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气度战士风骨——怀念徐一贯

徐明亮

2014-06-14

来源：晋城党史网

2014年2月20日，是我敬爱的父亲徐一贯逝世一周年纪念日。2012年12月4日，父亲病情危重，住入医院重症病房。在令人不安的日日夜夜里，我不止一次地默默祈祷，祈祷他能挺过去——他的知识和经验、智慧和能力太宝贵了，他还能为社会做些事情……

经历血与火的考验

父亲原名徐以贯，1914年出生于晋城县（今泽州县）大东沟镇东沟村。父亲从小身体羸弱，但聪颖好学，各门功课均名列前茅。在东沟学习了几年后，父亲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山西省立第四中学（今长治二中）。在学校读书之余，父亲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结识了追求进步的同学，从这里起步走上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

父亲上学期间，同学赵毓华对他的影响最大，在赵的启发下他阅读了许多革命书籍，政治觉悟迅速提高。寒暑假期间同学们都回家了，父亲依然留在图书馆里，义务帮忙整理书目，抽空阅读了更多的图书。他经常和进步同学交流读书体会，抒发自己的雄心壮志，鞭挞旧社会的黑暗。他的行迹引起校方的注意，对他警告和指责，但父亲依然我行我素，矢志不渝，校方遂以“宣传赤化，共产党嫌疑分子”之名将父亲开除学籍。父亲回到原籍东沟，担任了小学教员。在进步校长陈引聚的支持下，父亲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据他的学生讲，父亲讲课说理性强，论辩高屋建瓴，有吸引人的魅力，对他们的影响很大，以东沟为中心的一些村庄，一批血气方刚的青少年在父亲的引导下，走出家门，与地方封建势力面对面进行斗争，使当地贫苦农民受到很大鼓舞。1936年，抗日救国成了他们的宣传重点，上街张贴标语，组建社团，进行讲演。东沟地区成了晋城县西部的革命中心。

1937年，革命先驱邓辰西、李进奋介绍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父亲即任晋城县委农运部长，宣传部长和副书记，成为党在晋城县的中坚力量。父亲还担任晋城牺牲救国同盟会特派员，具体组织抗日救国活动。他几度往返于太原与晋城之间，及时传达上级指示，布置具体工作，圆满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1939年12月，晋城大地一片血雨腥风——国民党顽固势力肆意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在这场斗争中，父亲临危不惧、身先士卒，经历了血与火的严峻考验。上世纪90年代的一个上午，我到省政协老干部活动室找父亲，看见墙壁上挂满了宣传品——省政协请每一位老同志写一篇自己的革命斗争经历。我看了父亲写的那一篇，顿时惊呆了，这是父亲从未讲过的事啊，也是父亲革命生涯最值得重笔书写的一件事——1939年12月政变爆发后，父亲与县委的领导同志坚持进行抗日反顽斗争。有一天，他们在城北的一个村子开会，会后已是深夜，大家就在农民家里住下了。清晨，震耳的枪声响了起来，敌人将村子包围了。县委的同志有的隐蔽起来，有的试图突围。父亲住的那个院落，除了父亲以外，还有几个同志，敌人踢开了大门，喝令楼上的人全部出来。一位姓宋的区委书记被发现了，他从容走出来，叛军不由分说，当即将他枪杀在院子里。敌人开始搜查了。搜完一个屋子后，搜到父亲藏身的那间屋子，父亲急忙拿了个箩筐顶在头上，敌人没有发现他。当敌人去搜查另外一间屋子时，父亲急忙起身，迅速跑向敌人刚搜查过的一个屋子，就这样，父亲脱险了。父亲脱险后，辗转回到东沟稍做休整，便又赶赴晋豫边区游击支队驻地，和他的战友会合，继续投入战斗。真是惊险呀，可以用“虎口余生”四个字来形容。当我读完父亲写的这件事后，心中油然产生敬佩之情。看着父亲已显老态的身体，我没多说一句话。

上世纪60年代，我经常见父亲揉抚右侧下肢，好像是有痛感，我便问是怎么回事。父亲这才告诉我，他在晋城县委工作时，曾有一次被敌人拘捕。当时被捕的有80多人，敌人将他们押解到一处古庙，稍做休息时，父亲趁敌人不备，逃了出来，没跑多远，敌人发现了，喝令他站住。父亲没有理会，奋力朝前奔跑，敌人开枪了，子弹“嗖嗖”地从他身边飞过。父亲不顾一切向前跑，前面没路了，一道数米深的悬崖横在面前，他想都没想，纵身跳下悬崖，因此留下了终身残疾。

创办《山西农民报》

1940年后，组织上调父亲到报社工作。他先后担任《黄河日报》、《岳南大众报》的编辑部长、副总编辑和总编辑。用笔作刀枪，犀利的文章和新闻报道就像炮弹，射向敌人的胸膛。他为巩固晋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在那如火如荼的岁月里，吃无热饭，居无定所，他们毫不在意，坚持出好每一期报纸是他和战友们的崇高愿望。有的同志病倒了，缺乏有效的医疗，倒在了工作岗位上；敌人进山扫荡，报社急忙转移，有几次险与敌人遭遇。有一次，父亲主动向我展示他左手掌的伤疤（唯一的一次）。那是在一次反扫荡的转移中，父亲与敌人迎面相遇，敌人的刺刀向他的胸口刺来，他急忙躲闪，手掌被刺伤，鲜血直流，父亲忍着伤痛，拼死突出重围。1945年，上党战役激战正酣，父亲与报社的同仁辗转在沁水县的大山中。一次，父亲身患伤寒，同事用担架抬着他转移。在一条小河边，恰遇阎军向西溃逃，敌我相距很近，渡河已来不及，因我军在追赶敌军，阎军仓皇逃跑，无暇加害父亲及同事，也算有惊无险，如果真有不测的话，其后果不言而喻。

1948年，在解放战争胜利的曙光已初现时，父亲又担任了《太岳日报》的社长兼总编辑。当时报社的编辑力量日益壮大，报纸的出版发行趋于正常。作为报社的领导，父亲的工作更繁重了。

1949年4月，父亲和战友们冒着战火的硝烟，健步进驻太原，太岳报社和晋绥报社的同志们会师了。他们齐心协力，白手起家，创办了《山西农民报》。它与《山西日报》并驾齐驱，向读者传送胜利的捷报。父亲有十几年的办报经验，有志在办报风格上独辟蹊径，自成一格。在同志们的支持下，通俗化的办报风格逐步走向成熟，得到广大农民兄弟的赞誉，其经验亦在全国广为传播。中共华北局曾发文予以表彰。父亲两度撰文进行总结。成功的喜悦驱散了上夜班和伏案工作的苦涩，大家信心百倍，朝着更高的目标挺进。

到省委工作

1955年5月，父亲奉调离开《山西农民报》，出任省委副秘书长。从此他结束了十数年的办报生活，依依不舍地走向新的工作岗位。

到省委工作后，父亲除给省委主要领导起草文稿外，还管过信访工作，编过党的理论刊物《前进》，无论干什么工作，他都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上世纪60年代，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一些事情有了较完整的记忆。我记得，那时的父亲特别爱看书，在省委大院的书亭里，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北肖墙古旧书店，解放路的新华书店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看书买书成了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战争年代环境的严酷和工作的繁重，父亲患上了“强直性脊柱炎”，医生建议离职休养。为了治病，父亲奔波于京沪两地。在北京，父亲结识了在京行医的周潜川大夫。周大夫医术高超，治疗方法标新立异。经他治疗，父亲的病有了很大好转。此时，王中青副省长（主管卫生工作）知悉周潜川人才难得，想请周到省中医研究所工作，他向我父亲说了他的想法，并让父亲代为转述，父亲答应了。约1960年周大夫到山西工作，找他问病的人很多，其中不乏党政军要人。1964年周获罪入狱，省委成立专案组，追查谁让周来山西工作，父亲如实相告。最后结论的措辞是：徐一贯推荐，王中青批准。父亲予以反驳说：我同王中青不属一个系统，批准一说不能成立。专案组也觉得措辞有破绽，即改为“徐一贯介绍，王中青同意”，据此，给予父亲开除党籍、行政降三级的处分。王中青为党内警告处分。

1964年的日子是多么难熬，父亲不停地写检查，他那支笔显得有些“笨拙”，所写检查总是不过关。在那些日子里，父亲一直以米汤汁为食，身心饱受摧残。为了排解郁闷，他开始抽烟，但这只是权宜之计。那时我心里忧闷不展，父亲却镇静如常。他嘱托把机关配置的家具搬到楼道，让公家派人搬走。我猜想，他是否认为自己不工作了，不应该再使用公家的物品？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疾风骤然刮来。一天上午，一张大字报贴在省委北楼乙字门门口的墙壁上，上面赫然写着“……限大牛鬼蛇神徐一贯5日内搬出省委，否则将采取革命行动……”，父亲见状感到着急，数次找有关领导，寻求解决办法。几天后省委组织部的一位领导找父亲谈话，他说：“省委决定，徐一贯退休，退休金按工资的百分之七十发放，遣返原籍晋城”。说走就走，省水利总队的一辆大卡车，拉着全部家当和除我母亲、哥哥之外的人，颠簸两日后，回到了晋城。那年父亲51岁。

受迫害回到晋城

在初回晋城的日子里，外调人员纷至沓来，他们让父亲回忆战争年代的人和事并写出证明材料。有些外调人员还比较客气，彬彬有礼；有的则出言不逊，他们竟对父亲大声斥责，说他是“犯过错误的人”，逼他写不实的证明材料，父亲不卑不亢，据理力争，为自己的同志和历史负责。

父亲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回到晋城的日子里，父亲除了读书学习还经常参加街道的政治学习，与粗通文字的老大爷老大娘在一起读书读报。他不以自己文化高而自傲，和街道上的人平等相待，耐心解答问题，遵守开会时间，从未中途退场，赢得了大家对他的尊敬。

父亲结识广泛，助人为乐。经常和父亲交往的人，有机关干部，也有工人和农民。我记得每到傍晚，家里就热闹起来，客人走了一个，又来一个，有时几路客人碰在一起，大家为此哈哈大笑。有的朋友找父亲倾诉冤情，父亲不仅耐心去听，而且动笔帮他修改材料，到了饭点，请客人与我们一块用餐。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末，山西日报社老干部原斌同志在晋城下放，有一次他有事要找父亲，那几天父亲正巧不在城里。原老急不可待，不顾自己60多岁的年纪，翻山越岭骑行近20公里，到东沟面见父亲。可谓相交至深啊！我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的一天，父亲在抗日根据地担任党报总编辑时的老房东，从沁水风尘仆仆来到太原看望父亲。时间已过去40余年，他们居然互相认得对方，可见老百姓和报社编辑人员感情之深厚。

每当父亲回到东沟小住，村里的乡亲闻讯而至。没有什么好招待的，“战斗”牌、“友好”牌是他们常吸的香烟，品味家乡甘甜的井水，令人感到乡情浓浓。有的人谈国家大事，有的人谈家务琐事，有的人请父亲解答问题，其乐融融，难以言尽。回想起来让人感到父亲有魅力，有亲和力，更有宽广的胸怀和炽热的感情。

重返工作岗位

1980年6月，省纪委报请省委同意，将给于父亲的处分改为“留党察看两年，恢复原工资级别”。父亲恢复工作后，担任省政协副秘书长，还担任省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父亲有着渊博的历史知识和超强的古汉语运用能力，但是他没有掉以轻心，面对新工作他借来大量的书籍，诸如山西通志，各地的旧版县志，足足堆满了写字台，除了睡觉，他几乎不曾离开写字台。功夫不负有心人，一篇篇见解深刻的论文脱稿了，同行们予以高度评价。父亲取得了对新工作的发言权。

1981年的春节令人难忘。别人都在额手相庆，我和父亲却蜗居在办公室里，读书看报，料理琐事，若不是窗外喜庆的炮声，还以为是普通的工作日。

1982年，在汾阳县召开的部分县市地方志主任会议上，父亲忘却了疲倦，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向到会者讲解地方志的源流、编写方法，使与会者受益匪浅。会后，大家不约而同地说：“徐一贯真有水平”。

也是在这一年，朔州市有一位名叫高海的中学教员写了一本《地方志编纂入门》的书稿，送来请父亲审阅。父亲初读后，觉得这部书稿很有价值，决定向全省介绍。父亲认真修改这部书稿，同时发出征订启事，书出版后在全省方志界引起较大反响。不久，省外方志界也获得信息，纷纷汇款订购，一时间省地方志忙着封包、发书，通过邮局和铁路把书发往全国各地，对全国的地方志工作做出了贡献。

高海同志功不可没，父亲说他只是做了分内的事。此后，高海和父亲建立了友谊，经常和父亲切磋学术问题。他称父亲为“徐先生”，可见他对父亲学术水平的敬重。2010年夏，高海和其同事完成了《朔州通史》的出版，到太原给父亲送书，但因父亲身体欠佳，两人未能相见。

父亲一生坎坷多难，辛苦备尝，他的熟人对他刮目相看。他的老战友、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董谦曾书写条幅，词曰：“太岳报界一支笔，坎坷多难志不移。”由衷地赞扬了父亲的工作能力、不平凡的际遇和意志品质。

父亲1965年受处分后，被通报全党，时任解放军某部干部的陈又新曾对我说，“我在部队看到了党内文件，对你爸爸的处分太重了”。

父亲被处分使他 “名声大噪”，山西“徐一贯”名字不胫而走。他的熟人对此忧心忡忡，怕我父亲承受不住压力。况且“文革”伊始又被赶回原籍达十五年，吃了不少苦头。1980年父亲返回省城时，不少人对他仍能保持较好的身体状况表示钦佩。记得那年夏天的某日，我陪父亲到省文联儿童文学作家郝丁家造访。郝先生见到父亲不免吃了一惊，缓过神来说：“呀！我以为你早就不在了！”说完，他们开怀大笑。当时的场景，令我非常感动，至今记忆犹新。

离休后不辍工作

父亲是1983年离休的，那年他68岁。有的县市的地方志机构敬佩父亲的学术水平，聘请他当顾问，还经常到家请教，他都热情接待，使来客得以满意而归。

也是在1983年，周潜川得到平反。不久，省纪委报请省委同意，将1965年以来所给于父亲的处分予以取消。至此，压在我们身上的那块大石头终于被掀翻了。

父亲离休后，生活平静而有规律：早上去公园活动；早饭后看中央电视台的国际频道节目；有时到附近的书店转一转。居家多以看书写字打发时间。

上世纪80年代，党史资料的征编工作蔚成高潮，但一些鱼龙混杂的史料纷纷出笼，尤其是晋城县的一些史料令父亲惴惴不安。他觉得趁现在记忆力尚好，应做些工作，把那些错讹的史料纠正过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有一次，他看到一份材料上对老同志史景班（已故，曾任昆明军区副政委，少将军衔）有污蔑不实之词时，他怒不可遏，立即告诉史将军，并向有关部门反映，迅速纠正了错误。

1995年4月，当年太岳区的几位老同志酝酿写一篇回忆录，纪念沁源围困日军50周年，该文长达万余字，并计划在《山西日报》上发表。稿件送到父亲处后，他悉心批改，中肯地提出修改意见。他虽不是第一执笔人，但同样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父亲觉得他是太岳解放区的一名战士，有责任把当年的历史呈现给读者。

我还记得，一位日本青年学者来晋搜集日军暴行罪证，父亲作为见证人，痛诉了自己亲睹的侵华日军残杀中国人的场面。他的记忆清晰，讲述时声情并茂。当时我坐在父亲身旁，耳闻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令人发指，惨绝人寰。那位日本学者神情凝重，快速地记录着父亲的原话。会见结束后，他向父亲表示感谢并赠纪念品。

父亲年过九十岁以后，依然照例参加省政协的各类会议，虽然他发言不多，但总是在侧耳专注倾听他人的发言。有时一些活动在室外进行，父亲不避年高，拄个拐杖站立好长时间。每当在电视上我看到父亲的身影时，莫不为之喝彩和感动。

父亲离休后，在弘扬中华传统医学方面颇有建树。父亲长年患病，边治病边研究中医药典籍，从而学有所得。他在医疗体育方面很有造诣，上门请他指导的不乏其人。记得2005年的一天下午，我陪同他到山西大酒店，为外国习练者演示健身功。父亲微闭双目，轻舒双臂，神、气、形有机结合，成功地进行了演示，博得了外国友人的赞誉。场内掌声不绝于耳，大家合影留念，父亲还签名题字，场面格外热烈。

父亲德高望重，外国友人慕名而至。省政协的家里曾接待过外国友人。父亲为增进中国同外国人民的友谊献出了绵薄之力，说他为称职的使者亦不为过。

我记得，父亲对他的学术研究成果极为重视。2006年的一天，他把此前撰写的《古代人才学——刘昭（人物志）评介》一文交给我，希望在社科类杂志上发表，我满足了他的要求。原稿上父亲的批改依然历历在目，我已妥为保存作为永久纪念。

2007年以后，父亲由于年事已高，体力衰退，基本上不再写作，但他仍保持着敏锐的思维。2009年《山西农民报》庆祝创刊60周年，作为首任社长兼总编辑，他嘱托我代写贺词表示心意。我写好后，父亲仔细看过后说：“可以”。这是父亲一生最后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几十年来，他用那只笔写了许多的诗文，其中不乏贺词、楹联，真实记录了他的聪颖和睿智。

2011年以后，父亲只要身体许可，他便端坐在写字台前，即便是随意性地抄录，那支笔依然书写自如——这不是一支普通的笔，它令敌人心惊胆战，而大众所欢迎和赞美的笔。时光荏苒，转眼一年过去了，但我对父亲的思念却与日俱增。

敬爱的父亲，你虽然与我们永远地离别了，但你的业绩、风范和革命精神将牢牢地镌刻在我们的记忆中。

【附】追思绵绵，感恩未绝。特此吟哦七言歌行寄情，叩请先父笑纳。

咏赞先父

敢遣憎爱注笔端，晋豫奔波苦作餐。

　呼唤学子驱倭寇，武装农友斩敌顽。

　驰名报界功为著，崇尚忠良心自宽。

　　七秩党龄堪称颂，直书史册后人传。

（责任编辑：韩玉芳）