郭进金的母亲白改是大宁村娘家，通过这层关系，徐毅和地方的联系更加紧密。白改敏对徐毅非常热情，每次徐毅到她家，她不仅亲自接待，问寒问暖，操办吃喝，而且在徐毅开会时，自动在外放哨，一有情况就大声撵鸡打狗骂牲口，以此向屋里报警，被地下工作者称为革命母亲。

当时敌区工作总的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不搞大的群众性斗争，但要积极的对党员进行革命信念教育和气节教育，并通过党员向群众进行传输。1940年1月到当年4月日寇占领阳城以前这段，党员的主要思想问想是：怕顽固分子破坏，怕顽固分子抓捕。一部分党员对革命胜利发生怀疑，提出八路军退到哪里去了，是否还能再返回阳城来的质疑。徐毅告诉大家，八路军在临屯公路以北，离阳城县并不远，不久一定会返回阳城来，以此来坚定党员的必胜信心。同时要求大家提高警惕，严防暴露自己的身份。同时注意防止顽固分子抓捕，和顽固分子的欺骗收买，以使大家坚定革命立场，决不投敌变节。当阳城被日寇占领后，又教育党员坚守民族气节，决不做亡国奴，不给敌人办事，誓死抗战到底。同时要党支部掌握维持，做好伪军工作。由于思想工作得力，事变后虽有一些党员消极，一些党员动摇，但这几个支部内没有出现投敌、破坏党组织的行为。这几个支部于1941年前恢复了关系、建立了组织联系的有近90个党员，这给党保存了一支骨干。这批党员到阳城县解放前后大部分都成为脱产的革命干部。1940年夏季，还把杨腰的杨廷玺，东岭山的吉峻明、尹家沟卫鲁舍几个知识分子党员送到根据地参加了工作。

明暗结合双管齐下

徐毅在阳北站稳脚跟，并将各处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告一段落后，立即将工作重点转向与日寇和阎顽势力的斗争中。他通过认真估量形势，采取了“明暗结合，双管齐下”的正确策略。

明的方面，他在多次前往上级汇报工作时，也反复请求上级增派优秀干部充实阳北工作。太岳区党委根据阳北的现实情况，派程廷章、李景波、李登瀛等同志到阳北协助徐毅开展工作，并成立了阳北抗日办事处。由程廷章担任办事处主任，李景波任抗日工作队队长，李登瀛任五区区长。不辛，上述三同志在1942年反扫荡中均壮烈牺牲。徐毅含着悲痛，再次前往太岳区委所在地进言，大胆提出“固南强北”的建议，即在巩固阳南抗日根据地的基础上，加强阳北地区的工作力度和支持力度，不仅要增派干部，还要从根本上重新构造阳北抗日组织机构，将阳北地区组成单独的阳北县，然后再划分为几个区，形成县、区、村三级抗日网络。同时要求派遣武装力量进入阳北，压制敌伪气焰，鼓舞群众斗志。太岳区党委针对徐毅的建议进行认真研究，正式决定成立中共阳北县委，由徐毅任县委副书记主持工作，由王安珍任组织部长，协助徐毅工作。将阳北抗日办事处升格为为县级政权机关，由任开宪任办事处主任。设立武装科、公安局、财粮科、民政局、司法科、工商局、总务股7个职能机构。阳北县辖晋豫公路以北、沁河以西地区，并将沁水县辛甲河、木亭两村划归阳北县。是年9月，八路军17团团长尤太忠率一个营，到阳北开展武装工作。是年秋，阳北县形成新的行政区划，全县划分为三个区，分别建立了三个区分委和区公所。至此，阳北抗日局面焕然一新。

暗的方面，他高度重视与日伪争夺村政大权。针对日军占领阳城后，威逼各村成立维持会，不答应就不停地进行烧杀抢掠的严峻形势，为了尽力减少群众损失，徐毅提出“以不维持变假维持，以假维持抵制真维持”的应对策略，挑选没有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或有正义感的德高望重人士出面担任日伪村长、副村长，在各村建立起“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表面上为日本人服务，实际上在暗地里保护群众利益。使广大群众少受日伪的敲榨屠杀。

他高度重视在敌人内部功心策反。早在日军占领阳城之初组建警备队时，徐毅就将大宁村党员李凤岐派出参加应募，埋下第一科钉子。之后，他又派尹加沟党员贾甲申打进警备队任书记员。后期又派卫鲁祥打进警备队任文书，并在警备一中队成立了党小组，具体分工由贾甲申做中队长崔永法的工作，李凤岐做下层士兵的工作，除让他们经常以各种理由到他的隐蔽点大宁村汇报外，还安排李凤岐胞兄张高林，清林沟地下党员赵小白，尹家沟地下党员张继贤做他们的联络人。这就给1943——1944年的敌工工作奠定了基础，给阳城解放时一批伪军起义创造了条件。

他高度重视发动群众全民对敌。徐毅通过各地下党组织，在每个村庄都建立了联络点，情报员，这些人中，有抗日同情分子，有灰色身份人员，有可靠的基本群众。还有那些赶驴驮炭、开店卖饭、打铁掌鞋的，以及坐在街道两侧的老大爷、老太太，很不惹人注意，但他们中不少人恰恰是时刻监视日伪动向的情报人员。

他高度重视建立秘密的地下武装。1941年，徐毅得知阳城日军要从各村抽调人员受训，然后让这些人回村组织反共自卫队。有的骨干不愿意去。但徐毅敏锐地感到，这是借敌人之名义发展人民武装的绝佳机会，于是说服了不愿去的骨干，让他们到县城接受了训练，回来后把自卫队拉了起来。这样，手里就有了本钱。自卫队名义上反共，实际上经常在夜间出去割电线，截军车，劫粮草。他还派人说服占山为王的国民党溃散队伍张明科部接受改编，为建立阳北县大队打下了基础。1942年，太岳支队进入阳北后，随着各级抗日政权的建立，阳北县大队和三个区干队也很快成立起来。这是徐毅通过艰辛努力奠定的良好基础。

出生入死屡遭危难

敌区工作是在蒋阎反动势力和日本侵略者对共产党实行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在敌人力量占绝对优势和统治地位的险恶环境下进行的，地下工作者时时有遇难或遭敌顽残害的危险。徐毅在阳北地区的将近四年中，也遇到多次麻烦，甚至遇到过危险。

1939年12月下旬，徐毅离开晋城高会前往阳城县蟒河去的那一天，从高会过沁河到阳城地界，遇到国民党的新八师盘查，说徐毅是八路军，不让走。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徐毅把当时穿的一件崭新的灰色棉背心和一支最心爱的水笔送给这些爱财鬼，才被放走。

1940年元月，徐毅在大宁村安排好公开职业后返回特委汇报。当天晚上在阳城寺河口住店，顽军和他们的地方官查店时，徐毅自我介绍在八里湾开店，于是他们问八里湾×××你相识吗？因徐毅还未到过八里湾，当然答复不了所提问题，后经多方设词才算蒙混过关。

1940年2月，徐毅从高平离开特委返回阳城八里湾联络站，路过晋城县东沟天晚住店，顽军查店时说他背的烟丝是用军用布料作包裹，有八路军嫌疑，把徐毅弄到东沟区公所审问了半夜。徐毅骗敌人说套子是从晋城巴公衬姑姑家拿的（根本没有这个姑姑）。因徐毅身上还带有特委行政科一个同志给他做的阳城群众用的假通行证，他们抓不住徐毅大问题，让徐毅取保。徐毅说当地无熟人，拖延到第二天才被放走。

1940年3月，刘丰离开徐毅的起火店被敌人抓走的当天，顽固分子押着刘丰返回头向大宁村走。路过徐毅的起火店门口时，这伙人在门外桌上还买馍吃。这徐毅在房内听见一个相识的孟县老乡张健全说话，立即让张继贤出外接待卖馍，他在房内未敢外出。那天如若徐毅在门外见到这个顽固分子，加上和刘丰遇到一起，就会遇到很大的麻烦，甚至使隐蔽工作遭到毁灭性破坏。

1940年4月，日寇占领阳城。徐毅撤退回大宁村中。有一次敌人到村里抓人抢牲口时，徐毅和群众一起跑到野外沟里，钻进一个土窑洞内。日寇在后面紧追，还往窑门口打了几枪。后敌人把徐毅拉出来，把他全身衣服脱光进行检查。因徐毅穿的是破鞋，身上带着当地群众带的通行证，手上因给群众摘桑喂蚕弄得很脏，致使敌人把他当成当地群众，让他赶着牲口往村里走。路上，徐毅趁机逃走。

1941 年秋，徐毅和王固臣去安泽县找区党委。当日寇奔袭98军军部的前一天下午，徐和王等3个人离开部队往阳城返，路经沁水的白云寺山顶上，98军错认为他们是日寇的便衣，把他们3个人扣在白云寺庙内，用枪托子打，当天被八路军派人要回去。

98军军长武士敏被日寇打死的第3天，徐毅和王固臣两人二次返阳城，路经安泽、沁水交界，距桃川不远的地方，又被98军的散兵把他们扣住，把徐毅的新棉袄脱走，并把他们扣押起来。后八路军一个指导员到那里沟通联系，才被放出。

1943年夏，上级党委派原阳城县委书记、后任三地委宣传部长的陆达到阳北县担任县委书记。调出徐毅另行任用。徐毅离开阳城后，先后任河南省济源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等职。抗战胜利后，他又重返山西，历任闻喜县委组织部长、县委副书记，稷山县委书记，晋东南地委监察委员会副书记，运城地区手工业管理局党委书记兼局长，运城地委组织部副部长，运城地委纪委副书记等职。他从来没有忘记工作、战斗过的阳北地区及关爱他的广大干部群众，他更难以忘记对他保护甚力、帮助甚大的大宁村党员干部群众，以及对他关怀备至的琚景玉夫妇，琚天贵兄弟和他们的后人。不仅始终保持联系，而且数次返村探望。1990年3月，徐毅因病在运城逝世，终年79岁。当地党组织为他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对他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责任编辑：韩玉芳）

岁寒松柏 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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